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贫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是指由特定收入水平所决定的一种生活状态。处于这一状态中，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低于社会其他成员，甚至难以维持生存。目前，我国部分地区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贫困现象，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贫困，任其不断积累，将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稳定，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直接制约我国在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政府本世纪末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一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本上还属于世界上的穷国，我国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不过，应该看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出现，以及致富条件与机会分布的不平衡等因素的作用，致使我国社会成员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贫富差距。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起来的同时，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在有些地区，人们甚至连起码的生存需要都难以满足，依然生活于贫困之中。
由于目前我国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大国，相比较而官，城市的总体发展水平较高，因此，较突出的贫困问题主要还是在农村，特别是集中在中、西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区域性贫困是我国农村贫困的最主要表现，目前，属国家级的贫困县中，有一半分布在西部落后地区，主要是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山区的贫困面和贫困程度都比其他地区高，这是由于其生产可能性低造成的。贫困地区一般较为偏僻，交通、通信落后，信息闭塞，资金短缺，农产品销售收益低，这些特征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从我国贫困人口的民族特征看，大部分为少数民族。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带，在宁夏、云南、贵州、青海、新疆、西藏等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较高，而且少数民族因人口政策优惠使人口出生率比其他地区高。少数民族占我国总人口10%，却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40—50%，西部地区的比例更高，新疆、贵州分别为90%和70%以上。在国家级的贫困县中，有近一半是少数民族自治县。从贫困地区的生产结构看，农村又呈现出结构性贫困的特点。由于传统农业的生产力十分落后，加上农村政策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曾产生失误，从而导致了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民在分享国家经济增长成果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分配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调整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使结构性贫困大幅度减少。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性贫困仍以相对贫困的形式长期存在。
针对部分地区的贫困状况，国家从1986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扶贫工作，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开发领导小组和专职扶贫机构，经过多年的努力，贫困人口数量大大降低。但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还有6500万，有2000多万人口刚刚解决温饱问题。1994年，我国政府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宣布在本世纪内要基本消除农村的绝对贫困现象，扶贫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不仅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而且还会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扶贫工作刻不容缓。
二
可持续发展理论，当初是针对后工业社会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理论的中心内容是，既力求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后来，这种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渐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并被联合国的环境发展委员会确定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有三大具体目标：一是限制当代科技的盲目发展而逐步达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满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类成员的基本需要；三是达到公平，包括给所有想过较好生活的人们以平等的机会，也包括代际、国际、区际公平地分享自然资源，等等。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包含了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等重要内容。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就可持续发展战略达成共识，我国政府总理李鹏率团出席了这次大会并承诺执行大会通过的各项文件。此次大会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和配合下，我国编制并开始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针对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贫困状况，大力开展扶贫工作，消除贫困，必然成为我国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首先，脱贫致富是促使贫困地区人民关注环境保护的前提。
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节约能源，可以说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对于某些贫困地区的人们来说，当脱贫被当作生存的首要目际时，治理环境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里有两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种情况是，当贫困人口在生活质量很低的情况下，由于环境污染的程度不高（例如在一些边远地区，工业化程度较低，人们仍然从传统农业中寻找谋生的出路），环境污染的问题并不突出，因而，社会成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较弱。另一种情况是，在我国的贫困地区，许多人的年平均收入还在200元以下，当这部分人还在为谋生的问题所困扰时，生存的重压致使他们关心的焦点是怎样在食物、饮水、住房和医疗条件等方面尽快改善，而环境质量往往不在其关心的视野之内。因此人们所看到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改善和收入增加等好处，远远超过了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影响。谋求经济增长而宁愿忍受环境污染，这是一些贫困地区人口忽视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上述两种现象虽是由于经济落后造成的，但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表现在：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是要靠长期积累形成的，如果无视历史发展的趋势，消极被动而不是自觉主动地逐步培养科学的经济社会发展观，那么，就很可能加强对落后的保护，并难以实现观念和实践的转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我们要坚持发展优先的原则，但如果只片面讲发展而不顾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合理利用，其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脱贫攻坚的初始阶段，即使某些环境代价是难以避免的，也决不能人为地扩大，而应将其减小到最低限度。因此，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要真正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无疑必须首先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脱贫问题，否则，环境保护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可持续发展也只能是一种奢望。于是，我们应将环保与发展、消除贫困与可持续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将扶贫工作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即通过发展经济逐步消除贫困。同时又为贫困地区摆脱落后状况，实现经济社会良性持续发展创造牢固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条件。
其次，只有消除贫困，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关于实现社会公平的伦理要求。
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同时要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公平的要求是：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即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当代人之间也不能互相损害各自的利益。之所以强调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主要是指对非再生资源的保护而言。当今世界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一些非再生性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如果过度开采和掠夺的直接后果由未来人口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另外，强调当代人的发展应互相尊重各自的利益，其着眼点也在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都有一定限度方面。因此、任何人、任何地区和国家的发展都应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作为最基本的伦理准则。特别是在全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应遵循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的公平原则。过往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既有贫困者为求生存不得不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的情况，也有富裕者为求最大利润和奢侈享受而溢用资源的问题。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了要在代际、区际、国际间公平地享用自然资源的要求，并要在全球范围内防止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在这个原则下，提倡贫困者的生存需求优于富裕者的奢侈需求。可见，那种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发展是背离可持续发展的道义要求的。
可持续发展的道义要求在我国的具体体现是：要求富裕地区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实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由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社会全体成员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但鉴于目前我国的国情，共同富裕不可能一步到位。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正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这种构想，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政策上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此，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基本上实现了先富起来。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自然、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发展较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贫困的状态，这种状况如果任其长期发展下去，势必造成贫富分化，而贫富分化是与社会主义本质背道而驰的。因此，先富地区帮助贫困地区，先富起来的人们帮助未富的人，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这是党中央提出的扶贫工作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据此，我们在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带动和帮助后富，未富的群众，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体现。
复次，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迅速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即社会的全面进步。要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支持，就没有足够的积累去解决贫困问题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有的西方学者由于强调环境保护而提出了经济“零增长”和“负增长”的说法，对此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满足新增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需要，也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邓小平同志历来重视经济增长速度问题，他多次强调有比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不发展和发展太慢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强调了经济增长速度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最根本的因素。当然，争取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过去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是不同的。我们要根据具体的国情，寻找一种“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群众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应保持在8－9%之间比较合适。
诚然，强调经济的增长速度，要以经济效益的提高为前提，要以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依归。因为，没有效益的高速度，不仅不能促进积累的增长、为消除贫困提供必要物质基础和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难以有足够的积累去反哺环境。保持经济发展的较高速度，并不意味着对资源的滥用和对环境的随意破坏，而是边治理、边发展。发达国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种发展模式在治理环境时所付出的代价更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走这条路。近20年来，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边发展边治理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这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对于我国来说，处理好环境和发展、扶贫和发展的关系，关健是实现高效益的经济增长，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尽可能减少环境的损失，另一方面尽可能增强环境治理能力，并把通过经济增长所形成的积累，较多地投入到推动技术进步，生活进步，社会进步和人的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
我国要在本世纪末消灭绝对贫困，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又是个社会发展问题，因而，在考虑扶贫的一切可行性措施中，必须既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又能使我国贫困地区的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首先是扶贫战略的选择。80年代中前期，我国的扶贫战略主要以救济扶贫为主，亦即所谓“输血”，国家把大量资金和财物调入贫困地区，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实践证明，这种封闭式的就地解决贫困的模式，只能不断地增强贫困地区的依赖性，使贫困地区陷入一种低水平的贫困循环，而不能从根本上形成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80年代后期，我国的扶贫战略从救济扶贫向开发扶贫转变，变“输血”为“造血”，着力于加速建立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这就要求打破贫困地区的封闭性，加速其开放，把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使贫困地区的人、财、物加入整个社会的经济大循环中，加强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协作交流。实施这种开发式的扶贫战略，具体需要做好几项工作：
第一，异地开发。它包括移民和到富裕地区搞开发。移民可通过政府组织实施，一是将那些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贫困地区的人口迁移到生存条件较好的地区；二是把那些生存条件尚可，但人口压力太大的贫困地区的人员，迁移到自然条件较好，资源较丰富，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以便生产要素得到优化组合。组织贫困地区的部分生产要素到富裕地区搞开发，主要是农业开发，可享受富裕地区在信息、科技方面的优势，所得利、税全部返还贫困地区，以带动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二，劳务输出。贫困地区的人口过载必然造成对土地森林资源的过度垦伐，这种环境损失的代价是难以估量的。因而，将剩余劳动力向其他地区转移，是解决矛盾的较好办法。政府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出，不仅可以缓解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还能满足发达地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输往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既给贫困地区带来了经济收入，也可带来先进的知识、技术和文化观念，对打破贫困地区的封闭能够起很大作用。
第三，加快贫困地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与外界的交往，从而使之更快地接受外界进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科学技术以及各种新信息，增强吸纳新文化和自我改造的能力。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为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科学文化事业，尤其是初级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提高人口的素质，使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利用。值得注意的是，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更要严格执行生育政策，避免过重的人口压力增加“教育文化扶贫”的难度。
第五，向贫困地区输入先进科技和实用技术，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手段渗透并改造传统产业，使贫困地区的生产方式逐步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其次是贫困地区的产业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一部分地区的农民迅速致富。因而，发展乡村工业企业被看作是农村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一条致富之道。然而，对此不能作片面的理解。因为对一些在发展农业方面具有区位优势的贫困地区而言，如果舍本逐末地单纯追求发展工业、不仅财力、物力受到制约，而且还可能丢掉了自身的优势条件，在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更令人担优的是，有的贫困地区由于对“无工不富”作了曲解，在局部利益的驱动下，以牺牲环境质量和资源的持续利用为代价发展起许多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普遍技术水平较低，效益低下，远远达不到规模开发和规模效益的要求。对这类企业的发展如不加以限制，势必使中西部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极可能使“富饶的贫困”变成永远的贫困。从这些情况考虑，贫困地区的产业选择，应该贯彻“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因地制宜”的原则。对于适宜发展“三高农业”的贫困地区来说，应把农业放在首位，把农业作为优先开发的主导产业。这因为；第一，农业具有较强的资金积累能力，而自身对资金的需求相对较少，有利于在资金短缺、自然条件优越的贫困地区扩大开发；第二，农业的增长能给贫困人口带来普遍的收益，并可诱发普遍的投资行为；第三，随着农业的增长，可提供的农副产品的增多，促使农民积极参加商品经济活动，并提高其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能力。根据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区域特征和传统产业的特点，应把牧业和农业一并作为主导产业发展。
贫困地区除了把农业作为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之外，还可以根据各地区的资源优势进行开发，发展一些资源工业。中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石油资源和水利资源都较丰富，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是贫困地区除发展农业之外的又一选择。但是发展资源工业一是要适量，二是要注意处理好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的关系。对资源的开发要进行合理的规划，以确保资源的长期开发利用。如果不顾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势必造成对资源的巨大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严理污染，给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
在搞好农业和工业开发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西部贫困地区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利用这些优势，发展旅游产业，也不失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一项较好的选择。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相对较低，如果能较好地开发旅游业，也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也是贫困地区脱贫的希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旅游资源在被使用的同时，也要注意对资源自身的保护，否则就会加速旅游资源的枯竭，不但使脱贫的希望落空，同时也损害了后代人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利。
综上所述，扶贫是本世纪末我国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打好这场攻坚战。我们要把做好扶贫工作和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在我国人民能以小康的生活水平迈向21世纪的同时，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供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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