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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姚鼐在其《述庵文钞序》中提出治学为文有义理、考据、文章三端。并说：“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这主要是就作文章说的，但其道理也适用于治学。当然，姚鼐所说三者并不能概括今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范畴与方法，但如将“考据”理解为实证研究，将“义理”与“文章”理解为理论研究，则他的这两句话对我们正确处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颇有启发意义。
文史研究方面所说的实证研究，主要指文献学研究，同时也包括历史、语言、学术史方面的考核和辨证。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云：“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水经注·庐江水注》：“斯耳传之谈，非实证也。”实证研究追求的是确凿有据，它从来就是与空谈和耳传之谈相对立的。理论研究当然是指根据在大量事实基础上归纳出来的普遍规律和人们确认的公理进行的推导性研究，及利用普遍规律、公理对事实、材料进行新的分析与归纳。
中国古代文学上起四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下至清末，作品和有关资料已成历史文献，作家已成历史人物。要弄清作品的文本、背景和作者的情况，正确解读作品，就不能不由作品和有关资料入手来考求当时的情状。然而，我们还应对作品和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状况作一些宏观研究，总结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揭示其中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作为以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借鉴。同时，即使是文献学的研究，其目的也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由文献而知历史，由现象而识本质，也不能缺少理论的意识。《文心雕龙·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又说：“歌谣文俚，与世推移。”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刘勰尚知道从社会的发展中认识文学质朴与华丽的变化和思想感情上的不同，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就更应该运用现代的理论和先进的方法，审视文学的发展，揭示创作的奥秘，引导读者去感受作品的美和深含在作品中的情绪与思想。
目前常听到有的从事理论研究的人说：“考证、辨析、辑佚、笺注都是为研究作准备的，算不上真正的研究。”也听到有的从事实证研究的人说：“搞理论是架空立说，毫无意义。”这两种态度都是有问题的。但根据近十多年学风浮躁的情况，首先应对实证研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实证研究之所以也是一种研究，首先，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消除了其中的疑难。没有这一步工作，读者就可能会依据错误的文本和不够全面的材料进行推论。凭你有怎样高明的理论，先进的方法，依据有错误的文本、材料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我的研究工作始终遵循着一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愿意说空话。山东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没有整理小组专家们的辛勤劳动，我们就不可能读到这一部失传了两千多年的古书。它的整理问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先秦思想史、哲学史、军事史的研究。该书出土时断烂十分严重，有的篇并篇题在内可以确定的文字只十余字，而大量的简文既不能肯定当属何篇，也难以缀合、连读。尽可能恢复其原貌对我们认识先秦时代的文化、历史有很大的意义。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整理小组整理《孙膑兵法》和张震泽先生《孙膑兵法校理》（以下简称《校理》）的基础上对简文作进一步的校补工作。比如《禽庞涓》篇，第一简原文为：
昔者，梁君将攻邯郸，……齐君闻之，使将军忌子带甲八万至
第二简线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及张震泽先生《校理》俱作：
（上缺）競。庞子攻卫，取□□。将军忌（下缺）
我重校的结果，此简上部并无缺文。简首“競”字为“境”字之借，连上简读，“使将军忌子带甲八万至境”，言至齐之边境。齐将拟观察魏军的动向决定去从。文意连贯，则第一、二简间无缺文。又第二简“取□□”，细看原简照片，“取”乃是“北”字之误识；“□□”二字，上一字“阝”旁，下一字“页”旁。再根据此二字左半残存笔画及第二三六简，我考为“耑顼”，即耑顼墟，乃卫北部地名，靠近齐（见《皇览》）。庞子攻卫北耑顼，与事理相合。又据上文第二简末尾可补出“子”字。这样，这两简中纠正简文缀合错误一处，补释一字，纠正误释一字，释残字二，补缺文一，使两简可以连读，文意也更为明了。再如《陈忌问壘》篇第三二○简为：
（上缺）而先智（知）胜不胜之胃（谓）智（知）道，已战而知其所
据文章，我在此简上部补出“未战”二字，此简下部完整。简末“所”字后应为“胜”字，全句应为：“未战而知其胜不胜之谓智（知）道。已战而知其所胜，……”这个“胜”字应为下简的头一字。这对于确定下一简有一定意义。又如该篇附录中之三一三简，《校理》录为“孙子曰”，《竹简》录为“□孙子曰□”，较《校理》多存笔画模糊难识之两字的位置。我细审简文照片，“孙”字前残存之笔画，正为附录中三○六简末尾“何”字末笔的笔画。两残简连起，断痕与字迹皆正好相合，此两断简接起后为：
（上缺）人。田忌请问：兵请（情）如何？孙子曰：□（下缺）
可以推知“人”字前为孙膑之语，提出“兵情”问题，“孙子曰”以下为进一步论兵情的文字。这样一恢复，对于推知上下文的文意及寻找上下简也都有一定意义。我的两篇《校补》文章都刊于中华书局《文史》。我以为它比猜测性谈孙膑兵法军事思想、哲学思想更有意义。
其次，实证性研究可以提供可靠的背景材料。比如过去不少学者认为战国之时士人们朝秦暮楚，没有什么爱国的观念，所以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中说：“传说中的屈原，若有其人，必不会在秦汉以前。”为什么胡适会这么肯定呢？因为战国士人朝秦暮楚不存在对自己国家（诸侯国）的热爱，而屈原作品中表现着强烈的爱国忠君的思想。所以胡适说“若有其人，必不会在秦汉以前”，也就是说，屈原的那些作品，也是秦汉以后人所写。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有的学者也持类似观点。因为得出胡适结论的大前提是学者们从总结归纳事实得出的“公理”，要驳倒他，先得否定这一条“公理”。我的《莫敖子华〈对楚威王〉考校》揭示了一篇比屈原稍早的楚国作家莫敖子华闪耀着爱国主义思想光芒的散文。这篇文章论述了“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者”、“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断脰决腹、壹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劳其身，愁其志以忧社稷者”、“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五类忧社稷的人，各类举一杰出人物的事迹加以描述，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这就有力地说明了：不是战国时所有士人都毫无爱国观念。我的《屈原之前楚国的一位爱国作家——莫敖子华》又考定莫敖子华是一位力主改革的政治家，只是其改革尚未开始，便因旧贵族在楚威王前进行挑拨而被疏远。可以说，他是屈原的榜样，屈原也正步了他的后尘。过去因为对战国末期楚国的历史、社会、意识领域的状况不是太清楚，所以产生了很多混乱，甚至出现了完全错误的认识。许多研究屈原和楚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不是理论水平不高，而是对有些事实没有完全搞清，比如计算，公式的运用是正确的，但依据的数字错了，结果也就不会不错。
再次，实证研究有时会导致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应该指出，实证并不是一般的举例，也不仅仅是对作家生平，对作品中词语、本事、背景的考证。在艺术探讨、内容分析方面，甚至在宏观的文学研究方面也离不开实证研究手段。比如，中国文学的觉醒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一般根据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说，以曹丕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固然，汉代，尤其是西汉的文章，一部分是经学、哲学、政论著作，一部分虽包含诗赋，但是用于讽谏或祭祀等仪式，很少有真切反映社会和抒发怀抱之作。但我们从整个文学文化发展的历史，并联系这段时间的政治状况来考察就可以知道，这种状况是秦朝焚书坑儒和汉代独尊儒术两次文化上的“革命”造成的。秦朝的焚书坑儒虽然时间短，但影响深远。它是我国历史上为了钳制文人思想而第一次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有了这一次的厉害，在汉初的宽松文化政策之后，汉武帝推出了独尊儒术的政策，文人们也就容易就范。其实，秦代以前文学、文化上的状况并不是这样。屈原的作品从艺术方面来说精心构撰，达到世界诗歌艺术的高峰，从思想方面来说对国君和楚国的政治提出批评，体现了诗人强烈的主体性。同时，屈原提出的“发愤以抒情”的主张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学二千余年。所以，我以为汉代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只能看作是觉醒后的昏迷。说屈原时代文学尚未觉醒，是说不过去的。也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近年有的学者将我国文学的觉醒时期放到汉代，我以为也欠妥。但是，要说明以上的道理，不是只用理论的手段就能使人信服的。我的《屈赋形式上的继承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10月）、《屈赋对古诗风格情调的继承与创造》（《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4月）、《论屈赋在完成歌诗向诵诗的转变方面所做的贡献》（《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1月）等论文就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这几篇文章看来是从作品的体式、风格、艺术表现的手法和美学方面来论述，却都是立足于对作品中具体问题的分析，不是空谈的。比如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的苦恋的风格情调，我在《诗经》的《周南》、《召南》、《陈风》中找到了艺术表现上的根源，也具体地说明了屈原对前代艺术经验的继承中表现出来的创造精神和在思想上的开拓与升华。我通过《离骚》句式创造中对人的审美习惯的重视，说明屈原在艺术创造中对审美实质的深刻认识，通过《离骚》语言上所达到的高超的水平，也说明其造诣之深，说明他对诗歌这门语言艺术的精湛的研究。宋玉在艺术上虽稍逊于屈原，但也有其独创之处。由这一系列的事实证明，就诗歌创作来说，先秦时代我国文学不仅是觉醒了，而且由于诗人们自觉的努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所以我认为文史研究中不能贬低实证研究的意义，也不能搞什么“以论带史”。“以论带史”的文风导致了评法批儒、评《水浒》、十亿人民研究《红楼梦》中各种荒唐可笑的结论，并不是科学的作法。
在实证与理论的关系方面还有几点应该说明：
第一，理论对实证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但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从哲学到美学，到文学、史学、经济、法学、政治学等等理论，莫不如此。
第二，即使正确的理论，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包括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完善和提高，要与时俱进。而其发展、提高的基础，仍离不开实证研究。
第三，实证研究同理论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特色显然，但有的论著也难说究竟是理论的还是实证的。比如上面提到的我关于屈原创作中继承与创造问题的几篇论文。它们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为了避免两方面的片面性，应该追求实证研究同理论研究的密切结合。
第四，实证研究也是有理论的。文献学及其分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辑佚学、辨伪学等也都有它们自己的理论（顺便说一下，辨伪学应包括两方面内容，除了辨别被看做某时某人著作的伪书之外，也还要辨析被视为伪书而实不伪的著作。对过去所说“真伪”的概念，也应重加斟酌。如《黄帝内经》，如视为黄帝之书，是为伪书，如视为先秦、秦汉间人的医学著作而托名黄帝，则并不伪；《神农本草》如视为神农时著作，是为伪书，但如了解先秦时农家神其学说，自称做“神农”意为“精到之农学”则其书亦不伪）。宋代以来，学者们在文献学的理论总结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今天我们应根据现代科学的思想进一步归纳、提炼。今天一些文献学的论著，介绍手段多，而理论总结不够，也多缺乏前瞻性，是其不足。如目录学，除目录学史、目录编排种类、方法等以外，还应探讨一下目录编排的原则和数字图书馆计算机联网等产生之后，目录学的发展、变化。校勘学等，前人也都提出了一些原则，处今日之世，有的原则已不适用，应稍作调整；有的则永远是校勘学应遵守的法则（如选择精良底本，不轻改字等）。这方面，我以为还有很多工作应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