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院改为学堂”——析从传统“大学”向近代“高等教育”转变的若干机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学堂论文,书院论文,近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院改为学堂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书院的普及性、灵活性、趋新性和民营性，书院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曾多有变革，因而也就最便利地实现了由传统大学向近代高等教育的转换。显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转换的途径并没有完全走“西化”的道路，而是实现了由传统伦理向近代伦理的跨越、人文传统与科学精神的交融以及民间努力与官方顺应的合一。
一、书院改学堂的渐进历程
明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已逐渐明朗地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科技的匮乏，其中作为选拔官僚体制的科举考试制度不能辞其咎。科举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把自己局限于“四书”、“五经”的框架内，以修身养性被视为最高的追求，以治经学、谈性命为学术之正宗。教育成为选拔官僚的储才附庸，学生的知识面极窄，知识陈旧，更新迟缓，缺乏创新精神，科举制度走向了歧途不但不一定选拔得到优秀的人才，反而养成了人们的投机钻营。这构成了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
早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已显端倪之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已开始转变传统教育中重人伦轻物理，尊道贱艺，重视学习修身养性之学，轻薄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探讨等陈旧的教育观念和意识。明末徐光启即深信真儒学的精髓就在于“格物穷理”，“格物”就是对自然之物的探究，就是后世所称的自然科学。徐光启觉得修炼心性决不是儒学的全部内容，必须实现由仅重伦理道德教育到兼顾“格物穷理”教育模式的转换，这本身就是恢复真儒学的努力，教育的进步并不是全新的创造或全盘的毁弃。在这一过程中，融合中西学术是正确的选择。西学的近代科学知识本来就符合儒学的“格物穷理”的精神，亦有利于实现儒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目标追求，因而徐光启、方以智即竭力提倡之，梅文鼎致力于此，提出了“亦中亦西，自我自古”的学术观点，并形成了“西学中源”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应该“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注：梅文鼎《堑堵测量》卷二。）他们认识到要改变只灌输伦理道德、诵读儒家经典的教学模式，就要实现课程体系的改革：旁及天文气象学、水利学、乐律、军事制造学、会计学、建筑学、机械力学、舆地测量学、医学、钟表。他们以数学指导各项实用科学，使各门实用科学皆建立在牢固的数学基础上，并在科学应用中进一步发现自然界的客观法则，由“数”而达“理”（注：白莉民《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教育思潮》，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这便使教学内容趋向于实用，有利于国计民生。
徐光启等人就将书院研习理学的传统，改造为学习科学的内容。由此“格物致知”就成为了学习自然科学及其他各项实学的总纲领。这就为书院演变为新式学堂，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书院自始就有的如博取各家，注重创发等优良学风也为他们所继承。陆世仪强调治学当“博”，兼容并包，而不应存有门户之见。又如采取讲会形式教学，不仅自己讲课，还邀请其他名师来授课。又如师友砥砺，质难切磋，教学相长等等都为近代高等教育所借鉴吸收。清华学校研究院课程大纲，便明言其制度是“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故课程方面分为普通演讲及专题研究二项”。颜元、梅文鼎等人，既按照书院的传统，以研究学问、关心世事为己任，又对传统书院的教育内容、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法进行大胆的改造，以期创建新教育。在他们的书院设施和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学堂的雏形。
正因为如此，书院被近代自强人士看做最可以直接转化为学堂的一种教育形式，他们认识到西方和日本之所以强大，根源就在于教育的普及，而书院是中国本土最普及的一种教育形式，“各直省及府州县，咸有书院”，“咸有师生，皆有经费”，但其中许多受科举制度之左右，“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所延皆庸陋之师，或拥席不讲，坐受修脯者”。实现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是时代之大势。
从书院到学堂，首先是对书院的教育方针、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如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将湖北的经心书院和西湖书院均酌照学堂办法，“改定课程，一洗帖括词章之习，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造真才、济时用”是经心和两湖书院的教育方针；其课程设置，两湖书院“分习经学、史学、地舆学、算学四门，图学附于地舆”（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经心书院则设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而均兼算学。
针对当时士大夫“或专精训诂，或仅事词章，或空谈性理，而于经世致用各学，转致少所钻研”的状况，张汝梅、赵维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以“有裨实用”为教育方针，设天文、地舆、吏治、兵法、格致、制造等科目。这很类似颜元漳南书院的设施，以及梅文鼎新型学校的构想。而以“格致”为研习各项实学、自然科学的总称，亦是明清之际的启蒙教育思想家所提出的。
颜元在其漳南书院，设置了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诸子兵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并射、御、技击等科）、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朱文等科）、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课八股举业）。从这些设施中，我们可以看到，颜元的教学内容包括了文科、理科、工科、军事等各方面。这样的课程设置，能使学生博闻强识，学有专长，全面发展。这里，颜元着力于知识领域的开拓，将当时教育所忽视的形而下者，作为漳南书院的科目。艺能斋纯粹探究技艺，体现了一定的探索新途径的追求。
岳麓书院也曾随着文化科学事业的进步而不断更新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内容。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地迈出了从“旧教育”向“新教育”过渡的步伐。尚在乾嘉年间，院长王文清就将“通晓时务物理”写入了岳麓的学规。罗典则以“坚定德性，明习时务”训士。嘉道间，欧阳厚均“以气节、经济、文章立教”，设湘水校经堂治事科以待“识时务之士”。咸同间，书院藏有《教学拾遗》、《算学丛书二十一种》、《圣武记》等反映自然科学与启蒙思想的书籍。到光绪间王先谦任院长时(1895--1903)，又“提倡新学”，“改定课程”，开设经学（附经说、讲义、训诂）、史学舆地（附时务、测量、图绘）、掌故（附洋务、条约、税则）、算学（附格致、制造）、译学（附各国语言）等五科。译学、算学等“新学”科目与传统的经史之学并列为书院的主要学科。与此同时，其教学内容变革相适应，书院的藏书也有新的变化，增藏了《数学理》、《电学》、《声学》、《化学考资》、《光学》、《谈天》、《航海要术》、《兵船汽机》、《非矿工程》、《保富述要》、《东方时局论略》等一百二十种四百余本“西书”，几乎囊括了国内当时翻译出版的介绍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全部书籍，所有这些都表明岳麓书院已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都为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准备了条件。（注：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辑，第9页。邓洪波《试论岳麓书院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可见，岳麓书院包容了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译学。在传统经学之外，添设新的学科门类成为许多书院共同追求的目标。
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鉴于战争对江南地区学术文化的破坏，清政府下令整顿各地书院，经世派官员们借此创建了一批专习性理、经世和朴学的书院，以与专习时文溺于八股的书院相区别。如丁日昌在上海创立的龙门书院，以求经世致用，而陕西味经书院，江苏南菁书院、广州广雅书院以及武昌两湖书院等旧书院都力倡破除旧式书院积弊，摈弃无用八股、弘扬经世致用学风。阮元的学海堂跳出传统汉学的窠臼，承认义理之学于世道人心的救治作用，显示了对现实社会事务的关心。贺长龄重建江苏钟山书院，把《皇朝经世文编》作为教材，亦标志着经世致用学风对书院系统的渗透。有的兼设西学书院，以推广西学教育，并将各州、县、省会及京师各学府书院扩充改建为大、中、小三级学校，使旧式学制转变为新式学制。
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清帝谕各省府州县，将现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习的新式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校，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校，州县之书院为小学校。因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皆将西方的新式学堂称之为书院，所以，学堂、书院实一。如李鸿章曾于光绪十一年(1885)上奏说：“臣查泰习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其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五十三。）又盛宣怀曰：“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注：《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六册《学校》上。）此时书院的涵义，既不同于其初创之时那种专治理学的场所，也不同于后来专课时艺的书院，而是以西方诸列强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针为楷模，力图通过教育的改革，实现国富民强的思想。因而，书院即新式学堂。
“时局多艰，需材尤急”是书院改学堂的根本原因，即利用书院旧有设备和经费，改变章程，另外延请教习，将书院改为学堂，以达到少花钱、广兴学的效果。1898年5月康有为上奏《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说：“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5月22日，光绪帝发布谕令：“即将各省府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
康有为认识到“夫学至于专门止矣，其所谓大学者，不过合各专门之高等学多数为自，大聚天下之图书仪器，以博其见闻，广延各国之鸿博硕学专门名家，以得其指导，而群一国之学者，优游渐责，讲求激励而自得之，凡各州能备此者，皆可谓为大学，非徒在国都而已。”“总而言之，小学中学者，教所以为国民，以为己国之用，皆人民之普通学也，高等专门学者，教人民之应用，以为执业者也。大学者，犹高等学也。磨之砻之，精之深之，以为长为师，为士大夫者也。”培养更多的大学人才，是强国之根本。“因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即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通过“改变章程，别延教习”等办法实现机制的转换。（注：《请开学校折》1898年6月。）
在浙江，求是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正教习一人，教授化学及各种西学，兼课图算语言文字，副教习两人，一教授各种算学及测绘、舆图、占验、天文等事，一教授外洋语言文字及翻译书籍报章等事。”养正书院改为杭州中学堂，又以崇文、紫阳两书院改设钱塘、仁和两县小学堂，整旧从新，令立规制。江苏南菁书院改为南菁高等学堂，江苏学政李殿林奏言表示，聘请在籍绅士之学通中西着为总教习，又分延天算、格致、测绘、东文、西文各艺教习，开办学堂，分类考课。中西学已被放到了平等的地位。
清末书院改学堂的现象很为普遍。因为许多人已认识到教育是振兴华夏的根本。“况今设学之意，原为培植人才，开通民智，以与列强竞胜，自宣参照东西各国学制，方足以取彼所长，补我之短。查外国之法，无不由小学、中学以递升大学。惟是时事日棘，在在需材，势难从容从待中小成格之后，方设大学堂。以目前办法，固宜广兴小学，以树不拔之基，亦不能不先设大学，以收速成之效。”“而当此库藏如洗，财力实有不及，只能就现有书院酌量改设。粤省各书院，率皆屋舍窄小，不合学堂之用，惟有城西广雅书院，系湖广督臣张在粤时所创建，虽未合学堂程式，而规模阔大，斋舍甚多，足敷布置，当经议定将该书院改为广东大学堂，考选学生肄业。惟该书院原有之肄业生，不乏才俊，亦未可悉令罢归。适大学堂初年，学生未齐，斋舍有余，因暂设校士馆一所，择延教习教以东文，以为将来游学日本地步。至大学堂招考学生。（注：陈谷嘉、邓红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2510页。）《湖南官报》第十号记载：广州广雅书院改为本省大学堂。《湖南官报》三十号记载：山西书院改办学堂，晋阳书院改为山西学堂，“其外府州县之书院，均已改为中、小、蒙学等学堂。”江西豫章书院改为江西学堂。三十八号记载：泰州胡公书院改为安定小学堂，“其州境义塾共八处，一律谕董改为蒙养学堂，俟蒙学课本奉颁后分发诵读。”
应该说，晚清学术文化的历史性转折，虽然在“经世之学”中已经孕育内在的动因，但促成旧学解体并导致其发展方向变革的因素，却来源于另一种学术文化类型——西学，“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起了催化的作用。”（注：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页。）西学的冲击，一方面激活了传统中学中的文化因素，使之与时代的变动相结合，形成主动追随时代进步的学术风尚；另一方面，西学本身的科学和民主因素也逐步纳入中学之内，构成了中国旧学向新学变革的基质。
康有为一方面借助于深厚的传统学术文化功底从事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一方面以所能接触到的西学新识改造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康有为的新学是广泛摄取中西各种知识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术文化体系。“万木草堂”是康有为的新学应用于学术教育制度上的一个尝试。尽管戊戌变法没能成功，但康有为的新学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响应，由万木草堂之教育尝试引发的废科举兴学堂却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突破口首先是晚清书院的自身演变和新学堂取代旧书院。
正因为书院较具有自我更新的传统，因而最便利地实现了由传统大学向近代高等教育的转换。即使是像诗经精舍等旧学传统十分浓烈的著名书院也适当增设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新学”课程，章太炎是1890年在此师从俞樾求学的，此间章太炎在专攻旧学的同时，也接触了相当多的西学知识，对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雷侠儿的《地学浅释》、韦廉臣的《格物探原》、侯夫勒的《谈天》和赫士译的《天文揭要》等，章氏十分熟悉。章氏还以西学释中学，对《管子》、《淮南》中的许多内容“明显地采用习说……也就是说，他在一八九三年已治西学也。”（注：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898年版，第255页。）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改革校经书院课程，以“经学、史学、掌故、舆地、算学、词章6类课程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并创办了“舆地、算学、方言等学会”以倡明新学。（注：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第215页。）不久，岳麓书院也颁布了课程改革方案《月课改章手谕》，分经、史、掌、算、方言五门讲学课士。这表明，传统书院本身即有不断适应时势的能力。
在书院改为学堂的初期，许多地方的学堂宗旨都是坚持“中学为体”的，如山东大学堂是“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务各实事求是，力戒虚浮，储为明体达用之才。”（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793页。）较早成立的广西体用学堂(1899)总体上分为“中西二科”，课程主要是经义、策论、中西算学等，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奏定学堂章程》是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精心修订而成，是第一个正式颁布并在全国推行的新学制，新学制的宗旨很明确：“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济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注：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页。）可见新学实是旧学的近代形态，也是西学的本土化形态（注：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3月版，第206页。）。
因为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多是接受了传统经义教育的官僚，故在中国社会的近代演变中，“中体西用”或“会通中西”的文化观长期占据上风，这方面的例子还有：
1896年，孙家鼐在《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就提出：“今中国京师创办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注：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143页。）
1898年，盛宣怀在上奏皇帝的《南洋公学章程》中，明确提出设学的宗旨是“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其在公学始终卒业者，则以专学政治家之学为断。”（注：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3页。）
1901年，袁世凯也在上奏皇帝的《山东大学堂章程》中称：“其教法当令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务各实事求是，力戒虚浮，储为明体达用之材，仰副朝廷图治作人之至意。”（注：朱有谳《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793页。）
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他们制定的《学务纲要》中也要求，“高等学堂、大学堂，意在讲求国政民事，各种专门之学，为国家储养任用人才。”（注：朱有谳《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80页。）
1905年，清政府设置了学部，体现了政府对近代教育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对该项事业的重视。诚如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中所说：“商务不兴，则不能与敌国并立，故加立商部，且进之为第一者，欲中国以商务称雄也。学部不设，则国内无堪用之才，故加之学部，而进之为第二者，欲中国以贤才为宝也。”（注：《新政论议》卷下，第34-35页，时务丛钞本，光绪二十一年刊刻。）
1906年，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声称：“窃谓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拒异说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箴贬以图振起者有三：曰尚公，尚武，尚实。”（注：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564--565页。）
从洋务运动时期的“救急之需”到戊戌维新时期确定为“立国之本”，这是近代高等教育自我定位的调整，也体现了近代高等教育的成熟。表面上显示出一种回复，实际上乃是一种夯实，这是社会发展所经历的正常阶段，具有较强的必然性。
我们觉得，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其归宿点不在于“西化”，而在于中西文化的有效磨合。从这一点上看，维新时期较洋务时期有了巨大的进步，正如朱国仁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其一，科目数量大增，课程已成体系，课程中既有西学，更包括了中学。其二，树立了“择善而从”、“因时制宣”的指导方针，清政府要求“中西兼考，择善而从，于中国有益者采之，于中国不相宜者置之，此乃博学无方，因时制宜之道。”（注：朱有谳《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88页。）以经学来矫正“浇漓之习”，是当时时代提出的要求，因而可以采纳。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就说：“数月以来，臣等互相讨论，虚衷商榷，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课程门目，参酌交通，择其宜者用之。”（注：朱有谳《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7-78页。）其三，既注重学理的追求，亦不舍弃实用性追求。维新派创办了一些以学习西政和培养政治改良人才为主要目的的学堂，如万木草堂“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育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页。）体现出对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认同。
二、书院改为学堂的内在机枢
（一）、经世致用旗帜的高扬
经世致用之学，主要在于提倡诸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等学问，这是对空谈心性的时代空疏风气的巨大反拨，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应该说，“经世致用”在晚清时代是贯穿整个社会变革和文化更新的学术文化的主脉。民族文化本身拥有应变能力和与时俱进的特质使“经世”成为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目标，构成几代学人矢志不移的终极追求，从而也构成近代学术文化发展甚至创造变革的内在动力。
长期以来，重伦理道德轻科学技术的文化传统的支配，加上有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民族文化心理，瞧不起西方的科技文明，所以仍旧缺乏与西方的广泛交流。正如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所说：“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注：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页。）
如果说在明末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是中国文化优越论的话，那么到了近代，中国人显然是清醒多了，也客观理智多了。本来，儒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经世致用，西学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在民间，经世思潮的兴起，使人们认识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山西太原乡下的刘大鹏也了解到国家政策已经开始向新学倾斜，“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由于“凡通洋务晓西学之人，即破格擢用。”结果是“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务。”在科举框架内，考试内容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废科举其实是这些变化的必然结果。
许多书院亦纷纷聘用“洋夷”为师，为了“求速效”，许多士人“已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考试考策论，“所最重者外洋之法”，人们可以借助报纸来应考，在乡间以教读为生的塾师们也渐渐地失掉了自己身上的光鲜，因为即使是学塾中的生童也希望要那些会西学的教师。
应该承认，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是适应时变的需要，它足以使应试者心向新学，哪怕应试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为了光宗耀祖，甚或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
1906年春，改学堂的圣旨传到乡间，连蒙馆也得改为学堂，科举已于前—年废除了。于是有的人很快转到了新学堂，有的人则出洋游学，另一些人则迷茫起来。
身处山西太原乡下的刘大鹏对新学堂颇为不满，他既不满于新创学堂的许多经费，“俱向百姓抽剥”，又对学堂里的学生“议论毫无忌讳，指斥时政得失”，且“竟敢显言‘排满’二字”大惑不解。
1916年春，刘大鹏指出：“自光绪庚子以后改设学堂，不数年停止科考，并派学生出洋留学以学洋夷之学……洋学既盛，孔孟之学遂无人讲，中国人士均尚西学，则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皆置诸如何有之乡，遂养成许多叛逆，未超七年，即行返国，凭据要津；至宣统三年，突然蜂起，革我清之命，改称民国，号称共和，而乱臣贼子乘势行其素志。”以后的变化，都是“以贼攻贼，以暴易暴”，造成“民不聊生”的状况。（注：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61-191页。）“岂非孔孟之学不行而洋学是尚之所致乎！”近代化不能不包括人的近代化，而教育是实现人的近代化的基本前提。晚清以来，人们正是在对教育近代化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推进教育改革的。
传统社会的基本学问是治政的学问，其基本内容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堪称为立身成仁的修炼之学，其着眼点是人性的修炼与完善，或称之为“人文”之学，测量其成就与水平的途径从察举、征辟逐渐逐渐走向科举，一方面显示了政府对治术人才的选拔日渐走向公正与客观，另方面也把选才的范围不断扩大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让位给了“书中自有黄金屋”，只要矢志于立身成仁，修炼心性，官阶的大门对老幼男子洞开着，科举制度下，固然有一部分人皓首穷经却在功名上全无成就，但经由严格科举而升格的官僚们确也不断地为传统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建立着功勋，传统社会对官僚所要求的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也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
延及近代，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被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伦理彻底否定，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华帝国的门户，传统士大夫们纷纷意识到这千古未有之变局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正是那些心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知识分子首先开始了反思自我、奋发自强的心路历程。
他们从研究西方经验中认识到现代自然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历史作用，开始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近代以来，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反复检讨着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源，不懈地探求着中国自强的途径。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那里，认识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到洋务运动时期，兴办新式学堂成为重要内容，先后创办了30余所洋务学堂，这些学堂大致可以分为实施“方言”教育、“武备”教育和科技教育三类。方言学堂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台湾西学馆、珲春俄文书院、湖北自强学堂。军事（武备）教育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广东实学馆（西学馆），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奉天旅顺鱼雷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山东烟台海军学堂、江南陆师学堂、直隶武备学堂。科技学堂有福州电气学塾、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上海电报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南京铁路学堂、湖南湘乡东山精舍、南京储才学堂、湖北农务工艺学堂、上海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洋务学堂也确实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员和外交人员，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和科技人才。洋务学堂在学习和传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气，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张之洞到1907年仍认为：“……盖西学之才智技能日心不已，而中国之文字经史万古不磨，新故相资，方为万全无弊。若中国之道德废，则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国文既无，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总期多致力于中国，经史词章之学，庶国久永存不废，可资补救各学堂之所不足，而又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遍知识，俾不致流为迂拘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无非以崇正黜邪为宗，以喜新忘本为戒。……近来学堂新进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急功利而忘道谊，种种怪风恶习，令人不忍观闻。”（注：《创立存古学堂折》，《张文襄公全集》第二册，第147页。）因而倡办新学并不意味着彻底抛弃旧学，缺乏旧学功底的所谓新进学者往往亦无力推进传统社会的近代化。我们觉得“旧学”与“新学”并非对立，“新学”其实是“旧学”的近代形态，是“旧学”对社会时势的新适应，如果说，“旧学”着重人文素质的训练的话，进入近代的“新学”则强调“人文”素质与科技素质的结合。
梁启超也认为：“新学”人才是“通中西古今”者，而绝非仅通“西学”而已。“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尤其对于政学，“必于中国前古之积弊知其所以然，近今之情势知其所终极”，因而，“故非深于组学者，不能治其业”，立足于西学在中国的具体作用的现状和中国学术文化创新的高度，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更新不能走单纯崇尚“西学”的道路。新学人才应是“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字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注：梁启超《学校余论》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八，文教部八，学校。）梁启超认为：“融合中西学的人才是时代的弄潮儿，辛亥革命成功之速，这些人与有力焉，而近十年来教育界政治界的权力，实大半在这班人手里。”（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25页。）经世致用学说在现实社会的召唤下，成为时人投身于由传统书院向近代高等教育转变的重要推进力量。
（二）、兼容并包心态的确立
在趋新过程中，一方面是新式书院的新建，另方面则是旧式书院的跟进乃至开拓，使得新旧书院日渐出现合流的趋势。我们过去习惯上把坚持续办旧式书院的人士看成“保守派”，其实亦有失偏颇，应该看到，在社会变迁中，即使像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也在不断地寻求着适应时势的办法，只是作为统治者，他们观察和解决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慈禧认为书院与学堂已成为相通的概念，应该说反映了部分实际情况。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二日，清政府下达了“改书院为学校”的上谕，这当可看做政府对时势的发展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的结果，或者是政府顺应社会现实的一个结果。在把京师省城的书院改为学堂之后，算是实现了大学教育内容的改革，但是大学教育必须以中小学教育为基础，于是人们感觉到了兴办中小学的重要性，故上谕如此说：“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总计各直省会及府厅州县无不各有书院，著各该督地方官各将所属书院处所、经费数目，限两个月详复具奏，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阶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至各书院需用经费，如上海电报局、招商局及广东闱姓捐，颇有溢款，此外陋规滥费当亦不少。著该督抚按照筹捐数目奏请给奖，其有独力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所有中学、小学应读之书，仍遵前谕，由官设局编译中外西书颁发遵行。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祠典者，即著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糜费而隆教育，似此实力振兴，庶几风气遍开，人无不学，学无不实，用副朝廷爱养成材至意，将此通谕知之。”我们看到清政府的权威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也许就因为它在管理社会过程中更多地吸收了民间社会的建设成果，顺应了民间社会渐演成势的新学风气。人们已普遍认识到，长期以来，我们偏重于人文的训练，结果在近代西方科技面前显出劣势，但实际上“中国人材林立，智能不让西人，向特风气未开，素不究心于技末。”（注：徐寿《上李鸿章书》清同治十三年七月。）
传统书院在追求更新，新型的书院又不断生长出来。如格致书院于同治十三年，由无锡徐寿和英国傅兰雅发起，邀集中西绅商捐赀建设，光绪元年落成。讲论天文、算法、制造、舆图、化学、地质等事。
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许多人认识到中西学都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学习西学并不排斥对中学优良传统的继承，这较当初洋务时期仅注重吸收西学之艺显得更为全面，因而是进步的。胡适《书院制史略》中说：“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对书院的最高评价。他还将书院与当时的学校相比较，认为书院“刻苦研究与自由思索”的精神在“今日学校中多轻视之”，并批评清末的改革“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在德国已行一百余年之学校代替此制，诩为自新。”（注：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3号。）蒋梦麟《学风与提高学术》中说：“以前的旧书院，倒有一种学风，虽因时势变迁，旧书院都死了，但现在的学校，竟像一种不中不西的杂货店。”“我们还说在这种学校利培养人才。”（注：1922年12月《晨报》4周年纪念特刊。）陶行知“书院教育制度及其精神，在今日尤为教育者所应知”，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参酌外国大学院及中国书院制设研究所，……恢复从前讲学之风。”（注：丁钢、刘琪著《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175页。）梁启超于1923年声称要“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创办文化书院。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其教学“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注：《新华国学研究院章程》，载《清华周刊》第160期1925年。）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经历了畏惮西方、崇尚西学，到回归中学的心路历程，在此过程中，中西文化逐渐达到了融合、互摄。
（三）、维是是从学风的重振
尽管书院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但书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因为受到科举制度的牵引，而失掉了自己的一些优良传统，滋生出一些积弊。于是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便是从革除书院积弊入手的。
胡聘之认识到：“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宜将原设之额，大加裁汰，每月诗文等课，酌量并减，然后综核经费，更定章程，延硕学通儒，为之教授。研究经义，以穷其理，博综史事，以观其变。由是参考时务，兼习算学，凡天文、地舆、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探讨，务臻其奥。此外水师、武备、船炮、器械，及工技制造等类，尽可另立学堂，交资互益，以儒学书院会众理以挈其纲维，而以各项学堂操众事以效其职业，必贯通有所宰属，然后本末不嫌于倒置，体用不至于乖违。”（注：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卷五，清光绪二十四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刊本。）体现了一种改革的紧迫感。光绪二十四年(1898)7月20日，他上奏说：“学堂之与书院，名异而实同，均为造就人才之地，但期实力振兴，不在更新营造。查山西省城向有令德书院，专课经史性理诸学，臣于光绪二十二年，奏请变通书院章程，兼课天算、格致等学，以裨实用。奉旨通行在案。本年二月某奉经济特科之谕，复与院长鹿仁守添经济日课四门，曰政治时令，曰农功物产，曰地理兵事，曰天算博艺。每门分有子目，令诸生各视性之所近，任占一门，逐日记所心得，仍探本于经史性理诸书，以为经济根底。虽于应习各种西学，尚多未备，然如天算、博艺、农艺、物产之类，现皆分门探议，不难渐窥其奥。”胡聘之特别注重实际内容的变化，并不是因为名称发生了变化，一切就万事大吉。真正的工作必须是教学内容的变化。他“请即就令德书院量加扩充，改为晋省省会大学堂，书院长改为学堂总教习，再延订精于西学一二人，作为副教习，按照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西并课，以期明体达用，蔚为通才。”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就可以培养出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为了加速培养人才的步伐，胡聘之“查令德书院常年经费，向仅四千余两，现既改为学堂，所需副教习薪膳、诸生膏奖一切费用等项，较前倍增，必须另等的款，以备经费不敷之用。拟请援照安徽、湖南等省设立学堂，奏请拨款成案，每年在于厘税项下酌提银六千两，拨入学堂，俾资应用而期经久。”因为政府倡导的缘故，许多书院改学堂只是为了谋求政府的财政拨款，所以多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改变。但是作为倡导者，则是希望通过政府的重视，通过增加一些拨款来实现办学效果的提升。胡骋之的用心是良苦的。
刘尔炘于1898年在主讲五泉书院时，指出当时存在总体学风偏浅、社会舆论偏浅、士林追逐偏浅的现象。“乾嘉以来，学术渐近于皮毛，迁流至今日，学校之风尚愈趋愈下，当世之事变愈出愈奇。”那些“记诵词章之士”不能跟进时势，手足无措。尽管书院教学内容已有“天、算、舆地、军、政、财赋、中外交涉诸大端”，诸生固当“随其所近而专治焉”。但是“不向此心本源之地痛下功夫”，“仍视为弋取功名之资，而无当于实用。”这是学生主导思想和学行上的舍本逐末。
刘尔炘抱着一颗冷静的心，他认识到“各国近世之学术皆当博览研究以定其是非，当世人才之学术皆当详细考求以明其得失。”（注：《果斋日记》卷五，丙辰。）到1916年底，他已立志作一番将中西学术融为一冶的事业。他写道：“今年于温经之余，有志搜讨西人学说，将欲融会贯通，铸中西于一冶，而西国开化以来，其时其地其风俗政教与中国决不相同，故其学说之因其时就其地以酿成风俗政教者，与中国亦决不相类，而艺术之精又抉前古未有之秘，纵横驰骤，我中国无立足地矣！盖以艺术挟其学说政教以行，有不遍全球不止之势，独恨精力已衰，老将至矣，不能遂中西一冶之志，纳世界于无争，进人群于相善。其待诸后世之人乎！”这一则日记充满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西方学术资料，不仅阅读社会科学，而且涉猎自然科学，昔日满脑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周程张朱的理学先生，而今大开精神之门户，哥白尼、马丁路德、培根、笛卡尔、牛顿、达尔文、赫胥黎、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观点，都跃动于其心中。
在书院改为学堂的过程中，学堂吸收了书院固有的优良传统，书院本身也在顺应时势兼容中西，因而呈现出书院与学堂相融合、互摄的状况。这在政府和民间都有所反映。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三十日，钦奉皇太后懿旨，礼部奏取士之洁亟宜切实申明旧制一折：我朝取士之法，其载于《钦定科场全书》，列圣斟酌损益，祖制煌煌，实已尽善尽美。该部请切实申明旧章，自系为维持风气，培植人才起见，著照所请。由该部知照各省学政及乡试正副考官，务当恪遵《学政全书科场条例》内载各条款，实力奉行，以挽士习。……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份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这表明政府既希望维持线现状，又不得不有所改革的一种心态。
刘坤一则呼吁书院学堂并行以广造就（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1898年11月16日）他说：“臣维礼部之奏，因前议将书院改为学堂，故请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非谓书院外，不应另有学堂也。现复考试旧章，仍以制艺试帖取士，则各省书院自应留为士子肄业之所，不必改为学堂。顾自同治以来，内外所设同文馆、广方言馆皆系学堂，嗣于沿海各省设立武备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历时已久，用款颇多，且有成规成效，又何可以尽废？夫书院与学堂，诚如懿旨，名异实同，各书院肄业士子自应讲习天文、地舆以及兵法、算法，未可专尚训诂词章，礼部所谓照旧办理，亦即此义。而各士子未能体会也。臣自奉旨考试仍用制艺试帖，即经咨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声明朝廷取士务在讲求实学，所有各书院于制艺试帖外，兼课经史掌故时务以成经济之才，并饬江宁府知府刘名誉会商各书院院长，议立兼课章程，通饬遵照，乃地方里监竟有视为畏途，廪求仍旧专课时文，经臣严行申饬，可见士子锢习已深，未可骤化，若有学堂以相观摩，可辅书院之所不逮，未始非补偏救弊之道，可否仰恳天恩，饬令协办大学士孙家鼐赶办京师大学堂以为之倡，并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以资诵习。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期渐开风气，但须随宜劝导，另其量力而行，不必严立科条，亦不许请拨经费，维生员、举人既仍用制艺考取，此项学堂学生应如何录用奖励，应由该大臣等另行核议，奏请施行。”（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高时良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3页。）
在维是是从的标尺下，人们还会有不同观点的争论，如对于书院是以学堂取代之，或是只对书院做一些改革和整顿，其实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有的则主张对书院进行整顿，在经义、史事之外，兼习算学、天文、地理、农务等。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坚持取代者就是进步的，而坚持整顿者就是落后的，我们可以从取代论者那儿看到整顿论者的影子，所以，应该说历史是由社会各种力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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