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宗教教育文献回顾
张志锋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000）
摘 要： 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教育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历史上宗教与世俗政权的结合使傣族地区的教育被南传佛教佛寺教育所垄断。宗教的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甚至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基础性的影响。通过回顾近年来国内外对傣族地区特别是西双版纳缅寺教育的研究，梳理当地教育发展的概貌，对宗教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和角色定位进行分析，为傣族地区宗教教育的未来发展之路作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 傣族；宗教教育；社会分层
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历来是我国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居住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加之各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教化的忽视，导致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封建王朝统治腹心地区。因此在这些地区的教育史上，宗教教育往往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承担着民族教育以及地区成员社会化的重担。但宗教这一职能并非一成不变。从1911年封建统治的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发展，宗教教育在动荡当中曲折发展。随着当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信息的飞速传播，一些民族地区对专业化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这种现象也催生了社会对学校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认可，宗教教育在这些地区何去何从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以我国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适龄儿童是否应继续出家接受佛寺教育？佛寺教育与义务教育孰轻孰重？佛寺教育在当代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以下主要针对近年来南传佛教宗教教育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回顾。
一 以佛为尊——社会声望获得的有效途径
社会声望是决定个人在社会等级排序中的重要因素。韦伯在其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论断中提出，社会阶层是由财富、权力以及声望三个指标共同决定的。声望的取得是由社会公认的评价体系决定的，社会评价从肯定到否定构成了高低有序的阶梯，声望地位即指人们在这一阶梯中所处的位置。在封建时期的傣族社会，社会声望与宗教是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西双版纳傣族是一个全民信仰南传佛教的民族。19世纪前，上座部佛教控制着整个西双版纳的教育，因而佛寺既是人们的宗教活动场所，又是当地教育的中心。与汉传佛教的厌世出家不同，南传佛教的出家更多意义上在于接受教育。江应樑[1]研究认为，傣族男子人人都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僧侣生活，每个家庭都必须将七至九岁的男童送到佛寺出家，这在傣族家庭当中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被称为“升和尚”。对于出家与个人社会声望的关系，罗吉华[2]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成为和尚是傣族男性每个人一生的必经之路，每个男子到七八岁，都要被送到佛寺当数月到数年的和尚，摆脱世俗烦恼，才能成为一个新生或受过教化的人，才能有从事生产的权利和义务。男子若不出家为僧，则会被称为“岩会”，也就是野人的意思。第二，在出家成为“巴”即小和尚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接受佛寺教育，成为更高等级的僧侣，进而掌握地区的政治大权。江应樑[1]研究发现和尚到“督比弄”一级的大佛爷，不仅可以得到一寺的权力，而且可以成为全村寨中地位最高的人，到本村之外的地方也会受到很高的尊崇。在政治地位上，大佛爷可以与土司平等对话，而在民众心目中甚至高居领袖之地位。第三，波章制度对世俗生活的全面控制。南传佛教出家之人可视具体情况选择还俗，而在还俗者中有一些佛学修为好，并受村寨居民认可的，便可承担起“波章”这一职责。郑筱筠[3]研究了“波章”这一角色，认为“波章”是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的沟通者，是村寨佛教事物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从民间佛事活动到寺院的经济管理，“波章”这一角色都要参与其中。因此“波章”作为入世之人，在村寨社会生活特别是宗教生活当中占据很高的地位。从这三方面来看，宗教教育从神圣到世俗，从经济到政治，无不塑造着傣族地区的社会声望体系。
如果说在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时期，宗教教育与个人社会声望有着莫大的关系，那么近现代以来出现的学校教育与传统佛寺教育的冲突则进一步增强了僧侣在傣族社会中的声望与重要性。传统的佛寺教育在西双版纳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社会基础，而近代的一些教育改革则过于激进，以至于学校教育的推进不能适应傣族传统文化甚至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据《景洪县志》记载，民国20年（1931年）民国政府就颁布了《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对西双版纳地区教育进行了规划，民国24年（1935年）设立车里小学，而且政府对办学进行了大力支持。罗阳[4]认为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学校入学率偏低，且男性入学率几乎为零的现象，适龄儿童仍以出家为僧为荣而羞于接受国家教育。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上学名额被当作一种负担而分配到各村寨。这种情况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无关系，但也体现出傣族社会仍然固守以僧为贵,以佛为尊的思想观念。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西双版纳地区学校教育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而迅速发展，形成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专科教育这一较为完善的体系，入学率也逐年稳步提升。但这一时期的民族教育则经历了较大的动荡。国家从1958年取缔了宗教信仰活动，而在1961年恢复了宗教信仰活动之后，大量公办小学的学生流动到寺院当和尚，小学入学率急剧下降。在1964-1981年这段时间由于国家的一些政策方针影响，宗教信仰活动又一次遭到取缔，许多佛寺遭到了破坏，一些宗教人士也被迫还俗。1981年后，傣族地区民间佛教活动较之前更为兴盛。罗阳[4]在同样的研究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是巴利语系佛教的复兴时期，民间掀起了佛教活动的热潮，8-19岁的男孩或退学入寺，或直接入寺不上学，许多乡村小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女校”。佛教教育一旦复兴，其社会认可度必然会超过学校教育，僧人的声望并不因宗教信仰活动强制取缔而降低。可见采取强制性手段对佛寺教育进行禁止取缔，不但不能在根本上提高傣族地区的教育水平，而且会压制人民的宗教感情,贬低学校教育的价值。
二 经济发展与传统宗教教育——相容与冲突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各地的经济均有了较大的提高，各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对我国社会阶层分析比较透彻的学者陆学艺，[5]根据我国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分层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因此，与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在封建领主时期的社会分层情况不同的是，当代傣族地区的分层标准也以经济和职业等因素相关，是否出家为僧或僧阶的高低已经不足以对人们的声望高低产生绝对的影响。回顾学界对西双版纳当代社会宗教教育的研究，则明显侧重于探讨宗教教育的存在的作用与意义方面。
（1）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大大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水价政策的推动下，转变村民的理念，大力发展以节水增收为原则的温室大棚，以养羊为主的温棚，以及特色产业如酿酒，红枣，枸杞等特色产业的发展。
宗教教育与当代人才培养的研究。如前述，在傣族地区的当地社会，已经不再将出家接受教育看作必不可少的人生阶段与社会资本。但在倡导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我国仍然需要一批专业性强的僧人或管理人员传承和发扬傣族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而佛寺教育在这方面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研究表明，现代社会的寺院教育在传播文化知识、启蒙教育、民族文化传承、僧侣培养和道德教化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从生态学的角度上来看，佛寺教育作为傣族社会的传统组成部分，是傣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在培养社区精英上的文化优势显而易见。[12]除了对世俗社会的人才培养作用外，现代佛寺教育的作用还体现在专职僧侣的培养上。伍琼华[13]指出设立于1993年的云南南传上座部佛学院（现云南佛学院）是云南省专业性最强、规模最大的佛教人才培养机构，其致力于培养南传佛教教职人员与中国高层次的南传佛教僧才。专门化的僧才教育一方面使南传佛教本身得以更好地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傣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寺院教育培养的僧侣不仅擅长文学艺术，而且也是当地著名的诗人、歌手，他们培养起了良好的宗教文化氛围是带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4]当然，佛寺教育对双语人才的培养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东南亚各国的宗教信仰虽略有不同，但大多国家自古以来全民信仰南传佛教，有着共同的宗教生态圈，而一些学者基于东南亚的宗教生态提出，当代我国傣语和巴利语的获得途径主要包括小学、家庭和佛寺三个渠道，巴利语经文也主要通过佛寺学习才能掌握，因此通过宗教教育与家庭教育来熟悉民族语言和宗教语言，在培养我国面向东南亚国家宗教交流的人才中是关键的环节。
宗教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兼容性研究。傣族地区佛寺教育与学校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冲突与互动是近年来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纵观三大世界性的宗教，它们都在历史上对信徒甚至宗教国家的教育承担着很大的责任，如基督教修道院教育、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以及佛教的佛寺教育。但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以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现代学校教育与以宗教精神为核心的宗教教育必然会产生某些方面的冲突，在宗教教育仍广泛存在于全球各地的背景下，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世界性的问题。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处理宗教教育与学校教育的问题上获得了较大的成功。张嵘[6]认为英国宗教教育从垄断国家教育到成为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型过程中，其教育内容与方法积极地适应了自然科学和社会整体的发展，达到了与学校教育互补的作用。而美国的宗教教育则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类似，戚佳锐[7]指出其宗教教育对国民道德、民族精神、社会信仰以及政治稳定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其他西方国家在当下也大多把宗教教育作为一种道德教育的手段。但我国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我国信教群众大都分散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宗教教育的水平在历史上也参差不齐，更从未出现过类似于西方的国家宗教形态，所以各地的宗教教育情况千差万别。陈新佩[8]在经堂教育的研究中发现，在维吾尔族、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经堂教育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化与培养需要，直到目前仍然广泛地存在于伊斯兰教的信仰地区，对信徒的教育与社会化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诸如西南地区傣族南传佛教佛寺教育则是另外的情形，曾经在历史上对傣族教育绝对垄断的佛寺教育，如今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减弱，甚至在学校教育的冲击下，佛寺教育在某些地区渐趋消亡。黄海涛、梁艳玲[9]对现代教育与佛寺教育的冲突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寺院教育与学校教育在教学内容、生源争夺、价值取向上均有矛盾之处，世俗教育对寺院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刀承华[10]研究认为传统宗教观念对政府“普九”造成了巨大影响，典型表现为适龄儿童辍学率高。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研究表明在西双版纳较为发达的地区，男童出家的积极性有明显减弱的趋势，而在广大农村，出家仍然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传统，在地域上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11]可见在未来处理宗教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上，立足民族地区本土文化，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在宗教教育上的成功经验，引导民族地区宗教教育与学校教育融合互补，将会是这方面研究的重点内容。
诚然，西双版纳地区佛寺教育仍存在如僧侣缺乏、各地发展不平衡、教育经费紧缺等问题，但这方面的研究并不能否定西双版纳佛寺教育在傣族社会的既有功能，也难以代表当前佛寺教育研究的主流趋势。
三 回顾与思考——傣族宗教教育未来之路
通过对以上学界关于宗教教育的文献回顾来看，特别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宗教是社会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历史的发展会不断适应和改变而继续存在下去，而宗教教育也必然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模式影响信徒的社会化，而影响的过程恰恰是通过教育这一手段。但宗教教育与学校教育并非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科学精神与宗教伦理并存已经是许多国家的社会常态。如美国哲学家戴尔·瑞奇认为，科学中许多正在使用的原则来源于创世的宗教信念，所以说科学从其最初开始就与宗教处于战争状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戴博拉·哈斯玛提出科学和宗教不仅仅是作为相容的学科，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是相互补充的学科而组织在一起。[15]而如怀特[16]等学者更是认为，与科学有冲突的是神学而不是宗教。科学与宗教必然对立的观念，实际上是那些神学家们硬塞给人们的一种假象；科学精神与基督教精神不存在内在的矛盾，相反，科学会使宗教有更牢固的基础和更高尚的观念。因而在处理宗教教育的问题上不能完全摒弃宗教因素，而要正视其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以及道德教育的补充。第二，对于制度型的宗教来说，其宗教教育与社会分层有必然的联系。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应看到教育对社会阶层（阶级）产生的重大影响。继韦伯所提出的多元分层理论后，并在其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分层强调对成员道德意识上的不同评价，在工业社会，经济组织的作用更为重要，而在以往的社会中，宗教或文化更为重要。从帕森斯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宗教整合了社会，而教育组织则使个人的社会化得以延续。布迪厄[17]的文化资本理论则更能说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通过教育等手段所获得的语言的和文化的能力，可以创造、培育和传递给下一代，并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上升流动产生影响。可以说教育所产生的“符号暴力”，保证了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再生产。虽然布迪厄并没有针对宗教的教育展开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宗教环境浓厚的傣族地区，佛寺教育必然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影响着个人的社会地位。基于这两个角度，一方面要有效利用宗教教育的优势，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和道德思想上的教育优势，引导我国傣族地区宗教教育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当前我国傣族地区教育不平衡现象，将提高教育水平、合理布局教育资源作为改善傣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社会问题的策略之一。
4) according to assembly requirement, the profile joint should be at the standard position of the truss.
（4）制造服务网络化，提高产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运用移动O2O（线上线下）、云计算、大数据等打造用户聚合平台，开展基于个性化产品的服务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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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Religious Education of Dai Ethnic Minority in Xishuangbanna Area
ZHANG Zhi-fe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ligion of the Dai people in Xishuangban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the combination of religion and secular regime in history has made the education of the Dai area monopolized by the education of Nan Buddhism. Religious ethics and ideas still have a fundamental impact eve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rough reviewing the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Dai people in this area, especially the Xishuangbanna Temple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combing the trajectory of lo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and role of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makes an analysis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Dai area.
Key words: Dai; Religious educ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中图分类号： G7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19）03-0067-04
DOI: 10.13963/j.cnki.hhuxb.2019.03.016
收稿日期： 2018-10-02
作者简介： 张志锋（1992-），男，山西太原人，硕士生，研究方向：宗教社会学。
[责任编辑 龙倮贵]
标签：傣族论文; 宗教教育论文; 社会分层论文;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