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与创新
王亚琪 吴志成
〔提 要〕 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以苏联为师，到翻译引介西方理论，再到运用既有理论解释现实，然后立足中国实践创新研究路径和理论范式，日渐成熟。满足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立足中国视角和实践经验是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基础，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满足重大现实需求的理论创新供给不足、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强、具有主体和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滞后等问题。面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紧扣国际关系重大理论与实践需求，坚持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导向，树立充分的理论和学术自信，加强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建设，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与争鸣辩论，不断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不仅是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任务，更是新时代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要求。
〔关 键 词〕 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世界政治的伟大革命，对国际关系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伴随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走向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也从跟随学习走向自主创新。系统回顾7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与不足，探讨理论研究创新发展的路径，不仅有助于增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信，也将为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谱系、推进全球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一、发展历程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对外交往的屈辱历史，也开创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独立自主和主权安全，打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孤立封锁，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另起炉灶”，“一边倒”地投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与世界各国重新建立联系和交往。对外交往的展开亟需建立专门机构研究对外关系，培养外交人才。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创办了外交学院，开设部分国际关系专业课程，培养外事人才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同时，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涉外部门也开始专设研究机构，对苏联、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进行研究。1956年，经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提议，国务院批准建立外交部直属的“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旨在有目的地开展服务于国家外交总体战略布局的科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外事工作小组撰写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此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中央部委下属的各类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下属的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等也陆续成立。[1] 王逸舟：“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第8页。
在冷战对峙的国际背景下，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受苏联影响较大，主要引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1] 李琮、刘国平、谭秀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5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2期，第6页。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逐步加强对亚洲、非洲、拉美地区部分国家的研究。虽然十年“文革”导致整个学科一度中断、破坏严重，[2]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7页。 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也缺乏明确而独立的学科意识和理论思维，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然而中国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外交理论出发，探讨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国家主权原则、“三个世界”理论、“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议题，体现了中国观察和审视世界的独特视角。
从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迈入规范补课、跟随发展的新阶段。伴随改革开放，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日益走向正轨，国际关系研究也迎来了学科建设和学术探索的春天。1979年初，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研究需要赶快补课，[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部分专业课程、学术机构和学科建制得以恢复或建立。这一时期，我国转变了对世界局势的根本看法，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未来打不起来的科学研判，在对外关系中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国际国内形势深刻调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互动愈发频繁，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解释和应对的国际问题也愈发庞杂，“政策注释”型和初级对策性研究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中国外交发展的需要。国际问题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社会关注热度不断上升，有关专业期刊陆续创办，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大量翻译、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并从学理上探讨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由此具备了初步的学科意识和基本的理论阵地，也提出了创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或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这表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转入理论研究与现实关注并重的阶段，[4] 王逸舟：“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第9页。 也萌生了自主性的规范理论构建诉求。但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介仍停留于被动接受与模仿学习，尚缺乏有力的辩证批判和独立创新精神。
图4是美国前三轮加息周期中上证指数的月线波浪形态。通过观察不难看出，美国加息时段中的A股存在一个共性之处，即大致都呈现出先跌后涨的V形走势，并与中国股市特有的浪形态势相契合。自2015年12月以来的美联储这轮加息周期时间最长，共已加息9次。2016年1月至今三年时间里，A股主要经历了前两年的缓慢上扬和今年的持续大幅调整。有预期认为2019年美国还将加息两次，那么，中国A股是否会在新的一年里止跌并出现一波上涨呢？目前看来的确有这样的可能。关于近几年A股市场走势的浪形分析，读者朋友可参考上期专栏文章及图示。
第二，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自主性不强。改革开放以来的系统引介学习，加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我国的话语主导权和先入为主地位。在西方理论引入初期，由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自身发展薄弱，对欧美研究成果缺少批判精神，存在简单照搬套用现象。中国许多学者具有美国学术背景，研究话语、风格和方法的美国色彩较强，美国学者热衷的研究议题也就成为了中国学术热点。这些研究视角和路径显然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需要，被动跟随和回应美国学界设定的研究议题限制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
全部GD患者均伴颈部血管杂音，其中26例患者为GD伴双侧颈部血管杂音，31例患者为GD伴单侧颈部血管杂音。双侧血管杂音患者男5例，女21例，单侧血管杂音男6例，女25例。其中，甲状腺右叶上极闻及杂音43处，右叶下极14处，甲状腺左叶上极杂音37处，左叶下极11处。血管杂音I级47例，血管杂音Ⅱ级10例。其中试验组I级杂音23例，Ⅱ级杂音5例；对照组I级杂音24例，Ⅱ级杂音5例。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开启了自强创新的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经过长期知识积累和引进消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立足本国传统和国情，面向世界政治现实，彰显理论自信和自强创新的勇气，对外来理论、方法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提高，对本国重大外交实践和经验文化进行概括提炼和理论升华。在系统掌握和扬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研究路径与方法规范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以中国文化理念和历史经验为基础，打破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式束缚和西方话语垄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取得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成果，如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国际社会共生理论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结伴不结盟的新型伙伴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新型国际关系等外交新理念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意识和学科自觉、学派自觉、学术自觉显著增强，[1]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已经从整体上走向自主自信、自强创新的新时代。
《打造一个美国应得的政府》一书的主题，是美国现存的道德体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无法抑制破坏政府秉公行政的种种行为，脱胎换骨的改造已是刻不容缓。该书共301页，十一章，引言之后，第一章首先讨论在私法和公法中的信托原则 (the fiduciary principle)。作者指出，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监管措施，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落实信托原则，以达到透明和问责的双重目标。然而，其触角遍及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体制性的腐败却造成了对信托原则的独特的威胁。
二、经验与不足
第一，紧扣国际关系重大理论与实践需求。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往往都是在回答和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将世界推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国际权力向新兴大国转移，西方个别大国采取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导致全球治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面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变迁和全球治理的新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伟实践，迫切需要新思想、新理论来总结和指导，从而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强大动力。然而，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对此却罕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回应，甚至陷入主义质疑或理论困局。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中国学者有责任以中国的理念传统和实践经验为资源，为理解和应对世界秩序变革提供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自主性、创新性发展，促进当下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转变成为开放包容多元的全球性知识体系。[1]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刘丰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1期，第155页。
显而易见，一个为生计所困、每天必须长时间艰辛劳作的个体，几乎不可能有自由支配的时间，更遑论发展有个性的自我。所以，时间的“经济”是非常必要的。胡适重视科学的力量，赞叹机器生产解放人力，期待通过改善生产方式提高效率，以便个体能在谋生的“工作时间”之外，腾出“闲暇”来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第三，具有主体和自觉意识的学术共同体建设滞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人员比较分散，地域分布很不平衡，全国性专业学会和团队建设的自觉意识淡薄。受整体学术训练和知识结构所限，学术共同体内部缺乏理性严肃的学术争鸣与批评，[1] 王逸舟：“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第6页。 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贯通不够，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或战略需求脱节，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对话不充分。缺乏对自身研究现状及其影响力、有效性进行客观评判与反思，势必导致理论研究的低水平重复，甚至制约有效的理论构建和原创性成果的产生。
其次，立足中国视角和实践经验是理论自主创新的必要基础。历经70年的发展建设，中国正从国际体系边缘的革命者转变为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已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将推动对国家主权、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世界秩序的形成与变革等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经典命题的重新阐释，进而也必将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基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概念、新表述，将中国思想文化、历史传统和当代实践融入国际关系研究，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将为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最后，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互鉴是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冷战对峙和意识形态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视角、议题和方法单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对西方的学习借鉴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规范化，而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对话则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增强研究自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因素。在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互鉴中，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并没有在引进中迷失方向，而是在对外来成果的自觉反思中，有效鉴察西方理论的局限和不足，[1] 范蔚文：“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国际观察》2017年第6期，第3页。 积极吸收中国外交实践经验，倡导创造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成果，逐步形成了理论流派多元发展、与国际学术界开放对话、服务大国外交需要的发展局面。
第二，坚持以问题为主的研究导向。理论创新的过程实质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国际社会风云变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国际关系研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从理论发展上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运用新理念新办法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既有的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坚持以问题为研究导向，必须摒弃学科发展的封闭保守理念，在回应、解答问题中提出真知灼见，进而走出自己的学科发展新路，这是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新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科学研判国际关系发展的重大逻辑，提出体现中国智慧和价值的新理念与新方案。特别要加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等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倡议的研究阐释，不断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经验，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
第一，满足重大现实需求的理论创新供给不足。在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变革、中国实力地位快速提升的全球大势下，国际社会期待有效的理论阐释。但是国内接受过跨学科训练的成熟学者数量不多，以至于很多研究只能止步于表面，难以系统深入。[1] 孙吉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第27页。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还没有推出能够独立回应现实需要的高水平创新成果，特别是原创性理论和中国范式明显缺失。[2]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第21页。 这不仅与新世纪以来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创新的整体性沉寂[3] 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第25页。 有关，也受到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某些功利性、实用化倾向的影响。
从冷战结束到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进入消化融合与多元发展的时期。冷战终结后，美苏两极格局瓦解，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倾向显著增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问题进入世界政治议程，国际权力格局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海湾战争、美国空袭南联盟、“9·11”恐怖袭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凸显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新特征。世界格局的根本性变革及其理论解释需求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理论之外，世界体系论、英国学派、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全球治理、世界主义等多元理论范式也得到了系统引介和学习研究，国际学术发展动态受到国内学界关注，出现了许多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规范方法进行经验研究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更加受到重视，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开始使用中国经验验证西方理论，并融入越来越多的中国视角和思想，[1]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17页。 中国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对话交流频繁，研究差距逐渐缩小，但是自主创新的原创研究依然不够。
首先，满足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动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理论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思想创造，归根到底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对那些重要社会现象和行为的描述、解释和预测。[2] 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外交评论》2017年第1期，第27页。 一切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都应该反映和关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只有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时代问题和现实需要，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才能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各个时期的世界局势、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针对国际环境的研判、中国对外战略的评估、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的把握等具有高度实践导向的现实议题，理论研究必须广泛借鉴吸收国际学术界的有益理论成果，不仅积极利用科学先进的理论工具解读中国对外交往的经验现实，也立足中国实践发现新的理论问题、提出新的解释框架，促进新的理论进步。由此，理论研究的发展与现实问题的解决相互促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学科建设不断成熟的同时，也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创新发展的路径
创新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关键，也是当今时代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必然要求。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不断提升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无疑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任务。
回顾和总结70年发展历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从思想脉络、思维视角、理论范式到研究方法、研究观点，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积累了诸多有益经验。
尽管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取得显著进步，但面对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国际关系研究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研究的功力还不足，学术原创能力总体还不强；国际化高水平专业化人才队伍总体素质有待提高，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明显；学术评价体系也不够完善。
然而，当前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学生党支部体制机制、工作方式都有待改进和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同学生教育需要“因材施教”，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所呈现的差异化特点，并根据其特点对学生党支部的工作能力进行提升。
第三，树立充分的理论和学术自信。虽然西方主流理论仍是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导话语，但多元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中的重要标示性特点。[2]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亦需多元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2月11日，第3版。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丰富的全球治理实践和巨大的贡献成就、深厚的历史经验与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多年来学科建设的专业储备等，都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厚实基础。特别是随着中国全面参与全球事务和承担国际责任，分析研究中国外交正在成为世界性热点，但目前仍需完善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主要探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转向阐释崛起的中国将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这不仅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创造理论学派的空间，也要求坚持科学的方法论，突破西方的学术话语霸权和学科思维标尺，改变盲从国外理论概念的自卑心态，保持充分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形成中国特色的基本概念范畴、规范术语、原则规律和内在逻辑，从而构建符合国际关系发展本质的理论体系。
第四，加强专业化的学术共同体建设。高水平研究队伍和学术共同体建设对理论自主创新极为重要。要树立学术共同体意识，加强核心团队建设，打造学科发展高地，完善包括学术队伍、学术协会、学术评价机制等在内的学科建设机制。在引导研究者拓展前沿理论视野、提升专业理论素养、增强规范方法意识的同时，注重培养掌握多学科知识，善于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史经验、当代实践与国际关系理论概念范式相结合的研究者，特别要重视培育学科代表人物，充分发挥领军人才的重要作用。既要克服言必称西方的理论倾向，防止简单搬套西方理论阐释国际现实和中国实践，也要避免单纯以中国经验论证现有理论的普适性意义，从而开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主创新的新路径。
首先，学生对学校和所学专业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其学习态度，导致其课堂上不同的表现。一般而言，对学校及所学专业越满意，学习积极性越高，对所学课程越有兴趣，课堂参与度越高。反之，则学习积极性下降，课堂参与度不够，越容易出现课堂沉默。
第五，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与争鸣辩论。学术总是在交流合作中兼容互鉴，在论争交锋中创新发展。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研究一方面根植于一定的地缘文化语境，蕴含着本民族特有的思想积淀和实践渊源；另一方面，对他国研究成果的借鉴可为完善本国国际关系学科、规范研究体系与范式方法发挥积极作用；而参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争论，则有助于本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发展。因此。要把中国学派建成一个开放理论体系，必须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与辩论，以包容心态促进学术向前发展。[1] 秦亚青：“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 二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其长期的全球霸权影响扩张成为所谓的“普世性”国际关系理论，[2]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9页。 但面对当前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却缺乏回应现实需要的重大理论突破。而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革命性的经验现实，并在生态环境、气候变暖、消减贫困等全球治理领域和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日益发挥主导性作用，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知识贡献充满着期待。[1]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刘丰教授访谈”，第158页。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应在与国际学术界的平等交流和理性辩论中，突破西方既有的认知框架，应用中国的理论范式，回应国际关系学界的重要关切，充分展示当代世界变化的中国解释力，为全球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原创性的理论知识创建。
四、结语
历史表明，世界大变革的时代也是国际关系研究大发展大创新的时代。正如习近平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类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平衡不断冲击着现有世界秩序，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国际体系，引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与此同时，当今中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宏大而独特的人类实践创新，处于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有效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需要国际关系研究积极有为，也必将给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广阔天地。对此，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现实需求和世界秩序变迁的历史性课题，以高度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信，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知识生产，在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理念视角、文化传统和当代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研究，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创新发展和世界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完善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简介〕 王亚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中图分类号〕 D8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19）5期0037-11
【完稿日期：2019-9-11】
【责任编辑：姜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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