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主义到合法性——国外“风险与组织”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合法性论文,国外论文,风险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 一、引言 基于对工业社会的反思，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从财富和风险两个角度讨论了古典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区别。在贝克看来，古典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着风险生产的逻辑，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关系则颠倒了过来。①在古典工业社会中，经济活动由以企业为代表的经济组织实现，并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科学管理方式主导着这些组织的运作。对组织的研究，成为理解工业社会的主要视角。而在现代社会，组织也正成为理解和管理风险的关键力量。② 为了理解组织在风险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社会科学家从多个角度对风险社会中的组织行为展开了研究。他们敏锐地观察到，组织已经渗透到风险社会的各个环节。比如赫特(Bridget M.Hutter)等人发现，组织在管理风险的同时还生产风险，风险社会研究应该包含组织的风险生产和风险管理一类的议题。③问题在于，风险社会中组织首先被看做规避风险的手段。如同在工业社会中组织被广泛应用于财富生产，风险社会中组织被应用于规避风险。但组织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却又在扮演着风险生产者的角色。组织在拥有这种双重角色时，自身的行为逻辑也有所转变。 本文通过对西方学者对风险社会和组织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回答如下问题：一是在贝克意义上的风险社会中，组织所充当的角色与工业社会中有何差异？二是面对广泛存在的风险，不同类型的组织是如何规避风险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在风险规避方式上存在何种区别？三是组织会在何种程度上成为风险的生产者？组织与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来源有何关系？四是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组织的行为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 二、组织对风险的感知、管理与规避 组织作为动力系统(dynamic systems)有着诸多目标。所有组织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和发展，即保障组织存在和繁荣。保障组织的基本目标要求组织能够有效处理自身所面临的风险。④赫特发现，不管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组织越来越多地将资源用于预防风险和防范意外事故。⑤一般而言，组织对风险的规避涉及组织对风险的感知、管理以及规避风险的具体方式。 1.组织与风险感知 风险不是一个“当前正在发生”的概念，而具有未来发生的可能性。风险的这个特性使得风险感知尤为重要。因为明确感知风险是对风险进行规避的前提，只有感知到风险，认识到风险可能产生的影响，组织才能够采用合适的手段规避风险。 组织对风险的感知能力可以从许多组织行为中反映出来。在公共部门，政府通常会增强某些部门的能力，以用于对某些特别风险的感知和管理。这些部门通常被安排来负责健康、安全或者应对环境变动。作为私人部门的企业同样也设置风险管理或监察部门，设立风险监控职员或应急职员。企业中的这种部门主要用于应对风险，具体职务包括风险界定、评估和管理，也负责应急预案和应急计划的制订。可见，组织试图应对风险的常见方法是，使用常规的风险分析工具和方法去应对之前多次出现的风险事件，并依此来定义新风险并实现对新风险的管理。⑥ 具体而言，组织感知风险并且对某些不确定性作出预案的通常方法是通过对这些不确定性进行分级和计算，以控制不确定性转变为风险。这些对风险预防和管理的文档被克拉克(Lee B.Clarke)称为“空想文档”(fantasy documents)，正是这些文档帮助组织及其成员可以清晰地将一些策略和风险联系起来，确保随时有既定方式发现和应对风险。⑦当然，组织增加其自身及成员风险感知能力又是与风险管理相联系的。 2.组织与风险管理 如同在工业社会一样，在风险社会中组织也被赋予管理的功能，其管理的目标是“风险”。若要实现组织对风险的规避，首先要求组织内部有着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 组织需要处于“系统安全”环境中才能够获得稳定发展，这要求组织安全能够更好地处理失败、错误以及风险。⑧在克洛斯(Darwin B.Close)所提供的组织内部风险管理模型中，组织被当成一个系统来看待。在这个组织管理系统中，组织中的个体特别是风险管理者需要首先对这个影响组织的风险进行判断，这个判断过程就如个体对风险的感知判断一样。接下来，科层型正式组织通过合法授权，使得组织管理者对风险的判断生效，从而使组织在总体上接受对风险的判断。这样，组织风险管理者能够获得管理风险的方法。⑨这种科学理性的风险管理方式，要求清晰界定组织内谁为风险负责，应对和管理风险的方法和步骤都有文档支持，并对组织成员和风险管理部门的人进行培训。⑩显然，这种风险管理方法是工业社会中常用的科学理性管理方法的延续。 在风险社会中，组织仅仅依靠科学理性的管理方法来管理风险显然是不够的。有些组织开始试图发明新的管理方法以弥补科学理性方法的不足。汉森(Hanson)和怀特(White)使用玛丽·道格拉斯文化分析方法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一家澳大利亚公司的风险管理年报进行分析，发现面临全球化过程中的未知风险和不确定性时，该公司采用“理性体系”、“环境体系”以及“支配体系”来防范组织风险。具体而言，“理性体系”用于风险的正式预测，“环境体系”用于应对公众议题，“支配体系”则确定公司管理人员应负的责任。但这三种体系相互间又是交叉的，并且在实际运作中无明显区分。(11)这种实践表明，作为财富生产者的企业在面对风险时，采用了超越科学理性的风险管理模式。 总之，在风险社会，科学理性的组织方式被广泛用于组织应对风险的解决策略之中。但也有组织在面对科学理性管理风险的缺陷之时，采用其他的风险管理方法来弥补科学管理的不足。面对广泛存在的风险，组织开始注重自身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也即组织的外部风险。 3.组织与风险规避 组织的风险感知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都直接关系组织对风险的规避能力。然而各类组织面临的风险并不一致，因而风险规避方式也各有不同。 在经济风险方面，多数经济组织希望找到感知和控制风险的方法。金融市场是经济组织进行风险规避的有效场所。在金融市场中，企业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可以被计算并标价出售。企业通过金融市场的衍生产品有效且更高效地管理和分散其风险。有研究表明这种通过金融市场管理和分散风险的方式可以很好地降低银行破产的风险。(12)而在使用金融创新产品时，金融企业可以较好地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 在环境风险方面，环境保护组织在规避环境风险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格拉克(Luther R.Gerlach)讨论过环境保护组织在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规避中的做法。通常，环保组织通过社会网络加强其成员的聚合力，并通过对环境意识形态的强调，促使成员与新的世界想象结合起来，与此同时，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出，动员和说服其他民众参与环保抗争。在组织成员进行环境保护意识形态的建构后，环保抗争则能够在环保的理念下由组织成员发动起来。在整个过程中，环境意识形态的建构处于极度关键的位置，它在动员、说服、合法化以及整合保护运动和组织成员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13)正是这种有组织的环境保护运动，使人们认识到工业社会给环境带来的风险，促使社会进行环境保护，进而规避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 此外，主权国家作为政治实体也能实现对国内和国际风险的规避。比如奥地利政府便采取了严格的官方标准来防控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风险，尽管这些做法受到欧盟委员会的警告，但它却规避了转基因农作物风险在奥地利的蔓延。(14)在发展经济方面，主权国家对风险规避的作用也十分巨大。肖博格(Lennart Sjoberg)等人对瑞典国会1964～1965年以及1993～1995年这两个时段所接受的提案进行分析，发现关于风险的提案数量在不断上升，特别是经济发展放缓的时候，对风险的讨论变得更为重要。(15)不过在解决全球所面临的风险方面，则需要超越主权国家的大型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参与。(16) 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组织对人们的生活持续发挥着作用。组织能够促使人们增强对风险的感知，同时加强对组织内部的风险管理，这有利于组织自身及全社会有效规避风险。但是这种风险规避又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有些组织在进行风险规避的时候，实际上又同时进行着风险生产：经济组织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其实也对风险进行了扩散；而社会组织为了达到风险规避的目的，则又经常将风险放大。 三、风险生产和风险放大：组织所带来的风险 在讨论“风险社会”的时候，经常会涉及以下三个命题：第一，最新的科技成果如核能、纳米技术和转基因食物等所带来的更多难以意料的风险及其全球性后果；第二，完全界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信念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三，对风险的管理成为对未来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17)当代科技的运用和发展都是与组织运作紧密结合的，而对风险的管理和控制也需要依赖组织，故而在讨论这三个命题的时候，组织经常处于讨论的中心位置。(18) 1.产生风险的组织 组织产生风险，来自其自身追求财富利益的行为。组织为了追逐自身利益而发展生产，却通常忽视了外在环境以及人类的总体利益。这种产生风险的组织通常为经济组织，但是它们所产生的风险也有可能使得自身利益受损。 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化石燃料用于工业生产而造成的环境破坏，而这种破坏所造成的风险分布通常是不均衡的。格雷厄姆(John D.Graham)等人研究了美国焦化厂和炼油厂这类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组织周边居民的情况，发现影响人们搬离这些污染严重工厂的因素主要为经济因素而非种族因素。经济差别的存在，使得部分人难以搬离这些污染源，从而自身健康受到更多威胁。也就是说，这种工业社会遗留的环境破坏，在与社会经济条件相结合后，使得部分地区的人们面临的环境灾难变得难以摆脱。(19) 相对工业社会追求GDP带来的环境风险，现代虚拟经济似乎更为“环保”。然而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金融风险再次拉入人们的视野。美国金融组织引导的所谓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按照设计，金融组织本是其他经济组织规避风险的媒介，但是金融组织自身也试图将风险分散以增强自身对风险的调控能力，金融衍生产品便是金融组织分散风险的一种“新发明”。但这种新发明却蕴含了更大的风险：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其他环节从而导致金融市场风险。正是美国金融组织所发明的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并将影响波及全球。(20)金融组织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思潮中建立起来的现代企业，使得资本以更快的速度流通，并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依然极高。对金融组织风险生产的反思，使得人们开始认识到，盲目地依靠“科学”来规避或管理“风险社会”的观点有可能高估了人们对风险的计算、控制和缓和能力，并可能会带来未曾预料的新风险。(21) 除了理性设计的金融组织给人类自身带来资本风险之外，对科技的使用也伴随着风险的产生。转基因作物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科技成果，人们对它保持兴奋的同时也存在疑虑。一些新型的、有影响力的转基因农作物公司正在试图隐藏转基因农作物所存在的风险。比如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它主要生产化学农药以及转基因种子，并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转基因农作物。在面对转基因农作物风险讨论的时候，它通过影响政治以及权威来赋予其行为以合法性。(22)当转基因农作物随着孟山都公司及类似公司在全世界推广之时，人类社会甚至整个地球物种面临的“基因”风险也在不断地加剧，结果也往往是不可逆的。 以上由于企业追逐自身利益而带来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科学理性的结构而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自身能够游离在风险之外。在很多学者看来，组织自身就有可能是灾难的来源。(23)佩罗(Perrow)强调，复杂的紧密耦合系统将不可避免地崩溃。为此他创造了一个新词——“正常事故”(normal accidents)来分析某些走向歧途的必然性。他特别提到某些高风险的技术，并集中分析这些相互耦合的复杂系统可能引发的多重崩溃型的大灾难。这些灾难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系统是如此紧密耦合以至于对风险没有回旋余地。非常明显，佩罗将这些组织系统看做崩溃的原因。(24)当然，这些典型的组织并不接受这些宿命论的观点，而是努力地去感知并规避风险，只是这些风险的外部性反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来临。 2.建构与放大风险的组织 肖特(James Short)曾指出，大型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设定社会关于风险讨论的背景和议题。(25)若要知道风险放大的机制，就需要洞悉组织做出有关风险决策时所考虑到的因素，如组织自身利益、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对风险的建构和扩大与组织的利益相关，所以在讨论组织对风险的建构与扩大之前，有必要对组织进行区分。一种组织是本身产生风险的组织，它们通过隐匿风险或转移风险的方式躲避社会对自身的归责，从而导致风险被扩散和放大，经济组织是这种组织的代表；另一种组织是为了对抗前一种组织而有意地建构和扩大社会所受到的风险，由此来获得民众支持以对抗前一种组织。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是第二种组织的代表。 对于第一种组织，弗罗伊登堡(William R.Freudenburg)通过对美国核能生产的分析揭示了风险是如何被组织逐步放大的。对于那些从事核能生产的组织而言，需要考虑产生风险的短期和长期因素。短期因素方面，组织间存在差别，有些组织的核动力设备不能保证安全以及高效，这相当于增加了核风险；长期因素方面，核能生产似乎在弥补炭燃料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似乎有利于环境保护。但是核能组织所存在的可能的核泄漏以及其他核风险却大大增加了。(26)企业对核能的开发和使用，只是用一种更为严重的核风险来替代另一种环境风险。同样带来风险的还有转基因食物，朗格(Lang)和霍尔曼(Hallman)针对美国转基因食物风险的研究认为，对于转基因食物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除了要考虑科技、环境以及伦理道德等问题，还需要考察转基因食物的社会的和组织的基础。因为民众对转基因食物风险的认识依赖于他们对这些组织的信任程度。但是在转基因生物公司为了自身利益而隐瞒存在的风险时，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就被不断放大。(27) 对于第二种组织，其建构和放大风险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公众的风险感知，以此来引导公众规避风险。同样是讨论核风险，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讨论的是核风险的传导机制。以美国内华达州的尤卡山(Yucca Mountain)存放核废料这件事为例，很多人对核废料的风险并没有直接的经验。实际上，对核废料存储地的描述和解释方面并没有表明存在的风险。但是经过媒体大量、持续和生动的报道，人们对核废料存储地的风险的感知极大地提高。(28)此外，在转基因风险的讨论中，非政府组织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在一次关于转基因生物(GMOs)的讨论中，非政府组织的加入瓦解了技术专家的权威，将基因作物的风险从健康以及环境保护层面放大到政治、伦理层面。(29)面临转基因生物风险的英国，此前采用的是协商民主的方式来讨论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政策，所有的决策都是以科学方案为基础的。在科学推崇低环境影响和可持续农业的逻辑下，转基因作物逐渐放开。但后来社会组织的加入，使得这种协商民主的形式呈现出一股张力。之前的科学逻辑难以完全回应公众的质疑，政府也同样受到质疑。此后这种讨论不再仅限于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而扩展到由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风险。(30) 由上可见，现实存在的风险与人们感知的风险之间是存在差距的。通过某些方式，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会更加强烈，导致风险被“人为放大”。也就是说，传媒以及社会组织在动员过程中，会在两个方面起放大风险的作用：一是人们对风险预期远远超过实际存在的风险；二是部分风险暴露之后，将引发人们对其他领域风险的感知，暴露其他隐藏的风险。 四、社会组织所带来的风险启蒙 社会组织在动员民众以对抗风险时，对风险的建构和放大导致民众对于风险的进一步认识，进而实现着对民众的风险启蒙。 同样，在环境方面，休姆(Hulme)认为气候变化将给人类及其行为带来巨大影响。气候问题的全球性要求对气候风险的思考脱离特定地区并纳入全球性的话题讨论。非政府组织作为对抗工业组织的一种重要力量，主导了全球性的环境运动，并在运动的过程中产生所谓的“环境亚政治”(environmental subpolitics)。(31)这使得在工业生产全球化时代，环保类非政府组织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对环境的风险规避。 上文提到，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转基因农作物在生物技术公司的推广下走向全世界。单个的农民或者环保主义者无法与力量强大的公司对抗，而且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也不能完全归入政治领域。在这种情形下，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将得到彰显。德雷尔(Dreyer)等学者探讨了在面对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风险时德国非政府组织的行动策略，发现更广意义的参与并不仅仅依赖于正式因素。在这一过程中，非政府组织通过公共运动引入民主、透明以及预防等主题。这些策略使得消费者抵制转基因产品，最终使得转基因食品销售不畅。这种动力可以归入“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分析框架，通过大规模地公开那些令人厌恶的外部风险，增强民众对潜在风险的认识。(32)例如，转基因食品在1997年首次进入丹麦市场时，丹麦国内关于转基因产品的政治争论非常激烈。在那些非政府组织加入这场争论之后，新的行动主义形式出现。它们挑战了丹麦预防性方法的不足，将这场争论引向了更广泛风险以及道德价值判断领域。这些关注点增加了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所带来的风险的认识，最终促使丹麦制定了严格的转基因食品生产销售政策。(33) 在其他方面，社会组织对人们风险启蒙的作用也得到了证实。默恩斯(Kathryn Mearns)等人对英国和挪威近海居民的安全感和风险感知展开了比较研究，证明社会心理和组织因素对风险感知存在影响。(34)社会组织对风险知识的宣传，有利于增强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并参与抵抗风险的运动。博翁德(Bowonder)等人对印度工业风险的研究也证明了非政府组织和工会对社会学习产生的重要作用。(35) 由此可见，当经济组织以科学和理性组织生产、追逐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时候，其行为所构成的风险——比如核风险、环境风险以及转基因等风险危害着社会。但普通民众对风险的感知存在差异，且自我组织能力较弱。在这种风险社会中，社会组织所发挥的作用就是通过风险揭示、风险建构甚至放大的行动来对公众进行风险启蒙，提升公众的风险感知能力。只有当公众具有足够的风险感知能力，才有能力应对那些生产风险的经济组织以及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五、追求合法性：风险社会中的组织行为逻辑 风险社会的议题之一就是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从工业社会开始，组织为了满足工业生产效率的需要而引入科学管理方式如建立泰罗制等科学管理方式来提高其效率。但是进入风险社会之后，组织仍然能够完全利用科学来应对风险吗？ 如上文所述，虽然组织被建立以规避风险，但是组织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其实也在进行风险的生产。对经济组织而言，风险产生的重要来源就是在它们追逐经济利益时使用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当组织为了自身利益将这些风险转移或规避之时，风险反而会得到进一步的扩散。此外，风险社会中的难题之一就是经济组织仅仅使用科学技术规避风险将会遇到困难，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风险难以得到科学、量化的分析和规避。 托夫特(B.Toft)认为，通过科学量化的方法来测量一种灾难在某个特定组织发生的可能性其实包含了一系列的假定：一是风险被视为有形的物理实体，以至于能够被精确地定义并且得到清楚客观的测量；二是风险模型是中立的、客观的，能够进行无偏差的且独立的定量分析；三是考虑到风险的概率判断，一个人对组织风险分析是完全可以模型化的；四是过去事件的可靠历史数据可以用来对未来可能的风险进行估计；五是复杂的人类行为和人类过失都可以被精确计算并且可以简化为数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六是组织未来的运行轨道是与过去极其相似的。但实际上，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动力系统是时刻发生变化的，尽管过去不能改变，但未来是可以改变的。(36)正是因为以上的假定与组织的实际运行以及风险的实际运行存在巨大的差别，才使得历来采取所谓“科学”的风险分析方法无法应对组织和社会面临的真实风险。 换言之，依赖科学系统并不能完全应对组织所面临的风险。而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者也发现，仅从科学或者效率角度很难解释组织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组织结构的趋同性。基于对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的反思，他们认为组织结构的变化很大程度是合法性的需要。这种合法性的需要不是理性选择的过程，而更多来自制度性的压力。(37)在后工业社会，组织为了面对不确定的环境，更多采取的是柔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环境的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也是组织面对风险社会的策略之一。 在风险社会中，合法性是指社会或民众的期待和认可。而民众的期待和认可不仅是一个科学议题，还涉及如何动员和引导民众。社会组织对公众进行风险启蒙的同时，往往很少采取科学量化的方法来运作。相反，它们很多时候存在“反科学、反专家”的行为。这种运作方式不是将风险当做一个“物”的存在，而是通过对风险的揭示、建构甚至放大来警示民众，提升民众对风险的感知。例如对环境风险的规避，社会组织往往通过构建环境保护的意识形态，通过其核心成员将环境保护的愿景传播出去，以此动员民众增强对环境风险的关注。对于环保组织而言，宣传实现环境保护的具体方法是次要的，主要的任务在于呼吁民众参与环保抗争。他们的这种呼吁往往适应并引导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认可度，并且成为满足合法性的一种需要。 总体而言，正是社会组织的这些努力，瓦解了那些仅仅追逐自身利益而忽视风险的经济组织的合法性，从而迫使经济组织防范风险并参与整个社会的风险规避。 六、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组织在风险社会中角色的分析可知，组织通过建构和放大的方式生产风险，但作为一个有自身利益的能动者，组织又在试图采用多种方式规避风险。组织对风险的规避能力受制于它对风险的感知能力以及组织内部对风险的管理能力。 超越对组织与风险的讨论，需要理解组织是在一定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下运作的，将风险归责于组织时还需要看到组织背后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对于不确定事件的来源，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归责于组织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所带来的风险。(38)其中，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以及对科学主义的崇拜尤其值得反思。 在风险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风险启蒙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对抗风险的时候，并不是完全采用科学逻辑来动员民众，而是更多采用对风险的感性描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建构和放大风险。在工业组织和政府占据绝对优势且掌握科学话语权的社会，非政府组织的这种动员和风险启蒙策略有效地解构了之前工业社会的科学逻辑，使得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超越科学的话语。与此同时，企业等生产组织出于应对风险的需要，也开始改变完全依靠“科学管理”的旧思路，更多地考虑组织外部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以寻求在风险社会中持续的合法性。这样，组织对合法性的关注可能有利于其超越科学主义的窠臼。 上文通过对西方学者在组织和风险议题研究的综述，揭示了组织在风险社会中的双重角色即风险的规避者和风险的生产者。虽然不同组织在应对风险时所采取的具体行动策略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超越科学主义而关注合法性是风险社会中组织应对风险的趋势。 就中国而言，过去3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积累了诸多风险，其中，环境风险和转基因食品风险也正在受到民众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在公共领域被人们广泛讨论，甚至经常出现环境抗争和群体性事件；对转基因风险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公共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的对立。揭示风险社会中科学主义和合法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将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环境保护抗争和转基因食品争议等议题，也有助于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共同应对社会风险。而这一切，都有待于国内学者在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下对组织行为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2,pp.9-16. ②Bridget M.Hutter & M.Power(eds.),Organizational Encounters with Risk,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30. ③Bridget M.Hutter(ed.),Anticipating Risks and Organizing Risk Regul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3-20. ④Darwin B.Close,An Organization Behavior Approach to Risk Management,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Vol.41,1974,pp.435-450. ⑤Bridget M.Hutter(ed.),2010,p.3. ⑥Ibid.,pp.13-14. ⑦Lee B.Clarke,Mission Improbable:Using Fantasy Documents to Tame Disast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16-42. ⑧B.Wilpert & B.Fahlbruch,System Safety:Challenges and Pitfalls of Intervention,Oxford:Pergamon,2002,p.276. ⑨Darwin B.Close,1974,pp.435-450. ⑩Davidson J.Frame,Managing Risk in Organizations:A Guide for Managers,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03,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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