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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邹民生，乐嘉春
人口激增与四次生育高峰是经济发展需要关注的第一大问题
主持人：在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的分析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因素没有被分析人士所重视，那就是人，更具体地说就是人口的数量与结构。无论是收入，还是消费、储蓄、投资，其实都和人有关。既然人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那么，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现了怎样的激增情况？人口演变有什么特点与规律？
李长安：把经济问题与人口问题挂上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基础性战略研究，同时也是很有实战意义的战术研究。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人口总量是5亿4千多万。在“人多好办事”思想的引导下，我国的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到1969年，我国人口就已经超过了8亿。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我国开始把计划生育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过，这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1982年，我国将计划生育正式定为“基本国策”。有专家测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中国至少少生了3亿人口。
再从人口波动情况看，建国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一次出生高峰发生于1950至1957年之间。这段时期平均生育率高达35.56‰。约有94％的妇女生育3个孩子，近半数的妇女生育6个孩子。尽管这个阶段的人口基数比现在的小，但平均每年出生的人数均为2088.5万人；
第二次出生高峰发生在1962年至1971年期间，而且持续时间长达10年。这个时期的出生率仍处于较高水平，10年的平均水平高达32.32‰，而且每年的出生率都在30‰以上，平均每年的出生人数高达2795.2万人，比第一次出生高峰时期的平均数高出了700多万；
第三次出生高峰则发生在1981至1990年间。这个时期虽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但我国人口的出生水平仍相对高于70年代末期和90年代以来的出生水平。这段时期出生率的平均值为21.34‰，比第二次出生高峰的平均值下降了34％左右。到第三次出生高峰结束时，中国人口规模又上了一个台阶，达到11.4亿人。
值得注意的是，据国家有关部门的预测，我国第四次全国生育高峰已经迫近。受上世纪80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影响，在2005至2020年期间，20岁至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而使人口数量增长的势能进一步加大。由此可见，未来我国的人口形势不容乐观。
李建民：随着中国人口总量的变化，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口的年龄结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1953至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年龄构成状况属于年轻型。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计划生育在全国范围开展，人口出生率下降，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成为典型的成年型。到2005年，我国的人口结构已出现较明显的老龄化倾向。全国0至14岁的人口比重为20.3％，15至64岁的人口比重为72.0％，而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了7.7％。
二是人口的城乡结构。建国以来，我国的城镇人口稳步增长，相应地，农村人口比重则逐步下降。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人口开始大幅度下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20.6％，人口为2.07亿。而2005年统计公布显示，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增长到5.6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上升到43.0％。
三是人口的素质结构。1949年以前，我国人口的文化水平很低，文盲和半文盲约占总人口的60％以上。到1964年，文盲、半文盲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已经降到38.1％。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20年中，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2004年，我国的城镇文盲率仅为4.91％，而农村也下降到10.71％。
人口波动对投资、消费、储蓄三大敏感神经有周期性冲击
主持人：两位刚才展示了我国人口规模与结构在半个多世纪发生的显著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哪些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长安：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经济增长目标，还是经济增长方式，都必须符合人口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消费、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人口转变对这两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
首先，人口对消费起着主导与决定作用。人口的规模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的规模和消费的能力。与解放初期相比，我国人口规模和收入水平都有很大的增长，现在的人口规模差不多相当于那时的3倍，而人均收入水平更是提高了100多倍。1949年，我国的人均GDP大约只有100多元人民币，1980年大约为460元，到2005年已经达到1.4万元人民币。相应地，消费规模和消费能力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不仅如此，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恩格尔系数为例，解放初期，我国的恩格尔系数达到80％，农村地区更是高达90％多。换句话说，那个时期人们的收入主要花在填饱肚子上面。到了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5.5％，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大约只有36.7％。与此同时，居民用在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支出则大大提高了。
其次，人口的生育周期还会对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形成周期性的冲击。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我国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和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目前正好处在25至45岁时期，这个年龄段的在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消费能力，都是最强的。这也是导致当前房地产热、旅游热、教育热、医疗保健热等等产业高速发展的重要人口基础。
此外，人口的储蓄行为也会影响投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储蓄和投资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当前，由于人们传统的储蓄观念和社会保障体制的缺失，导致储蓄率居高不下。1994年以来，我国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储蓄-投资缺口始终存在，平均约占GDP的2.3％，且近两年来储蓄-投资缺口出现了扩大的趋势，2005年储蓄-投资缺口达到4.8％。这意味着在资金紧缺的我国，还有相当部分的本国储蓄没能有效利用。而大量的储蓄资金沉淀在金融机构，也使得我国的资金使用成本非常低下，这又构成了“投资冲动”的一大诱因。
李建民：刚才李博士主要从人口转变对消费、投资、储蓄等方面谈到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面我着重谈谈人口转变是怎样通过对消费制度变迁的作用来影响经济增长的。
第一，人口转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人口红利”。譬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整个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中，人口转变的贡献为1/4至1/3，而在东亚奇迹(超出稳态增长率的部分)中，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更高达1/3至1/2。
经济史学家利用欧洲和北美17个国家1870至1913年的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比旧大陆高0.47个百分点，这个差别的绝大部分(90％以上)可以归结为新大陆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即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相对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
在中国，人口转变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到2015年，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3左右。
第二，人口转变通过人口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经济规模、最终消费和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消费率。一般来说，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以及消费水平高、提高速度快，倾向于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率；相反，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对消费率的提高很不利。
第三，人口与可供消费资源的对比关系发生变化，将引发消费制度的演变。随着人口转变的进行，人口与物质资源、自然资源等的对比关系也在逐步变化。人口与经济、社会、自然资源和环境等的对比所形成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将引发消费制度的变化。当某种资源消耗的速度或总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资源系统的结构和状态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而使原有的消费制度难以为继，只能加以改变。
人口增长由高到低的变化，同时经济持续的高速运行，由此造成的生产过剩必然形成不同于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经济底子薄的短缺经济背景下的消费制度，并对抑制消费形成强烈排斥。
在享用人口红利的同时，为人口增长减速预留避险空间
主持人：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因素。那么，我们如何抓住人口转变的有利契机，化解非中的不利因素，以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呢？
李长安：总的来说，我国当前的人口形势对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的正面效应。而未来10至20年左右正好在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能够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最佳时期。因此，在宏观政策上，也是提振消费、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有利时机。
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口转变也受到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的推动。据估计，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至少在1亿以上。有关实证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速中，28％的贡献率来自于物质资本，24％来自于劳动力的数量，24％来自于劳动力的质量，也就是人口素质的提高，21％来自人口流动，还有3％来源于管理水平提高等。从这些数字中就能看出，人口的流动、劳动力的转移，会给经济增速带来极大的好处。
李建民：虽然我国经济增长正遇到一个有利的人口形势，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转变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些可能影响当前或未来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劳动就业问题、提高劳动者素质问题等等。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之低、自然增长率之低，已出乎许多人的预料。1990年以来，人口增长率由1.4％以上下降到目前的0.6％以下，按这种趋势推演，大约10年时间，中国人口增长率将降到0.1％以下，比原先预计的零增长提前20至25年。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60多年前曾发出警告：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供给不容易改变时，从一个正增长的人口到人口增长下降的转变，其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对于我国而言，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供给不容易改变时，人口增长有助于拉动国内需求，消化高速增长积聚的生产能力。从世界范围看，扩大内需的国家一般不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国家一般不扩大内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需要适度的人口增长，但不是零增长或负增长。
2005年人口主要构成情况(单位：万人)
指
标 年末数比重(％)
全国总人口130756100.0
其中：城镇 56212 43.0
乡村74544 57.0
其中：男性 67375 51.5
女性63381 48.5
其中：0-14岁
26504 20.3
15-64岁 94197 72.0
65岁及以上 10055 7.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低生育率对经济发展是把“双刃剑”
李长安：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大幅度地降到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迅速跨入了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数据显示，到2005年，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由于我国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使世界60亿人口日和中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各推迟了4年。可以说，这是30多年来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所获得的重要成果。
客观地讲，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有效遏制，我国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而人口增速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又使得人口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仅以人均收入为例，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目前我国的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了1740美元。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那么我国的人口总量不是13亿，而是16亿，相应地，人均国民收入就要下降到1338美元，降幅达到23％。
然而，低生育率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完全都是“福音”，其给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正在逐步显现。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成为首个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的超低生育率国家。自那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步其后尘，到2004年已经达到34个，另有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遍及除非洲以外的所有大洲。超低生育率国家对低生育水平的担忧，已经从关注低生育水平综合症上升到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比如200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创下二战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闻》就立即发出警告称，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200年后日本将因人口的极度减少而出现种族消亡。其结果，日本开始以增加婴儿补贴和幼儿看护基金的方式刺激其人口出生率；而韩国政府在2005年则彻底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小规模家庭计划”，并为没有尽早鼓励生育而后悔。
低生育率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加快人口的老龄化。按照国际公认标准，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7％以上，或者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就是老龄化社会。而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到本世纪初就迈入了老龄化，过程不过20多年。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人口总数的1/4左右。提前到来的老龄化社会不仅将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时期迅速转变为“人口负担”时期，而且对现行脆弱的社会保障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测算，未来3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高达6万多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老龄化还将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负担，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央财政已向养老保险基金补贴了2000亿元之巨。
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负担加重，还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储蓄意识，抑制了消费的正常提高。目前，我国的储蓄率高达46％，居民储蓄存款超过了15万亿元。储蓄的高增长加大了银行的压力，极易形成和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储蓄增多必然挤占消费的规模。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左右时，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而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只有54％，明显低于正常水平。
应对低生育率时期的挑战，我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在战略目标上，还是在具体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都应该体现出人口转变的特点和规律来。因此，应该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转变过程中，适应当前劳动人口和消费群体的特征和要求，使国民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同时又能够为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
(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