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决定性方面——兼评“有增长无发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决定性论文,兼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新时期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中，注重发展的全面性或综合性是一种普遍的观点。这种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种倾向性，即有意或无意地贬低经济增长的意义，把它仅仅当作发展的诸多方面之中的一个普通方面，甚至是一个次要方面，直到把经济增长同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譬如，所谓“有增长无发展”的论点，就是将经济增长摒除于发展之外，似乎经济增长本身不是发展，只有当经济增长同社会公平、政治民主等等联系起来的时候，才可称之为发展。这种认识，就有失偏颇了。
关于经济增长概念的内涵，我国经济学界是有共识的：第一，经济增长的结果或表现是生产能力的扩大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第二，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各种生产要素在量的方面的扩大和质的方面的提高。第三，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通常是排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的国民总产值或人均国民总产值的增长（当然，也可以用实物产品产量的增长来表示）。由这些内容不难看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来说，所谓经济增长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对于经济增长问题作了较多研究，尽管其中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对于经济增长在发展中的地位有不同观点，但对于经济增长概念一般含义的理解还是基本一致的，并无多大分歧。
例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经济增长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表示的每年收入流量的增长率。……附加收入流——即经济增长”。又如，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K ·威尔伯把经济增长看作是投入、产出等等经济参数的价值变化，而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包含经济增长在内、但又包括经济体制变化的更大的概念。再如，阿德尔曼提出：“对发展战略作重大的方针改变，以实现面向公平的增长。”威尔伯解释说，这个发展战略，总的可称为“既有增长，又有平等。”还有不少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意味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经济发展则包括了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低收入家庭营养、健康和教育情况的改善等等。著名的‘勃兰特报告’一再强调不要把经济增长混同于经济发展。”这类解释，都是把经济增长与发展相对区别开来，在承认经济增长一般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生产关系方面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并把这些内容的总和称作经济发展。
发展是比经济增长更大的概念。除了上述有关发展既要增长、又要平等的观点之外，还有不少主张发展包括更多方面的观点。
就国外来说，例如，西尔斯认为，发展有三个最基本的目标，即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促进平等。古莱特指出，发展的三种基本要素或核心价值，是生存、自尊、自由。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发展应该包括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阿尔蒙德指出，发展包含四个变量，即两个政治变量——政府能力、人民参政情况，两个经济变量——经济的增长、分配或福利。
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发展的全面性问题。例如，赵志敏认为，社会发展有四个层面，即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层面，它们不是相互否定、代替的关系，而是认识的深化。他解释说，在同“人”的关系上，发展的“经济观”倾向于把人作为发展的工具，强调“利用人”，注重人的技术层面；发展的“社会观”强调人对发展成果的分享，突出“为了人”；发展的“文化观”则注重“人本身的发展”，以此作为发展内容的本质部分；发展的“生态观”则突出了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前人发展与后人发展之间的协调。
再如，单少杰提出，存在两种发展观，一种是只讲经济增长，只注意物的方面；另一种是综合发展，即人的发展，把发展概念同人、社会结构、文化系统联结起来，体现整体性原则。他还尖税地指出：“我们在对国情的评估上，偏重于经济落后，较少注意政治和文化心理。……人们对发展目标，只注重口袋里将有多少钱，却很少问及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又如，孟宪忠提出，要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协调好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协调好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这些意见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对于我们开阔视野，把握发展的多面性、综合性、复杂性很有意义，对于克服片面的发展观具有积极作用。就这方面而言，这是一个重要进展。但同时，也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经济增长到底在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我们对经济增长应持什么样的态度？
如果说，把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认识是一种片面性，那么，把经济增长看作是发展中的一个普通方面、次要方面甚至可有可无方面的认识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是一种新的片面性。按照辩证法的要求，全面性必须同重点论有机结合起来，既不应用后者来否定前者，也不应用前者去否定后者。而且，辩证法同唯物论也必须统一起来，就是说无论是全面性，还是重点论，都必须同社会历史的实际特别是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相符合。从这个角度看，有意或无意贬低经济增长意义的观点存在双重忽略：既忽略了经济增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又忽略了中国现阶段经济落后的现实国情。
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把一切社会区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承认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历史事实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是适应一定的生产力而产生、受生产力制约并且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要求的规律。邓小平和我们党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发展”都首先和主要是指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论断无疑是科学的真理，因此，把经济增长同社会公平、政治民主等等相并列甚至把经济增长置于次要地位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从历史事实来看，我们也必须承认经济增长即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譬如，人类从原始公有制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同时也是用人对人的剥削压迫关系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这本来是社会历史的巨大发展，然而，假如我们套用所谓“有增长无发展”的逻辑，却要对这个历史的进步作出总体上否定的结论，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再比如，在我国新时期，我们冲破了过去“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合法发展，它们带来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实力，但同时也扩大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别，其中还包括产生了一定的剥削。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到底应当作何评价、持何态度呢？显然，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经济增长置于第一位，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力求把差别保持在合理的、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否则，如果我们把社会“公平”、“平等”（何况是仅仅理解为结果的公平、平等）看作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岂不要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和削弱国家经济实力，又回到过去那种差别虽然很小，但却“普遍贫穷”的老路上去吗？
当然，这绝不是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以至社会腐化、政治动荡等等是应当肯定的（恰恰相反，我们历来对它们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也不是说我们不应当追求公平、民主、文明。问题是这些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进步，归根到底不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公平、平等观念本身就是来源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尤其是究竟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公平和平等更是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的。只要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还不能由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即彻底消除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一切差别，包括我国现阶段，人们之间的一定差别、不平等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因此，在社会公平、平等方面，我们也只能提出历史所允许的要求。
还应该指出，经济增长同人们生活水平差别的缩小有时是并不一致的，这并非全是由于人们的主观失误，而是有其客观必然性。不必说人类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这类事例，就是在当代世界，也存在相似的情况。例如，西蒙·库兹涅茨提出，当经济水平很低的国家向中等经济水平发展时，经济不平等最初是增大的。当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时，这个不平等才会缩小。L·阿德尔曼说：较高的工业化程度、 农业生产率较快的增长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都会改变收入分配，使其趋向有利于高收入集团，而不利于低收入集团。即使是在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看，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人们之间收入差别的扩大、地区差别的扩大，尽管不能排除其中有主观失误的因素，但却必须承认这是具有一定客观必然性的：一方面，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必须予以打破；另一方面，各种人们、各个地区发展经济的主客观因素是很不相同的，一旦放手让他们自主发展，必然是不平衡发展，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差别不仅不能缩小，反而势必有所扩大。只有当先发展起来的人们和地区，丧失了某些有利条件，如劳动力成本上升、附近市场饱和、原材料等资源涨价，或者后发展的地区和人们，通过更新观念、改革、创新，创造了某些有利条件，加之国家实行缩小差别的宏观调控措施，才能使更多的人们和地区获得发展的机遇，较快发展起来，逐步赶上先富起来的人们和地区。可见，在经济增长的一定阶段上，人们的生活水平从大体平均到差别扩大，再到缩小差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而且，这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差别扩大，我们不能只看到“差别扩大”，而忽略了“普遍提高”这个更基本的方面。所以，我们也不应用所谓“有增长无发展”这类非科学的判断来否定其中的某个阶段。
至于对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也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人的发展确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包含十分不同的内容，但无论什么时期，人的生存、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都是基础性的东西，相应地，人的能力（首先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的发展，也是人的发展的根本。而人们基本需要的满足是以经济增长为首要条件的，人的能力发展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不能说经济增长同人的发展是相互排斥的概念，人为地把它们对立起来。
“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特别强调的中国“最大的实际”，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邓小平理论全部立论的基础即基石。我们研究经济增长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必须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国际比较的结果。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不同；但是，在生产力水平方面，我们却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不必说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即使我国经济经过最近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到1997年底，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890美元，而中国大陆人也不过人均860美元。假如经济发展水平总是上不去， 中国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来，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设想，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相当发达亦即实现工业化以后的社会主义。而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则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亦即处于工业化之前或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它们在生产力水平方面几乎相差整整一个时代。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社会主义相比，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界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可见，在我国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并不是很充分的，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如果说，劳动生产率是新社会制度战胜旧制度的决定因素，那么，能否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考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显然，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即促进经济增长更是处于压倒一切的地位。
经济增长在我国发展中的地位，还应当从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来加以认识。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多种复杂的矛盾，如社会分配不公、少数干部的腐败问题、极少数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直至国外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但是，从人民改造中国、推动中国发展的角度看，要使12亿人民生活富裕幸福，使我们的祖国富强起来，根本的出路，是彻底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使生产力较快地发展起来。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就已指出的：“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譬如，下岗失业人员增多，是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出路，只能是千方百计促进经济增长。又如，环境保护从全局来说也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和基础，保护环境说到底还是为了经济以及社会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假如可持续的是不发展或停滞，不仅经济落后的中国不能接受，即便是发达国家也难以承受。可见，保护环境也有一个量力而行的问题，先污染、后治理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固然不能允许，但也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出发，不能全部照搬发达国家的标准。总之，用发展主要是发展经济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是邓小平和党中央给我们指出的正确思路。
而且，我国4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教训，就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没有把经济建设始终放到中心工作的地位，严重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真正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不过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生产力大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大提高、人民生活大改善的巨大进步，而且也推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因此，我们绝不能在刚刚走上正确道路不久，就忘记以往的经验教训，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正确轨道。中国要在21世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注意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也只能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