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闽语送气音的消失及其相关问题（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南论文,之二论文,及其相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送气音消失与语言接触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海南闽语中的送气音实际上已经处于大面积消失的过程中。北部地区送气音已经基本上很少了，南部地区也不是保留都很完整，只有少数地区完整保留[p[h]t[h]k[h]ts[h]]四个送气音，而这些地方的[ts[h]]跟擦音[s]也相混。
海南闽语中的送气音为什么消失？这实际上是由语言接触造成。从历史记载跟家谱、移民资料来看，海南闽语先民最初在北部登陆，然后逐渐移居到南部地区。海南闽语最初在海南岛北部形成和定型，然后扩展到南部。
海南岛北部地区最早的居民是黎族人，可是到了汉人入居时，那里已经是临高人的天下。当时北部的文昌、琼海、定安、琼山、屯昌、澄迈等地居住着大量说侗台语言的临高人，当然也有不少半汉化的黎人，历史上统统称之为“熟黎”。汉族人与临高人杂居，连一些汉族人也“利其土，乐其俗”而为“熟黎”或“半熟黎”。但是更多的“熟黎”，也就是临高人经过长期汉文化的熏陶后变成了汉人。如今，除了临高县全境和澄迈、琼山少数地方外，北部多数地区已经没有“熟黎”了，这些人基本上都融入汉人。临高人讲汉语时把自己的发音习惯带进来，又因为当时北部临高人多，汉人反占少数，所以几代以后，连汉人后裔也讲一口跟临高人一样的汉语，于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海南闽语就形成了。
因此，海南闽语的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底层语言也就是熟黎临高话的影响。比如熟黎语音系统中没有[p]、[t]，只有[
b]、[d]，就拿现成的[b]、[d]来说汉人的帮端母，从而形成了海南闽语有先喉塞音的特点。同样，熟黎临高话语音系统中没有送气音，就拿同部位的擦音来说汉人的送气音。以下列出临高话与海南闽语北部西片声母对比，其中波莲、新盈、马袅取自刘剑三《临高汉词典》[7]，临城取自《海南省志·方言志》[8]：（见P80图一）
（图一）
从图一可以看到，海南闽语中没有[
]、[j]，此点与临高话不同；海南闽语的零声母都带有喉塞，实际上跟临高话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临高话声母系统和海南闽语北部西片几乎完全一样。临高话声母不送气的特征不可能来自汉语，临高西部沿海新盈地方的零散的送气特征，因为渔民与外界接触较多的缘故，可能来自西部别的汉语方言或其它语言。因此，海南北部闽语声母不送气确定无疑是受临高话的影响。我们看到，越靠近临高人居住的北部西片地区，送气音消失越彻底，离临高较远的文昌、琼海等地，仍有少数送气音，很明显这种变化与临高话的影响有关。
海南南部方言为什么有送气音？很可能海南闽语送气音消失的过程中人口开始南迁，因此发生了音变的中断。而南部方言保留送气音，这与当地黎语、村话等的特征也不是完全无关。
从海南各地闽语都有精庄章心书生母塞化读[t]的变化来看，海南闽语应该是在北部地区先受临高话影响并定型以后，逐渐扩散到南部的[9]。从现在北部地区海南闽语声母的送气情况看，塞擦音声母无论东片还是西片绝无读送气音者，塞音声母则东西两片各不相同，东片有读送气音的，西片则没有送气音。海南闽语南部方言都有送气音。这说明海南闽语在进一步分化为南北两区的这几片前还是有部分送气音。受临高话影响，海南闽语中塞擦音声母最早读为不送气擦音，正在这时候海南汉人开始南迁，海南闽语的音变发生中断。因此北部方言送气塞音消失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南部方言。
那么，南部的三亚林旺、三亚藤桥等地的[k[h]]变[x]是怎么回事？根据调查，这一带居民有不少是近两百年从文昌琼海等地经陵水一带逐渐迁移过去的。因此韵母特征跟北部方言接近，如保留[-m/-p]尾，声母特征跟陵水南部方言近。
当海南闽语扩散到海南岛南部地区以后，因为当地黎语、村话都有送气音，临高话的影响被减弱，所以南部闽语仍保留了[p[h]t[h]k[h]ts[h]]等送气音。但南部闽语毕竟受过临高话的影响，也具有海南闽语的共同特征，加上断断续续的北部地区人口南迁活动，因此还是有不少字读为不送气音，或者是送气与不送气分不大清楚，尤其是塞擦音声母，有时本来不送气的也读为送气，如“星”，三亚港门读[ts[h]ε[33]]，东方感城读[t∫[h]ε[33]]。
再从送气音的数量来看，南部海南闽语只有4个送气音声母[p[h]t[h]k[h]ts[h]]。除了黎语侾方言有[k[h]]与[kw[h]]的对立外，黎语、村话也只有这4个送气音声母。三亚回辉话则只有塞音送气，塞擦音没有送气音。以下举出黎语、村话、回辉话中送气音声母的例子，黎语5大方言各举一个方言点，例字取自欧阳觉亚、郑贻青[10]，三家村话例字取自符昌忠[11]，英显村话取自欧阳觉亚[12]，回辉话取自郑贻青[13]。
（图二）
可以看到，南部海南闽语的送气特征受当地语言和方言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换言之，南部地区黎语、村话有送气音，即使有不少黎人村人融入汉人，也不会使当地海南闽语失去送气音，相反可能还有坚固作用。回辉话中的送气音声母跟南部地区的海南闽语已很接近。
所以，海南闽语是内陆闽语在临高话影响下形成的。海南闽语各地的差异与它们所受当地黎语、村话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也有关系。
实际上，汉语南方方言中送气音的消失很可能都与古百越语言影响有关。汉语北方方言并没有送气音消失这一音变，唯独南方汉语有。闽北、赣东以及客家、粤语都有滂、透、溪等读为[h]的音变，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南方汉语是在古百越故地上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会受古百越语言的影响，而送气音消失恰恰是百越后裔——侗台语族语言的重要特征。现今侗台语言中，侗水语支、黎语支的语言及壮傣语支的傣语、壮语南部方言和布依语黔西土语有送气音声母，壮语北部方言、布依语黔南和黔中土语、临高语、侗语北部方言的某些地区及泰国南部董里、博他仑等地的泰语，都没有送气塞音声母。覃小航利用龙州壮语、马山壮语和西傣资料，论证台语送气塞音[p[h]t[h]k[h]]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变为同部位或近部位的擦音[14]。海南黎语是有送气音的，但是根据欧阳觉亚观察，一些方言也开始出现送气塞音擦音化。如本地方言白沙土语、元门土语[k[h]]与[x]为自由变体，杞方言保城土语[k[h]]在高元音[i u 
]前近似[x][11] 梁敏、张均如比较了大量材料后认为，原始侗台语没有送气清塞音，目前一些语言中的送气音声母是各语言方言分化后独立发展出来的[15，16]。根据目前侗台语言有的有送气音有的没有送气音这种事实，即使不能认定原始侗台语没有送气清塞音，也大体可以肯定较早时候侗台语有相当一部分语言是没有送气音声母的，海南的临高语显然也在此内。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看，如果几个在发生学上有关系的语言具有某个共同的特征，那么该共同特征的根源必定在它们分化之前。很可能侗台语先民的西瓯、骆越两支中，有一支或者一支中的大部分语言最早时根本就没有送气清音。
四 送气音消失何以有不同的顺序
海南闽语送气音消失何以从塞擦音开始？塞音中又何以有不同的顺序：溪母先变[x]，然后透母变[h]或[x]，最后滂母变[f]或[Φ]，也就是按发音部位从后向前依次消失？其中缘由可能既有语言接触的原因，也有音理上的根据。海南闽语中的送气音消失是由语言接触引起的，消失的顺序也应该可得而说。
汉藏系语言的研究显示，上古汉语及多数亲属语言本来没有塞擦音声母，只有塞音、擦音、鼻音、边音声母和复辅音声母。张均如认为侗台语族语言中的塞擦音是后起的[17]。梁敏、张均如注意到，现今的侗台语言塞擦音极少，有的甚至没有塞擦音；即便在有塞擦音的语言中，侗台语言的固有词各语言都念塞擦音的连一个也没有发现，因此可以断定原始侗台语没有塞擦音声母[16]p54，82。孙宏开《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导论”也认为藏缅语族各语言塞擦音的发展是后起的，它们来自舌尖中音的腭化和复辅音中后置擦音对前面塞音的异化[18]。藏缅语中的缅彝语言塞音、擦音、边音等都很一致，唯有塞擦音差异很大。徐世璇比较了20多种缅彝语方言资料后，也认为除了来自复辅音外，缅彝语塞擦音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擦音[19]。郑张尚芳认为上古汉语也没有塞擦音声母，塞擦音来自[s-]头加塞音、[s-]头加塞音再加垫音[-r-]、塞音加垫音[-j-]以及擦音[s s[h] z]等[20]。根据张琨及王辅世、毛宗武等的研究，只有苗瑶语族语言较早时候有塞擦音声母[21，22]。
汉魏以来到中古的汉语肯定是有塞擦音的，现代临高话也有塞擦音[ts]，但从刘剑三《临高汉词典》来看，大量的[ts]是在汉语借词中出现[7]。闽语先民的语音与临高话接触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就清声母来说，中古帮端母变为海南闽语的[b]、[d]，滂透溪母变为[f/Φ]、[h/x]、[x]，清昌初彻母变为[s]，精章庄心书生母在洪音前变为[t]，在细音前读为[ts]。这说明帮端母变[b]、[d]时，临高话中必没有[t]。心书生母塞化变[t]时，清昌初彻母还没有擦化变[s]，否则擦化来的[s]也会一同变[t]，实际上一例也没有。辛世彪从语音史和方言论述了汉语浊音清化中存在擦音先清化、塞擦音次之、塞音最后的事实[23]。虽然浊音清化与送气音消失不是一回事，但音变的顺序似乎有相似之点，那就是塞擦音先于塞音而起变。这对于理解海南闽语的变化有帮助。由于塞擦音先于塞音起变，因此海南闽语中滂透溪母比清昌初彻母擦化要晚。
宋元时期与汉语接触时，临高话应该是有塞擦音的，否则海南话的精章庄组不会仍有塞擦音的读法。但是这时期的塞擦音一定不是[ts]，而可能是与塞音[t]接近的[tθ]，否则无法理解海南闽语放着好端端的[ts]不读，而要把洪音变为塞音[t]。实际上，现在海南一些闽语中就精章庄组就有这种读法。我调查的三亚梅山、乐东九所、乐东佛罗的[t]都多少带一些齿间色彩，像是[t[θ]]。詹伯慧所记万宁话，心书生船禅母读[t[θ]]，并说[t[θ]]是跟[t]（按：来自精章庄母，已率先变为塞音）对立的清塞音，发音时舌尖前抵齿间，几乎到达两齿之间[24]。冯成豹所记三亚梅山话，心书生船禅母读[[s]th]（[s]表示齿间塞音的先齿间摩擦音），并说这是齿间塞音，发音时舌尖前抵齿间，有轻微送气[4]。我自己调查过的三亚梅山话和万宁东澳话心书生船禅母都读[θ]，也许发音人有个体差异，[tθ]的读法我没有听到而已。所以推测宋元时期临高话中已经有塞擦音[tθ]，用来对汉语中的精章庄组，此后海南闽语中[tθ]拼洪音的部分变为[t]，拼细音的部分变为[ts][9]。
“熟黎”语言中并没有送气塞擦音[ts[h]]，而送气塞擦音[ts[h]]与擦音[s]最接近。郑张尚芳认为[ts[h]]本身来自[s]，是[s]的送气[s[h]]，它并且代表了较早时候的格局，到上古后期才变为塞擦音。塞擦音[ts[h]]与擦音[s]之间的音变关系从汉语和民族语都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这里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中古的心书生船禅邪母在现代方言中仍有不少读为塞擦音[ts[h]]的例子。这里只举海南闽语中的例子，好些字在内陆闽语、南部吴语及其他方言中表现也都一样。如：衰，东方板桥、感城一带读[t∫[h]u
[33]]；门闩的闩字，三亚港门读[ts[h]ua
[33]]，东方感城读[t∫[h]ua[45]]；牙刷的刷，三亚港门读[ts[h]u[35]]，东方板桥、感城一带读[t∫[h]uai[5]]，昌江昌城读[ts[h]u
[5]]；生熟的生，三亚港门读[ts[h]ε[33]]，东方板桥、感城一带读[t∫[h]ε[33]]，昌江昌城读[ts[h]ε[22]]。鼠，东方板桥、感城读[t∫[h]u[11]]，昌江昌城读[ts[h]u[21]]；水，东方板桥、感城读[t∫ui[11]]，昌江昌城读[tsui[21]]；深，昌江昌城读[ts[h]in[22]]；伸手的伸，东方板桥、感城读[t∫[h]un[33]]，昌江昌城读[ts[h]un[22]]；胡须的须，昌江昌城读[ts[h]iou[22]]；髓，三亚港门读[ts[h]ui[31]]，东方板桥、感城读[t∫[h]ui[21]]；笑，昌江昌城读[ts[h]ie[45]]；新鲜的鲜，昌江昌城读[ts[h]i[22]]；塞，东方板桥、感城读[t∫[h]ai[45/35]]；星，三亚港门读[ts[h]ε[33]]，东方板桥、感城读[t∫[h]ε[33]]，昌江昌城读[ts[h]ε[22]]；可惜的惜，东方板桥、感城读[t∫[h]ε[5]]，昌江昌城读[ts[h]ε[5]]；醒，三亚港门读[ts[h]ε[31]]，东方板桥、感城读[t∫[h]ε[11]]，昌江昌城读[ts[h]ε[21]]；树，昌江昌城读[ts[h]iou[22]]。
其次，汉语语音史的材料证明，船禅邪母塞擦音与擦音的读法很早就开始相混。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钱贱为从母，涎羡为邪母，石是为禅母，射舐为船母。所以从周祖谟作《补注》以来，一般认为颜之推拈出的这四条反映了六世纪南方汉语（主要是南朝吴语）从邪不分、船禅不分的现象。从邪、船禅不分其实反映了塞擦音与擦音相混的事实，一般认为是擦音邪禅两母并入塞擦音从船两母。
民族语言中还有个别语言保留送气擦音[s[h]]、[f[h]]等。根据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8] 和格桑居冕《藏语方言概论》[25]，藏语康方言德格话、巴塘话，安多方言泽库话、拉卜楞话、祁连阿力克话有送气擦音[s[h]]、[x[h]]、[
[h]]，数量不等，最少的阿力克话只有[x[h]]。奚兴灿、李绍尼报道，白语剑川方言中位于大理北部的鹤庆土语有4个送气擦音，为别处白语所无[26]。[f[h]]、[s[h]]、[x[h]]、[[h]]与[f]、[s]、[x]、[]分别对应，有最小对立。而且，按送气擦音做声母时所出现的比例，从多到少依次是：
f[h]
s[h] x[h] [h]
词数
31
15
12
3
比例
50.8
24.6 19.7
4.9
白语中这些变化可以看出速度快慢有所不同，送气擦音中的细音最先消失，其次是舌根音，最后是唇音。藏缅语中的变化虽然不能作为侗台语与汉语变化的直接证据，但可以旁证送气塞擦音与擦音之间可以存在一种紧密的关系，使得[ts[h]]与[s]之间比其它三组（送气塞音与擦音）之间都更为接近。临高语中没有发现送气塞擦音。但是黎语本地方言元门土语仍有送气擦音[f[h]]，与[f]相对立；杞方言通什土语的[f]、[
]在双数调时有[f[h]]、[[h]]的变体[10]。黎语中送气塞擦音与擦音几乎不对立，[ts[h]]常读为[s]或[]；侾方言[ts[h]]在前高元音[i]前变成[]，本地方言白沙土语[ts[h]]近似[s]。因此，当有送气音的闽语跟没有送气音的临高话发生接触时，受其影响最先失去的就是送气塞擦音[ts[h]]，而不是送气塞音[p[h]t[h]k[h]]。
早期印欧语言中没有塞擦音，但是有送气塞音，梵语与古希腊语都有送气清塞音。现代印地语、信德语中仍保留送气清塞音（参考IPA手册，剑桥大学1999年出版），但是现代希腊语中送气清塞音早已全部消失，都变为同部位的清擦音，也就是
（[p[h]]）、θ（[t[h]]）、x（[k[h]]），依次变为[f]、[θ]、[x]。根据雅各布·格林的“日耳曼语第一辅音音变规律”，印欧语的[p]、[t]、[k]在早期日耳曼语中也变为[f]、[θ]、[x]。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日耳曼语这种变化也经过[p]、[t]、[k]变[p[h]]、[t[h]]、[k[h]]的阶段[27] p184。以后前苏联Gmakreilidze & Ivanov和美国人Hopper以“喉化音理论”（Glottalic Theory）修订原始印欧语辅音系统，认为格林定律中所说的印欧语的[p]、[t]、[k]，原本就是送气音[p[h]]、[t[h]]、[k[h]][28] p233-235。现代英语的[f]，正字法中仍作ph，[θ]正字法中仍作th。可见送气塞音变为同部位的擦音具有一定普遍性，不仅限于汉藏语系，在印欧语中也有例证，只是欧洲语言中送气音消失得早，西方人很少留意这种音变，也不容易知道内部的演变顺序。不过日耳曼语[k[h]]最先消失变为[x]，是可以肯定的，从英语正字法中没有kh这种拼写也可以看出。中古英语仍有[x]、[h]的对立，后来[x]并入[h][27] p187。
从实验语音学方面来看，吴宗济发现，送气与不送气的主要区别在于辅音除阻时间的长短和后接元音的嗓音起始时间（VOT）的不同，而不是一般所说的气流强弱之别[29]。吴宗济在《实验语音学概要》的“辅音”一章中指出，从语图上看，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在除阻以后，送气成分所造成的乱纹本身就与擦音[x]的过渡相似，因此国际音标中按宽式标法，把送气成分标为[h][30]。就已做过研究的普通话声母而言，塞音在送气时带有喉擦音，塞擦音则后接开元音时带有喉擦音作为送气，后接闭元音而此元音与辅音部位接近时，则阻碍点松开一些使同部位擦音更加延长[30] p124-125。也就是说，送气舌尖塞擦音比送气塞音更容易擦化。从辅音除阻时长来看，擦音与送气塞擦音也最为接近，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单位为毫秒）[30] p139：
擦音＞送气塞擦音＞送气塞音＞不送气塞擦音＞不送气塞音
200
180100 80 10
以上特点和关系在音变中就表现为送气音中，塞擦音[ts[h]]会先变为擦音[s]。海南闽语正是反映了这种情况。海南岛南部的回辉话也是有[p[h]t[h]k[h]]而没有[ts[h]]，显见这种消失的顺序性不是孤立的。
那么，送气塞音中为什么又有不同的变化次序？
从语音史来看，舌根音最容易起变。汉语史上塞音帮[p]、端[t]、见[k]三系中，见系声母最先起变化，浊音尤其如此。因此中古《切韵》作为古本纽系列的见系中只有三等有群母。原来上古本来有群母[g]，但由于见系先变，群母远在《切韵》系统出现之前，就已经伴随着见系的分化，在洪音一二四等中变为其它声母了。侗台语中有的地方有[b]、[d]，但很少有[g]，先喉塞音中也是有[b]、[d]，没有[g]。这种音变从实验语音学来看是容易理解的。Ladefoged指出，全浊塞音[bdg]中，发音时能够维持的时间长短依次是[b]＞[d]＞[g]，因此[g]最容易失去[31] p146。也就是说，成阻点越靠后，口腔内空间越小，浊音越不容易维持。可见就语音学上的难易程度而言，浊塞音普遍的标记程度是[g]＞[d]＞[b]，左边的标记程度高于右边的。世界各种语言的浊塞音变化中，[g]都是最先消失的，例如阿拉伯语、低地德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因此Boersma把浊塞音[g]称作“逃犯/g/”（the fugitive /g/），并说在日耳曼各方言中，保留浊塞音[g]的方言也同时保留送气音[k[h]][32] p384-386。语言类型学的证据表明，一种语言如果消失一个浊塞音，消失的往往是软腭音[g]；一种语言如果消失一个不送气清塞音或挤喉音（Ejectives），消失的往往是唇音[p]或[p[h]][33] p147-148。
对于送气清塞音[p[h]t[h]k[h]]来说，吴宗济先生既已证明送气音的主要特征是除阻时间较长，由于发音部位上的对应关系，在可维持时间方面同样存在[p[h]]＞[t[h]]＞[k[h]]的关系，也就是说[k[h]]最容易失去。Plauché等人认为：“软腭塞音比齿龈塞音更具有标记性，不管后面跟元音的音色如何。”[34] p89印欧语到日耳曼语的音变也说明，在送气塞音中[k[h]]更容易弱化，变为同部位的擦音[x]。汉语方言中的音变也是如此。粤语、客语中大面积[k[h]]变为[h]，另有少数方言[t[h]]变为[h]，如粤语四邑片及赣东地区赣语。只有闽北个别地区有[p[h]]变[h]的例子，如建阳、崇安。格里木定律中的清塞音擦化，也是[k[h]]首先起变。由此可见，送气塞音声母的消失顺序是从后向前。至于[t[h]]为什么比[p[h]]先消失，虽然没有找到更直接的研究结果，但是从浊音维持时间的长短是[b]＞[d]来推论，送气音除阻时间的长短应该就是[p[h]]＞[t[h]]。海南闽语送气音消失的顺序反映了这种标记程度的差异。标记程度是相对的概念，语音演变中，标记程度较高的语音成分容易失去。浊音比清音标记程度高，送气音比不送气音标记程度高。印欧语的送气浊塞音在塞音系列中标记程度是最高的，因此在日耳曼语中最先消失，并且引起了日耳曼语辅音推链式的反应[35] p55。在海南闽语形成的语言接触过程中，也发生了同样情形，由于改说闽语的临高人语言中没有送气音，有标记性的送气音就依照标记程度的高低，按着地域分布依次从他们的口中消失了。
海南闽语送气音消失的音变是语言接触引起的，消失的顺序则有发音生理方面的原因。这种顺序性里面存在一种明显的“省力律”（Law of least effort），遵循一种发音生理学中的“经济性”原则。也就是标记性成分率先消失，从而适应学说这种语言的临高人的音系。
五 结语
海南闽语中的送气音是自北向南逐渐消失的，也就是离临高人越近消失越彻底，越远保留越完好。通过方言比较可以确定，这种变化是有规律的，遵循一定的顺序原则，那就是消失的顺序先是塞擦音，然后塞音自后而前，先舌根送气塞音，然后舌尖塞音，最后双唇塞音。语言接触为这种音变的发生提供了动力，语言类型学可以扩展对这种音变的认识，实验语音学让人明白发生这种变化的具体机制。海南闽语送气音的变化单从北部地区看似乎看不出其消失的具体过程，但如果南北贯通起来看，这种演变就是连续的，演变的过程清晰可辨。因此，方言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方言的时间演变，关键就是要作深入细致的调查。调查的布点要多、要细，才能看出变化的连续性。另外要充分认识文白读之间的价值，它们反映了不同的时间层次，也反映了一种词汇竞争进行扩散的过程，扩散的结果导致了某种音变的完成。海南北部地区闽语大多已经没有送气音了，但我们可以根据语言比较和语音学研究的成果把送气音消失的过程勾勒出来。送气音消失的音变在其它汉语方言中保留都比较零散，唯独在海南闽语中可以完整看到，这种变化又是受壮侗语言影响产生的。从这一点来讲，海南闽语是汉语东南方言中与侗台语言融合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