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土家族文化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家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土家文化研究的特色，在于原致力于土家族各专题研究的专家们，不仅在自己的研究方向写出了相当有价值的重头文章，而且不再局限于一个专题的探寻，逐步开辟着新的领域，与此同时，还涌现出了不少后起之秀，致使土家族文化研究逐步走向世界。现将1995年土家文化研究现状作如下介绍。
一、对土家族历史及其文化意蕴的再探讨
1、对巴族、巴人历史变迁的考究
巴族的起源、形成及活动史迹，近几年来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姚政在《论巴族国家的形成》（《三峡学刊》1995年第2期）一文中，认定巴族是从东向西迁，然后从南向北发展，鄂西南清江流域确系巴族的发祥地，巴在同一时期国家已逐步形成。并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起源于鄂西的巴族到了商代早期国家已经形成。田耕的《春秋以前巴人史迹辨析》（《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把巴人活动的史迹材料逐一进行辨析，求证出了巴人在春秋前各个时期的活动地域及其方位：夏禹时巴离禹的活动中心不远，约在今陕西南汉水流域，为禹的“万国”之一；夏代在与汉水流域相交接的丹淅地区，商武丁时为商所伐，也当基本不出夏巴地域之左右；周武王克商以后，巴与濮、楚、邓并列在汉水中上游，为周之南土。田文断定，春秋以前各时期巴人的活动地域基本都是在汉水中上游地区。田敏在继去年《夏代巴人地域考》以后，又在《廪君巴与汉上巴之关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中对廪君巴为汉上巴之后裔的观点，从地域、时间、史料以及出土文物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明确具体的论证。并对汉上巴崇蛇，廪君巴崇虎这一表象问题作了深刻分析和解释，从而进一步论证了汉上巴与廪君巴只是图腾不同而已，其族类是相同的，并且有其继承关系。杨华一直致力于对巴族族源、巴族图腾崇拜等方面的研究。1995年发表在《三峡学刊》第3、4期的《巴族崇“蛇”考》是作者的新探索。他通过对考古资料中先秦时期南方巴地蛇图象的分布进行分析，知晓了巴人崇蛇长达3000余年的历史，进一步论说了巴人崇蛇的原因，论证了巴地与蜀地蛇文化的渊源关系。同时，他还撰有《鄂西地区与成都平原夏商时期陶器研究》（《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1995年第3期），《远古时期巴族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在后文中他论证了“巴人曾代表着三苗民族，三苗民族中的主要居民当是巴人”的观点。杨铭的《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民族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对在1930年——1993年六十多年的关于巴族起源、形成、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等课题的研究进行了专题综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展望。
2、对族源、族属的再探讨
50年代潘光旦的《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一书的问世，拉开了对土家族族源族属的研究序幕，后来逐渐有文章发表，特别在新时期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新成果不断出现。赵小帆在《试论湘鄂川黔边界地区出土的虎钮錞于的族属问题》（《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虎钮錞于不是巴器，蜓人才是虎钮錞于的使用者”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观点，并在文中强调蜓人与巴人在历史上有密切关系。甚至曾从属于巴但蜓人不是巴人。戴楚洲在他的《张家界市土家族族源考索》（《武陵学刊》1995年第2期一文中从张家界市古人类活动遗迹，巴人起源及其进入武陵地区、楚人进入武陵的文献记载、文物出土、语言风俗等多方面文化遗存的考索，得出张家界市土家族是以土著人、巴人为主体，融合汉族、苗族和白族等民族形成的结论。他还认为，秦灭巴后，巴人流入土著并与土著人、楚人不断融合。秦汉时演变为“蛮夷”，宋元演变为“土人”及“土官”等，清代“改土归流”以来遂成“土家”人。
彭勃的《溪州铜柱不是“盘瓠图腾”》（《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是继94年对龙海清《湘西铜柱与盘瓠文化》一文的观点进行商榷的又一篇文章，彭认为研究溪州铜柱不能离开当年马希范立铜柱是为了使自己的巍巍功绩永垂后世，同时也是为了对溪州蛮人起约束和镇慑作用的本意。他说，铜柱本身是统治者镇压少数民族的一个标志，铜柱对于了解土家族历史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认为龙文的溪州铜柱是“盘瓠图腾柱”的观点未免过于牵强附会。溪州从古到今是以土家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不是盘瓠崇拜的地域，溪州铜柱更不是什么盘瓠图腾崇拜的图腾柱。
另有陈廷亮《溪州桐柱铭文中“陇西县”地望小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对铭文中的“陇西县”地名进行了考释，并纠正了铭文中注释的错误，查证了铭文中的“陇西县”不是甘肃之陇西县而应是溪州之地。
3.土家族社会形态及其制度、历史的研究
曹毅的《土家族社会形态历史分期管见》（《民族论坛》1995年第3期）紧扣本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去宏观把握。把土家族社会形态划分为：传说时期、巴子国时期、羁糜州县时期、土司时期、“改土归流”后至建国前时期共5个历史阶段。并指出这样划分所体现出的自身的阶段性、民族性、地域性的鲜明特征；从而揭示出了土家族地区社会形态的历史进程与中原汉族地区的根本区别所在，那就是体现了全封建性质的时期较短，原始性形态遗留较多的不平衡状态。这样虽使土家族地区相对稳定，有利于民族的形成和民族特点的保持，但它阻碍着社会的前进，影响着民族的兴旺发达。田万振在《略论秦汉赋税对土家族发展的影响》（《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增刊（I）0一文对秦汉两时期的赋税缴纳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秦与西汉王朝统治时土家族赋税较少，政局稳定，带来了土家族地区的发展；而东汉时由于封建统治者认为“蛮人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不仅引起了该地区政局的动乱，继而也影响了土家族地区的生产发展。还有冉敬林的《明代酉阳土司制度特点》（《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4期）对川东土家族地区明代时酉阳土司制的设置及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点进行了剖析。而戴楚洲《元明清时期张家界地区土司及卫所机构初探》（《民族论坛》1995年第1期）则对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卫所机构的设置、作了深入探讨。
4.历史上土家族人民可歌可泣事迹的讴歌
对土家族先民的勇武善战已有不少学者作过详尽的描述。但二三十年代土家族人民的英勇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可歌可泣的事迹，则少有文章问世。95年段超的《土家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柏贵喜《现代鄂川黔湘边区的神兵运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弥补了这一不足。前文是对土家族儿女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的称颂，后者是对以土家族为主的鄂西神兵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及其性质的分析肯定，从而以事实澄清了对神兵的各种讹传。
二、土家族宗教文化事象哲学思想的探寻
1.土家族傩文化的研究
曹毅的《土家族傩文化浅论》（《民族论坛》1995年第1期）总结出了土家族地区傩文化的传承演变的自身特点：一是土家族地区傩文化的兴盛之日正是中原傩文化消亡之时，其状态正好体现了中国傩文化发展的后期阶段；二是傩文化自中原汉族地区传入土家族地区后，即与土家族的原始巫文化互相交融，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的土家族傩戏，开创了中国傩文化的新形态；三是傩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发展演变体现了鲜明的传承特点，变革缓慢，至今仍完整地保存了其原生形态；四是土家族傩文化保存完整的极重要原因就是其载体中融入了土家族传统的民族宗教意识——祖先崇拜，从而使土家族傩文化事象具有崇高的文化内核而没有因现代文明的冲击走向消亡。朱世学在《土家族傩戏面具的演化特点及功能》（《民族论坛》1995年第4期）一文中对土家族傩戏面具这一民族文化瑰宝的演化历史轨迹、制作的特点以及功能作了探讨。文章分析出这一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并体现其特有的精神内涵的艺术珍品，有着艺术表现功能、装饰审美功能、文化传承与吸收功能。它是一种人类美学意识凝固而成的物化形态和具有特殊表意性质的象征符号，充分体现了傩戏世俗化和宗教化的精神，表达了土家族人民对生命的讴歌，对生活的希冀，融汇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展现了土家人民的聪明才智。
喻帮林在《贵州省沿河土家族傩戏概述》（《民族艺术》1995年第2期）一文中对黔东北沿河一带的傩戏进行了概述。从它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渊源、传承关系到它的组织形式，社会功能，从它的傩坛法术、符录、字讳、诀法到演出及服装道具和音乐舞蹈都一一进行较全面的概述，归纳出了沿河土家族傩戏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
2.“还坛神”研究
“还坛神”是内容极丰富的土家族民间宗教文化现象，原始宗教信仰遗存浓厚。湖北民族学院民研所的专家学者为了抢救这一文化遗产，深入民间进行调查，收集整理唱词，拍摄演出实况，并写出了一系列理论性强、学术性高、观点新颖独特的论文：朱祥贵《鄂西傩戏——“还坛神”述论》、雷翔《还坛神探源》、曹毅《鄂西土家族傩文化一瞥——“还坛神”》、田万振《恩施（还坛神）的原始宗教信仰遗存初探》、谭锋《浅谈〈还坛神〉语言特色及其它》等（《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对“还坛神”这一文化事象的历史渊源、流传范围、文化内涵、社会功能、语言艺术等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湖北民族学院于1995年10月还组织了省社科院、华中师大的有关专家教授以及恩施州内一部分专家学者，召开了“还坛神”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对上述的观点与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3.其它研究论文
土家族宗教文化信仰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崇拜事象，如动物崇拜、植物崇拜等，而向柏松的《土家族洞穴崇拜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一文论述的则是一种生殖崇拜。这种象征母腹为特征的洞穴生殖崇拜，在土家族及其祖先巴人的文化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它是渗透着巴人母腹生殖崇拜观念的民族起源神话。作者用典籍材料对赤黑二穴之说的记载来印证这一说法。赤黑二穴是巴人视为民族发端之源的崇拜对象。它一直延绵后世成为巴文化乃至后来的土家族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作者还以土家族地区多以“洞”、“峒”为部落族，或地名名称为佐证，以土家族洞葬习俗为例证说明土家族存在过洞穴生殖崇拜，而洞葬又是一种以洞穴生殖崇拜观念为底蕴的葬俗。
另有萧洪恩的《史前期土家先民哲学思维的萌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对土家族地区先民在旧石器、新石器以至与新石器时期相当，土家族历史上可称为传说时代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通过考古发现的各种文化遗址而推断研究出土家族初民旧石器时期有了美的观念、原始宗教观念、联系观念等较低层次的思维萌芽，而新石器时代则是形象思维得以发展以至灵魂不死观念的强化，图腾观念的发生。到了传说时代进一步有了三才合一思想、世界起源论、人定胜天、图腾崇拜的自然观、和则生力的社会观等辩证思维因素。最后他指出土家先民的认识论具有明显的认识直观性、联系幻想性、价值取向的实用性。曹毅在他的《“撒尔嗬”：土家人原始生命意识的独特传递》（《民族论坛》1995年第2期）中从“撒尔嗬”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着眼，探讨了这一古朴神奇的民俗事象千百年久传不衰的原因所在。他认为清江流域土家人的“撒尔嗬”其深层的文化意蕴核心就是十分强烈地传递着土家族原始先民的生命意识，着力张扬着氏族生存繁衍的基本主题。他指出清江流域土家族的“撒尔嗬”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内涵积淀十分厚重的民俗事象，它从举丧悼亡这一特定角度生动地展示了土家人独特的生命意识和豁达的人生观，蕴含着缅怀祖先的拳拳之心，贯穿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这些深层的文化内涵又与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紧密结合，成为文化生活贫乏的山区中一种极有魅力的娱乐形式，在凝聚民族成员，弘扬民族精神，传递民族文化，丰富民族生活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人类生死的永恒主题富有哲学意味的认识与思考，对原始生命意识在特定情景中的奇异传递，这便是神奇的“撒尔嗬”令人着迷而刮目相看的独特文化内核。
三、土家族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文化研究
1.民间歌谣的源流、特色及内涵
土家族民间歌谣十分丰富。胡炳章《巴人歌谣之文化内涵初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对保存在《华阳国志·巴志》中的弥足珍贵的13首古歌谣进行了分析研究，向世人展示了古歌谣中蕴含着巴人“獭祭”这一原始宗教文化内涵和渗透着的巴人德性精神；朴素的人生哲学以及质直好义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蔡元亨的《图腾音乐——土家族民歌中的歌哭现象》（《中央民族大学》1995年第4期），作者指出土家人这种歌哭现象是一种图腾行为，也是一种图腾心理，更是一种图腾哀歌，是民族哀痛的自我升华，是民族哀情的泛化。他还认为民风、民族礼仪使歌哭现象得以延伸，使歌哭由民族的图腾性哀情完成对整个民歌的霜染。同时，揭开歌哭现象，使我们发现它是土家民族心理上的一个“承重结构”。歌哭现象是民族痛苦的恣意汪洋的发泄方式。最后作者以流行歌曲的“哭腔”已成为时髦的“现代通俗”——世界性的现代歌哭现象为例，来估价土家歌哭现象的前瞻度。土家歌哭张扬悲哀，流性歌曲以哭腔张扬人生，并以此来启迪土家音乐工作者有责任使土家族“歌哭”现代化，让它去张扬辉煌的人生。
曹毅在对土家族歌谣及其情歌的研究之后进而对土家族哭嫁歌的艺术风格作了深层次的分析。《土家族哭嫁歌的悲剧性内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作者认为由哭嫁这一土家族极典型的民俗事象而产生的器嫁歌，从艺术表现风格看，贯穿土家族的哭嫁歌中的感情基调和人物心态就是一个“悲”字，它是土家族女性婚姻悲剧乃至人生悲剧的真实写照。他指出，土家族哭嫁歌的产生和兴盛都有特定的悲剧土壤，也自然体现了特定的悲剧性民族文化内涵。它不仅是新嫁娘个人人生转折的悲歌，而且也是所有土家女性婚姻悲剧的缩影。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它不仅体现了女性自身命运倾吐的悲哀，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女性自身所积淀的悲剧性心态。因此，哭嫁歌不仅作为土家族优秀抒情长诗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而且作为独特的民族风俗画卷具有多层面的历史文化内涵。《巴人“变风”之觞及其滥觞》（《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是蔡元亨又一篇重要文章。在此文中他对中华文化的特异现象五行诗予以了分析。用蛤蟆变图这种奇特的分析方法追索它的源与流，再根据五句子和竹枝子，《女儿子》到竹枝词的关系以及歌名更变等一系列的论证，认为古竹枝至少从六朝《女儿子》时代开始分流。形成文人创作和民间传承两个流向。从而看出古竹枝是五句子歌的觞；五句子则是古竹枝的滥觞，竹枝词则是文人从“竹枝”枝头削取的一枝充满生命力的“接穗”嫁接在旧体诗词的砧木上以后，结出的一朵奇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竹枝的滥觞。他还指出五句歌不是以四行诗为归宿的，它完全是巴人文化自身孕育的一种中华文化中的特异现象：五行诗。作者由五句歌族谱重绪看到了这种五句歌的形式的伸缩弹性已到极限，只有通过文化解构，将它被囚禁的生命活力解放出来，作为现代乃至未来创作歌曲的源头，以此说明整理、抢救这一民间文艺形式的重大意义。
田禾在《浅论土家丧鼓歌》（《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对流行于湘鄂川黔土家族地区的丧鼓歌的由来发展及基本形式作了介绍，并分析了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对其社会价值亦作了充分肯定。孙邦固的《论鄂西土家穿号子的艺术特点》（《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对鄂西民歌的一种艺术性较高的演唱形式穿号子的词格、曲调、演唱形式等作了较全面的分析。
此外，胡炳章的《〈九歌〉与沅湘土家族巫文化的血缘关系》（《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以及陈湘发的《容美土司〈田氏一家言〉与屈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增刊（I）），刘济民的《三峡诗歌地域风格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从继承与发展、比较与研究中对土家文化振叶寻根、观澜溯源，探究了土家文化与别种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各自的风格特点。
2.民间文学艺术的精神、经济内涵
土家族民间艺术的研究1994年已成为热点，95年学者们已把触角伸向了更深更广的领域。王新勇在《土家族艺术精神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一文中纵观土家先民们所创造并经无数次审美选择传承下来的最能代表本民族特色的艺术精品，认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密切相关。以明显的生活目的性而产生的土家民间文艺如摆手舞、跳丧舞，傩堂戏等民间艺术形式，它们都有着区域性强的特点，以及表现出的“各有一乡风”的风格特征。作者进一步分析出了土家人民在崇拜心理的长期积淀之下形成自乐一隅的审美心理。而李忠斌的《试论土家族早期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经济内涵》（《民族论坛》1995年第3期）则根据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又反映生活的理论，采用社会人文学科的观点、方法、从早期文学作品中窥视到了土家先民早期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了解到了土家先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精神；勾勒出了土家先民早期经济生活的轮廓；揭示出了当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内涵，为其他学者研究远古时代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结构提供了一条途径，同时也丰富了土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内容。
戴楚洲《张家界市土家族文学艺术述论》（《武陵学刊》1995年第4期）对张家界市的近、现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作了详细的述论，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内容的研究是一份可贵的参照资料。
四、民风民俗文化论述
1.土家族历史文化传承论
张应斌早在92年就提出了“清江古文化”这一概念，并一直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清江古文化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从历史地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角度，探讨了清江古文化的生态环境以及它的基本内容。他分析了清江流域自然景观的奇特性，认为清江流域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是一个适合生物生长和生命繁衍的特殊生态王国。他推断出清江流域是古人类的摇蓝，是中国重要的人文之源，并以在此发现的“建始人”、“长阳人”等为有力的证据。他再从人种文化学的角度描述出了清江人类实体的演变，从人类状况和时间两个维度对清江人类的源流进行了认识。因而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从200万年前的清江化石古人——“建始人”开始，中经“长阳人”、盐神人、廪君人、巴人到今天的清江土家族这一清晰的演进过程。证明了清江文化古老性、原始性的显著特征。作者还认为，研究者应有“孑遗意识”和文化系统观念，从清江珍贵的孑遗文化去发掘清江文化。最后作者对清江古文化的概念给以了界定。
李忠斌在《民族精神与土家族传统文化》（《民族论坛》199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土家族民族精神集中表现为“勤、勇、信、爱”四个方面。并对形成这一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具体论述了构成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体系的各种因素。作者认为探讨民族精神其目的就是把握其合理内核，实现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有机整合，构建其新的体系，使其为土家族的自身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服务。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激烈碰撞中找到新的结合点和生长点，赋予民族精神新的内涵，使之成为土家族实现自身现代化的精神支柱。
2.土家居室的文化内涵的探讨
土家居室特别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土家吊脚楼是学者们一直探讨的论题。胡炳章的《论土家族居住文化中的空间价值观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则是对土家族这一典型的民居形式——吊脚楼所隐含的空间价值观念进行了研究探讨。他认为房屋不仅仅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创造，而且也是人类精神文化得以再现的一种含义丰富的文化现象。在土家人的观念意识中，吊脚楼这种建筑格局不仅仅是作为世俗居住空间而存在，它更是神人共居的神圣空间，是充满神性的处所。这种空间神性价值观念不但表现为居住空间的泛神化，也表现其外部空间的泛神意识，更表现其整个建筑过程的种种仪式、种种禁忌所隐含的巫文化观念。这种民居形式的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同一性，正是土家人居住文化的空间价值观念的再次展示。土家居住文化的空间价值观还表现在相通相容观念上，同时土家人对宅基的高峻与视野的开阔也很看重。因为他们认为家业发达、子孙兴旺甚至男婚女嫁都与此有相当重要的关系。空间视野的拓展与开放在此得到具体体现。作者透过上述的民族文化现象，认为在土家族人民的内在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冲动，一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优良基因。这种内在的积极进取的永恒冲动构成其生命的主旋津，不断地使其生命的总体运动形成新的高潮。而那表现在他们居住文化中拓展与开放性的空间价值观念，正是这一生命基因在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中蒸发和映射出的一弯灿烂的虹彩。
3.其它
土家族不仅酿酒历史悠久，而且在饮酒上也有与他民族的不同文化内涵。黄柏权的《土家族酒文化泛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则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涉足。作者认为酒对于土家族来说，在民风民俗、民族文艺、民族经济、民族精神上无不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形成了一种奇特酒文化现象。这一现象虽然极富民族特色，也极有发展前途，但研究者则不多。
土家族乃至先民的民俗艺术丰富多彩，浩翰深远。雷乐中的《巴人避邪民俗艺术的文化寻绎》（《三峡学刊》1995年第1期）就是对土家族先民巴人的避邪民俗艺术的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追寻古代艺术的形象和美学价值，更在于它的民俗学社会学的价值，作者首先对于出土文物巴戈上的“特殊之龙”——“夔”进行了简释和分析，认为”夔”出现在巴人所用的兵器上旨在壮威。巴戈铸“夔”于上正强烈地体现着巴人驱邪保安的愿望与行为。其次，作者对川东在民间避邪艺术工艺品吞口、门神及其演变进行了考究追溯，认为这一神兽结合品都与避邪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是川东地区典型的护门避邪艺术作品。门神（桃符）演变到后来的年画，仍属避邪之引申。由此可看出巴人民间艺术瑰宝的传承积淀的深厚。正如作者所说，这民俗艺术的传统文化价值是值得众多民俗学者去作不倦思索的。
五、土家族经济、人口文化研究
1.历史经济的考察
李斡、周祉征的《羁糜制度时期的土家族经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李怀荪《古代移民与湘西开发》（《民族论坛》1995年第1期）都是对土家族地区历史经济的探讨，前文根据典籍的记载论述了秦汉时土家族地区已推行的羁糜制度，直到隋唐这一漫长的羁摩制度时期土家族工业、农业、畜牧业商业人口的繁衍等状况及发展情况。后文则是通过推论分析出古代移民大致有四种方式，湘西有了移民的进入，促进了湘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了湘西社会历史的前进。
2、人口发展问题的研究
杨宗传近几年对土家族地区的人口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94年就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第8期发表了《湖北鄂西自治州土家族人口产业和职业构成浅析》，95年又在《经济评论》第5期上发表了《土家族聚居地区老年生活服务保障比较研究》，继而在《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土家族女性人口文化科技素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特别在后一篇文章中根据翔实的人口调查资料，揭示了中国土家族女性人口文化科技素质的状况，分析了女性文化科技素质对社会经济及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提出了提高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科技素质的对策建议。王瑰、李炜也在《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撰有《铜仁地区人口发展战略探讨》，作者认为铜仁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少、边、穷”地区，应继续有效控制人口规模，进一步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大力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建立适合经济和人口发展的产业结构，合理安排劳动就业。
六、土家语言研究
土家族由于没有文字，土家语言中许多极富特色的语言现象以及土家语言的发展不能进行历史的考证和现实的比较。因此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少见，95年有几位专家教授对土家语言进行了探讨，谭锋教授在《对还坛神的语言特色的研究》中，涉及了土家语和其他方言词语的比较研究。从事四十年土家语言文字研究的专家叶德书1995年在《民族语文》第6期上发表了《土家语三音格形容词的语音结构和义位特征》，又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发表《论土家语“tau[55]xu[55]”和“thi[21]xu[21]”的共性与个性》，都是对土家语内部结构的探讨。同时他还将几十篇关于土家语的研究成果汇编成专著，为民族语言工作者提供了参考和方便。
七、前景与展望
综上所述，1995年的土家文化研究较之往年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势，成果数量可观，研究质量可喜。不仅在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以及民风民俗的文化研究上展现出了多层面多角度的风姿，在经济领域、语言研究上也有较大突破。巴族历史的探究深入细致全面；社会形态制度的探讨思路新颖严谨周密；土家傩文化特别是“还坛神”的研讨内容别致，观点鲜明；传统文化的追寻视野开阔，耐人寻味；民族文学艺术的论述内涵丰富，意蕴深邃；经济建设的探求目标明确，意义深远；语言研究独具特色，内容具体。一批研究学者不再只是从事单一专题的研究，也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象曹毅、张应斌、胡炳章、蔡元亨等就是如此。从研究队伍来看已逐步形成稳定的格局，同时也逐渐扩大。很多学者已不满足单篇论文的发表，正在创造条件出专著、丛书，估计今明两年会有不少土家族研究专著问世。但我们更要看到研究中的不足，如教育方面的研究还嫌薄弱，经济上的研究理论深度还嫌不够等。我们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做到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思考的结合；经济发展研究与文化建设研究的结合；民族精神研究与现代文明研究的结合；促进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素质的提高，精神文明的建设。
湖北民族学院95年对《还坛神》的收集整理，组织学术研讨，这是一个良好开端，今后还应多组织一些对已快灭迹消亡的有价值的土家族文化事象、民间艺术进行抢救、研讨，撰写出较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
我们深信土家族文化研究的前景会更加辉煌灿烂。
【收稿日期：1996－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