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研究
——对主要实践机制的初步梳理
杨守涛a向 昉b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a领导科学教研部；b公共管理教研部，北京100044）
摘要： 作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这种深厚的文化基础，得益于我国古代协商传统指导思想及其系列实践机制长期运行的不断积淀。就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的实践机制来说，它主要有朝堂议事机制、谏官谏议机制、监察寻访机制、官民对话机制、庶民议政机制、游说论政机制。尽管这些实践机制与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有很大差距，但它们也蕴含和体现了丰富的协商民主元素，它们的运行也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定的合法合理利益，它们的实践还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协商民主；协商传统；实践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1］对这一领导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2］要充分挖掘、理解，结合实际继承与发展其深厚的文化基础，就有必要去研究我国古代协商传统。文章的目的，在于梳理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的主要实践机制。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国古代并无“协商民主”这个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古代也存在着许多蕴含或体现协商元素的实践。在包括“民本”思想、“公”思想、“和”思想等至今依旧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诸多思想指导下，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系列实践中有不少近似于今天协商民主或体现了今天协商民主某些元素的做法，这里将它们统称为古代协商实践机制。在这些机制中，比较典型的有朝堂议事机制、谏官谏议机制、监察寻访机制、官民对话机制、庶民议政机制、游说论政机制。
一、朝堂议事机制
朝堂议事机制，就是我国古代王朝统治者们所实施的一种听政议政机制。具体而言，就是指我国古代各王朝统治时期，统治者们为解决事关国家或民族重大问题以及其他统治事宜而开展商讨的一种决策机制。
朝堂议事机制的雏形，可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部落议事会。部落议事会的组成主体，主要是各氏族的首领以及胞族长。部落议事会所商议的事项，主要是本部落与别的部落关系、部落首领的推举等重大事宜。在议事会内部，成员一律平等，采取民主协商讨论的方式决定公共决策［3］。在原始社会后期的尧舜时代，还有所谓的“四岳”“十有二牧”，他们有时会被最高领导人召集起来开会。史书就曾记载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4］。
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中国在政治制度意义上进入了封建时期。朝堂议事机制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维系统治的一个重要机制。比如，当时秦朝有人建议效法周朝分封，“始皇下其议”［5］，让大家展开讨论。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时期，这种朝堂议事机制也是存在的。《清史稿》就曾记载说，在吴三桂等三个汉人藩王上疏请求撤藩的情况下，“上召诸大臣询方略”［6］，即把列位大臣召集起来共商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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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朝堂议事机制不一定每次都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参加。有时候，皇帝亲自参加；有时候，则是皇帝指派特定人物参加，并将最终情况上报皇帝，以便作出决策。另外，朝堂议事机制也未必意味着所有涉及臣子都在场参与。当一些臣子没有在场而又必须听取其意见建议的时候，这种协商则会采取信函的形式进行。比如，汉朝时期，皇帝打算派将军赵充国平羌族人之叛，在针对平叛策略展开的大辩论中，朝廷就与赵充国借助书信展开了类似于协商的讨论。《汉书》中记载说，朝廷“以书敕让充国”。还记载说，赵充国收到责备他的书信后，“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7］。
既然碰上了，紫云并不躲避，正想羞辱他一番，出一口恶气。也许这样更好，这一天迟早会来，她在心里默念着：“是的，我不要脸，闹出去了，丑的还是你。”
二、谏官谏议机制
谏官谏议机制，也就是让谏官针对国家治理事宜提出看法、建议及批评的机制。从设立的本意上来说，设置谏官谏议机制的目的是为了让治国理政决策及其执行更加科学合理。当然，谏官谏议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约皇权的作用。汉文帝刘恒在提议废除“诽谤妖言之罪”时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8］。东汉杨震还指出：“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9］。
当然，谏官谏议机制，是在专制统治之下运行的一种类似协商机制，它是有很多局限性的，比如，其作用能否发挥往往主要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足够开明、统治者本身的民本意识和善政意识，等等。但是，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决策科学性合理性、维护国家安定、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和借鉴也是不能忽视的。
关于第三种形式，是在相关官府与辖内老百姓在面对共同事务时，官民共同商议作出决定。这种官民对话的形式，在历史上并不多见。通常，这一形式的官民对话，主要发生在特殊情景下，比如，遭逢战事而前途未卜时。《史记》曾记载了秦统一六国前与韩的战事，其中有一段如下：“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受之”［19］。
关于朝堂议事机制，尽管其设置、存在和运作的初衷是为封建王朝统治者服务的，而且这种机制涉及的也仅仅是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人，是一种内输入式的、精英阶层的协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朝堂议事机制还是有巨大积极意义的。比如，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更好地吸取臣子们的建议与意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决策的失误；它在服务皇权统治的同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并在开明的时代里具有毋庸置疑的服务天下百姓、维护百姓利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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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官谏议机制源远流长，从发展历程上来看，上可追溯至尧舜，下则延及后世并得以发展。如西周时期，就有了谏臣“保氏”。春秋战国时期谏议也比较发达。到了秦朝时期，尽管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但这一传统还是延续了下来。秦王朝就设有谏议大夫这个官职，专司议论之事。在后来，这种做法依旧。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历代朝廷的官制中，均设有言官（谏官）制度，让言官“不治而议”，批评朝政之得失。西汉设谏大夫，负责议论朝政得失。东汉有谏议大夫。唐朝在设置谏议大夫的同时，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对皇帝进行规谏的补阙、左右拾遗等官职。宋朝又专门在朝廷设置了一个名为谏院的机构，以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为谏官，专门负责规谏朝政缺失［10］。
三、监察寻访机制
在我国古代协商传统机制中，朝堂议事机制和谏官谏议机制主要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就作为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而且又比较正式、制度化的传统协商机制来说，除了朝堂议事机制与谏官谏议之外，还有作为治理国家重要手段并在后来具有上述两种机制重要补充功能的监察寻访机制。尽管在我国古代，监察与寻访的目的有多个方面，但是听民声、访民情、察民意始终是其主要目的之一。而通过监察与寻访所搜集来的民声、民情、民意，都成了议政论政以及治国理政事宜在某种程度上参考使用的素材和依据。
式中：为梁补差预期值（的取值在一定的区间并可正可负）；H为预计竣工时桥梁高度；Hjg1为最终竣工标高。
第一种形式涉及一定数量的老百姓，他们因为有共同的诉求，故而以上书或别的方式向官府表达诉求。官府在收到诉求之后，根据诉求的合理情况以及是否影响统治需要，经由判断后作出答复。这样的官府与老百姓间某种形式的对话事例，在历史上不少。《资治通鉴》就曾有记载说：“丁亥，汝州奏防御使刘审交卒。吏民诣阙上书，以审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垄，诏许之。州人相与聚哭而葬之，以为立祠，岁时享之”［17］。
需要注意的是，监察寻访机制在实践中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即所谓的“采风”，也就是搜集民间的歌谣诗集并借此推行教化和体察民情。《史记》中说：“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15］《汉书》中也指出：“《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6］。
四、官民对话机制
以上三种传统协商机制，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统治阶级内部协商机制。它们的主要协商活动主体，都是俗称的官府中的各级大小官吏。除了这些发生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传统协商机制之外，还有诸多发生在官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主要包括官府与老百姓直接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民间人士评议治国事宜的庶民议政机制、谋士说客建言献策的游说论政机制。这里首先要介绍的，是第一种，即官府与人民群众直接对话的官民对话机制。
作为发生在统治阶级和老百姓之间的协商机制之一，官民对话机制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制度化，也不是很常见，但是，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也是有不少实践的。从具体的实践形式来看，主要有三种：一是人民群众表达诉求—官府尊重老百姓并满足其诉求的形式，二是官府打算采取某一行动—老百姓抵触和反对—官府尊重老百姓意见的形式，三是官府就某一公共事务主动进行商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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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书记载，监察寻访机制源自黄帝时期。《史记》中写黄帝时指出，他“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13］。监察寻访机制，在后世历朝历代也都有类似实践。在一些时候，听民声、访民情、察民意或类似的内容会被明确地列为监察寻访实践的目的。《汉书》曾经记录了汉昭帝刘弗陵时期的一次监察寻访，即“闰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14］。显然，监察寻访机制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官民间接沟通的一种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官方和民间由于空间分隔而导致的民情不通问题。
关于第二种形式，首先是相关官府决定采取某种政策措施，但受到这一措施影响的老百姓因某种利益受损而表示反对。在官府的决定遭到反对的情况下，经过进一步的决策利弊分析，在不影响统治的情况下，官府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而停止该措施的实施。同样，这一官民对话形式在历史上也是有实例的。《史记》中就曾记载说：“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长吏终听置之”［18］。
关于谏官谏议机制，尽管其设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政治协商，但因为谏官对朝政等治国理政事宜的谈看法、说建议、提批评等职事，内含了诸多协商要素，具有一定的代议式民主协商性质，所以这种机制本身就体现了我国古代政治中协商的一面。有研究者认为，不论是“廷议”制度或是设立谏议大夫官职，两种形式都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协商的制度性载体［11］，谏议制度属于协商制度［12］。
五、庶民议政机制
在我国古代协商传统机制中，庶民议政机制，是老百姓对朝政的评议，为政者则择其有益内容听取和采纳之。在这一方面，广为研究者们推崇的，就是所谓的“子产不毁乡校”这一个典故。
《左传》相关章节记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0］。其意就是说，郑国的相国子产从政，选择有能力的人用之，而且批驳了毁掉乡校的建议，主张为政就要听取群众的意见，让他们“议执政之善否”，大家评议认为做得好的就继续执行，大家评议做得不好的就往善政方向上改。对于子产，孔子都评价说：据此看来，人们说子产为政不仁德，我是不相信的。
与乡校相关联的是所谓的“清议”。也就是对士人的褒贬或者对官吏的评价，它是我国古代官府举孝廉、选贤良、遴属僚的重要依据。《日知录》中曾写道：“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21］。当时设乡校，推行清议。两汉以来这一机制还比较发达，当选举士人与贤良或属僚时，要先考察生平，一旦清议结果不好，那就终生没有出头之日。《后汉书》曾有评价说：“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义，屣履到门”［22］。意即当时有李元礼等一些人，都敢于直言评议官吏等相关人员，不避讳豪强。以至于当时自公卿以下的人没有不害怕不受好评的，因此都匆匆忙忙争相和他们结交。
六、游说论政机制
游说论政机制是我国古代协商传统的一种特有形式，主要是指一些知识分子针对特定的治国理政事宜摆事实、讲道理、提建议，以便为对方提供决策参考。这依旧是一种涉及人数少、精英式、咨询性的协商机制。
游说论政机制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发达，文人士子经常游说列国，列国统治者也经常召见甚至供养他们。《史记》中曾根据齐宣王时期的情况记载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之士复盛，且数百千人”［23］。有研究者还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论政情况写道：“官厅为士子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于是稷下成为文化荟萃的中心，学风一时炽盛，历经150年，在协商文化史上留下精彩一笔”［12］。
春秋战国之外的历史时期，游说论政也常在某些情况下发挥作用，比如，楚汉战争时期刘邦遣人游说劝降九江王英布，等等。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游说论政机制在历史实践中通常是没有“中间人”的直接游说，但有时候也会发生涉及“中间人”的间接游说的情况。比如，汉初楚将季布在项羽死后的保全过程，就体现了间接游说。《汉书》记载说：“季布，楚人也，为任侠有名。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项籍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几经周折后，季布到了鲁人朱家那里，朱家“乃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说曰……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布匿其所，乃许诺。侍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布召见，谢，拜郎中”［24］。
在历史上的游说论政实践中，多数人游说论政的目的，除了施展抱负以外，是为富为贵。但是，也有一些特例，比如，战国末期的齐国人鲁仲连（又叫鲁连）。《史记》说：“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鲁仲连曾经在游历于赵国时，通过游说论政解除了秦军对赵国的围困，“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还有一次，燕军攻占齐国聊城，齐将田单攻打聊城一年多，士卒损失很多而没打下，鲁仲连写封信绑于箭射入城内，终致燕将自杀而田单攻下聊城，留下“一箭下聊城”的历史美谈，后来田单“归而言鲁连，欲爵之。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25］。
关于游说论政，古人已经意识到了游说艺术的重要性。《史记》在记载邹衍事迹时写道：“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26］。韩非还曾专门有过题名为《说难》的文章阐述，指出游说论政的真正难题是游说对象的主观好恶，为了游说的成功，不仅要研究游说论政对象对游说论政的逆反心理，还要注意仰承游说论政对象的爱憎厚薄，并且一定不能撄游说论政对象的“逆鳞”［27］。
总之，在我国古代协商传统中，各种实践机制是比较丰富的。依据当今协商民主的内涵去比照，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尽管如此，这些实践机制也蕴含了不少协商民主元素。另外，这些机制发生与存续的政治环境多数是专制统治制度，这些实践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维系统治者的专制统治。但是，这些机制的运行，也确实为广大百姓谋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合法合理利益，同时为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诸多启发：一、要有积极的履职尽责价值观，这是坚持公益、努力为解决问题寻求最佳方案的先导性因素。二、要有制度化、经常性的协商活动，这是为协商民主提供实践训练与运用机会的重要途径。三、要塑造有益于民主协商的氛围，确保大家积极参与协商民主活动、在协商民主活动中讲真话说真言。四、通过树立榜样等途径，增进协商对话过程中说服别人的艺术。五、主要领导人要带头从公共利益出发，引导广大被领导者为公共利益而表达观点和阐释理由。如此等等。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对皮肤的白皙度十分关注。但是受紫外线照射、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人体黑色素代谢异常、黑色素细胞分泌的黑色素增加并使局部皮肤变黑，从而发生雀斑和黄褐斑等色素沉着性疾病[5]。酪氨酸酶是一种含铜氧化酶，是黑色素细胞合成黑色素的关键性酶，而通过抑制酪氨酸酶活性，可减少黑色素的形成，从而发挥美白的功效[6-7]。因此，可通过考察药物对酪氨酸酶活性的抑制作用来评价其美白效果。研究表明，紫荆属植物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对酪氨酸酶活性具有竞争性抑制作用[8-9]，如紫荆叶中就含有此类酪氨酸酶活性抑制成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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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史记·卷二十四·书第二·乐书.
[16]汉书·卷三十·志第十·艺文志.
[17]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九·后汉纪四.
[18]史记·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六十六·滑稽·西门豹.
[19]史记·卷七十三·列传第十三·白起.
[20]左传·襄公·襄公三十一年.
[21]日知录·卷十三·清议.
[22]后汉书·卷九十七·列传第五十七·党锢.
[23]史记·卷四十六·世家第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24]汉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七·季布栾布田叔传·季布.
[25]史记·卷八十三·列传第二十三·鲁仲连邹阳传·鲁仲连.
[26]史记·卷七十四·列传第十四·孟子荀卿列传·邹衍.
[27]史记·卷六十三·列传第三·老子韩非列传·韩非.
中图分类号： D6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017（2019）02-0054-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ZZ009）；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ZGC012）；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9184024）
作者简介： 杨守涛（1985—），男，贵州毕节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协商治理，领导科学；向昉（1995—），女，山西太原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协商治理。
责任编辑 张继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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