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研究的学术视野与方法论
刘 佳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中国工会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变迁不仅折射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进路，更是理解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状况和工人运动时代特征的重要维度。中国工会——不论从其发生的理论渊源来看，还是从其改革发展的政治取向来看——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安身立命”之本的。因此，对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研究也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拓展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研究的学术视野，建构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学术体系。
［关键词］ 中国工会制度形态；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工会改革；学术视野
制度是文明形态发展成熟度的标志，从组织—权力—价值的角度框定了文明形态的属性、特质及其发展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与中国现代化逻辑相适应的高度聚合型的制度架构，并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与理论的发展而不断革新。在此制度架构中，当代中国工会制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这是由工人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中的特殊政治地位所决定的。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当代中国工会制度是以中国工人阶级和职工群众为主要对象的组织制度。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群团制度架构中，工会制度占据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不仅是中共革命主义叙事的重要政治变量，也是中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和强化中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属性、实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工人理论民族化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制度要素。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将“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视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的问题意识是：如何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宏观格局中理解中国工会组织及其制度形态的具体方位？如何构建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研究的学术体系以及方法与路径如何选择？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研究的学术视野，有助于从政党—国家—社会的结构化视角推进中国工会组织全面深化改革。
一、马克思主义视域中工人阶级研究方法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理论研究，在宏观方面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之上的；在微观方面则涵盖了实地观察方法、逻辑演绎方法、历史叙事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定量研究方法等。其中“典型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状况、工人运动实践、工人组织建设与行动策略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典型研究也可以称为“解剖典型”或“典型分析”，其本质就是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是通过对典型研究对象细致入微地深入研究，透视典型对象自身的运动发展逻辑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理论效力。“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度，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典型研究方法，对欧洲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工人运动发展水平、工人组织化载体等进行深入研究，并以此为前提对资本逻辑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深刻剖析，从而找到了“工人越劳动反而越贫困”的根本原因，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而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具有了真理性维度和历史性厚度，并由此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学术传统。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典型研究中，英国工人阶级是首选的典型研究对象，“只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代表，而且对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来说，只有英国才有不断公布的官方统计材料”。[2]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马克思主义典型研究的一部名著。在该书中，恩格斯将已经完成大工业化产业革命的英国工人阶级作为典型研究的基本对象，通过亲自观察和大量占有相关资料，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工厂生活、阶级意识、抗争行动等进行深入研究，马克思对该书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进入恩格斯的学术视野，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大工业造就了产业工人，工人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要研究现代大工业及其运动发展逻辑，从中找出资本运动的规律及其内在固有矛盾，就必须要研究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反映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强烈张力，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在工人阶级这个特殊社会群体中得到了集中反映。另一方面，英国是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完成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与成熟度，同时“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3]因此，这从客观上为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进行典型研究创造了前提条件。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分析不难发现，进行典型研究需要建立在如下前提之上：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矛盾的集合体，集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于一身。矛盾越是高度集中，其典型意义就越是显著。而如何把握研究对象典型性的“判准”呢？需要我们借助于比较分析的方法，即通过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比较（矛盾发育成熟度的比较、所占有对象材料的比较、对象与外界关联性的比较等），把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研究对象纳入典型研究范围。第二，典型对象一定是历史进程中的典型对象，典型对象具有时间边界和历史规定性。典型对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时代性特征，在某一个时期的典型对象在另一个时期可能就不再具有典型性意义，因此对典型对象的研究一定要在一定历史边界内进行。第三，研究者必须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搜集占有足够多的典型对象的相关材料，通过客观的历史材料还原典型对象之所以成为“典型”的内在逻辑，以此弥补实证主义经验研究在历史厚重性上的缺憾，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与叙事方法的有机统一。
二、中国工会组织的典型性及其制度形态
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逻辑与结构，必然无法回避“组织”这个关键变量。作为“动词”的组织，就是对工人阶级进行集体动员和政治整合的过程，是把分散的个体聚合为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集体，是由“多”到“一”的过程。作为“名词”的组织，是对工人阶级进行集体动员和政治整合的中介和载体，是“多”转换成“一”的机制、方式、手段等物质载体，是一种组织化的存在物。其中，工会是工人阶级集体行动众多组织化存在物中的重要一极。在中国语境下，中国工会组织不仅是理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维度，也是理解当代中国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独特视角。
中国工会组织及其制度形态，之所以能够纳入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之中，是由工会组织的典型性特征所决定的。首先，工会组织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形态建构、国家现代性转型、中国工人阶级运动、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的“矛盾集合体”。从工会这一独特视角可以窥见中国政治、国家现代化、中国工人、政党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关联。其次，中国工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群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中处于“外围边层”。在中共的领导下，工会从革命年代以实现政治权力为主要目的，转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以实现国家现代性构建为核心目标而“出场”的群团组织。这种时代特殊性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中是不曾有过的，需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给予新的回答。最后，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这为学界将工会纳入知识生产的空间创造了条件，并且从知识论角度尝试对“工会组织”进行体系化、系统化研究，建立起“工会学”这个独立的学科领域。以上三个方面共同规定了中国工会组织的典型性特征。
在施工过程中锤头脱落往往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其主要因素是钢丝绳的磨耗断裂，卡扣失灵掉落，锤头横向轴承过劳断裂等。
工会是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组织化中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这个“组织化存在物”的自主性（结构与功能）得到全面的强化，由此表现出的是，工人是工会组织的母体，而工会组织又从外部“遥控”了工人运动，成为外化于工人阶级的外部性力量。这个外部性力量，一定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这个发展逻辑的总趋势是组织自主性的不断强化。其中，制度要素是不断强化工会组织自主性、独立性的重要变量。中国工会制度，是以中国工会组织为轴心，对规范工会组织发展与运行、价值与文化、权力与责任等作出各类规范的总和，并伴随中国共产党建国立政和治国理政实践、经济全球化与改革开放、市场化改革与社会转型、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和定型的，是从根本上维护工会会员和职工利益的制度安排。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组织化的存在；工会制度是规范工会组织运行和发展、维护工会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一系列规章与机制，是制度化的安排。
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历史叙事，就是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研究不同历史阶段下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断面”及其特点。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它的发展既有横剖面又有纵剖面。纵剖面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它的阶段性上，为了辩证地反映系统的整体的发展，在方法论上就得注意揭示那“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及其在阶段性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我们可以将中国工会制度变迁的历史截出三个“断面”：一是作为中国工会制度启动的“断面”，主要研究中国工会组织和制度形态生成的“发生学”原理，工人阶级与先锋队政党的关系是研究重点。二是作为中国工会制度塑形的“断面”，主要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会是如何围绕阶级权力组织工人群众进行革命主义叙事的，工会与先锋队政党的关系是研究重点。三是作为中国工会制度转型的“断面”，主要研究工会组织及其制度形态是如何嵌入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工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是研究重点。任何历史都不是凭空生成的，作为以上三个历史“断面”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框架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关系，即可作为“断面”生成的历史基质。同时，在社会发展史中把握历史运动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历史基质与三个历史“断面”来逻辑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制度的生成规律，这本质上就是历史进程中政治制度生产的规律。
1949年以后，中国工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然而，1949-1978年是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充满波折的三十年。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面临极“左”的蔓延及其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工会工作在曲折中前进，甚至曾在“文革”期间一度消失于历史舞台。然而工人阶级的政治阶级地位却始终是得到政治权力主体的确认和强化的，并与工会组织的历史命运形成鲜明对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就意味着，曾经在计划经济时期闭口莫谈的“资本”被去除了意识形态的外衣，成为撬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变量；意味着从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乃至私人空间的全面植入转到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政党主导的总体性社会渐次被市场主导的现代社会所取代；由此也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从过去那种以意识形态和历史合法性所确证的政治阶级转到与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阶层在公平、开放环境中彼此竞争的市民阶级，政治色彩被淡化了，而经济利益被凸显了。
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强调，在系统研究中，既不是只承认个体存在的个体论，又不是只承认整体存在的整体论，而是坚持个体（树木）和整体（森林）的辩证统一。工会组织是一个复合型的空间结构，政治、经济、政党、社会、工人阶级都高度浓缩于该空间结构之中，因此工会组织方能以“典型”的姿态进入知识生产领域。对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进行“解剖”，其目的不是进行否定性地机械肢解，而是建设性地整体而历史地有机把握，即在把握组织与制度辩证统一性的前提下，深入制度形态的内部，对制度形态历史生成和运作机制的诸要素进行“解剖”，把握每一个要素单元的特殊性；同时还要以整体性思维对不同要素单元的逻辑关系进行“建构”，进而把握不同要素单元之间的张力与耦合性。
2) 集渣计时器归零，渣锁斗开始通过高压循环水管线进行冲压，当渣锁斗压力与气化炉压力之差小于1.0 MPa时，XV-0201和XV-0202依次打开，被破渣机粉碎后的煤渣与水的混合废料开始排入渣锁斗中，集渣计时器开始计时。
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建构过程，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逻辑是高度关联的。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可知，中国工人阶级的诞生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进行资本输出的产物，资本输出规模越大的地方，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也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成动力，并非是完全自主性的，而是资本全球扩张驱使下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2]这个“解体的过程”，也是伴随中国工人阶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社会传统阶级结构从解体走向现代性建构的过程。可见，中国工会制度形态形成于近代中国开埠通商以后，是一个以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封建帝制国家被动卷入世界现代性洪流中的“副产品”。
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知识体系，是指从知识论的角度对作为概念形式的中国工会制度在知识生产、知识创造、知识创新过程中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进而提出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相关概念范畴与若干理论题设。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三个主体性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工人运动理论、工会理论的知识体系，重点研究从马克思时代到后马克思时代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化理论。二是中国工人阶级政治发展史的知识体系。中国工人阶级是政治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史与中国现代化史、中国共产党史深度融合。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史的知识体系只有置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历史实践中才能凸显，这个知识体系即是中国工人阶级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实践中构建政治话语的体系。三是中国工会的历程、文本与制度的知识体系。中国工会的历程、文本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理论、工会理论中国化实践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工人阶级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主线。
2015年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以来，以工青妇等为代表的群团组织进入“改革时间”。执政党的强力推动加速中国工会制度变迁，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格局下实现工会制度形态的“升级换代”。群团改革进一步加速了工会制度数量供给和制度形态重塑。据统计，“全总在改革试点工作中，围绕加强党的建设、改革工会领导机关机构、优化强化机关职能、改进干部管理方式、推动力量资源向基层倾斜、加快作风转变、做强工会网络平台、加大对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联系引导力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研究出台了35项制度文件”。[5]
三、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研究的理论方法
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4]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就有一项关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决议案；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宣告成立，实现了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先锋队和主力军，历经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也从革命的领导阶级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由此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至此，工人阶级从革命阶级升格为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即政治阶级，享有广泛的民主政治权利。工会的制度形态从内嵌于中国共产党制度形态之中逐渐显现出来并与国家政治制度发生关联，在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制度建设中渐次性地融入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
（一）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知识理论
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正式颁布。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其作出修订。《工会法》总则第一条指出：“为保障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确定工会的权利与义务，发挥工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四条指出：“工会必须遵守和维护宪法，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改革开放，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制定或者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章程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工会法》的颁布及其相关规定，使中国工会制度建设纳入法律轨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国劳动法律体系更加完备，劳资关系调解、协商有法可依；实现了工会组织章程与人民意志有机衔接以及国家法律对工会章程的权威维护；使工会组织及其制度形态在宪法框架下获得认可，在形式上取得国家制度的地位，并与国家其他法律和制度形成共存、互嵌的格局，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设计。
（二）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历史理论
黎曼猜想在整数分布中的一个应用···························李宇芳 姚维利 (6,1014)
据了解，国务院减税政策实施以来，全省税务部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今年1至10月，全省税务部门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减免15亿元，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减免90亿元，促进区域发展减免54亿元，其中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减免同比增长52.7%。
1) 复杂度可控：将整体应用分解为一组服务，功能总量没有变化，但应用程序已被分为体积小、复杂度低和可管理的微服务。每个服务专注于单一功能，由专注于该服务的团队独立开发，可大大提高开发效率。
（三）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构造理论
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构造理论，就是从结构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工会制度的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同时，还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把握中国工会制度结构性要素的变化以及中国工会制度整体形态的发展。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形态二重性进行历史的和理论的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二重性表现为政治性与群众性、个体性与集体性、自发性与自为性等特点，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二重性特征，为中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组建先锋队政党和工会组织提供了可能；反过来也对先锋队政党和工会组织教育动员工人群众提出了要求。其次，在把握中国工人阶级二重性基础上，比较分析革命语境和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具体状况，这是中国工会制度形态发展变迁的重要社会历史条件。再次，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构建一定离不开先锋队政党，这是中国工会制度建构的主体力量，先锋队政党在中国工会制度结构中处于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地位。最后，年轻的共产党创建了更为年轻的中国工会，工会组织作为先锋队政党教育动员工人群众的“外围组织”，与先锋队政党形成“结构性联动”关系。中国工会制度伴随工会组织的建立及其与先锋队政党的结构性联动而历史地、逻辑地形成。因此，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构造理论包括四个方面，即工人阶级理论、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先锋队政党和工会组织。
（四）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结构—功能理论
结构—功能理论，就是研究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结构—功能形态及其转型发展空间的理论。中国工会制度的结构—功能形态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在1949年以前，中国工会制度的结构—功能形态是以先锋队政党的“传输带”的形式出现的，它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工厂政治”中的上层建筑，与工厂主（大多为资本家）、先锋队政党、工人群众形成特殊的政治权力关系，是先锋队政党在工厂中教育组织工人群众的有效机制。这一机制不仅把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先锋队政党周围，更成为先锋队政党把握工人运动方向、启蒙工人阶级意识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并且为1949年以后共产党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及国营企业的民主管理和政治建设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工会组织历经单位制国家和市场化改革两个历史阶段，作为能动地响应，中国工会制度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转型发展过程。这个转型发展的现实基础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的瓦解和市场化的重建，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中国工人阶级意识与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使中国工会制度的转型极具现实意义。2015年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以来，中国工会制度转型发展的步伐加大、步频加快，回归群众、回归生活、回归初心是中国工会制度在新时代转型发展的重要目标，而如何在政治性与群众性之间保持平衡，如何不忘初心并回归群众，则是工会制度转型发展的难点所在。
（五）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的发展理论
所谓发展理论，就是基于上述原则，对当代中国工会制度形态发展的空间、可能、条件、前景等进行预测和展望，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对撞”产生的积极构想。一方面，要激活中国工会制度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有效机制和能力（如阶级意识、群众路线、工会与先锋队政党的结构性联动等），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这些机制和能力重新赋值。实现历史遗产的再激活，关键要靠先锋队政党。激活中国工会制度的历史遗产，不仅对于推进工会制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反哺”先锋队政党优化内部治理、推进自我革命、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现有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国工人阶级集体行动制度整合的新机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工人阶级二重性具有许多新的表征样态。尤其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工人阶级与先锋队政党的关系如何重塑，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发展如何联动，工人阶级与工会组织的关系如何维系，工人阶级利益要求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紧张如何调和，这都迫切要求中国工会制度在整合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以大力推进中国工会组织改革为前提条件。因此，中国工会制度的发展，就与中国工会改革的议程设置与实践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道路决定制度的形态，改革决定制度的未来。
当代中国，正历经一场深刻的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整体转型，这个整体转型历经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已经从现代市场、现代国家、现代政府、现代社会的“要素生成”阶段，迈入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时间界标的“要素集束”阶段，抑或是“量变基础上的质变”阶段，旨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下更稳固、更有效、更管用的制度根基，“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6]在国家治理改革中，以工会改革为代表的中共群团改革无疑是一个外界观察中国改革逻辑的重要窗口，同时又因为中国工会与西方工会在组织性质、功能结构、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明显差异而备受关注。中国工会——不论从其发生的理论渊源来看，还是从其改革发展的政治取向来看——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安身立命”之本的。因此，工会改革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政治原则，增强工会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善于从工会改革实践经验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会理论，深入学习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体系，阐释其内在关联和历史价值，这是一种理论自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8，6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5.
[4]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8.
[5] 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把握时代主题 服务职工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7：145.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0.
Academic Vision of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on China's Labor Union System
LIU Jia
(Fudan University School of Maxism,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China's labor union system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anges of China's labor union system not only re fl ect the general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help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rking class and the era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bor movement. China’labor union has been based on Maxism,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theoretical origin or from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its reform and development.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s labor union system must extend the academic vision and construct the academic system based on scienti fi c methodology of Marxism.
Key words: China's labor union system; the working class; Marxism labor union theory; reform of labor unions;the academic vision
［中图分类号］ D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008（2019）06-0016-08
[收稿日期] 2019-10-15
[作者简介] 刘佳，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
[基金项目]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劳模政治：劳动锦标赛与现代国家建构研究”（编号2019FDMYC04）
[编辑：郭秋萍]
标签：中国工会制度形态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论文; 工会改革论文; 学术视野论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