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对晚年马克思研究的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新视野论文,当代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向20世纪80年代的小道”，是美国学者杜纳耶夫斯卡娅在研究晚年马克思时作出的形象概括，意指晚年马克思为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一个迫切的课题，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当代国外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未来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等都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世界范围内甚至形成了“发展研究”（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热。
在这一热点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这种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的巨大热情和持久兴趣，主要源于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意义，这尤其表现在东方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方面。
一、崛起的新观点
西方学者在理解和阐述晚年马克思的思想时，主要提出如下与之相关的观点：
第一个编纂出版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一方面用人本主义的固有公式来理解马克思的晚年“人类学笔记”，他在为《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所写的长篇序言、《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原则和矛盾——关于人的科学的新观点》中认为，在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探索中贯穿着一条以人为中心的线索，他晚年研究人类学，是在经验基础上回复到早期的哲学人本学。另一方面，他在《进化论、革命和国家：马克思与他的同时代人达尔文、卡莱尔、摩尔根、梅恩和柯瓦列夫斯基的批判关系》中提出如下观点：（1）在19世纪50 年代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著名论文中，暗含着人类历史各个发展阶段进化序列从较低到较高呈直线的看法，因而保持着古老生产方式的印度的发展趋向（资本主义化）是不言而喻的；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作著名经典概括时，马克思进一步把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认为它们作为前后相继的阶段，像登场的人物一样，以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次序，按照年代顺序一个跟着一个。（2 ）在马克思晚年研究了人类学以后，特别是在写作“梅恩笔记”和“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过程中，他开始认识到人类历史进程是既连续又不连续的继承顺序，其中导致稳定和变化的因素互相对立，在表面似乎停滞的东方落后国家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导致这种生产方式解体的力量已在起作用，早期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切入，中断了其“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解体的过程。（3 ）注意到了晚年马克思研究过的论著的作者，都强调土地原是共同共有和共同使用的，因而人天生是“公社的动物”，农民已经掌握了一个将引导人类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并以此为自己的理论的出发点。（4）强调了马克思在“梅恩笔记”、“菲尔笔记”和“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这是一个启迪，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社会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社会的封建制度不能作简单的类比，它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按照西方封建制度的模式来推论东方是不正确的。（5）反对把当代的、革命后的中国和苏联的公社和农庄简单地看作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农民公社（农村公社）决定并是其继续的看法，主张对之作具体分析。劳伦斯·克拉德的弟子西里尔·莱维特在《马克思的人类学和进化论问题》中，进一步发挥了他导师的观点。他除了认为晚年马克思由早年的抽象的哲学人类学转向具体的、经验的人类学从而继续把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人本主义化以外，认为晚年马克思的著述表明他对“非资本主义世界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仍保持了持久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明确把马克思的晚年著作与当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在当代世界中，“社会进化和革命问题在非欧洲世界尤为迫切”，并认为必须从这些国家本身来研究这一运动，而不能使之成为“东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们的牺牲品。”
德国学者汉斯·彼得·哈克斯蒂克在整理晚年马克思对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笔记（即“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考证版时所写作的《马克思与同时代的制度史学——〈马克思论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一书序》中认为，必须把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摩尔根笔记”和“梅恩笔记”同晚年马克思著名的致维·查苏利奇复信的第三个草稿联系起来，因为后者是对前者消化吸收的结果。正是在这一草稿中，马克思通过对东方落后大国俄国农村公社生存能力的剖析，为他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非欧发展）道路的新设想——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提供了理论根据。德国学者恩斯特·恩格尔贝格在《关于社会形态的规律性顺序的几个问题》中认为，晚年马克思在其“人类学笔记”及其有关著作中，提出了世界历史中关于土地公有制（“原生形态”）→私有制（“次生形态”）→社会所有制（“再生形态”）的世界史三阶段理论，认识到与西方资本主义并存的东方落后国家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的属性，指出了这种二重性有可能朝公有制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朝私有制的方向发展。
作为最早研究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及其有关著作的美国学者之一的诺曼·列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和“村社”》中进一步发挥了他在《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中的基本观点。他通过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摩尔根和拉伯克等学者人类学著作的不同研究和解释，得出如下看法：恩格斯是以一位经济决定论者的面貌出现，而马克思则是一位辩证唯物主义者。这就是说，恩格斯相信，历史的运动完全取决于经济——即生产工具和生产带来的利润的刺激——所有各种社会都必然要经历一整套固定的发展阶段，即经历一种单线性分阶段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反，马克思相信，社会力量可以成为生产力。像古代“氏族”或父系宗族集团这类的社会形式，也可以对整个社会的结构起普遍的影响。因此，经济对马克思来说，并不单纯是具有物质意义，而毋宁说是有组织的社会存在的某种力量。再者，马克思并不是一位决定论者。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必要提出发展的固定模式。而毋宁说，一个社会的特殊运动和方向取决于形式和内容的冲突，取决于生产形式和现存社会实践之间的冲突。但每一种冲突都有其独特性，因为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方式总是不同的。由此他最后得出结论：马克思是一位辩证法学者。马克思主义所关怀的是一种机构所特有的内部结构和存在于那个机构中的对峙力量。恩格斯是一位机械唯物论者。恩格斯所关怀的则是“工艺实证主义”，其要义是工艺迫使社会生活和智力思考活动采取一定的形式。从恩格斯的观点来分析，历史是循着单线性分阶段发展的过程：所有一切社会都必然循着一种工艺进化的统一方向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是多线性发展过程，每个社会都根据它所组成的独特对立面向前发展。所以，列文指责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种富有活力的理论变成了一种僵死的社会决定论体系，称他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国学者杜纳耶夫斯卡娅则在《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人类学笔记）和妇女解放》中认为，晚年马克思的这一笔记开辟出了人类发展的全新时期——“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正是在马克思的这一宝贵笔记中，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埋藏着一条通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道”，突出强调了它的现实意义。
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讲师莫里斯·布洛赫在《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关系史》一书中认为，晚年马克思之所以转向人类学的研究，目的既在于通过对史前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来论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研究所得出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史前社会的适用性，又在于以史前社会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同时，马克思也是为了探讨在他早先无法想像的俄国进行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特奥多尔·汕宁在《晚期马克思和俄国的“资本主义边缘”》中进一步认为：（1）马克思早在1857年—1858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认识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发展史上存在着多种道路。（2 ）对人类学新成果的研究和俄国革命的民粹主义关于俄国能否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使马克思对进化论的单线发展的简单模式极为不满，为此他产生了新的认识——革命的及时胜利能够使俄国农村公社成为“社会新生的媒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直接出发点”，以及使用“现代机械”的“大规模合作劳动”的农业区组织可能会使某些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优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国家”，“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的真实原因正在于此。（3）在马克思的这一新认识中包含了当代世界“发展中社会”、 “现代化”、“依附性”、世界资本主义在整个“边缘”地区不平衡的传播等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一个得到充分解决，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已经奠定，这就是为资本主义时代设想了多样性的社会变革道路。（4）马克思的晚年著作虽然没有完成，但它的内容丰富，其当代意义在于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所以这种“新的方法”应当被用于探索世界图景中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它的“不那么资本主义的伙伴”，以及“社会主义的前景”——一些被我们的时代认做属于“自身的问题和疑虑。”
日本学者不破哲三在《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中认为：（1 ）晚年马克思提出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天才设想并对之作出了最为详细研究论证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从时间上看，晚于他研究写作晚年“人类学笔记”中著名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摩尔根笔记”，因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上述两本书进行细致的考证研究的结果。”在不破哲三看来，马克思在上面提到的论著中，就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言，提出了如下重要观点：人类历史是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从非阶级社会（原生的形态）经过阶级社会（次生的形态）发展到人类的“真正的历史”（再生的形态），发展到在生产和文化高度发达的阶段上向公共所有制和非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复归。这样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不论过去和将来都是非阶级的公社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而阶级社会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只不过是沟通非阶级社会的古代形式和它的更高级的形式的、非常短暂的一瞬。在这一瞬中，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要经历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东方落后大国俄国的农村公社就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根据。为此，不破哲三转引了马克思这样一段论述：“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1〕
由上可见，西方学者在对晚年马克思的研究中，虽然各自的视角不一，观点也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突出强调晚年马克思的现实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换句话说，西方学者很注意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的视角切入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决不是单纯地为历史而历史，如果我们仅仅把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及其有关论著，当作是与时代无关的、封闭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来研究，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晚年马克思的发现，之所以能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引起重大反响，从而继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争论之后，又逐渐形成晚年马克思的重大争论，就是因为其中的思想涉及到当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例如，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的改革问题等等。
随着西方对晚年马克思研究热潮的不断高涨，前苏联也开始突出这方面的研究，异曲同工地得出了晚年马克思的探索对当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的结论。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是收入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中四个核心笔记（即“柯瓦列夫斯基笔记”、“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和“拉伯克笔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5卷的《说明》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授伊·安德烈耶夫的有关专著。该前言提出了如下重要观点：（1 ）说明本卷中占有中心地位的是马克思就前资本主义社会史所作的研究。这一研究，反映出他努力扩大和加深自己早先制定的关于世界历史的一般唯物主义的构想，力图全面地制定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同样地研究各种前资本主义形态的经济规律。（2 ）揭示了马克思特别详尽地探计了同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进展和历史命运有关的问题，同社会不平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有关的、以及同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中家庭关系有关的问题。（3 ）指出了马克思特别注意欧洲人对落后国家实行殖民奴役的后果，公社占有制被资本主义强行消灭，被奴役人民传统社会关系的瓦解不仅是内部发展的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殖民者干涉的结果。（4 ）强调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他给维·查苏利奇复信草稿的直接联系，说明在这些草稿中探讨了关于一切农村公社、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命运问题，探讨了不发达国家在得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支持的条件下，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5）论述了马克思关于研究东方落后国家时必须坚决反对作西方和东方简单、肤浅的对比和“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说明了这一研究必须对东方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规律作深入的研究。
安德烈耶夫在1983年发表的《马克思的最后手稿：历史和现实》以及1985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中的手稿篇章》中，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1）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及其有关著作， 是马克思一生理论创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其与《资本论》及其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规律和矛盾的著作截然不同，而是专门研究原始社会结构（公社和氏族）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特别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它的摧残和破坏，研究其在“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客观前提的过程中的前景问题。”（2 ）马克思的这一研究是根据“世界历史过程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进行的，他始终不渝地力求把世界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应用于根本不同于西欧的条件。”（3 ）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设想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马克思一方面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是“世界普遍的、一定的历史进化阶段所固有的一种制度。”（4 ）马克思深刻地看到了东方落后国家俄国只有“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才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因为不脱离现代世界，俄国才既有可能掌握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又有可能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5 ）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公有和私有并存）及其所形成的两套社会关系的范畴系统，对分析今天非洲的农村公社仍然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总的说来，西方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晚年著作与第三世界的发展时，提出了不少合理见解，但从方法论上讲，却有一个致命的理论弱点，这就是他们都是把其中的某一观点、思想从其整体中孤立地抽出来，然后根据当代的需要，把它放到晚年马克思理论探索中相关的某一部分进行分析和评价，因而对之作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晚年马克思”。这种状况应验了这样一句话：“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很显然，这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因而这众多的“晚年马克思”，只能是哈哈镜中的马克思，而不能客观地反映“晚年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前苏联学者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缺乏从唯物史观的深度作更深一步的方法论研究。但西方学者和前苏联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晚年时，突出强调其现实意义，把现实因素引入晚年马克思的研究，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了桥梁，这是一个有力的启迪。所以，我们在今天研究晚年马克思时，并不是要使自己脱离现实，回到已死去的过去，而是立足当代世界风云，从现在去超越过去，找出其对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使之与当代第三世界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功能。
二、研究的新视野
从总体上讲，国外晚年马克思的研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着眼晚年马克思的探索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例如，东方落后国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具体存在于什么时期？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看，它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还是一种过渡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导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社会形态的历史联系是什么？历史的发展在社会形态上究竟能否跳跃？东方落后国家有无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什么原因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尽管在早期获得生产力的发展，却长期与世界历史“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语）相脱节？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和农民在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关系如何？什么是可以调动来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古代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历史遗产？在怎样的一些条件下，一些民族可以离开所谓的经典的社会形态序列，超越一些社会形态？这样的情况在过去和现代发生的可能性又是什么？等等。显而易见，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解决，必将大大深化对晚年马克思的研究，为当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正确的“头脑”。
第二，批判“欧洲中心论”，为科学理解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演进）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发展道路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启示。这就是说，国外学者注重晚年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多样性的思想，突出了晚年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东方社会的发展机械地挤压进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之中，看到了晚年马克思关于东方和西方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具有不同特点的论述和对“欧洲中心论”的解构，这就把如何科学地把握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发展道路辩证关系的问题突出出来。深入研究晚年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认识应当是，历史决定论不等于历史哲学，它并不提供任何普适性的社会发展公式，不能离开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机械地套用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虽然是正确的，但不能绝对化。因为一般只能大致包括个别，它不能代替每个民族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发展进程，也不是凝固的“五阶段”论，更不带有神秘的目的论色彩。否则，就必然会把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矛盾和具有丰富内涵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陷进单线性因果的形而上学观点而窒息其生动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正因为如此，晚年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天才预言，从而深化了自己以往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他还针对有人试图把他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五种社会依次演进的理论公式化时，愤怒地指出：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2〕从理论深层上看， 马克思上述思想的实质在于：（1 ）作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是对人类社会各种历史关系及其演变的科学抽象，虽然就其抽象性而言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但若离开了其得以抽象的具体关系和本质规定性，它就不再具有充分的意义。（2 ）作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的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只有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结构上，在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往中，才得以实现；其运行规则是：从逻辑上的抽象到思维上具体的进展与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在总体上是一致的，而并非依次地在各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中重复展现。（3 ）对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必须以世界历史的整体观为座标，结合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作具体的诊断和考察。因此，只有将这两者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内在有机地结合起来，而非形而上学地加以割裂或畸轻畸重，才能真切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归根结底，这一切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之表现出来的历史环境，晚年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就深刻地体现了这种辩证性。
第三，指出了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对之作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在我们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往往过于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异中之同”，而对“同中之异”不是有意回避，就是有所忽视，这不能不影响对之研究的深度和科学性。因为科学的认识只能是具体的同一性，而不能是抽象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人为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认为马克思肯定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因而他不是经济决定论者，认为没有必要提出固定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恩格斯是经济决定论者，认为由其决定的人类社会历史必然要经历一种单线性的分阶段的发展过程。这虽不能成立，但突出了其“同中之异”，有一定的启迪性。马克思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主要集中在他晚年与研究人类学有关的几封信中：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 月给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的一稿、二稿和三稿，1882年1月21 日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恩格斯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除了与马克思合作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以外，主要集中在1874年5月到1875年4月写作的《流亡者文献》第四和第五部分和1894年1 月写作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通过对其基本观点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异中之同”，就在于他们一致认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并把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补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不可超越和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作为必要的条件；他们的“同中之异”就在于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巨大生命力持肯定态度，认为它是俄国复兴的因素；而恩格斯则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俄国复兴的因素在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此外，他还大大深化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是不可超越的思想，把它放到了突出的地位。然而，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是重点论而不是均衡论，从总体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共同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一致观点。
第四，突出晚年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普遍意义，有助于科学地把握这一设想的运用范围。毋庸讳言，晚年马克思在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时，从文字表面上看，有时指俄国农村的“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有时又是指俄国，这往往引起研究者的困惑，我国有的学者则据此否认这一设想对东方落后国家的普遍意义。国外学者突出了晚年马克思这一设想在第三世界的普遍意义，这是一个极具启迪性的思想。只要我们贯彻列宁所说的“观察的客观性”的原则，注重掌握晚年马克思这一设想“多种多样的关系及全部总和”，而不是寻章摘句、望文生义、片面而零碎地剪裁材料，就一定能看到晚年马克思这一设想在东方落后国家的广泛方法论意义。
第五，揭示晚年马克思血缘亲属关系思想在分析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意义，说明了必须着眼“农村公社的二重性”来把握其社会结构。有的外国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二重性”的思想，说明公社是由诸矛盾“编织”而成的：一方面，它像“蜗牛带贝壳”一样，带有集体主义和互助、以及在解决社会事务中的自发民主主义的古老传统；另一方面，它“属于”阶级社会，这一点可以在“侵蚀着”公社的财产和社会分化中，在传统制度逐渐转变为受外部和对内部剥削公社的手段中看出来。在他们看来，这种“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对于分析当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等地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价值。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不用怀疑，晚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不可能简单地运用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去的，但决不能据此否认这一思想的普遍方法论意义。从历史观上看，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的思想说明，在分析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时，必须掌握两套范畴系统。一套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形成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范畴系统，如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因为对发达社会结构的考察，可以由此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结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3〕另一套是在分析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结构中形成的范畴系统，如人类自身生产、血缘亲属关系、亲属制度等等。这两套范畴系统在分析东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时，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因为东方落后国家生产力的落后突出了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性，使血缘纽带在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导致了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长期不能摆脱远古时代的“阴影”和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如果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同十分“萎缩”的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结构完全等同起来，那就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六，涉及到东方传统的亚细亚社会结构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拓展了认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然性的思路。在这个问题上，外国学者在研究晚年马克思的当代意义时，往往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前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比较研究来展开论述，这就拓展了研究的思路。因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传统体制与亚细亚社会结构（按马克思的理解，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中央专制主义三位一体）之间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虽然“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东方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向传统的亚细亚社会结构“复归”的“危险”。正是这种“相似之处”和“危险”，构成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然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说来：（1）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社会各个领域的超常干预，除去社会主义进程中国家集权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之外，确实还没有完全排除亚细亚社会结构中央专制主义传统的强大的历史惯性。这就决定了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解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家权力过于庞大集中的问题，是不可能社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的。（2 ）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家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并且以后还要作为唯一的实现形式，是不符合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所有制”，反而与亚细亚社会结构所特有的土地国家所有制有相似之处。这就决定了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其国家所有制必须向“社会所有制发展”，否则，它在国家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国家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拜物教、官本位等弊端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克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3）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中， 人民公社和集体农庄确实蒙上了传统的亚细亚社会结构中农村公社历史局限的“回光”，这就是晚年马克思所客观指出的封闭性、经济落后性以及构成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等。这就决定了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因为人民公社和集体农庄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形式，而只是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社会形式。农民的集体耕作和合作化大生产，只能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脱离这个基础，以为只要实现了土地国有和农民集体耕作，就算实现了社会主义；那末，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贫穷的被晚年马克思扬弃的“农民社会主义”。（4）在“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中，对外的封闭性是一个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确实与亚细亚社会所有制中的封闭性相一致。然而，在晚年马克思看来，东方国家落后的生产力和自然经济，是不可能随着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步登天而跃上社会化大生产的台阶的。正因为如此，晚年马克思把“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和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作为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因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落后或“超前”都是不适应的，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有自身特定的规律——历史继承性和横向流动性的辩证统一，如果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闭关锁国、脱离世界交往，是不可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从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而只能跌进被晚年马克思扬弃的地域封闭性的“农民社会主义”的泥潭，从而导致其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和失败。
在本文行将结束时，笔者不禁想起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永远是当代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外学者对晚年马克思的研究，为我们今天寻求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如何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130、1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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