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莉莉[1]2016年在《近二十年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的历史特殊性,其时侦探小说翻译的风靡,都曾经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回顾近二十年已有研究成果,反思其不足,以期对未来以全球化进一步推进,翻译学蓬勃发展,尤其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有所启示。
杜玮[2]2018年在《翻译改写中译者的折衷》文中研究指明关于福尔摩斯小说自清末民初以来在华译介情形,此前有多数学者进行过研究。然而,笔者在大量搜集研究文献并通读后发现,这些研究中所采用的视角大多雷同,搜集的史料较为狭隘,由此导致且得出的结论模糊且可靠性值得商榷。故笔者在本研究中将选取代表性的问题进行具体论证,即:张坤德1896年译本是否因《时务报》平台推介而具有政治性启蒙话语?1914民国叁年六月林纾译文《歇洛克奇案开场》是否因政治风潮的影响真正改变了自己的后期译介动机,还是另有别的译介意图?1916年中华书局《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译本集推出是否仅仅在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文化话语?本研究发现:这叁个译本在译介福尔摩斯系列作品时,虽正值国内政治文化运动时期,但在译本当中却都未直接与主流意识形态呼应并展示出较多的政治话语。在第一个案例中,1896张坤德福尔摩斯笔记译本出版适逢维新运动与文学规范变革时期,又在极富政治色彩的《时务报》进行推介,然而译者在进行福尔摩斯案件择选和话语处理时,却并未添加很多启蒙话语与政治言说,译者仅将翻译当做其早期职业文人的工作来处理。在第二个案例中,1914(民国叁年)林纾译本《歇洛克奇案开场》问世时间处于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不久,这一时期已是林纾翻译生涯的后期:林纾已经走上“为稻粱谋”的商业化道路。但有趣的是,他选择翻译的《歇洛克奇案开场》却在序中对案件元凶人物形象进行“启蒙式”的改写,并再次进行林纾早期式的“开启民智,唤醒国人思想”呼吁。再进一步观察发现,林纾的《歇洛克奇案开场》无论是选材,还是译文正文内容都与序中表现出的启蒙意识大相径庭:福尔摩斯系列案件以短篇小说闻名,林纾却依旧选择了自己擅长的长篇案件进行故事改写,且改写的内容与启蒙政治话语并无较大关联,仅仅在添加了热词的基础上对故事情节进行了还原。这就使得林纾在序中展现的“政治启蒙意图”与其正文的书写形成悖论,也与他自身译介生涯的后期书写态度构成矛盾。笔者最终发现:这些矛盾均是由于林纾在后期翻译这一作品时,采取了将意识形态下启蒙话语作为商业元素添加入译本的译介策略所导致。至1916中华书局《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译本出版时,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虽然身处推翻传统价值观与传统文学规范的运动中,这套译本却并未完全迎合主流文化浪潮,而是选择保留了较多的传统价值观,对动荡政治社会的嘲讽话语以及话本式的改写。这些夹杂在主流意识形态下的译本话语吸引了大批读者,呈现出自身的张力。而这一译本中存在的兼容多元性,也突破了民初小说界“推动普及小说”文学译者群和“建立道德和文学标准”文学群体两端分化的局面,成为值得研究的个案。基于此,笔者借用勒费弗尔的改写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对所发现的特殊译介现象进行剖析与解释。但与传统的研究方式不同,本研究并未机械套用改写理论中的关键概念,如: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对发现的现象进行笼统概括,而是将1896张坤德版福尔摩斯译本,1914民初林纾译本以及1916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中游离在政治意识和主流文学规范外,那些既矛盾又多元的悖论话语作为新发现的译介现象来研究,并对改写理论进行进一步的丰富与补充。这一点,也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章艳[3]2006年在《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及译者的应对》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初是小说翻译大盛的时期,翻译小说的数量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谓空前绝后,当之无愧地列于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次翻译高潮之一。但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清末民初的这些小说译者及其译作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传统翻译理论的价值体系里,他们由于不忠实于原着受到批评,他们的作品也因此不能跻身于正统“翻译作品”之列。对某一事物的结论往往取决于论者的视角。所以,要公正客观地评论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我们只有转变视角,把视线从文本比较转向那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需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择以译序跋、发刊词、书评等文本外材料为线索研究这个时期的小说翻译规范以及译者在这些翻译规范面前的应对,以了解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文学规范,了解他们在翻译活动中如何配合和抗衡这些规范,并由此去理解他们为了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巨大鸿沟之间搭设起沟通的桥梁所作的努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颠覆传统翻译理论对此期小说翻译已作的结论,而是要关注这个结论背后更核心的问题——诸如此期翻译小说“不忠实”的原因在哪里?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和决定译者的种种选择?这些翻译小说因何而获得了在译入语文化里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通过这些问题的解答,本文试图证明:评论一个时期的翻译作品,不能囿于文字或文学价值的判断,而要考虑到译入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需求,否则,任何结论都可能失之偏颇。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对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及译者应对的研究,提供一个从译入语文化角度去描述和理解一个时期翻译活动的个案。本文共由七个章节组成。第一章是绪论,明确界定了本研究中清末民初小说翻译的时间跨度,介绍了此期小说翻译的概况,并回顾了“五四”时期、“五四”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49年到七十年代末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四个时期对清末民初翻译小说和小说翻译的研究情况。相对于前叁个时期偏重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描述性的翻译史类着作,为处于文化转向中的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使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段的小说翻译,关注此期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制约。本文作者指出,翻译界的这一研究转向,除了得益于史料的收集和日益宽松
李德超, 邓静[4]2003年在《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源》文中指出介绍了在清末民初时期出现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 ,并根据描述翻译学理论 ,通过分析当时翻译侦探小说的篇内特征和篇外因素来阐明导致此次翻译热潮的种种因素。文章认为 ,此次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件孤立的翻译事件 ,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赵纪萍[5]2015年在《创造性叛逆视野下的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翻译对我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是中西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以及其译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由于不忠实于原着而遭人诟病。这种评价和待遇之于译者以及其作品并不公平。要公正客观地评价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我们需要换个角度,把注意力从文本比较转向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文化诉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选择以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中形态复杂的“创造性叛逆”为基点,关注清末民初社会文化背景对翻译实践的影响和制约,试图回答这一现象背后更核心的问题。诸如“为何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如此普遍?”,“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着译者的种种选择?”,“这些文学翻译作品为何能在译入语文化里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白不能仅仅通过文字或文学价值来评判一个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及其翻译作品,而是要综合考虑译入语社会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活动的限制和需求。有鉴于此,论文着重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用现代翻译理论的视野和比较文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系统的梳理、描述并探寻其背后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论文共分六部分对该问题进行论述。绪论部分包括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文献综述,该文的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以及该选题的意义和创新点。第一章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做一概览,分析这次文学翻译高潮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总结出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叁个特征,并指出该时期文学翻译的叁个特征最终都指向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第二章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清末民初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缺乏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这使得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呈现出杂多的形态。这一时期的译者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直接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文进行增删甚至改写,借助翻译文本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该时期的文学翻译显示出明显的创造性叛逆特点,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文学翻译言说自我。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形态各异、纷繁复杂的创造性叛逆不仅是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表征,而且揭示了清末民初翻译者面临的两难处境：翻译者试图借助域外文学达到某种目的,但是当域外文学中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与本土文化与意识形态发生碰撞与冲突时又会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御。在这一悖论中出现的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则记录了清末民初的译者在国家民族命运遭受巨大挑战和挫折时的思想、信念、行动等各种体验,揭示了两种文化交融与发展的种种可能性。本部分在梳理总结清末民初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辅以个例分析,主要对林纾译作中在意识形态影响下而造成的对原作的误读和创造性叛逆、《哀希腊》清末民初叁个译本中呈现出的创造性叛逆予以描述和分析,并对狄更斯 林纾译本与张谷若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对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个案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厘清意识形态是如何对译者进行操纵并施加影响从而造成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第叁章从诗学的角度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入语文学系统对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其诗学规范对文学翻译的规约得以实现。原语文学体系和译入语文学体系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诗学规范。在译介过程中,这两种不同诗学相遇,译者不可避免地会用自身的诗学观念来理解他者,从而造成对异己诗学的误读,这种误读便会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中呈现出来。译入语文学系统通过其诗学体系对文学翻译产生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文学翻译活动的反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文学翻译是推动整个译入语文学系统发展的强大动力。以中国的民族文学为例,文学翻译是滋养现代作家成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对我国文学的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促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加快了中国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步伐。本部分主要考察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诗学规范是如何操纵清末民初的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对原语文学体系中的诗学规范进行误读从而造成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对译入语文学系统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第四章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中国文学由古典到现代的嬗变正是在清末民初开始而到五四时期基本实现的。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活动的勃兴对这一转型过程不可能是毫无影响的。事实上,该时期文学翻译活动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以及融合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中国文学在文学观念、文体格局以及文学规范方面带来了异质因子,进而拉开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序幕。结论部分总结了清末民初文学翻译极富时代气息的叁个主要特征,分别归纳了受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下创造性叛逆的类型和意义,并从文学观念、文体格局和文学规范叁个方面分析了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肯定了该时期文学翻译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林妙莹[6]2017年在《清末民初翻译侦探小说研究》文中认为在过去诸多有关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描述中,存在一个支配性的阐释框架,即它较少关注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情况,或只是在“五四”文学的立场下将其置于古代文学的残局和“五四”文学的对手的位置上,并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不够充分的梳理和概括。作为清末民初文坛上一次规模盛大的翻译活动,尤其是数量上颇占优势的侦探小说翻译,在面对冲击与回应、现代与传统、革新与守旧的对立和矛盾时,呈现出的面貌实际更为参差复杂。因此,对于重新审视域外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发展、流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选取了清末民初时期最受欢迎的译本——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侦探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在历史文化语境的视野下对这一时期的翻译侦探小说作综合考察。其中,重点关注翻译侦探小说发生、发展的文化空间,翻译侦探小说作为跨文化传递行为的目的和译介策略,以及翻译侦探小说的文化影响。通过对这些命题的把握,侦探小说翻译活动的复杂化与多元意义也跃然纸上。本文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对清末民初翻译侦探小说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明确了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与方法。第一部分是对清末民初以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为主的侦探小说发生论的阐述,包括翻译的背景、原因、盛况。第二部分从文化层面入手,探讨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翻译侦探小说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所采取的译介策略。第叁部分则是对于以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历史意义的寻绎和分析。
张杰, 张璘[7]2010年在《管中窥豹,见微知着——清末民初的柯南·道尔侦探小说译名小议》文中研究指明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因为增删、改写等经常受到当代学者和译者的批评和指责。通过以清末民初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的译名作为例证,从小说的叙事视角的转变和悬疑性的得失存留等两方面来探讨当时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目的以及影响译者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等因素,最后得出结论:应结合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来公正地评价这一时期的翻译。
赵亮[8]2017年在《从福尔摩斯的翻译看西方叙事技巧在清末民初的接受与移植》文中指出清末民初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其独特的叙事技巧给当时的译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在经历了一番曲折反复后,这些新叙事技巧最终被译者接受并移植到了译文中。清末民初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变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翻译史乃至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姜颖[9]2011年在《清末民初域外侦探小说译作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民初时期,域外小说被大量译入,而其中译介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是以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尽管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侦探小说是一种全新的小说类型,但自从它登陆中国,就立刻掀起阅读和翻译的热潮。本文在介绍域外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盛况后,进一步探讨侦探小说汉译的特点和域外侦探小说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独有的吸引众多读者的审美特性。作为汉译侦探小说的代表之作,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在清末民初时期获得了无数译者的青睐,其汉译本层出不穷,数量巨大。本文选取其中的优秀之作1916年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为主要参考译本,从小说篇名、叙事模式、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方面着手,结合研究现状详细分析文本,对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汉译本做一个总体和全面的研究。尽管侦探小说在当时的繁荣景象令其他类型的小说难以企及,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与其盛行度未能构成正比,对域外侦探小说的价值评定仍旧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学领域来讲,这种新颖的小说样式对中国近代作家和中国小说的创作影响颇深,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意义重大;从社会领域来看,侦探小说所蕴含的人权、法制、科学、民主思想在当时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近代的思想革命,促进了进步思想的传播。
孙静[10]2010年在《多元系统论观照下的清末民初侦探小说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侦探小说的译介在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但针对其繁盛原因的探究未见有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深入。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可以发现政治需要、文学革新、其本身所蕴藏的独特魅力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等是侦探小说译介繁盛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近二十年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研究回顾与反思[J]. 党莉莉.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 翻译改写中译者的折衷[D]. 杜玮.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3]. 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及译者的应对[D]. 章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4]. 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源[J]. 李德超, 邓静.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5]. 创造性叛逆视野下的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研究[D]. 赵纪萍. 山东大学. 2015
[6]. 清末民初翻译侦探小说研究[D]. 林妙莹. 海南大学. 2017
[7]. 管中窥豹,见微知着——清末民初的柯南·道尔侦探小说译名小议[J]. 张杰, 张璘.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 2010
[8]. 从福尔摩斯的翻译看西方叙事技巧在清末民初的接受与移植[J]. 赵亮.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
[9]. 清末民初域外侦探小说译作研究[D]. 姜颖.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10]. 多元系统论观照下的清末民初侦探小说探究[J]. 孙静.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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