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杂志舆论影响的范域及媒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舆论论文,杂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观察》杂志舆论影响的定位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段，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和国内政治势力的多方角逐，使中国在纷乱扰攘的时局环境中再次踯躅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街头。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无限的政治希望共同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出现了知识分子“参与爆炸[1]的浪潮。自由知识分子空前活跃，纷纷走向历史前台，希冀以自己的思想或行动影响中国未来的历史命运，或“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府，成为职业官僚”，或“以社会精英的身份留在民间，通过大众传媒批评时政，对政治保持‘不感兴趣的兴趣’”，或“组党，介入政治运作的实际过程”。[2]其中，大多数的自由知识分子都选择了以社会精英的身份留在民间，走舆论影响政治的路子，并以此作为三种选择中的首选。正如傅斯年所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3]。自由知识分子的这种热情也直接促成了《观察》的诞生。 1946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杂志。对于创办《观察》的目的，储安平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4]可见，为自由知识分子提供发声的平台和培养自由思想的种子构成了储安平创办《观察》的两个主要目标。刊物定位就是为广大“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的“自由思想分子”提供舆论的平台。[5]杂志“刊徽”的四周“THE OBSERVER（观察）、INDEPENDENT（独立的）和NON PARTY（无党派的）”[6]三个英文单词，更是直观地体现出刊物的原则和立场。 当然，提供舆论平台只是形式，《观察》最终是希望通过舆论影响读者，培养自由思想的种子，最终实现舆论影响政治的目的。正如储安平在创刊的缘起中所说“辄思奋其绵薄，稍尽言责，期于建国大业，尽其一得之愚”从“稍尽言责”到“建国大业”构成了《观察》杂志存在的主要目的。[7]对此，储安平曾经这样阐释：“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他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其言论“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8]这些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今日中国的言论界实具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此种稳定的力量正为今日中国所迫切需要者”[9]，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观察》的舆论“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10]。可见，《观察》杂志舆论源头是以《观察》作者群体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舆论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时局、政局走向以及国体、政体的政论性文章；舆论的主要受众是以《观察》读者群体为代表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具体模式就是通过“特约撰稿人”的形式会聚大量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观察》为平台，秉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立场发表议论国事的文章，然后通过读者的内化和传播，对社会的舆论风向和青年的思想施以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促进现实政治的改观和自由思想的延续。 《观察》超然、理性的言论风格及其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命运的热切关注，使它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与反响。在它的周围聚集了大量的自由知识分子，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在4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杂志发行量一度达到10万多份，读者数量更是覆盖全国，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期同类刊物中最受欢迎的一份”[11]。杂志从1946年9月1日创刊至1948年12月24日被国民党查封，总共出版了五卷114期，出版时间虽然不长，但其“自由主义旗帜之鲜明，聚集人数之众多，以及言论影响之广泛实无出其右者”[12]。 二、《观察》杂志舆论影响的范域 读者群体是《观察》舆论影响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分析读者的数量及分布情况，不仅可以了解舆论影响的过程，还可以反映影响的广度、深度及其社会局限性。 （一）《观察》读者群数量巨大，并以其为媒介衍生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通过表1统计的《观察》发行量的数据可以看出，《观察》读者的数量非常巨大。《观察》第四卷发行总量达932500份，到第五卷第18期被国民党查封时单期“发行数字已达十万左右”[13]。巨大的发行量为《观察》造就了数量巨大的读者群体，根据储安平“每一本《观察》，平均有五六个人阅读”[14]的估计，《观察》读者的数量应该在四五十万左右。若根据读者反映的“每期的读者总在十人左右”[15]的话，读者总量将会更多。数量巨大的读者群，大大拓展了《观察》舆论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定户是一个刊物的基本读者，也是这个刊物最忠实并最关切这个刊物的读者。”[16]根据表1统计的直接定户数量，可以看出《观察》每期直接定户的数量大约能占到读者总量的15%～20%，这一成绩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同人刊物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直接定户长期订阅《观察》，可以看作《观察》理想的认同者。基本读者数量的迅速增长大大增强了《观察》事业的稳定性。
《观察》读者数量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且增长速度与时局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从第一卷第一期的首版5000份到第四卷第24期的首版50000份，再到第五卷第18期的100000份，《观察》的发行量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中增长了20倍。而且时局愈恶化，增长速度愈快，仅1948年下半年就增长了10倍。发行量的增长趋势直观反映出《观察》舆论影响范围在当时中国社会中扩展的态势。读者数量的飞速增长，一方面表明在纷乱的时局环境下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关心政治、关注国家前途与命运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表明以《观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发声受到社会知识群体的热切关注，影响日渐广泛。 之所以时局环境愈恶化，《观察》读者群增长的速度便愈快。不仅是因为《观察》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宗旨、超然的政治态度和独立的发言精神；同时也是因为时局环境的不断恶化使知识分子愈来愈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是国民政府的黑暗却使他们越来越失望，于是越来越多的自由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刊物中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学理讨论。 （二）《观察》读者群分布广泛，并以其为媒介将影响覆盖全国 根据表2统计的《观察》定户的地域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观察》定户在地域分布上覆盖了冀、鲁、晋、豫、绥、察、热、甘、陕、新、青、康、宁、湘、鄂、皖、赣、港、粤、闽、桂、台、江浙、川、平津、云贵、南京、上海、东北等三十几个省市和地区，甚至连国外也有《观察》的读者。[17]这表明《观察》舆论影响的范围是遍布全国的。储安平立志将《观察》创办成一个全国“自由思想分子”所共有的刊物，因此，他一直坚持“以全国的读者作为对象，而不偏重于某一地区的一部分读者”[18]。这种办刊原则得到全国读者的一致认同，也极大地促进了《观察》事业在全国的拓展。正如一位《观察》读者在写给储安平的信中所说：“观察在名义上为先生主编，但如从远的大的方面看，它却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应该让群众来合力维护支持。”[19]在具体运作中，《观察》也一直坚持“全国性”的原则：在稿件的要求上，他要求作者写稿尽量不要发个人的牢骚，也不要写具体的地方性事件，应该写全国读者共同关心的事情。在发行方面，为了扩展刊物的覆盖面，从第三卷起《观察》还增出了“华北航空版”[20]以方便北方的读者购阅，其后又于五卷第三期起增发了“台湾航空版”[21]。《观察》舆论影响的范围之所以能够覆盖全国，与储安平这种“全国性”办刊原则是分不开的。
《观察》定户地域分布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观察》地域影响力的大小。根据表2，《观察》定户的比例从华中、四川、江浙、西北、华南、上海、华北、南京、云贵、平津、东北及国外依次递减。其中，华中、江浙、四川、西北等地定户所占的比例较大。如果将上海、南京等地读者也并入所在的江浙地区的话，江浙无疑成为《观察》读者数量最多的地区。这一方面是由于《观察》在上海出版，比较容易辐射到江浙等邻近地区；另一方面江浙一带富庶的经济环境、深厚的文化传统及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也是产生这种分布倾斜的重要原因。《观察》之所以在四川会拥有如此多的读者，主要是因为储安平以前在此主编过《客观》周刊，在四川打下了良好的读者基础，后来东下主编《观察》后，很多《客观》的老读者也随之成为《观察》的读者。《观察》读者的地域分布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刊物的特点，即它在一般人很少关注的西北地区也拥有大量的读者。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观察》比较重视西北地区的边疆和民族问题，发表过大量有关西北地区的文章，甚至在第一卷第14期还出了一辑《新疆变乱记略专辑》[22]，专门讨论西北地区的问题。像《观察》这样重视边疆民族问题的刊物在当时中国社会中并不多见，《观察》的这种做法不仅加深了东部地区知识分子对西北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而且也使它获得了西北地区读者的欢迎和支持，使它的舆论影响的范围扩展到西北和少数民族地区。《观察》读者群地域分布的广泛性，极大地拓展了其所承载的思想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三）《观察》读者遍布各界，大大增强了舆论影响的现实效果 根据下页表3统计的《观察》定户的职业情况可以看出，《观察》的读者主要以学界、工商界、政界和军界的知识分子为主。学界是最集中的领域。从读者回馈的信息来看，学界的读者几乎能占到读者总量的30%左右。高校教师和学生是《观察》最忠实的读者，有些高校的学生宿舍内几乎“每期均人手一册”[23]。中学生阅读《观察》的人也不在少数。1947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招生，公民试题有《试评日常所阅读的日报及刊物》一题，绝大百分比的投考中学生都阅读《观察》”[24]。《观察》在工商界极受欢迎，读者甚多，每卷均占到20%左右，甚至连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也认为《观察》“富有阅读价值”，派人订阅多份，“分寄该行上海总行及各地分行的高级干部阅读”；政界阅读《观察》的人也很多，“南京的高级政界，大部阅读《观察》”，立法院院长孙科也是《观察》的长期定户，全国各地的中级官员中阅读《观察》的人则更多。[25]《观察》在政界的广泛流传大大提高了《观察》以言干政的实际效果，将刊物打进政界，这原本就是《观察》理想的一部分，正如储安平所说：“本刊究竟是一个政治性的刊物，本刊应当打进他们的阅读生活”，但这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观察》论政的风险，《观察》在政界分布越广，影响越大，招致的忌讳也越大。国民党高层屡屡对《观察》的言论做出反应，直至最后将其查封，与它在政界的广布流传有密切关系。此外，军人也是一个重要的读者群体，“多到几乎要在本刊原有的三大类主要读者以外，成为另外独立的一类了”[26]。军人阅读《观察》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从言论认同的角度讲，《观察》是坚决反内战的，而作为内战主体的军人不仅不反感《观察》，反而成为其忠实的读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从军人读者回馈的信息来看，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军人尤其是中下级军人是反对内战的，他们认为内战毫无意义，是“时代的悲哀”[27]，军人站在内战的第一线，比一般的民众更能理解内战的苦痛，反内战的情绪也就更为强烈。《观察》反内战的舆论倾向，比较能在军人读者中引起共鸣，因此，军人阅读《观察》也并非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悖论。《观察》在军界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军队的反战情绪，这就大大增强了舆论影响的实际效果。
（四）《观察》读者以青年为主体，大大增强了舆论影响的潜在效果。 根据储安平最初的设想，《观察》的读者主要是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中学生不在读者对象范围之内。读者的年龄应该“大部分是在三十岁，或者至少是二十五岁以上”。[28]但从读者回馈的信息来看，其实“三十岁以下的读者，占着很大的比率”，根据《观察》当年对读者采样调查的结果，读者年龄“最大的是六十四岁，最小的是十七岁（在高中二年级读书）”，具体年龄分布状况为：20岁以下19人，占5.8%左右；20-29岁143人，占44.2%左右；30-39岁90人，占27.8%左右；40-49岁32人，占9.9%左右；50岁以上5人，占1.5%左右，可见，《观察》的读者主要以20-39岁的中青年人为主，20-29岁的青年人最多。[29]同时，《观察》读者群主要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知识分子为主。曾受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占的比例最大，达到67.4%，中学生阅读《观察》的人也不少，许多中学生对于《观察》也“非常爱好”[30]。 《观察》读者群之所以会在年龄和教育程度分布上呈现这种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观察》创刊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望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储安平经常约请“撰稿人”多写一点儿“关于青年思想问题的意见”[31]，他自己也发表了大量支持青年运动、指导青年思想的文章。这使得《观察》在青年读者中获得了“极大的威望”[32]。第二，《观察》是一份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的高级政论性刊物。在这个社会中能够读懂这种刊物，而又热衷于读这类刊物的只有那些教育程度相对比较高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三，40年代中后期中国混乱的社会现实，使得那些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青年知识分子苦闷不堪。他们极度关心国家的命运，而又找不到现实的寄托。“中间路线又不易建立起来，埋头不管国事又做不到，苦闷彷徨更是伤心而一无是处。”[33]于是希望能从《观察》的学理讨论中寻得一种精神的慰藉。以青年为主体的读者群的存在决定了《观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是一种当前的现实的影响，而且还是一种深远的潜在的影响。 三、《观察》杂志舆论影响的媒介 对《观察》而言，读者群的功用是多元的，也是巨大的。他一方面是刊物存在的重要支柱，同时也是刊物影响的重要媒介。 读者群是《观察》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观察》是一个由知识分子集股创办的同人刊物，如果没有读者的支持，维持起来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创造新闻史上的奇迹了。由于没有任何政治经济背景，《观察》事业的发展要完全依靠经营刊物所得的收入，因此，读者尤其是直接定户在维持《观察》事业发展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增加定户数量，储安平不止一次地在刊物上发布征求定户的启事：“假如先生希望中国能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刊物，赞同我们的立场，满意我们内容，即请先生，并介绍先生的朋友，做我们的基本定户；因为这就是给我的最好的支持了。”[34]读者是刊物存在的重要基础，在《观察》事业因物价飞涨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读者都表示愿意在经济上提供帮助，他们认为《观察》“纯系一个民营刊物，一切困难，应由读者共同来分担”，并提出由读者“自由捐款”，来加强《观察》的“经济力量”。[35]只要《观察》“愿意接受读者的援助，必皆乐于竭尽绵薄”。[36] 读者对《观察》的支持还体现为一种精神的认同和道义的援助。正如一位读者所说，“观察在名义上为先生主编，但如从远的大的方面看，它却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应该让群众来合力维护支持”，而且，在他们看来阅读《观察》“在精神上是一种高尚的享受，这种享受决非区区定费——代价所可抵偿”，因此，他们希望储安平能在“经费感到捉襟见肘必然会影响到刊物本身时”，“不拘小节，毫不迟疑，先向读者提出”。[37]还有读者指出，对《观察》的援助并不是作为一种“经济支援”，而是作为一种“精神支援”，“读者的愿意捐款，是超现实超物质的，愿意贡献的是崇敬的景仰，是观察先给读者心灵的滋补，而读者再给观察的酬偿”，并不违背《观察》取予均衡的公道思想。[38]虽然，储安平最终并未采纳这些读者的建议，但这却在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他。使他感觉到“与读者之间确确实实建筑了一种精神上的联系”[39]，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他维持《观察》事业的信心。 读者群还是《观察》杂志舆论影响得以实现的重要媒介。作者、刊物、读者、社会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舆论影响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作者通过发表言论、阐释思想构成影响链条的起点，主导着刊物言论风格和思想倾向。刊物是联通作者和读者的平台。读者是刊物舆论影响得以实现的媒介，读者通过对刊物思想的内化和传播成为舆论影响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作者和刊物对社会的影响最终通过对读者的影响得以实现。《观察》承载的自由主义思想最终通过读者的媒介作用细化为具体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读者通过阅读，认同或支持刊物的言论旨趣和思想趋向，将刊物的言论和思想转化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舆论力量，迫使当权者改变或改善社会现实，凸显刊物影响政治的目标；二是读者通过阅读刊物，在刊物言论和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改变自我的精神状态，实现刊物传承思想的目标。 《观察》拥有数量巨大、分布广泛的读者群，虽然这些读者对于刊物言论的反应是多元复杂的，不仅有认可和赞同，也有冲突与反对，读者在阅读《观察》的时候，总会因为个人当下关怀与思想立场的不同，对杂志中所承载的信息，表现出不同的理解与诠释，并根据这种理解与诠释的差别作出不同的回馈反应。但是，无论是认同还是反对都证明了刊物及其所承载思想影响的存在。因此，《观察》数量巨大的读者群及其广泛的社会分布极大拓展了《观察》及其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它不仅将这种影响从范围上扩散出去，而且还将其细化到具体的人群中去，大大增强了《观察》舆论的现实影响力。 同时，以青年为主体的读者群的存在又以其生命的延续，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承构成一种潜在的影响。曾为《观察》“撰稿人”的费孝通曾回忆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40]余英时先生青年时就曾是《观察》的忠实读者，他说《观察》使他“在思想上、知识上所受到的种种新鲜刺激至今记忆犹在。当年的《观察》以‘独立’、‘超党派’自律，而且也确实做到了这两点。《观察》的作者从左到右都包罗在内，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争论，针锋相对，一步不让，使我这样一个初入大学的青年大开眼界。我自然是没有能力判断其间的是非正误，但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在一个刊物中纷然并陈，对我后来的思想形成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41]可见，《观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深远的，《观察》虽然没能改变时局，但它所揭橥的自由、民主观念还是为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自由思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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