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的历史演进及经验启示
——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视角
潘冬晓1， 吴 杨2
(1.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武汉 430072； 2.北京理工大学 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美国国家科技创新制度安排是美国科学技术获得巨大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其取得重大科技成就的关键。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视角，系统梳理了美国国家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的历史演进，揭示其成功经验为：美国政府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载体，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高度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等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和支持。借鉴美国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加强党和政府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道路，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官产学研”高效协同运转的科技创新体系。
关键词 ：科技创新； 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理论； 美国科技创新制度安排； 国家科技创新； 自主创新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纷纷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通过一系列的国家制度安排、科学规划和有效组织，积极创建适合自身发展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迅速提高了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些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当中，美国的国家科技创新制度安排最具代表性。
美国国家科技创新制度安排是指美国政府全面参与科技创新，对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内所有组成部分进行全面建设，通过立法和制定科技创新政策等措施，为国家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障，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美国在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方面所积累的丰富成功经验，蕴含着科技创新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全球具有强大的创新引领示范作用。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视角，探讨美国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的历史演进和成功经验，对于提高我国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建设高效协同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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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对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的系统阐发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irstopher Freeman)1987年在其著作《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的各种组织机构以促进新技术启发、引进、改造和扩散为目的而构成的网络”。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主要由政府政策、企业及其研究开发工作、教育和培训以及产业结构等4个要素构成，其中，政府政策要素在国家创新系统中起关键性作用。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出发，弗里曼研究了科技创新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近代科技革命以来，世界科技中心由英国到德国到美国的转移，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发明的结果，更是国家制度安排和组织创新的结果。由此他认为，要想提高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建立国家创新系统，将科技创新与政府职能紧密结合。在国家创新系统中，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及时调整科技创新发展模式，通过整合社会公共资源建设企业间的学习合作网络，推进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国家竞争力[1]。
美国学者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1993年在其专著《国家(地区)创新系统：比较分析》中，特别强调国家制度安排对于科技创新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将国家创新系统理解为：“决定着一国企业的新实绩的一整套制度。”[2]与弗里曼强调国家科技创新主导作用不同，纳尔逊更加注重宏观制度安排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他认为创新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由企业、大学等相关机构相互联结而形成的。在国家相关制度安排保障下，创新机制能够使公有技术和私有技术之间保持平衡，进而有效促进创新要素实现高效交流互动。此外，针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纳尔逊进一步指出，为了保证创新系统合作和分享等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国家宏观制度安排需要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整[2]。
英国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家佩特尔等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中，将国家创新系统定义为“决定一个国家技术学习方向和速度的国家制度、激励结构和竞争力”[3]。从宏观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佩特尔和帕维特全面研究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功能，他们认为，造成国家间科技水平差距扩大的原因是由于各个国家政府科技投资政策的不同。对此，政府应当尽快完善国家创新制度安排，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加大创新科研投入力度，为企业提供培训帮助等。此外，他们将激励机制引入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理论中，指出激励机制是对国家科技创新系统中行为主体创新活动的激励，能够有效提高其持续创新能力。
丹麦经济学家本特阿克·伦德瓦尔(Bengt-Aake Lundvall)1992年在其著作《国家创新系统：构建创新和互动学习的理论》中，从国家创新系统的微观层面分析了国家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的重要性。通过研究生产商和用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知识是当代经济社会生活最基础的资源，知识的获得途径是学习，但这种学习的过程不是知识的单方面传递过程，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由此，伦德瓦尔将国家创新系统界定为“由在新且经济有用的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创新系统”[4]，这种国家创新系统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循环流转及有效应用，而这主要是通过国家(政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对教育主管部门、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施加影响而实现的。
总之，美国科技创新制度安排在推动美国创新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科技创新的成功实践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参与。美国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的成功经验，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当前，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当结合我国国情，借鉴美国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我国国家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直接从国家层面探讨了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对于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国家(或政府)通过建立适应的体制及完善有关政策，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使各种创新活动通过“国家”进行集成，形成远远大于单个主体创新能力简单叠加的整体协同创新能力。国家创新系统的制度安排是决定一个国家创新活动成败的最关键性要素。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理论基础。
二、美国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的历史演进
4.4.1 及时收获。地温降至16～18 ℃，薯块停止膨大时开始收获，霜降前收完。上午收，中午在田间晾晒，下午入窖。
(一 )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的起源期 (美国成立初期 —20世纪40年代 )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且为科技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建国初期，就开始重视发明和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尊重企业和个人自由创新发明的同时，国家通过立法来保护和鼓励科技创新。1787—1906年，美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专利权保护法、莫尔法案(Morrill Act)、《赫奇法》(Hatch Act)和《亚当斯法》(Adams Act)等，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初步建立起了由高等院校、企业、私人研究机构以及联邦实验室组成的国家科研机构体系，为美国完成工业化进程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至20世纪40年代前的100多年里，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不断完善科技政策和法律保障，逐步壮大了自己的科技创新力量，使美国成功地从农业经济转型至工业经济，率先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然而，在这一时期，美国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联邦政府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主要在农业方面，大部分的科学发展和创新研究工作由个人和企业承担，政府对科研的投入经费极其有限，国家科技创新走的是自由发展为主，政府立法为辅的发展道路。
（3）与职业技能鉴定相衔接。口腔教研室积极与自治区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系，将技能竞赛项目和内容与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相结合，口腔技能竞赛项目与职业技能鉴定操作题相结合，使学生通过参与竞赛训练，达到职业资格标准的要求，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这样，一方面可使竞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可增强学生参赛的积极性和竞赛的实效性。
(二 )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的探索期 (20世纪40 —80年代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战争的胜负。为此，许多参战国都以举国之力投入科技创新以提高本国的战斗力。美国联邦政府在这一时期开始全面介入科技创新，建立起了以军事工程为研究目标，兼顾基础科学研究的科技创新体系。在政府的引领下，美国启动了“曼哈顿工程”，将联邦实验室作为国家研发体系的主体，政府成为技术发展和创新研究的主导者，R&D经费迅速增长。在此期间，美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制造了原子弹，发明了计算机，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战争结束后，杜鲁门总统对美国的科技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8年，他在美国科学进步协会成立百年庆典的开幕式上发表演讲，对战后美国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作出重要部署，要求联邦政府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协调工作，加大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提出国内研发总支出在10年内达到翻一番的目标。他还提议建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并希望国家基金委在国家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杜鲁门政府的努力下，美国科技事业取得重大发展，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并发展成为支持美国基础科研的重要力量，对推动美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在国防和有关太空的研究和开发中，联邦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投资总额逐年增长，由1961年的92亿美元增至1969年的256亿美元，远远超过当时联邦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科技创新经费的总和(113亿美元)[6]。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接连发布了《美国优先能源计划》《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美国优先: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蓝图》等计划和方案。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18财年预算方案——《优先: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蓝图》中，许多内容都与科技创新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政府未来的科技创新政策发展定下了基调。与上届奥巴马政府大力投资于公共卫生、能源和教育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政策不同，特朗普预算蓝图的核心内容是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赤字的前提下重建美国军队，大幅增加美国国防支出，其中预算将有一大部分用于国防科技创新投入[10]。而与加大国防支出相反，在预算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多个部门预算则出现负增长。《美国优先: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蓝图》的出台，在美国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专家学者各持己见，评论褒贬不一。有人对该预案持悲观失望的态度，如著名物理学家 Bill Foster 认为：“大量削减科研和教育投入，将会极大地破坏美国创新和解决问题的领先能力。”[11]公立和赠地大学学会会长Peter Mcpherson指出：“预算蓝图将给美国带来毁灭性后果，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削减这两个领域投资却谋求经济增长简直是空想。”[10]也有些学者专家对预案的出台持赞同的态度，如房屋科学委员会主席Lamar Smith认为：“特朗普总统率先重新平衡和重新确定联邦预算的优先顺序，这将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基于合理的科学做出明智的决定。”[11]光学学会首席执行官Elizabeth Rogan表示：“科技投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光学和光电子行业的投资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总统2018年财年预算具有影响当前和未来科学进步的潜力。”[132〗
(三 )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的成熟期 (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末 )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后，高新技术成为各国在国际经济大战浪潮中的制高点。美国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政策作出适时调整，国家由主要领导国防科技发展，转到全面引领军用、民用、商用科技的创新协调发展，形成了“官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这种独特的创新体系推动美国走上了“新经济之路”，使美国在高技术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
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克林顿上任后，立即发表了《技术为美国经济增长服务——增强经济实力的新方针》的报告。克林顿在这份报告中对美国的科技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将国防和非国防的联邦研发投入比例由原先的6∶4调整为5∶5。该调整为美国以军用科技为重心向民用、商用科技转移奠定了重要的科技政策基础。为了加强管理和做好服务，主导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发布了第一份国家科学政策——《科学与国家利益》，该政策依据美国国家实际，对美国的科技创新进行了全面部署，内容主要包括：增加国家科技研发投资，重视科技人才培养，进一步提高工业性能重要技术的联邦研发投入，加大联邦政府对小企业技术研发的资助，支持私营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加大基础设施改造投入力度，投资建设21世纪的国家基础设施体系等。克林顿主政期间，非常重视制定和实施科技创新发展战略，这是克林顿政府领导科技创新的主要特点，也是美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克林顿政府接连推行了三大科技创新战略计划，即著名的生物技术战略、“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和国家纳米技术计划。这三大计划的实施，使美国的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水平走在了世界前列，网络经济也因此成为美国新经济的象征。
(四 )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的发展期 (21世纪初至今 )
美国政府将教育视为人才培养的关键途径和国家发展的基础，在制定高技术发展规划和政策时，始终把教育摆在首位，注重大学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美国在衡量大学科技创新能力时，通常比较关注科研产出量和科研质量，对其他研究者或者先进知识的影响以及创造的技术能否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利益的实用性[15]。为此，美国政府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影响，创建了世界最先进的高等教育制度和体系。在教育体系中，政府强调要特别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科研活动。美国政府还十分注重制定和落实人才引进战略方针政策，靠技术移民优先政策、雄厚的资金实力、顶级的科研条件、最好的高等教育条件等，吸引了世界上杰出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复合型人才来为其国家建设服务。这正是美国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因，也是美国科技创新的最大优势。
继布什政府之后的奥巴马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在美国历史上更是前所未有。2009年，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说到：“我们要把科学提到它应有的地位。”并在其后执政的8年间连续发布了多份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报告，对美国科技创新作了全面战略部署。2009年9月，在《美国创新战略：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就业而创新》的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创新和研发新的产品及工艺是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关键。报告进一步明确联邦政府将加大对创新基础要素的投资力度，使美国基础研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改革教育，培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人才队伍；实行金融制度改革，让金融市场为创新创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推动国家优先发展清洁能源、医疗健康和先进汽车制造等领域，并取得重大突破等。2011年，奥巴马政府又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的增长与繁荣》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实施“启动美国伙伴关系”计划，发展无线网络，发展清洁能源，发挥中小企业的优势及鼓励中小企业创新，提高办事效率和做好服务工作等。2013年，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了名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设计》的报告，报告中强调了政府和各行各业都要支持科技创新，在制造业网络科技创新中，加强公私合作，加强“官产学研”合作，加强资源和设施共享等。在全面实施前期各重大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基础上，2015年10月，奥巴马政府再次发布《美国创新战略》报告。该报告可以说是前面几大战略报告的升级版，内容更加全面和丰富，涵盖政府职能改革，打造服务大众创新创业的服务性政府；加大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投资力度；实施税收减免政策，激发中小微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国家优先领域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和提供高质量就业岗位；鼓励民众创新创业，建设创新者国家等重要领域和重大内容。
奥巴马执政期间(2009年1月—2017年1月)，着力从促进美国长远经济发展及全面引领美国第三次创新创业浪潮等方面，对美国科技创新作了重要战略部署，使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美国经济由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低迷走向复苏，2009—2015年，美国GDP增长率由负转正，年均增长率达到2.2%；同时，失业率也从2009年前金融危机时期的10%以上直降到2015年的5%。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6年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世界第10位跃升至第4位[7]；制造业竞争力从2010年的第4名上升至第2名[8]；2016年在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100家公司中，有39家来自美国，排名前10名的公司中美国占了7家[9]。可以说，奥巴马政府主政期间，在科技创新制度安排上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为新一届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科技创新实践创造了一系列有利条件。
现阶段，由于电气自动化技术的高速发展，致使应用于各个行业及领域中的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逐渐增多。受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生产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中元器件的企业或厂家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然而，由于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所生成出的电气设备元器件的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若应用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企业，在进行元器件的采购过程中，未能对元器件的质量、标号、规格等做细致的对应筛选，将会导致劣质元器件应用于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之中，进而出现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运行可靠性降低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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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政党上台，都会有自己的政策主张，都有可能对上一届政府推行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修改。共和党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奥巴马政府科技政策的可持续性可能会遭到破坏，使政府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的发展前景充满不可预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国家科技创新制度安排的重视度降低，相反，特朗普政府对奥巴马政府科技创新政策做出的修正，可以说更加体现出新政府的改革魄力和开拓创新，也充分表明了美国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三、美国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的经验启示
美国政府全面有效参与科技创新是美国科技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在美国科技创新体系中，国家成为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载体，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和支持。正如弗里曼所指出的“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的孤立行为和企业家的功劳，而是在国家制度安排的推动下开展的”[1]。以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为基础分析美国的科技创新实践，可以总结归纳出美国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的成功经验，以期为我国的实际提供经验启示。
(一)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定位明确
美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为美国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定位明确，这是美国科技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政府是研究开发的领导、组织与协调者。美国政府并不是创新行为的直接参与者，不具体参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而是国家科技创新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与协调者。政府通过科技政策、科研投资以及支持教育等有关政策措施引导着科技创新系统的走向。(2)美国政府非常重视R&D的投入。R&D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美国是世界上R&D投入最高的国家，并且投入的经费逐年增长。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对 R&D的投入较之前更是成倍增加。(3)政府着力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政府从有利于企业创新、创造方面出发，根据经济社会的条件和竞争环境的变化，制定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政策，完善公共管理，简化政府工作程序，消除新技术开发和商业化过程中不必要的法律和制度障碍，最大限度地消除或减少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不必要负担，为企业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创新环境。(4)政府是促进企业、联邦研究机构和大学间合作与互动的有力推动者。“尽管美国政府不直接干预大学的科技发展及科研管理工作，但美国设有专业的外部保障机构，如‘美国大学科研管理者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university research administration，NCURA)，该委员会成立于1959年，在促进美国高校科研管理科学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3]美国政府通过不断推出企业、联邦研究机构和大学共同参与的大型科技计划，引导科技创新走“官产学研”结合的一体化道路，促进了国家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
(二 )为科技创新创建完备的科技创新法律体系和政策环境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通过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就相继提出并实施“生物技术战略”“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和“国家纳米技术计划”等国家重大科技创新战略，极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美国成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的世界引领者。奥巴马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在美国历史上更是前所未有，在其执政的8年间，就相继发布了三大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使美国经济由低迷走向全面复苏。特朗普上台即推出涉及科技创新的计划和预案，有望引领美国科技进一步向前发展。
(三)高度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2001年当选美国总统的乔治·沃克·布什，不断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布什在任期间，政府将科技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研发投入、完善政策和激励公众参与上。在研发投入方面，联邦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增援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有关科研活动，2001年仅一年时间，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经费就高达915亿美元。在完善科技政策方面，布什政府对科技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进行了全面协调整合，政府通过在国家科技委员会增设科学技术和社会成效委员会的方式来协调科技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实现二者的统一。
(四)巨额的研发投入和高效的产出
研发投入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关键性指标。研发投入的增加往往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研发经费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且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06年度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经费为1 340亿美元，远远高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比英、法、意、德、日本及加拿大的总和还多。2013年，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中，R&D的投入更是高达1 400亿美元。与巨额的研发投入成正比的是美国的科研产出能力，这主要体现在论文数量及引用率、知识产权、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例指数上。近几十年来，就世界主要科学与工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看，美国年年稳居世界首位，占论文总量的30%以上，且被引用绝对次数最高。近40年来，美国高科技产品占全世界市场份额超过30%以上，远远高出英、法、日、德、俄等发达国家。
近几十年来，美国在科技创新国家制度安排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准确判断了国际形势，对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政策作出适时调整，国家由主要领导国防科技发展，转到全面引领军用、民用、商用科技的创新协调发展，形成了“官产学研”高效协同运转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可以说，美国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是美国科学技术获得高速度发展和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根本性基础。实际上，美国国家科技创新制度安排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大致经历了起源期、探索期、成熟期和发展期4个各具特征的主要阶段。
(五)将科技创新战略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
具备完善的法律系统和政策环境，是维持国家科技创新体系高效运转的重要保障。美国科技领先性发展离不开其完备的科技创新法律体系和政策环境。美国政府不断根据本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适时地改革税法、完善专利法、颁布新的振兴法及健全行政管理法等，使之能更好地适应科技创新的要求，有力地推进了企业、大学及非盈利研究机构的联合研发工作，尤其对企业来说，“政府的扶持、制度法规的保障以及融资环境的建设均会对企业行为模式的塑造产生重要作用。使企业更愿意着眼于长远的发展，从而更愿意从事研发活动。”[14]美国因此构建了“官产学研”联盟高效运转的世界领先性科技创新体系。
四、结束语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 )1990年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将国家创新系统的微观机制和宏观绩效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并建立了“钻石模型”。通过模型的演示，波特提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反映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国家只是企业的外在环境的观点。他进而指出，国家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为此，波特提出政府应该通过国家创新制度安排来影响创新过程，为企业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5]。
尽管相对银行存款来讲，余额宝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利息收入水平，但是在余额宝从推出到现在的两年多里，由于内外部各种因素，利率不断下滑，更在2015 10月17日，七日年化收益率跌破3%。图5是2013年5月30日到2015年4月8日近两年天弘余额宝货币基金的收益变化曲线图，资料来源于天弘基金管理公司官网。
(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官产学研”高效协同运转的科技创新体系。具体是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发挥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发挥科研院所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生力军作用；充分发挥科技中介机构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2)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具体讲是要及时转变观念，重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建设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抓好技术引进的协调工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进自主创新。
(3)重视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具体是推进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形成各类创新型科技人才衔接有序、梯次配备、合理分布的格局，打造国家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大力培养和引进创新型科技人才；健全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激励机制；改革薪酬和人事制度，为各类人才创造公正和机会公平的发展空间；完善人才流动和服务保障机制；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按照市场规律让人才自由流动，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感冒消炎片具有散风清热、解毒利咽的功效。临床上用于感冒发热、咳嗽、咽喉肿痛、乳蛾、目赤肿痛的治疗。其处方由臭灵丹 （Laggera pterodonta（DC.）Benth）、蒲公英、千里光组成。其中千里光是主要中药之一，内含特征成分吡咯里西啶类生物碱具有强烈的肝毒性[1]。2015年版《中国药典》中千里光检查项下增加了阿多尼弗林碱的限量检查[2]。
(4)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要健全保护科技创新的法治环境，加快薄弱环节和领域的立法进程，修改过时的不符合科技创新导向的法律法规文件，及时废除制约科技创新的制度规定，着力建构综合配套的科技创新法治保障体系。
(5)完善科技创新投入机制。加强国家科技规划任务与资源配置相衔接，强化教育、基础研究、基础设施和公益性研究支持力度，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当然，对于一些技术创新压力不大，尚可以获得资源红利、人口红利的传统制造企业，外部资金的大量注入反而难以保证科技创新资金的专用性。需要通过适当的税收优惠等方式增加企业营运资本，从而间接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活动)[16]。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创新，形成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投入体系，提高科技投入配置效率，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强大支撑。
总之，格伦德曼认为，支配自然是人类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进行的理性支配。因此，“支配自然的概念只能被理解为有意识地控制自然的同义词”[8]2。在这种意义上，支配自然不但不是生态问题的根源，反而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出发点。由此出发，格伦德曼进一步对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概念乃至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辩护，从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思维的内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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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of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rrange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PAN Dongxiao1， WU Yang2
(1.College of Marxism，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2.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rrangemen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key to its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nd reveals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effective innov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efficient coordination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established, which has important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to build an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Key words :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theory； Americ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rrangement；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 ：F 2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9)03-0087-07
DOI : DOI: 10. 12120/bjutskxb20180387
收稿日期： 2018-04-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71774016)
作者简介： 潘冬晓(1982—)， 女， 广西马山人，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吴 杨(1979—)，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博士
(责任编辑 李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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