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从媒体所传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两封往来电报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民主党派论文,电报论文,坚定不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有的学者、作家在一些有影响的期刊、图书上，根据前苏联解体后披露并译介入我国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的只言片语，撰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加以曲解，客观上散布了对党的这项基本政策的怀疑和不信任情绪，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为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澄清史实，据理说明，以正视听。
一、事情的缘起
1995年第5期《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译载了（俄）安·列多夫斯基的《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一文，文内公开了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提交给苏共中央的一份书面报告。报告回忆和汇报了1949年1-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晤的情况。报告称，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而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的复电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要保留自己的领导权，也就是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米高扬说，众所周知，由于苏共的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第4页。）
《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期、第3期也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这篇文章的不同译文，只是较之于前者，译文更完整、更准确、更详细些。
《百年潮》1998年第1期发表邱路的《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文中引用了上面两封电报，使之在社会上流传更广。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和《党的文献》两家刊物在译载此文时，鉴于文中所言有初闻于国内、不能核实且比较重要敏感的问题，故均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特意对读者作了提示。前者以译者按的形式强调：“应该指出的是，文中有些说法明显带有赞扬苏共，而贬低中共和毛泽东的倾向，请读者阅读时注意分析。”后者针对上述电报专门加了一个编者注，着意说明：经中央档案馆查找，未发现这样的电报，所谓电报的内容也与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公开表达的思想不符。
然而，这些郑重的提示却被一些同志忽略了。他们在书刊中不加任何考证分析，将两封电报所言当作事实，随意引用发挥。如一本叙述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书说：“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这件事推迟。”作者由此推论，现在到了1957年，不但完成了土改，还实现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到了可让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了。可见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可以追溯到十年以前。（注：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88页。）这就是说，反右派斗争的实质就是要让民主党派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这个思想一以贯之，绝非偶然，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有的作者断言，中国革命胜利后没有实行一党制，之所以保留民主党派，是出自斯大林的主意。（注：牧惠：《德先生、赛先生与“以俄为师”》，《随笔》1999年第1期，第12页。）这似乎是说，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并非出自真诚自愿，而是勉从外人之意；既然不是真心，则一度让民主党派参加政府，情况如何也是众所周知的了。姑不论上述作者在政治上内心的想法究竟怎样，这样的写法至少是有悖于史实的，对读者是不够负责任的。它反映了在社会上某种浮躁心态影响下，一些同志缺乏严谨的治学精神，听风就是雨。
本文认为，判断一个人、一个政党的某个思想、政策究竟真伪如何、正确与否，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应当遵循如下几个原则：(1)要注意研究这个思想、政策发生的历史背景，从它的形成、发展中把握它，切忌从所闻的一时一事、只言片语上去推论；(2)要着重从事实、实践中去考察，而不能仅根据看到的一些文字作分析，个别材料与总的情况有出入时，最终当以事实为准；(3)要以一个人或政党公开发表的思想、政策为评判的根本依据，内部的材料或可为研究的资助，但决不能当作政策取向的凭证；(4)要尽量运用直接的、第一手的材料说明问题，少用间接的、转述的东西；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考量核实，不能以独言孤证为信史。
对据传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两封电报牵涉到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对民主党派的政策问题，亦应作如是观。
二、历史的真实
对中国现代历史有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自民主革命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中共对民主党派采取合作的政策，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也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是从中共自身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适应斗争的需要产生的；是中共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列主义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制定的政策。只要了解这个政策形成的来龙去脉，了解它的历史的渊源和深厚的基础，就会知道，说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想要改变这个政策，完全是无稽之谈。
首先，从历史上看，中共历来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自成立以后，作为最大的反对党和在野党，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被目为“叛党”、“乱党”、“匪党”、“异党”，受到专制政府的打击迫害，务要赶尽杀绝，置之死地而后快。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前赴后继，为争取民主和自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1页。）这使中共认识到“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74页。）抗战以来，尽管吃尽了独裁统治的苦头，中共仍愿捐弃前嫌，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两党合作，共同抗敌。1935年发表的《八一宣言》表示，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等，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为此，在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必须“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文中声明：“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3页。）7月，他又明确宣布：“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0页。）必须“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75页。）中共不仅这样说了，也首先这样身体力行。在抗日根据地，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的是“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所写对党内的政策指示中强调，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6页。）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演说时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而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他郑重表明：“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
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483～484页。）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成立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民主的联合政府，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报告在“我们的一般纲领”中，宣布中共的主张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6页。）在说明“我们的具体纲领”的十项内容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派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6页。）1945年8月13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毛泽东再次提出“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3页。）
二十余年的历史证明，国民党实行独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遭到了失败，中国随后陷入了十年内战；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抗战的力量就受到削弱，战局迁延日坏；国民党不放弃专制统治，抗战胜利后中国就无法实现和平民主建国，重新爆发了内战。因此，中共从切身的经验中深感在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影响深厚的中国，亟需建立和实行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实施绝非一人一党能成就之事，它有赖各方面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殷鉴不远，国民党大搞一党专政的弊端昭然于世，使它标榜的“民主”在国人面前出乖露丑，原形毕现，彻底破产。毛泽东当时指出，“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7页。）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决无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弃自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贯主张于不顾，在尚未执政之时，就计划紧步国民党的后尘，也搞一党专政，将自己正与民主党派合作拼力反对的东西在日后再加诸他们身上，使全国民众对自己实行民主的诚意产生疑问。这样做，在政治上不但有违自己的初衷，而且也极为不智。
其次，中共对民主党派采取合作方针，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斗争的需要，审时度势，独立自主制定的政策。中国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既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12月说明，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8页。）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进一步说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一句话，“现在，我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32～733页。）
好像也是预见到后来有人会无事生非并专门加以驳斥似的，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令人十分信服地回答了当时出现的某种担心：“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团体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毛泽东特别指出：“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塞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而“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61～1062页。）
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完全是中共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于中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它是中共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政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对一党制的做法加以否定，总结民国初年仿效西方多党制失败的教训，借鉴而又不照搬苏俄的政权模式，根据中国政治的现状和特点，经过比较研究，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政治抉择。这项独辟蹊径、有着长久生命力的政策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试想一下，如此植根深固、中共对之享有政治发明专利权的心血之作，毛泽东怎会轻言放弃和改变，又岂是什么外国人士想象和建议得出来的呢？
再次，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关系是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的长期斗争中自然形成的。这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又一个特点。在长期的斗争中，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有着许多共同的政治主张和相通的利益要求，有过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互相帮助、彼此支援、亲密合作的历史。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华革命党（即第三党）就曾积极主动地寻求与中共合作，建立反蒋联合，共同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响应中共的“八一宣言”，拥护中共国共合作的主张，谴责并要求国民党停止“安内”、“剿共”的内战政策，结成各党派一致抗日的联合战线，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亦提出“联苏、联共之中心主张”，进一步加强与中共“更密切之合作”。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积极支持中共提出的民主、抗战、团结三大口号，严谴国民党投降派的分裂行径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与中共一道坚持抗战、维持团结、推动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召开伪“国大”，要求实施民主宪政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呼应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共同合作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民主建国而斗争。全国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撕下假民主的面具，迫使民主党派向中共一边倒，与中共公开合作。民盟改变了中间路线，由调停国共冲突转而支持中共进行武装斗争。各民主党派接受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积极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热烈响应中共1948年发出的“五一口号”，开展新政协运动和反蒋反美斗争，有力配合了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中共同样对民主党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许多民主党派在建立过程中，得到了中共的关心和协助。如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筹备过程中就有一些共产党员参加。在民盟酝酿成立和公开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负责人始终给予热情关怀和有力支持。在民盟被国民党取缔后重建和恢复组织活动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委派周新民帮助工作。国民党各民主力量的联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从酝酿到成立，都是在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组织起来的。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许德珩时勉励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注：《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3页。）“民主科学座谈会”，遂在毛泽东的鼓舞推动下改建为九三学社。当民主党派的斗争处于关键时刻和危难境地中，中共总是予以及时的声援和切实的帮助。在民主党派遭到1936年11月的“七君子”案、1946年2月的较场口事件、6月的下关惨案、7月的枪杀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和1947年10月国民党枪杀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并严令取缔民盟等残酷打击迫害，政治一片黑暗恐怖之时，中共及其领导人和所属报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立即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这些反民主的野蛮行径，坚决支持民主党派的抗议斗争，对死伤人士及家属悼念慰问，帮助民主党派朋友转移脱险。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斗争中肝胆相照、同仇敌忾、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结成了亲密牢固的战斗友谊，民主党派是中共的朋友、盟友和战友。在全国革命胜利后，民主党派仍可建言献策、发挥独特的、积极的参政作用，继续成为中共的良友、诤友和挚友，中共有何必要无法接纳容忍，一定得将它们赶下政治舞台，从而在社会各界和民众中招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腹非？中共与政治对手国民党尚且能几番言和，数度合作，而与自己的友党却不能并存互容，合作共事，这在逻辑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中共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合作关系不是外力强为的“拉郎配”，也不是基于短期目的考虑的互相利用，而是在斗争中天然形成的。中共是在斗争中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民主党派则是在实践中逐渐信任、接受、拥护和膺服于中共的。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不存在仗未打完就想分道扬镳，河未过完即欲拆桥的可能性。由于各民主党派对革命胜利亦作出了很大
贡献，在社会上有相当的群众基础；由于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拥护中共的主张，与中共亲密合作，并有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的前景，所以在夺取政权后，民主党派参政也是水到渠成、情理中事。中共决无可能拟拒民主党派于庙堂之外，做出拂逆人心，自断膀臂，有悖情理的举动。毛泽东当时曾说：“我们不能搞一党制的政府。那些在我们最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我们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知名人士，他们都有自己的贡献，我们不能忘掉他们。如果我们独占胜利果实，在政治上就会失去信任，就会有人骂我们忘恩负义。共产党人是讲信用的，说了话是算数的。统一战线这一条，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重大的作用。”（注：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352页。）
最后，考察所说毛泽东与斯大林两封电报往来之间（1947年11月30日—1948年4月20日）及其前后这段特定的历史期间，得到的事实和研究的结论也不支持中共当时萌发了要民主党派在战后退出政治舞台的念头的说法。
第一，这一时期，中共无论在公开的政策声明还是党内文件中，并未改变对民主党派合作的一贯政策。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颁告的“本军的政策”第一条即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7页。）11月18日，毛泽东复信时任新设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的吴玉章及陈瑾昆时均指出，宪草的“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则）”。（注：《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4页。）12月25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进一步明确地将上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昭告的第一条政策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6页。）194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任弼时的一份讲话稿时加写道：“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页。）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特别说到：“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注：《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5～26页。）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毛泽东就土改和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指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68～1269页。）2月20日，毛泽东就完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
的规定（草案）》指出：“这个文件，实际上带有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而他对这个文件作的重要修改和补充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注：《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80～281页。）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注：《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90页。）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准备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3页。）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当年秋季。（注：《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04～305页。）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庆祝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上述引证表明，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共主动提出和欢迎民主党派与自己合作，并开始具体组织实施落实到建立政权的准备工作上，其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始终是表里如一、积极一贯的，而绝非接到4月20日斯大林电报的建议后才改弦更张，对民主党派开始采取新政策。
第二，这一时期，正是民主党派受到国民党空前残酷迫害，在政治上放弃中间路线，迅速向中共靠拢，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关系最为紧密的时候。中共对民主党派争取和合作的政策未变，而民主党派的立场在国民党打压下有了很大的变化。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要“严办取缔”。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停止政治活动”。在此前后，民盟、民建、九三学社等由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斗争。在中共的帮助下，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等于1947年冬陆续抵港。其他各民主党派领袖也纷纷离开国统区前往香港，开展活动。翌年1月中旬，民盟在香港举行的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95页。）“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为了彻底肃清封建残余，和残驱帝国主义，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76页。）民建领导人黄炎培在年初读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后表示：“未读毛主席文告前，对中间人士的前途感到悲观，读后始觉释然，中共并未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民盟、民革、民进、民建、九三学社等除了加强与中共的合作之外，均表示同意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参加新民主义义革命的立场。
中外政治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原来合作的各方在敌对方面采取拉一派打一派，分化离间的策略时，或在政治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彼此的关系日趋冷淡时，或其中的某方势力增强，并对合作的他方形成现实的威胁时，才有可能产生结束合作关系的想法和行动。但是，1947年11月至1948年4月前后这一时期，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关系的实际状况却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形。相反，在国民党反动派一律打杀的无情的高压政策和战争政策下，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从来没有像这时那样在政治上如此接近、如此团结、紧密合作、共同奋斗了。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情形下，说中共提出要和民主党派分手散伙，岂不是太违背人们的政治常识，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吗！
三、问题与分析
我们认为中共要在胜利后抛弃民主党派的说法缺乏根据，在上面，已经正面列举和阐述了事实和理由，加以说明。对于列多夫斯基的文章提供的米高扬的报告及报告的有关内容，我们还有如下问题作为质疑，提出来进行分析。
（一）关于米高扬报告、两封电报内容的真实性问题
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逐渐恶化，降至最低水平，苏方的党政官员和各种媒体都加入了反华大合唱，中苏开始论战。1960年4月，中共连续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驳斥苏共领导人的观点。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兄弟党围攻中共代表团。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废除两国间所有合同。8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通报苏联召回专家，撕毁合同等情况。9月17至22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严厉批评了苏共领导人的错误做法。米高扬的报告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在两党会谈结束的当天出笼的，它的倾向性毋庸置疑。因此，报告在内容、材料的客观、公正和可靠上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报告劈头便说：“鉴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之间出现一些意见分歧和即将讨论这些问题”，米高扬认为有必要把在西柏坡时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和中央给他的指示分送中央各领导成员。报告声称对许多当时的电报和与毛泽东等会谈的记录“不作任何改动和补充，按准确无误的复制件加以引用”。我们且来看看他的准确性究竟如何。
先看米高扬西柏坡之行到底所来何为。毛泽东此前提出访苏，斯大林回电认为，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毛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如果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可派一位政治局委员“前往听取你的意见”。（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366～367页。）米高扬抵达西柏坡后即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注：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196页。）在会客室，面对中共五大书记，米高扬再次介绍了自己的来意，他说，“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374页。）会见中，米高扬曾就某个问题插话发表意见，引起毛泽东的不快。“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自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问题，而只是静听而已。”（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378页。）建国后，毛泽东也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那次米高扬是带着耳朵来的，来了解我们面临的形势和联合政府将要执行的内外政策。（注：《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6页。）按担任会谈双方翻译的师哲的记述，双方的正式会谈一共三天，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话，一连讲了三个整天。（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374～375页。）
然而，在米高扬1960年的报告中，他只是代表斯大林去听取中共意见的西柏坡之行的性质完全变了，变成了与中共领导人举行的重大谈判。行前，“我列出了中国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仔细考虑了可以作出的答复，并同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委员进行了讨论”。在西柏坡会谈，他“同毛泽东和中共政治局其他委员讨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会谈中，他一会儿对毛泽东的想法“提出了异议”，“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劝毛泽东”如何如何；一会儿又对某些问题“回答说”，“反复说”，“论证说”，“明确声明”，表态“这是不可能的”等等。我们不禁想问，米高扬是否过于抬举了自己，斯大林给了他这么大的授权吗？他并非率领一个代表团，而只是带着两个随员（其中一个是翻译），外加一个警卫员，一行四人，有资格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五大书记进行对等的正式的谈判，讨论众多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吗？报告对整个访华的任务、性质和情况都能随意编造，又怎能保证它其中引用的个别的电报之类的材料完全真实可靠呢？
应当指出，俄罗斯方面传出的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和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的两封往来电报，仅为孤证，且非公布的第一手材料。一件史事，有时需经反复考证，搜寻多方面的证据才能敲定坐实；事涉双方的，更不能凭单方面的材料和说法论定。如果俄方收藏有毛泽东的电报和斯大林签名电报的底稿，那么反过来，中方同样应该存有苏方来电和毛的电报原稿。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在撤离前曾销毁、处理了部分次要的文电。经8月沙家店战役，西北战局发生转折，稳定下来。此后中共中央的行动路线从容不迫，不再受制于敌，重要文电丢弃的可能性很小。然而，经认真查找，这两封电报在中央档案馆告缺。这应提起人们在使用两封电报时谨慎从事。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这两封电报，我们不能断言无，也难以信其有；如果有，内容是否如所言那样。必须指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两封电报并不是以原始文献的面貌公布的。它们是以列多夫斯基在他的文章中转录米高扬的报告，而米高扬在报告中也是以无头无尾摘引的不完整形式发表的。还要指出，这两封电报并不是出现在米高扬1949年初在西柏坡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而是出现在中苏交恶后1960年米高扬向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中。1960年的报告疑点甚多，可信度极低，上面我们已经略予证明。而这两封电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样令人怀疑。
疑点之一，如果说毛泽东11月30日给斯大林发电要其他政党退出政治舞台，那么如何解释他紧接着在十二月会议上，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将联合各民主党派等，打倒蒋介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定为中共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这一显然与电报完全相反的举动？疑点之二，据师哲说，十二月会议期间，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其主要内容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的若干基本点相同”。（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351页。）毛泽东阐述的“中共最基本的政治纲领”无疑是这篇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点之一。难道说，在不到一个月里，在无任何明显可以导致反复改变政策的原因和理由的情况下（所说斯大林次年4月20日的建议电报此时也尚未收到），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内容自相矛盾的两封电报？这不叫人感到太奇怪了吗？当时毛泽东给苏方的电报均由师哲翻译发出，谅他不至于把内容记错，更不会无中生有。疑点之三，对于所称毛泽东上年11月30日电报提出的问题，斯大林不知何故在次年4月20日，即将近5个月后才答复。斯大林的电报和建议显得滞后、突兀和生硬，不符合两党文电往来和磋商问题的礼仪和惯例。此为其一。其二，毛泽东十二月会议期间给斯大林的电报既已“修正”了11月30日电报的观点，《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又已发表，黄炎培于1948年1月就能读到，苏方到4月当也能知晓。无论从内部渠道还是公开途径，斯大林应已了解中共对民主党派参政的立场，则4月20日电报对中共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等一大篇说教岂不是无的放矢，纯属多余？其三，据当时毛泽东的警卫排长阎长林说，在花山村停留准备访苏时，毛泽东曾向警卫战士解释要去苏联的原因：“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在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要有人支持才行，才能站住脚。不然的话，在国内外的影响就不大，说话也就没有力量。必须首先向苏联老大哥说清楚，我们虽然不是一党制政府，但共产党是执政的党，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既具有中国的特点，也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这种性质的国家政府，还没有先例，说清楚了好，免得发生误会。”（注：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353页。）毛泽东担心苏方对中共要与民主党派搞联合政府及对这个联合政府的性质，提出反对或疑问。所以他在战事关键之时要去苏联访问，力图寻求苏共中央
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毛泽东于4月26日致电斯大林提出访苏之前收到了所言斯大林4月20日的电报，电报虽然错怪了中共，实际上却与中共的观点一致，他就没有必要说这番话并急于去苏联做解释工作了。
现在，我们对所言斯大林于1948年4月20日签发的给中共中央的复电略加分析：“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要保留自己的领导权，也就是领导地位。”这道电文拟得不够精致。第一，如果电文中的“中国各在野政党”指的是1948年4月时的中国各民主党派，那么此时国民党统治的政权尚未被推翻，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一样，同样也还是在野党，“各在野政党”应包括中共在内，而中共并不代表“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众所周知，有语言学专著刊行于世，又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和俄罗斯语言专家的斯大林，一向对语言的精确性有着天生的敏感和严苛的要求，当不会写出或放过概念如此胡乱的电文予以签发。第二，如果“中国各在野政党”意指中共将要执政，各民主党派将成为在野党，则首先把将来时的在野党指称当时的各民主党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们还没有成为事实，并不是相对于中共的在野党；其次在中共的考虑中，即使将来执政，也从未有把民主党派作为在野党的想法和说法。对于后来与中共合作、参与政府工作的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中共虽然在提法上经历了一个从不明确到明确为“参政党”的过程，但在实际上一直是把它们当作参政党对待的，而这是由中共在历史上一贯对民主党派采取合作的政策决定的。在野党与参政党看法上的差异，表明苏共对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历史关系和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演进缺乏深刻的理解，更足证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合作政策出自本党，而非苏共的建议使然。第三，米高扬说，众所周知，由于苏共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众所周知，即公开发表过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而不是什么秘密的东西。但显然这是自相矛盾的和不符合事实的。因为翻译过来的米高扬的报告连同它提到的电报，是标示保存在苏共中央档案编号为П2375的绝密特卷中的。这封电报和苏共这个建议，不要说中国一般群众过去不知道，就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和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也是初次与闻；苏联的群众、苏共高级干部和专门研究苏中关系的专家也不知道，否则，作为原苏共高干和中国通的列多夫斯基在文章中就不会介绍说，米高扬的报告中“援引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1947年至1949年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和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书信材料”，米高扬也不会有感于党的中央委员不清楚中苏分歧的根源，“认为有必要”把他在西柏坡时给斯大林和政治
局的报告及他收到的指示分送委员们“了解”。并认为“还有必要谈谈与我的中国之行和会谈进程有关的一些情况”，这情况之一，即是用毛泽东和斯大林两封电报来证明的中苏两党在对待中国民主党派政策上的分歧。请问，如果除当事者外“不为人知”、处于绝密状态的“材料”和“情况”，能叫“众所周知”吗？依米高扬所说，“众所周知”的还应有中共“改变”对民主党派政策的前后过程。按米高扬的意思分析，“改变”前，中共奉行的应是不与民主党派合作成立联合政府的政策，只是在苏共建议后，才转而采取合作政策。不如此，就不能称之为“改变”。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在米高扬说的“改变”前的时间里，众所周知的是由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白昭告的联合民主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政策，且不知中共有任何准备或已经改变这种政策的声明布示天下；而在所说的“改变”后，众所周知的也不是什么苏共的电报和建议，而是由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再度公布的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所谓“改变”前后，中共的政策完全一致，那么，又何“改变”之有呢？或谓，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大家也不知道，但中共确曾在高层内部和与苏共领导密商过，打算改变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可是这样一来，就不能说“众所周知”了；而且只能说，由于苏共的反对，中共才“没有改变”，而不是“改变了”对民主党派的政策。总之，不管怎样，米高扬都难以自圆其说。他的“众所周知”的“建议”和“改变”，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关于中苏两党在对待中国各民主党派政策上的争论问题
要弄清这个问题的真相，我们除期待俄方将来以原始的面貌公布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这两封电报（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和相关的文件外，也并非毫无作为；我们还可综合各方面的材料作出分析和判断，看看在对待中国民主党派的政策问题上，米高扬对苏共和中共各自态度的描述是否真实、准确。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长期以来，苏联革命和政权的模式被当作唯一正确的模式，苏共和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走自己的路始终抱有疑虑。斯大林一直不太相信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不重视无产阶级，更多地依靠农民，是一个类似南斯拉夫铁托式的民族主义者。1947年9月共产党欧洲情报局成立后，斯大林与铁托的矛盾逐渐激化和公开化。对这一切，毛泽东都是心有所感、耳有所闻的。苏联革命和建设采取打击中间派、中间阶层以使它们分化的办法来达到壮大革命队伍、减少革命阻力和战胜敌人的目的。中共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共一向是争取和团结中间派、中间阶层的大多数，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因此，苏共对中共的做法产生一定程度的隔阂和不信任是自然难免的，中共向苏共做些解释和说明也是必要的。
在西柏坡，毛泽东曾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提到，青年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除青年团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如学生联合会等其他类型的青年组织形式。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摩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毛泽东听后不高兴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两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378页。）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如何考虑、对待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的问题上思路之迥异，从此也可反映出来。1949年12月24日，陪同毛泽东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内称：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40页。）这已是毛泽东在西柏坡、刘少奇在莫斯科向苏共做过解释和说明之后，苏方派驻中方的负责人尚且有此看法，那么1947-1948年间苏共对中共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持何态度亦由此可窥见一斑，不言而喻了。
这里有一条界限应当分清，不容混水摸鱼。苏共确曾赞同和支持过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但那是在抗战胜利后，要求中共到重庆谈判，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苏共则在观望。直至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国际上又无重大干涉迹象，苏共的立场才有变化。然而应当说，这时根据他们“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胜利后必须成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不是成立什么与其他阶级、政党分享政权的联合政府。这就与中共对战后的政治设计有很大的出入，而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和急于解释说明，希冀得到苏共和斯大林理解、信任和支持的最重要的问题。许多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
1948年5月在花山村，毛泽东明白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他留在花山等着去苏联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苏联首先承认将要成立的新政权。他说：“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上，这也和苏联以及东欧的国家一样。但在政府成员的组成上，就有所不同。这一点，应向我们的苏联老大哥说清楚。他们会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注：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352页。）
列多夫斯基文章援引的阿洛夫1948年8月28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报告了毛泽东对他说访苏打算要谈的问题清单，第一项就是“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1948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36页。）
1949年2月在西柏坡，毛泽东接见米高扬谈了面临的一些问题，据师哲所记，第一个，就是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新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我党已思考过。它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中国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合情合理。我们认为，它必须是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可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新政权建立后，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核心，这是确定不移的，不能动摇的；但同时还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376～377页。）
据阎长林记忆，在会见中，毛泽东向米高扬重点介绍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政府，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和华侨等代表，既有广泛性，也有代表性。这是中国革命长期实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而自然形成的。我原来打算去莫斯科，是想与斯大林同志谈谈我们中国革命的特点。我们党有一条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在各个时期一贯实行的统一战线。所以我们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很多不是我们南征北战的共产党的有功将领，而是那些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做出了贡献的代表人物，有国民党的左派，有著名的民主党派领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华侨资本家，少数民族中也有这类人物。我们民主联合政府的组成，与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形式有很大不同，但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疑虑。（注：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354、356～357页。）
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国体和政体？毛泽东告诉米高扬，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经济落后，还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利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因而在政治上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条件、革命条件、群众条件，以及采用这种形式最利于与民主人士合作（既能保障我党领导权，又能联合一切民主力量），诸因素所决定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9～30页。）
1949年6至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在提交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重点向苏共通报了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央政府的有关情况。报告特别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强调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农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刘少奇特别指出，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400～401页。）
斯大林完全接受了并赞同刘少奇报告中的这些观点，在阅读时连续批了15个“对”字。（注：《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48页。）7月11日晚10时在中苏双方举行的正式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说：“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你们。”（注：《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649页。）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不是以中共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而感到欣慰和满意的口吻批写和说话的，那样他就会批“很好”、“很好”；就会说，“你们采纳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建议很好”，“你们愿意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极好”；措辞严谨的斯大林没有掠人之美，而是以肯定的方式认同和赞成了“你们”（即中共）的而不是“我们”的观点和做法。这样，在建国以前，由于斯大林的这个正式、明确的表态，毛泽东一直想访苏向苏共和斯大林解释和说明以争取获得他们理解和支持的最重要的问题，总算一块石头落地，在刘少奇访苏时最后解决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访苏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就不再需要来解说这个问题。
但是，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谈中，仍然认为“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他建议：“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2版，第409页。）可见斯大林的思想中，始终对一党制政府情有独钟。即使接受了中共对为什么要成立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的解释和说明，他也认为那只是一时性的需要和过渡性的安排。从各方面考虑，共产党仍应以独掌政权为宜。
中共没有听从斯大林的这个建议。刘少奇8月下旬从苏联回到东北，28日即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说，我们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合作，所以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决定。（注：《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222页。）1950年3月，在全国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说：“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1953年1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0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20页。）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进行选举。在新一届各种权力机构中，民主党派人士占了很高的比例。如：全国人大常委79人中，党外人士有39人，占49.4%；副委员长13人中，党外人士有8人，占61.5%；国务院35个部长、主任中，党外人士有13人，占37.1%。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以苏联为鉴戒，提出要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在党与非党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对中苏两党在这方面的分歧这一段公案作了结论。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78～279页。）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两个万岁”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进一步解释和说明了为什么要采取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至此，从我们以上陈述的事实和材料、所作的论证和分析中，深信读者已不难对在近年来由披露前苏共中央绝密档案里中共和苏共、毛泽东和斯大林电报往还之间，因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存在的分歧而掀起的风波有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其中的有无真伪、是非曲直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出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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