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看东亚金融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金融危机仍在东亚肆虐，这场危机影响之深，涉及之广，持久之长，冲击之大，损失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么这场危机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发生在东亚？它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有何经验与教训？把这些问题搞清，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怎样融入一个已经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之中，对于如何搞好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吸引外资方面，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当然本文主要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高度相关。
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与经验总结
在1993年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报告中，东亚的经济发展可以被简约地理解为因为政府的公共政策的灵活性和主导性，实现了保持分配均等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这一奇迹的主要特征是：迅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减少；有活力的农业生产；快速的出口增长；迅速的人口过渡、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创造的人力资本；以及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东亚奇迹创造了一种在变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务实主义态度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府机制。
威德在《驾驭市场》一书中， 对“东亚奇迹”的经济， 也给予了10个方面的归纳。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力主迅速和大规模的自由化，以便在反对派的力量尚没有聚集起来以前使一揽子的政策改革能够调整到位，但是，发展中国家更有理由研究东亚经验，因为在东亚不仅可以看到高速的经济增长，为非新古典经济学的东亚经验提出一条基本理论。他甚至认为，那些唱反调的人其实是在“放弃他们感觉到的证据以保存他们想象中的概念的一致性”。在总结“东亚奇迹”时，威德认为，东亚的经验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宏观经济稳定是贸易自由化的前提；
2.外部大量的金融援助可以帮助实现从稳定到自由化的转变；
3.在出口增长之后进行出口投入品的进口自由化；
4.出口成功需要政府机构的促进；
5.渐进式的贸易自由化是可以长久持续的；
6.金融自由化应该缓行，放在进口自由化之后。
换句话说，威德对“东亚奇迹”的归纳，是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某种渐进式的程序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东亚奇迹主要是指东亚的8个国家或地区：日本、韩国、 台湾、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从1965年到1990年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增长。在这段时间内，上述的8 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超出了世界范围内的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实际人均GDP 扩张了2倍。同时，在取得惊人的增长实绩的过程中， 这些国家或地区解决了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质与金融危机的产生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在资源存在硬缺口的前提下开创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从国内市场狭小、资源短缺起步，从而开辟新的资源渠道，实现新的增长战略，出口导向和高储蓄、高投资以及高的增长预期由此成为必然的选择。东亚奇迹在创造了辉煌的20年经济繁荣之后，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存在着不断扩张的企业帝国，销售额巨大却掩盖着低盈利甚至是完全没有盈利；争夺产业主导权的竞争使得这一地区的产业过度建设且结构雷同。虽然东亚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大量进入的外国资本，但是因为缺乏高生产率和创新以及高附加值的产业大量进入的外国资本，同时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使得该地区的投入耗尽，亚洲的经济奇迹亦将终结。
因此对于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与金融危机的爆发的相关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东亚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遵循一种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源短缺和国内市场狭小的前提下，对同时存在需求和资源约束的经济类型而言，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失为一种积极性的发展战略。但是却潜伏着这样一个危机，即以外部需求带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出口产品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来支撑的轻纺工业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国际竞争力每况愈下，出口势头锐减，经济增长乏力，从而出现经常项目的大量逆差和财政赤字。例如泰国1997 年经常项目赤字达145亿美元，占GDP的8%，高于国际公认的5%的安全水平， 加上外汇储备减少，本币贬值，造成国内经济基础脆弱，处于一触即溃的境地。
另一方面，由于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乏力，短期资本遂成为弥补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手段，使得东亚许多国家外债迅速上升，而全球生产能力供过于求，又造成传统的出口导向产业竞争激烈，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受到严峻的挑战。
其次，作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特征的高储蓄、高投资率就是在出口导向的战略扩张之后逐渐形成的。这种内需资源动员机制一旦形成，就需要一种政府机制对此进行高度的制度化，以便强化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基础。这种经济增长的政府机制，其特征表现之一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亲善关系和政治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合作。这一点，已经被“东亚奇迹”的许多研究成果证实和运用。每当我们浏览和光顾东亚社会的企业展览和宣传材料时，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亲善始终都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亲善的结果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组织者与推动者的职能，……一个国家要想尽快地把经济搞上去，唯一可行的就是借助国家力量参与经济组织活动，创造外部条件推动经济主体发展。另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后的国家如果不借助一定的政府保护，自己弱小的经济必将被强大的外部经济冲垮。”
但是，也要看到这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行为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其自身发展中逐渐积累起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与日益成熟的市场机制相抵触，严重阻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如韩国政府大力扶持大企业的发展，使韩国30家最大企业的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4， 出口总值占一半以上，但负债却占了全国财富的1／3。仅1997年头10个月韩国破产的10家大企业，就留下了270亿美元的坏帐， 国人随即由信用危机转变为信心危机。
第三，全面性的增长信念和增长预期受到了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东亚一直生活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发展逻辑之中，对经济增长的热衷一直是一种强有力的全民性追求。当全球化的和平和发展气氛形成、东亚政府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形成之后，增长预期不仅成为公民目标，同时也成为政府目标，这是积极的一面，然而正如上述谈到的信心危机却伴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信心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点：一是金融市场长期缺乏透明化的资讯，使得投资者对政府的信心不足；二是公众对金融危机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一旦危机爆发，公众的信心崩溃又会加剧经济崩溃；三是政府对待急剧变化的金融形势，缺乏有效的对策措施，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总之，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有必要来解剖这些基本特点背后可能诱使危机发生的因素。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亲善，使得许多东亚社会的大型企业集团往往在利润目标之外追求其他的非利润目标；相反，政府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润目标。同时，由于过于热衷全民性的增长预期，以便用增长预期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赢得财富和时间，东亚维持高速增长的基础必然会发展，会从内源的资本积累走向外源的资本需求。进入90年代之后，亚洲的扩张，特别是产业的过度扩张已经开始将资本来源转向外源资本。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的资料显示，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1996年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6%、47%、39%和54 %， 而海外直接投资加经常性项目逆差与GDP之比则分别为-7.5%、-1.8%、-3.8%和0.1。同样，因为经济过热，连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使得各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为此各国的中央银行普遍采取了高利率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又反过来促进了短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美国花旗银行曼谷分行的资料显示，近几年泰国每年经手的海外套利短期资本金额达20—30亿美元，更为严重的是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银行自身也大量从海外借入利率，比泰铢、马来西亚吉特等货币低3—5个百分点的美元、日元和马克，兑换成本国货币以后，向国内企业发放贷款以便赚取利差。据统计，泰国各商业银行的海外借贷总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其中95%是不到一年的短期信贷。 因此，从这些特征判断，东亚金融危机可能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