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视阈中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症候及其纠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现代性论文,症候论文,政党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1)06-0043-05
信息时代的发展，使人类传播文明走向以数字化、网络化为表征的新媒体发展阶段。新媒体的到来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中介系统，提供了一个符号化的世界，导致人类社会生存和交往的时空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对政党政治的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传统政党的政治功能、阶级观、价值观以及合法性的依据，已经无法适应新媒体时代飞速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传统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境域面临很大的风险与危机，显示出一些现代性症候，政党的政治功能、政治行为与政治过程都表现出与新媒体的时代难于融合的症状。西方主要政党为迅速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根据时代的现实状况提出一些现代性纠错方案，作为规避风险与解决危机的一些尝试与探索。
一、新媒体时代的网络共同体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在新媒体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着极大改变，这一改变已经渗入到政治领域并引发一系列革命性变革。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平台寻求共同的利益诉求，进而形成共同的利益表达和聚合并形成了网络共同体。由于网络共同体依靠网络技术的支持，具有自主性、跨功能性、良好的沟通性和组织形式的松散性等特点，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控制的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1]。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网络共同体与政党共同体相比，其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网络共同体改变着政党的结构与功能
政党作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政治共同体，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具有系统化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原则，政党一经成立就具有结构的稳定性、组织性与系统性，主要用来调节国家与社会的一个重要政治工具；而作为网络时代中的网络共同体则不同，由于其组成单元的虚拟性特征、目标的多元性以及组织的松散性等特征，在组织结构、沟通交流、信息传播和价值理念等方面不仅取代和改变了一般意义上政党的一些结构和功能，而且还衍生了一些政党过去不曾具有的新政治功能，这一点需要人们给予足够关注。
(二)网络共同体具有民间组织性特征
网络共同体形成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充分自由的结合体。网络共同体的成员是自发形成的，成员间的联系完全依赖个人关系和网络链接，而不是依据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组织机制。因为网络共同体具有一些自愿的、非盈利性民间组织特征，其成员可以随意跨越功能障碍，进行聚集和交汇。他们是一些典型的“边界跨越者”。这种“边界跨越者”越来越表现为对传统政党政治设置的一些政治边界的僭越与突破，他们推崇人际团结，反对集权性的、等级性的科层体制；追求个人自治与自由，而不仅仅是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力，渴望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享有高度自由、平等的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身心关系、两性关系、工作伦理和消费价值观关系。他们在行动方式方面既反对代议制民主，也反对具有集权性的、等级性的政党政治。网络共同体作为民间的、非常规、体制外的自组织活动对执政党来说具有不可预期性和难控制的特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三)网络共同体参与场所的虚拟性
网络共同体参与的场所是一个虚拟空间，主要表现为通过网站、电子邮件或新闻组为中介进行对话和交流实现社会互动的社会生活单位与空间。人们在网络中体验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时空，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文字、形象和声音都变成了数字的终端显现。除非你告诉对方或对方告诉你，否则交流对方的一切真实信息，将无从知道，所以互联网具有一种再造和遮蔽的作用，能够把人的身份随意进行修饰涂抹，这一点同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介有很大的区别，在互联网中没有设定有效的身份鉴别的功能，一组代码，一个角色符号，就可以成为一个网民身份的标识。网络成员身份被数字化、电子化和虚拟化了。在互联网中，由于匿名性和隐蔽性，使得网民能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自由操作，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民众参与渠道和手段的限制，使民众能够快速、实时地参与政治，人们可以通过电子投票、电子公告板、电子邮件、政府主页、社区论坛等有效途径和手段参与政治，使得参与成本迅速降低，参与过程更加公开透明，从而提高了民众参与政治的兴趣，促进了民众参与的自主性和自觉性，更重要地提升了政治参与的安全感。因此，利用网络表达政治意愿成为网络政治中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其《未来时速》中预测：“未来几年中，虚拟社区建设将是网络应用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网络将极大地增加您能参加社区的数量。在以往你可能有时间加入一个邻里社区，或费心去加入一两个社会组织。而在互联网生活方式中，能限制你的仅仅是你的兴趣”。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在网络政治中，网络共同体的发展速度将会更快，影响及作用将会更大。
二、新媒体视阈中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症候
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跨越了时空界限，实现了自由流动同时又具有聚集化和弥散化等特点，导致了人类的政治行为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人们轻易撇开政党共同体，依然能够对政治实施广泛而深刻的参与和影响，这种发展局面对政党政治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政党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正在改变，政党政治的“左”、“右”二元传统区分的模式也日渐衰落，作为政党传统鲜明特征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目标纲领在数字化时代中日益表现为多维性、复杂性和模糊性，这给西方政党造成了一些明显的现代性症候：
(一)“阶级政党”模式的衰落
网络共同体的迅猛发展导致了社会的急剧分化与变迁，而社会的急剧分化与变迁必然带来政党之阶级基础、行为模式、体制结构以及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变化。传统社会强调的阶级之重要性逐渐衰落，较之而言的文化和价值因素之重要性的增加以及较之生产领域而言的休闲和娱乐之重要性逐渐增加。在传统意义上政党主要依据大众群体而构成其阶级基础，而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生活表现出的是越来越强的个性化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比例急剧减少。过去建立在阶级意识基础上的政治认同，在今天必须通过不断地适应社会变迁进行广泛地政治交流与合作才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变数将促使新型政党的产生，或者引起现有政党之社会基础的重新组织与结盟，最终可能完全改变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与左翼政党、中产阶级与右翼政党之间的重组与转换。具体表现为：首先是政党分化由当初以阶级为基础开始向以议题为基础的转变，人们不再纠缠于阶级性而更关注问题性；选民传统意义上相对稳定的党派忠诚开始趋于弱化。尤其是网络政治、网络共同体的发展推动，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更加广泛和多样的社会领域，诸如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女权、政治参与、社会救助、战争与和平以及对人类生存的现代性反思方面。这样，传统的以某一阶级作为其相对稳定的支持来源、长期以某种意识形态为“旗帜”的“阶级政党”，逐渐让位于具有较强应变能力的功利性和灵活性的一些政党共同体。欧洲一些国家传统型的工人阶级、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各个阶级、阶层划分的界限日趋模糊，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很难为当前欧洲社会阶级的变迁提供合理性的支持。
传统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阶级斗争”观念也悄悄消退。这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政党支持者在阶级构成上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政党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已经并正在继续改变，这一基础不再是传统政党那样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核心阶级群体，在阶级来源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和多元化。如今，选民如果投票支持哪个政党，一般不太关注该党传统的意识形态，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该党在相关政治议题上的立场与自己主张的同一程度，更加关注具体的、贴近现实的问题。政党分野由当初以阶级为基础开始向以议题为基础转向，政党政治越来越贴近民众的现实生活。
(二)意识形态的模糊性
传统媒体社会中，人们习惯于根据意识形态把政党划分为左翼政党、右翼政党和中间政党，不同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各执一端，左右政党之间泾渭分明，相互之间尖锐对立。不同政党之间，都尽量拉开相互间的意识形态距离，以保持自己的鲜明个性与特色。政党之间互相斗争、互相冲突，立场鲜明，几乎完全忽视政党之间的共性和通融性。但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社会发展由经典现代性向后现代性演进，各个阶层群体演变和新的各种社会共同体纷纷涌现。这些政治主体善于借助网络的及时性、公开性的信息了解和参与政治。似乎一切都可以晾晒于网上，这也导致了政党安身立命的意识形态已不再神秘和宏大；意识形态的发展陷入了诸多的现代性困惑，遭遇了空前的合法性危机；过去那种具有鲜明政治色彩和斗争向度的意识形态，似乎成了政党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往往更容易使人走向极端。作为构成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阶级问题，其属性的变化很好地诠释了这个问题。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的社会中，阶级主要不再体现为特定的利益团体，更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人特性，而越来越少地体现为集体的命运；相对于阶级制度而言，个人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后匮乏社会表现出的特征，不足以构成划分不同阶层和集团的根据；阶级不应当具有持续的历史属性。过去，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往往与他的出身具有密切关系，而在今天，阶级的“代代相传”将被打破。[2]从吉登斯上述对阶级发展样态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与以前把阶级视为利益团体的看法截然不同。这说明在当今社会人们对阶级和意识形态的理解更多地带有个人的一些特性、主观的经历、心理的感受和某种偏好。
(三)“左翼”与“右翼”二元区分的式微
西方政党政治“左翼”与“右翼”简单化对立的旧政治景观，随着信息时代社会的发展，不仅将得到改变，而且可能被侵蚀到其最深的底层。新媒体政治的到来将很有可能给西方政党政治造成长期震动。长期以来人们生活在政党左右对立的政治秩序之中而别无它求。这种左右对立曾经被喻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观。在左翼与右翼的政治样态中，人们别无选择。政党政治的左翼与右翼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采取“一元社会主义模式”与“一元资本主义模式”。这两种模式围绕福利国家模式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成为政党政治左翼与右翼的政策标志。政党的左翼与右翼政治观，可以说是政治主体习惯于在两维坐标中进行思维和决策，从已知的一点条件可以找到相关的另一点，习惯于线性的、单向度的思维模式，单纯在时间域内思考未来的一种反映。如今，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打破了这种旧的思维模式，使人类不得不在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向度中捕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对政党政治非“左”既“右”的二元思维模式要及时调整，要置于充满风险性的网络社会中来考量与盘算，同时加强对西方工业社会及传统社会进行深刻反思，开启一种解释、改造和发展政党的新范式。
“历史不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没有人能够把握它的一个终极意义。当然，‘意义的多元性’并不是暗示着理解的失败而是暗示着事实的丰富性和历史解释的多变性”[3]。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宏大叙事与意义失落的时代。新媒体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激活了意识形态本身潜在的一些元素，这些元素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原初出场，使原来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宏大抽象的空洞，而是一个动态、积累性的过程；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多元性、宽泛性和模糊性的，人们把意识形态作为手段和工具，借助于意识形态能够促使统治关系合法化。意识形态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滑移，自身具有的革命性、神秘性和偶然性被置放于一个更广泛的架构中被人们所理解，人们开始从中剥离出最具有共性的意涵和实质性内容。
(四)政党传统政治沟通功能的退化
政党的传统政治沟通功能随着网络时代的党员和选民的变化以及他们的政策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而发生了衰退。政党的传统政治沟通的最大特点是单向的，执政党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读者或者听众、观众只能单向、被动地接收信息，逐渐形成了集中统一、自上而下的沟通模式。而在新媒体社会中，新媒体可以便利地实现媒体与受众之间顺畅的双向传播和互动交流——网民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创造者、发布者，可以自主地参与创造，自由地进行交流；传播有关信息，发表意见看法——充分满足了现代人对话语权的需求，进而使民众与政府更容易沟通。选民个性化的政治需求，对政策的偏好以及政治上的归属感在新媒体时代中，不经政党的政治沟通也可满足。政党的政治沟通愈来愈多地表现为政策、政党领袖形象和风格的展现。在沟通过程中更多地依靠广告公司、媒体专家、记者，尤其是政党领袖的媒体表演来扩大宣传，改善沟通方式，吸引更多的支持者，寻求认同，建立力量基础。为了迎合媒体，政党面临着丧失自己政治特性的危险，传统的政治沟通功能呈现日益衰退的趋势。
三、新媒体视阈中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纠错
在新媒体时代中，西方政党在前社会中累积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症候，已经很难适应现代性社会发展的需求。为摆脱这一困境，这些政党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现代性纠错：
(一)倡导中性政治
西方政党清醒地认知具有后物质主义倾向的这一代网民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和意识形态，导致左右界限日趋模糊，政党忠诚下降；阶级利益淡漠，阶级识别相应弱化，积极提倡种族特性、移民、性别、民权、环境和核能等作为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新政治或中性政治，同时也把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社会公正、民主自由、机会平等纳入到中性政治范畴之中。例如，法国社会党提出以新的方法为传统价值观服务，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德国社民党认为要重新理解“公正”、“自由”与“互助”等基本价值观，连极右的意大利民族联盟也提出了“民主革新”向“民主的、温和的右翼”演变。[4]他们以此表明不同于传统政党的政治形象，政治思维与选择也就由传统的左右轴线的平面性质改变为左右轴线与上下轴线交叉的立体性质，政党的政治范式和政治目标都不是纯粹异质性或纯粹超越的，更多地展现为中性色彩。
(二)反对结构性权力
传统政党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政党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向管理，追求的是一种线性的权力结构。权力沿着层级自上而下，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但是，这种结构性的权力已经不适应具有网络信息特征的后现代性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在组织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的情况下，西方政党的治理理念已经发生调整，他们认为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左右结合的动态管理过程，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权力流向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政党在治理过程中应当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政党充分尊重各个政治主体的平等与自由，并在政治生态环境中，与其他的主体之间保持一种合作、协商、对话的关系，从而推进一定范围内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这些主体不仅仅包括政党组织、网络共同体，还包括其他的一些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力求建立一种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最终实现多元和谐共存。
(三)倡导基层民主
西方政党在进行现代性纠错的过程中，极力反对权力中心主义，强调基层民主原则，把基层民主的原则贯穿在组织结构中，通过扩大民主参与的方式尽量吸收更多的民众支持。例如，绿党“强调一切领导机构都要由基层直接选举产生”[5]，这“有助于真正体现基层党员的意志，而不是党魁、党阀的意志”[6]。
绿党认为，未来民主制度的理想形式，是一种非集中的、以社区为权力核心的、内部团结合作和直接民主控制为主要手段的基层政治。绿党反对党内存在着的等级结构，反对权力高度集中以及党内职务的终身制，主张实行责任制、轮换制和罢免制，确保基层一般党员行使参与、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力，同时重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绿党认为任何权力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授权，而不是为了自我维持，持续权力的权力运用是权力的滥用，主张通过权力意识和政党结构的创新带动政治文化的更新。
(四)积极应对新媒体
新媒体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政治的核心主体——政党的生存方式与运作模式。政党若要既保持传统政治运作方式，又能充分利用现代媒体为己所用，就必须及时调整政党的运作模式，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传媒来加强与民众的联系，以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西方主要政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项新技术对政党政治的意义。很多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向民众提供有关重要信息。通过互联网加强党内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的信息沟通，改革组织体制，开始向“扁平化”发展，减少层级，压平结构，增加党内上下层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实现组织动员方式的新转变，自觉地遵循媒体运作的规律，重视通过领导人的形象来传递政治信息，根据传媒规律修饰和包装政党的政策纲领，以提高政党廉洁、勤政、务实、质朴的平民化形象。
四、西方政党的现代性纠错之启示
西方政党为解决社会问题以及谋求自身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现代性纠错方案。这些方案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哲学理念，也为政党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拓展的契机与生长点。网络社会的发展使得个人政治参与能力增强，各不相同的主张都能在网络聚集，这些现象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民主将逐渐演化为各不相同的“少数人”意见聚集的民主，民主意识也由服从大多数转变为尊重各不相同的少数。互联网技术消解距离、及时互动、费用低廉，具备推进直接民主的潜力，为个体参政能力提供了外在的动力机制。依靠数字化武装的公民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真正行使个人权利，代议制民主又可能反过来转化为直接民主，将不仅是民主形式的改变，而且是民主性质的转变。针对上述问题，西方主要政党对自身存在的垂直的等级结构、偏重于控制而弱于治理的政治功能以及强调阶级冲突与意识形态对立的宏大叙事行为等采取了一系列现代性的纠错之举，尤其是善于利用和消化新媒体技术，积极为政党政治如何更好地适应以新媒体为特征的网络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更好地促进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
标签：政治论文; 现代性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