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戏曲的平民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七十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戏曲艺术与社会的步伐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地叹息戏曲的危机，呼吁戏曲的振兴，直至今日，九十年代的后期，仍有人在叹息戏曲艺术的不景气。在这种不断的叹息中，翘首回顾，人们却惊喜地发现：戏曲在廿年的艰难追求和探索的过程中，已经初步构建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多元并存的艺术新格局。虽然这种多元的艺术格局仍在以动态的面目呈现着，而且其中新的发展变化还不够耀眼夺目，但在艺术的价值功能、形象塑造、审美趣味方面，都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其突出的一点，便是戏曲创作的平民化。这构成了九十年代戏曲艺术的走向。
一、雅俗合流的趋向
回顾戏曲在改革开放中的脚步，是耐人回味的。七十年末，经过一段短暂的恢复传统戏演出时期之后，八十年代初，出现了一个“探索戏曲”的阶段。出于作家们对外国美学的借鉴，强调和张扬对作家主体意识的表现，不少剧种创作了一批具有一定品位和特色，具有创新性的作品，因而带来了戏曲领域的活跃。即如一位戏曲作家所言：在短短的几年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戏剧主张，都在我国的舞台上试验过了。这些作品，多是一些借着某种戏剧情境的营造，表现作家对生活、民族、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其贯串思想又多是反思民族传统文化的专制、落后和堕性的一面，为人的价值、尊严、权利疾呼。体现在作品中的这些精神，反映出改革开放所焕发出的时代精神，表现了作者对改革社会的热切渴望心理，并在作品中取得了肯定的成就。但这些作品明显地带有精英文化的特点，在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结构的设置上，借鉴了外来的艺术手法，因之常常得到一些戏剧专家的肯定，而被观众称之为“专家戏剧”、“汇演戏剧”，但同时又为广大观众所冷淡，有如过眼云烟，终未为广大观众所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作品虽有独到之处，却往往脱离戏曲艺术与之相对应的广大戏曲观众的深层文化心理，与观众的心理结构和欣赏习惯有着距离。作为植根于中华各地的戏曲剧种，总是和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相对应，不同的地方剧种都分别融和着各个地域的地理、历史、文化、风尚、语言等因素，和各地区观众的群体心理相皈依，构成各个剧种特色和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作品忽略了观众的文化心理和欣赏习惯，自然一时难为观众所接受。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有识之士提倡“通俗戏曲”。所谓通俗戏曲，多是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以通俗易懂、情节曲折、重戏剧效果，贴近生活和观众见长。其中包括一些古老的传统剧目，可能还有某些缺点，但这些剧目具有真诚、实在、感人的特点。通俗剧目的提倡，启示了戏曲艺术家们对戏曲艺术通俗化艺术特征的重视。随着对戏曲通俗化的提倡，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民间戏剧”（如湖南的“映山红”戏剧）。人民群众在自娱中创作出众多的剧目，反映自己的忧乐悲喜，满足自己的心理平衡和审美需求。后来民间戏剧向全国各地蔓延，如江西、福建、江苏、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正在以顽强的生命力蓬勃发展。这样，戏曲作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由通俗戏曲和民间戏曲所表现出的返璞归真的观众趣味的导向下创作出一批新作，日益趋向平民化、世俗化，到了九十年代，已经成为戏曲发展的主要走向。
平民化、世俗化的戏曲作品，更为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描写的多是老百姓身边的现实生活，追求表现平民化的生活景观。这类作品的人物形象是平凡的。作家以平民化的创作心理，写平常人，立平常心，展示了普通人的心态，虽为凡人常事，但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在五光十色的情节中，焯然可感一种实在的生活热情和底蕴，孕含着一份对生活的独特理解，闪现着耀眼的人文精神。
近几年来，北京的舞台上出现了曲剧《烟壶》和《龙龙沟》、京剧《风雨同仁堂》等剧，从北京的历史生活中选择普通百姓作描写对象，诸如：烟壶艺人、破落旗人、鼓书艺人、三轮车夫、工匠艺人和市井商人等，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写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节奏，写他们的沉重和艰辛、情趣爱好和滋味。因而极具京都市民的生活色彩，带着独特的京城风韵。这几部戏，从市民对皇权的顽强抗争这一京都独有的视角切入，表现市民的基本的人格精神。不论是聂小轩（《烟壶》主人公）宁肯轧断双手，也不肯为王爷制作媚日的烟壶，还是乐徐氏（《风雨同仁堂》主人公）在极为艰难的境遇中，也不愿出卖讨好侵略军的药酒，这些城市平民形象突出地表现出一种重艺更重德的民族传统和不屈的爱国精神。作为城市中从事商业的市民，具一种非商业的高尚的基本人格。这就是京都文化精神的风骨。作品对这些市民的世俗化描写，使当代平民观众，从这些市民形象身上感受着京城历史的文化风韵，在血气为之动荡之际，产生强烈的共鸣，并进而把自己的文化消费，从审美走向崇高。
这些平民化的戏曲作品，在形式上往往是情节曲折，冲突尖锐、布局巧妙、语言生动，带着突出的传奇色彩和浓郁的民俗民风的点染，因而使作品更为生动活泼、趣味盎然。曲剧《烟壶》、《龙须沟》、京剧《风雨同仁堂》，在对京城生活的描述中，着重描写老北京的地域人文色彩，加入了诸多的民俗风物，如旗人的请安、画风筝、逗蛐蛐，玩小金鱼、哨画眉，以及吃天兴楼的盒子菜、正明斋的翻毛月饼，重阳节到天宁寺登高、广和居吃饭、八月十五送兔爷等等。这些民俗民风的点染，在京城淳朴敦厚的人情民风中，构成一种发酵剂，使剧作散发着浓厚的京味生活气息，对情节的发展常常起到鼓荡的作用。潮剧《陈太爷选婿》，写的是潮阳知县陈仕颖选婿的逸闻佳话。剧作在明快质朴、生动活泼的描写中，融入大量潮汕地区的山川景物、民俗民风，诸如潮阳的益母草汤、名菜佛跳墙，以及文光塔、灵山寺、海门韩文公祠，赛龙舟、求签诗等等。这些民俗民风的展现，把剧中的生活情境点染得与潮汕风光一般无二，俱有浓郁的潮汕地区的天然风彩，使观众感到亲切，油然而生一片乡情，喜闻乐见，同时也使潮汕的民俗文化，在历史的审美过滤中得以延伸和继承。又如：荆州花鼓戏《原野情仇》，作家对原著的改编中，注入诸多的民风民俗性因素，诸如：带着泥土芳香的方言俚语，湖北民歌风味的唱段等，因而给全剧带上了荆州大地的风韵，仿佛故事就发生在荆州沃野上，主人公仇虎就是荆州人民的儿子。这样又使该剧地方化了，因而引起湖北观众特别是农民观众的喜爱。实际上，对构成地方文化的民风民俗的描写和肯定，就是对广大平民观众情趣的肯定和尊重。
戏曲的平民化、世俗化，在有些地方已使戏曲的演出带有民俗性（与节日相联系，演出的开始和结尾，都有一定的民俗仪式）、群众参与性（看到好戏时，观众往台上扔钱，物，放鞭炮，对演出进行评价）、社交性（某地演戏，把亲朋邀来共同欣赏，并进行贸易活动）等特点，使戏曲艺术日益回归往日所具有的民间性、通俗性、娱乐性的本体特征，显示它的地方文化特色。所以，戏曲的平民化走向，可以说是戏曲艺术在高层次上向着原生态的返回，因而使戏曲更贴近它的平民观众，从而激活它的原动力，踏上健康的发展之途。由于有些历史剧目多取材于各地方历史生活的文化积淀层中，多是当地历史文化的精粹，不仅显现出中华文明的珍贵价值，而且进一步成为构筑新文化的重要成份。
戏曲艺术世俗化、平民化的潮流，反映了市场化商品经济对社会心理、审美趣味的影响。市场化经济使戏曲不可避免地恢复它先天具有的商品属性（戏曲在其形成期已经具备商品属性）。通俗戏曲的崛起，又进一步促进了戏曲审美愉悦功能的回归，使之具有更为直接的功利的消费性特色，与一些突出人文精神追求的高雅作品，共同构成当代戏曲艺术的多元化格局。社会日益现代化的步伐和特征，更为显示出世俗化艺术的不可替代性。由商品市场和群众趣味及需求为导向的世俗文化、平民文化，必然造就出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戏曲作品。当前一些高雅作品与通俗作品之间的区别在日益淡化。两者之间在相互借鉴、交叉渗透、取长补短，达到了不同程度的融和。近几年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都很注意作品的群众接受性。虽然不能把艺术作品的价值，仅仅归结为对“快乐原则”的遵从，但注重作品的可看性、趣味性、娱乐性，确实是戏曲艺术的重要特征。的确，由此也改变了许多作家的原来思路。君不见某些表现皇帝、达官、文人雅士或表现领袖形象的作品，不再遵循造神的原则，而是开始从百姓的视角去表现他们的凡人雅趣，因而拉近了这些人物与今日观众的距离。而另一方面，许多通俗化的作品也在向高雅作品靠近，在给观众带来快感的同时，注重给予观众以人文理想的精神召唤，并接受现代社会日益发展的美学信息，努力提高作品的艺术品位。
事实上雅俗共赏已经成为戏曲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的艺术境界，这已成为戏曲界的共识。近些年出现的优秀精品，大多具有这一美学特征。潮剧《张春郎削发》、《陈太爷选婿》二剧都是雅俗结合的精品。《张》剧摒弃了原本中简单生硬的道德说教，追求深邃含蓄的哲理意蕴，呈现多义化的主题。然而其深邃的主题是通过传奇的故事情节与丰富的性格刻划、雅俗适中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形成了俗中潜雅、雅俗结合，平易中见精巧，通俗处显深刻的艺术风格。《陈》剧表现惠政爱民、兴利除敝，擢拔人才的主题，是通过生动清新的故事、凑簇自佳的喜剧构思，和浓郁的民间风采表现出来的。作品中奇巧与隽智频添，机锋与妙趣横生，使观众在开心畅怀之中，领略作品的意旨。又如湖南花鼓戏《筒车谣》，写一个深山沟里的普通妇女一生的遭遇，嫁在一个贫困山区的新嫁娘，又当嫂子又当娘，象河边的老筒车一样，日夜不停地为一家人操劳，表现出金子般的优秀品德。剧作在真实生活的描写中，流露出诸多朴素真纯的趣味，与观众的意趣紧密相通，从而反映出当代妇女如何走出传统妇德的时代主题。评剧《秧歌情》，从两代民间秧歌能手的故事中，透视出东北人民在传统的大众化的秧歌形式中，蕴含着世代的辛酸，埋藏了诸多的生活激情，在浓郁的锣鼓声中，让人领受到秧歌中的人生意蕴。这些戏，对于普通平民百姓的心理展示复杂丰富，但又趣味盎然，表现出作家对普通人的关注。作家们正是通过平民百姓命运荣辱升沉的描写，与相适应的巧思佳构，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丰富的底蕴。由于对于平民百姓的广泛关注，也使作家的视野更为开阔，从生活中取材日益广泛，预示着剧目的丰富性。
二、形象的个性化
戏曲平民化、世俗化的潮流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人生的关注。这是指的当代艺术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刻划所发生的变化上。
过去受到“工具论”或是由于对反映论的曲解的影响，戏曲被当作政治工具，与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社会问题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戏曲作品往往成为作家表达某种观念的一种形式。因之常常从观念出发结构冲突，设置人物，安排细节情节。人物形象成了表达观念的符号，简单地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情感的纠葛和决定人物行动的是头脑中的政治概念，而不是个体自身的生命激情。作家往往用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来代替人物所赖以活动的特定的戏剧情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作家思想和人文意识的觉醒，使作家的目光凝聚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及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具体的人及其特定的心态。作家所着力表现的，是个体生命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欲望和人生追求，个体生命不再被孤立地加以描述，而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来分析，作为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种种因素的全面的体现者。在他的身上，不仅交织着政治、经济、阶级、法律等关系，还与礼教、伦理、文化、人生等方面的因素相连结，构成一个社会关系网。因为，正是这些因素才构成一个极丰富的有韵味的生活空间，作家也是从个体生命在这种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发现探索和表现人物的个性、真实性，同时也正是通过对人物这些多种因素的表现，才构成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和作品的意境。
最近发表的潮剧剧本《葫芦庙》，是根据《红楼梦》头尾的部分章节改编的，剧本以被众多红楼戏所忽略的贾雨村这个人物为主角，十分贴近《红楼梦》的原作精神。这部戏所以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对贾雨村没有简单地作为一个禄蠹来写，而是把他放在当时所在的社会环境中，写他在不同的特殊的社会境遇中的心态，写他在人生路途上大起大落中的复杂内心，同时，也写出了他理想人格的某些光彩。因而使这个人物真实可信，具有深刻的意蕴。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描写了一个私塾先生，在受托监视青年寡妇的过程中，逐渐萌发了正常的人性欲求，克服了自己身上的礼教束缚，大胆地与寡妇结合，其心理形态的丰富和抑扬顿挫的节奏，细腻具体而真实，揭示出这一个体生命在其环境中的变化。彩调戏《哪嗬咿呀嗨》，把彩调艺人放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阶段的具体环境里，来表现彩调艺人在各种遭遇中的思想情感的发展变化到成熟的过程，这一人格变化的流程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的性格。京剧《曹操父子》，从曹操与两个儿子和妻子卞氏的关系中，写出了晚年的曹操作为政治家、诗人、父亲、丈夫的复杂的心理。剧作犹如月球卫星一样，围绕着月球旋转拍照，把人们一直看不到的月球背面揭示出来。剧作对曹操几种不同角度的心理披露，使曹操的形象更加丰满，更接近真实的原型，使观众更容易理解。以上所列举的诸多人物形象，其命运结局既是自身性格的发展，也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在人与社会特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其性格的变化发展或扭曲变形，都深藏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底蕴。
剧作家总是把人物形象放置在风雨纵横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表现，总是在具体的生活氛围和环境中，揭示形象的内涵。剧作家从日常生活中感悟，从人的思想行为捕捉到深刻的哲理意蕴，并通过现代意识观照历史和人生，从而创作出具体丰富的审美价值的作品。而在那些现代题材作品中，注意在当代转型的社会中发现转型的性格，追求一种原生态与典型化的结合，即在原色的真实中刻划典型性格，从而挖掘和揭示新的，商品社会某些方面的真实。有些作品着力于描写物态压抑下的人的精神状态，表现小人物在生活中的普泛化，表现出对当代人这种心态的认同。因此，使有些作品走向人文精神的流失，在平民心态的描写中，以平民——平庸的座标，消解和淡化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主流精神和理想价值，使人文精神转向。这是应予注意和防止的。但这类作品中，毕竟传达出平民对新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呼唤，表现人的物质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对人的思想观念的决定性的影响，也反映出关心人的物质生存方面的人文要求。因而，这种反映更带有人性色彩、平民意识和人文精神。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戏曲作品更贴近人生，因而在一些作品中，常常充满着生活的智慧、生存的技巧、人生的体悟和隽永的哲理，因此更为接近观众需求，增加戏曲艺术的活力。
戏曲艺术的发展，最终取决与时代、生活的密切联系。有一种看法认为：戏曲艺术要从“工具论”中反拨回归到戏曲艺术自身，强调遵循美的规律，因而在作品中要淡化政治的、社会的内含。这种主张担心会因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影响戏曲的“纯洁”。如按此种主张，必然会导致戏曲与生活的脱离，走向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一部戏如果没有思想浓度，没有人文价值追求，就要失去它的社会价值，最终脱离生活和观众。因此在克服“工具论”影响时（特别是现在仍存在的概念化问题），万勿走向对生活的背离。应该强调戏曲创作的当代性，强调作品与时代精神的联接，立足于艺术形象的典型化，个性化，使戏曲艺术再向前跨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