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家先民在江西的南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民论文,江西论文,客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期，以广东嘉应州为中心的闽粤赣边区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移民浪潮。其人数之多，波及地域之广，在中国移民史上是十分引人瞩目的。
这些移民在浙江被称为棚民，主要分布在浙南山区，大都来自闽西〔1〕。在江西赣南被称为“闽广流寓”、“新民”， 民间一般称为“广佬”；在赣中被称为“兰户”、“客籍”；在赣西北被称为“棚民”、“麻棚”，清雍正三年为安辑棚民设立怀远都以后，又称之为“怀远人”。 迁入江西的这些移民，大约3/5来自粤东，2/5来自闽西〔2〕。在四川，他们被称为“土广东”，以此与说粤语的“真广东”相区别，主要分布在成都郊县的东部山区、川南的内江地区、川北的仪陇及川西南的西昌一带。其中2/3以上来自粤东、福建，江西也有一小部分〔3〕。在广西，他们被称为“新民”，主要分布在桂东南、桂中、 桂东北一带，以陆川、博白、浦北、合浦等地为最多，绝大多数来自粤东〔4〕。 南迁至广东腹地珠江流域及沿海地区的被称为“客家”，主要来自粤东〔5〕。渡海到台湾的也被称为“客家”（如“六堆客家”），主要分布在南部的高雄、屏东及北部的桃园、新竹、苗栗，他们也是来自粤东的喜应州、惠州、潮州等地〔6〕。
鸦片战争以后，即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闽西、粤东以及先前已移至沿海的一些居民，又飘洋过海，远徙东南亚乃至欧美大陆，形成了国内外今天的分布格局。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客家人。从上文可以看出，客家得名的时间是明末清初。明末清初以前，无所谓“客家”或“客家人”。客家得名的地点是在广东，除台湾之外，其他地区一直不称客家，只是近年来随着客家学的勃兴，从学界将“客家”之名移植到了这些移民身上。这一点，已经为当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公认〔7〕。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移民的演进，“客家”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由对移民的专称进而包括了移民发源地的那些并未迁出的居民，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在移民之初，客家概念的这种变化就已经在粤东地区产生并得到认同。闽西虽然迁出了许多客家人，但就笔者所知，闽西居民自称为客家的，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至于赣南，虽然也迁出了一些客家人，但主要是在邻近广东的地方。而且所迁出的客家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先从闽粤迁赣南，在赣南住了一些时间以后再往外迁的。
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在他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研究》中指出，历史上有客家人的五次大迁徙。从上文所说可知，他所说的第4次、第5次迁徙，即明末清初及19世纪后期的迁徙与上述客家人的迁徙完全吻合。至于此前的三次迁徙，因为“客家”这一名称尚未产生，就不是客家人的迁徙了。当然，我们不妨称之为客家先民的迁徙。
以罗香林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客家人在第一次迁徙中由中原地区迁至江西北部，第二次则由江西北部溯赣江而上至赣南，更折东至宁都，进入闽西宁化等地〔8〕。这里， 想对这些移民在江西境内自北而南的迁徙路线作一些考察。
二
赣江为贯通江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赣河之经流，自赣县至于湖口，凡557公里，航长如之”，沿江人民“庐井稼樯，交通灌溉之利，所攸赖焉”〔9〕。自北往南，沿江上溯到达赣州之后， 又可沿其主要支流章江、贡江及贡江的主要支流桃江通往赣南各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章江。现在的章江，其上游因沙石淤积，已经难以行船。但是在古代，自赣州沿章江由赣关南行40里至欧潭南安府南康县界；到了南康之后，“由小溪驿90里至窝坑塘大余县界”〔10〕。所以，新修《大余县志》说：“昔时章水自赣州至大余县城170公里都可通航， 为本县的主要交通动脉。”〔11〕不仅如此，因为大余县城就在大庾岭下，乘船到大庾县城登陆后，翻越大庾岭，只有几十公里路程便可到达广东省南雄县，再沿浈水乘船顺流而下，便可直达广州。所以，大庾岭一直是沟通五岭南北的要塞，早在秦代就已有驰道越关而南， 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奉诏开凿了大庾岭新路以后，岭南岭北的交通便畅通无阻。大凡从中原往岭南的，大都从长江进入鄱阳湖，溯赣江至赣州，再溯章江至大余，然后走90里陆路越过大庾岭到南雄，再顺浈水到广州。正如余靖所言：“马背90里，坐而至万里。”所以，唐给事中魏山公苏诜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盛称张九龄之功，说：“怀荒服兮走上京，迁万商兮重九驿，车屯轨兮马齐迹，招孔翠兮徕齿革。伊使臣之光兮，将永永而无
。”〔12〕清周礼《重修梅岭路记》也说：“梅岭为江广之襟喉，南北之官轺，商贾之货物，与夫诸夷朝贡，皆取道于斯，则斯路之所系匪小。”〔13〕屈大均《广东新语》说：“梅岭自张文献开凿，山川之气乃疏通，与中原清淑相接，荡然坦途，北上者皆由之矣。”
毫无疑问，历代自北南迁至岭南的移民，大多数也是走这条路。正如林立芳先生等所述：“大庾岭路也是历代北人入粤定居的一个重要通道。如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北方及江南的部分流民沿赣江、越大庾岭路而进入粤北，有的就此定居下来，有的则继续南迁。又如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入侵，中原士民流离失所，一部分人跟随宋高宗偏安东南，一部分人跟随隆祐太后逃至赣南，有的更南越大庾岭，寄寓南雄。至南宋末年，元将吕师夔率大兵连陷南雄、韶州，那些从中原及江南故土越岭而来的氏族，有的又不得不再事南迁，流播到珠江三角洲一带。”〔14〕
越过大庾岭，刚进入广东省南雄县境，有一个很不起眼、却又闻名遐迩的小镇，这就是至今仍居住在珠江三角洲、有的或已远播世界各地的广府人家族的“七百年前桑梓乡”珠玑巷。在古代，珠玑巷不仅是大庾岭路上的一个商业重镇，也是北民南迁入粤的中转站。许多自中原南迁的移民在翻越大庾岭之后，都曾经在这里休养生息。据近代中山人黄慈博在《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文的考察，仅自南宋末年以后从南雄珠玑巷迁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移民，有族谱、家谱可证的就有70余姓之多〔15〕。例如：花县平山村《江氏族谱序》：其族自五胡乱华时入居珠玑巷，至黄巢乱后，“遂蒙上官下令，而行迁徙之法，……自南雄而入广州。”《何氏木水本源记》：“至宋南渡，……寇陷南雄，避地广州桂林坊。”顺德龙山《黎氏族谱》：“赵宋南迁时徙保昌（即南雄）珠玑巷，咸淳间又徙南海。”《司徒氏族谱》：“我司徒氏，祖居南雄珠玑里，自北来以前谱帙残缺，莫可考证。至宣翁值有宋南渡，中原多寇盗窃发，自南雄迁居广东广州城。”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1年1月13 日载：“广东人（应为“广府人”）和海外广东籍华人（应为“广府籍华人”）都把南雄珠玑巷当作他们祖先的发祥地。前几年，有一位从印度尼西亚来的华侨，携带家属来到南雄，第一句话就说：我的祖籍是南雄珠玑巷，后来再迁到广东开平的。”
区如柏《我们是珠玑巷的后人——粤语方言群广东人的祖先》（新加坡《联合早报》1991年1月31 日）：“我们的祖先在元军攻陷南雄前后，沿着浈江至韶州（南雄在浈江上游），又从韶州迁到珠江三角洲各地。……从70多姓族人散居珠江三角洲的史实看来，大部分粤语方言群的广东人是珠玑巷的后人。”但是，林立芳、庄初升《南雄珠玑方言志》认为，珠玑方言应属客家方言，与江西赣南的大庾、赣州蟠龙等地的客家方言相近。珠玑人自然也不属于广府人，而与赣南的“本地人”相似。今珠玑人的先祖（包括南迁成为后来的广府人的先祖）与各地客家人的先民一样，大都是自北南迁的。其迁入时间最早可以上溯到先秦、秦汉、南北朝和唐宋。例如：
清道光《直隶南雄州志》：“周末越人徙此。”石头《霍氏族谱序》：“云靖康时避狄难于广之南雄珠玑巷。或曰秦时徙中国民50万填实南粤，我祖从徙，遂世为南雄人。二说未知孰是。”明嘉靖《广东通志》：“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南海罗格房《孔氏家谱序》：“后遭唐季多难，……始居南雄。”《区姓五代及北宋远祖记略》：“……至五代后梁大祖乾化年间，由金陵迁居广东韶州九曲岭，……复迁保昌县。”高明《程氏族谱源流叙》：“未几金人入寇河南，程氏之子孙四出，……寓居珠玑巷。”《梁氏族谱序》：“宋南渡时中原多故，有祖讳熙学者……流寓韶州南华寺，继迁南雄保昌沙水里珠玑巷。”〔16〕
这样看来，赣江和大庾岭路因其沟通南北的特殊地位而成为历代移民由北南迁的重要迁徙路线。不过，它不单单是客家人的先民南迁时的重要通道，也是继而南迁至珠江三角洲成为广府人的移民的重要通道。
三
位于江西省东部的抚河，“出自广昌，经南丰、南城，汇纳黎川、金溪、宜黄、崇仁之水，至于南昌，入于鄱湖，流长380余公里。 次于赣河，赣省之第二巨川也。”“自南丰而下，绝少险滩”，两岸“平畴沃野，极目千里，灌溉得宜，农产五谷，甲于他流，诚赣省膏腴之区也。”〔17〕
抚河古时名“盱江”。《汉书·地理志·南城县》注云：“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四明姚坰记略》曰：“盱江控咽荆浙，接武闽广，为东南孔道。”〔18〕明《水经注笺》：“盱水，十川之一。”今天，抚河上游称盱江，不过河水很浅，平时连排筏也难通行。据民国22年《中华民国法规汇编》一书记载：“盱江洪水季节能航15吨之木船；枯水季节，深7寸，船不能行， 运输唯竹筏是赖。”〔19〕但是，在古代，抚河的水量要大得多。不仅可以自南昌乘船到临川、南城、南丰，而且，南丰以上，“自东关由惠政桥80里至双莲港广昌县界”，再由双莲港乘船行42里到达广昌县城，然后，又再南行40里至白水市登陆到达福建省汀州市宁化县界。〔20〕与抚河水道相并，自南昌至临川，至南城，至南丰，至广昌均有驿道。广昌而南，不仅有驿道至石城、宁都，还有驿道至福建宁化。今广昌县东南仍有镇名驿前，是其证。这就是南迁北民在江西境内继续南迁的又一孔道。
古时候，宁都、石城、宁化一带，地处偏僻的武夷山麓，交通非常闭塞，即使是在战乱的岁月，那里也比较安定。加之那一带人口稀少，荒地遍野，而土质肥美，林木茂密，山清水秀，真是难民躲避战祸的乐土。因此，许多自北而南，经过长途跋涉的难民，到了这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并把家小安顿下来了。据朱祖振《石城客家姓氏》的统计，自秦至唐末，共有54姓曾先后迁入石城县居住。后来，其中的大多数又迁出，今天仍留有后裔的只有其中的12姓。宋元时期又新迁入41姓，其中的11姓后来又全数外迁。〔21〕根据刘善群的统计，自东汉至明代，迁入宁化县（含石碧）的有86姓，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南宋以后陆续外迁，其中许多人迁到粤东。〔22〕而在崔荣昌统计的四川省61部客家族谱中，有43部叙述其先人来自粤东，而其中的18部又明言其先祖有过宁化石壁的经历。
显然，这些迁往闽西的移民大多数是自赣北溯抚河而上，至临川、南城、南丰、广昌。或再到宁都、石城转宁化，或由广昌径往宁化。这在一些姓氏族谱中均有记载：
广东兴宁《吴氏族谱》：季札之后，吴竟为唐太史，官为江西临川。未几，携子吴纶再迁居今江西南丰嘉禾驿，后又迁居祝家山。吴纶次子吴宥，迁居福建宁化石碧，是为闽粤吴氏始祖。
石城南桥《郑氏族谱》：郑氏先祖居河南荥阳，至晋怀帝五年，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膺公奔吴，避居豫章西山龙园梅林坪，其子再迁抚州宜黄，其孙三迁至宁都，后移居石城南桥（今石城县小松乡）。
兴宁《曾氏族谱》：曾惇，官封鲁国公。宋政和壬辰年，由南丰徙福建宁化石壁下居焉。生子仲辉，辉子桢……因宋元兵扰，不能安居，由宁化徙广东长乐县家焉。现居兴宁、梅县、平远、镇平、五华、龙川、惠州、河源、和平、广州、新宁等县之曾姓，皆为此祖之后。
兴宁《温氏族谱》：温氏发源于河南，五胡乱华之际，温氏族人随中原士族南迁。部分后裔迁居江西石城。唐僖宗时，温钢宝避黄巢之乱，自石城移居福建省宁化石壁乡。后裔移居长汀、清流、龙岩等地。
兴宁《廖氏族谱》：廖崇德，唐贞观年间定居今江西宁都。廖四十一郎，宋时迁宁化石壁。其后又迁至广东兴宁、陆丰、梅县、大埔。
当然，这些移民中，确有先溯赣江而南，中途再折而东迁至宁都的。如《崇正同人系谱·陈氏》载：宋末，由安徽阜阳县出发，由颍川渡长江至湖口县，溯赣江，折东至宁都县、石城县入福建宁化县，后又经长汀县、上杭县至广东省梅县、大埔县、兴宁县、五华县、龙川县。不过，这样走道路迂曲，交通不便，人数不会很多。
无独有偶。西方的大庾岭西南有个南雄珠玑巷，东方的武夷山东南有个宁化石壁村（或称石碧、石壁洞等）。显然，不论是珠玑巷还是石壁村，都是南迁移民的休憩之所，继续南迁的中转站。根据林嘉书的考证，闽语区的居民，大多数也是自北南迁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家族具有与客家先民相同的南迁史，而且也都有宁化石壁的经历。〔23〕看起来当时的情况应当是：南迁的移民们在宁化石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加之又有动乱等原因，一些人遂继续沿闽西到粤东，一些人则往福建东南迁徙。前者成为说客家话的客家人，后者变为说闽语的福建人。
四
总而言之，江西的赣江（及江边驿道）和抚河（及河边驿道）都是历代北民南迁的重要通道。值得注意的是，同是来自中原的南迁移民，留在赣北、赣中者为说赣方言的居民；留在赣南、粤北、闽西或进而南迁至粤东的为说客家方言的客家人；经珠玑巷继续往南迁至珠江三角洲为说粤方言的广府人；经宁化石壁继续往东南沿海迁移的为说闽方言的福佬居民。而且，就客家话内部而言，东线客家话（含宁都、石城、闽西、粤东）和西线客家话（含赣南中部粤东北）也有明显的区别。移民大批迁入粤中、粤东是在宋朝，而赣、客、粤、闽的这种分化，如果说是南北朝特别是唐宋以后随着北民南下以后才产生的，显然难以成立。因此，只能够这样说：在此之前，赣、客、粤、闽这四种方言和四个文化区已经形成，移民们本来的语言后来被这些方言同化了，当然，这四种方言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移民们带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影响。
换句话说，在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唐宋时期的大批客家先民拥入闽、粤、赣交界地之前，这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客家话”的古方言及其文化圈。一代代的移民给它带来了新的成分，并终于形成后来的客家文化基地。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以后客家人的大迁徙，又将它带到国内8个省、地区的200多个县市以及国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注：
〔1〕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517页。
〔2〕万芳珍、刘纶鑫《客家迁徙的原由与分布》， 《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3〕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169页。
〔4〕徐杰舜《广西客家的源流、分布和风俗文化》， 《客家学研究》第2辑。
〔5〕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第139页。
〔6〕叶炳辉《台湾客家人》，见张卫东、 王淡友主编《客家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万芳珍、刘纶鑫《客家正名》， 邱权政主编《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
〔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湾古亭书屋印行，1975 年再版。
〔9〕吴宗慈《江西通志稿》。
〔10〕〔17〕〔20〕光绪六年刊《江西通志》。
〔11〕新修《大余县志·交通运输》，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
〔12〕〔13〕同治本《南安府志·艺文》。
〔14〕〔15〕林立芳、庄初升《南雄珠玑方言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6〕以上材料，参见曾祥委、曾汉祥《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明正德《建昌府志·卷六》。
〔19〕新修《南丰县志·交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21〕朱祖振《石城客家姓氏》，石城县档案史志馆印行。
〔22〕刘善群《客家人与宁化石碧》，宁化客家研究第1期。
〔23〕林嘉书《从文化角度谈谈客家方言研究》，《客家学研究》第2辑；《对“客家迟来”说的再研究》， 《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研究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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