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与意义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副刊论文,阵地论文,晨报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2;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1）04－0120－08
一、问题的提出
李大钊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共识。但近年来，个别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就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在书中得出了以下十分大胆的结论。为准确反映其观点，请允许摘录其几段相关文字：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创建中共的核心人物李大钊，1919年逃离北京在昌黎小住，在那里写下了他那篇永远值得纪念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过去，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通常都要提到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先于这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北京的日报《晨报》的第七版即《晨报副刊》，以及上海的日报《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刊登的文章。其中，《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栏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这个栏目早在“五四”前夜就发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声，拉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②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关心社会主义，但是，汉语的社会主义书籍自不待言，连外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很难得到。从这一点考虑，李大钊能够在1919年夏秋这一极早时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除了有自己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一内在原因外，还应该指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身边有陈溥贤这样的为他提供日本社会主义新刊书报的后援者。在陈溥贤五四运动时期的积极译著与李大钊的言论背后时隐时现的，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
毋庸赘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传播，绝非李大钊一人之功。因为李大钊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河上肇、福田德三解释并提出若干疑问后，由陈溥贤传递给李大钊的。……在1919年的中国，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必须地会被卷进日本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环境中去。换句话可以这样说，且不谈“内在原因”如何，李大钊之所以能够把同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介绍到中国，是因为他有了陈溥贤这样一位朋友，因而与日本的“知识”之间距离较近的缘故。③
石川氏的意思很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五四时期指导《晨报副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李大钊，而是翻译、介绍上述日文社会主义的‘渊泉’（即陈溥贤——引者注）”④。这就是说，李大钊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前还有另外一位“先驱”即陈溥贤，他比李大钊更早地在《晨报副刊》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影响了李大钊，而这位“陈先驱”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背后有与日本的联系。
石川氏上述“新论”，“扬陈（溥贤）抑李（大钊）”、“高估外因（日本）忽视内因（中国）”的态度显而易见，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经过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正好与其相反。
二、李大钊是《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动人物
众所周知，李大钊与《晨报》的关系非同一般。
《晨报》是梁启超、汤化龙等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是五四时期中国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其前身是1916年8月15日创刊的《晨钟》报。时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李大钊被聘为编辑部主任，该报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等文就出自李大钊之手。由于政见不合，两个月后李大钊被迫辞职，离开了《晨钟》报⑤。
1918年9月，《晨钟》报因刊载段祺瑞向日本大借款事而遭查封。同年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重新出版，版面安排和内容方面作了重大调整。1919年2月7日，该报于第7版正式设立《副刊》，此后，李大钊频频在该《副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这一版变成了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园地”⑥。
正因为李大钊与《晨报》有这样的渊源关系，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认为，《晨报副刊》于1919年2月7日的改良，是在李大钊的指导或协助下进行的⑦。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李大钊“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⑧；“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原来《晨报》的旧人中，也有人写了《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这样的文章”⑨。
除以上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外，还有一些“众所不知”的情况：在李大钊于1916年10月脱离《晨钟》报到《晨报》于1919年2月7日改版之前这段时间里，他与该报关系到底如何？对该报究竟有无影响？（石川祯浩的论点恰好就是根据这一空当做出的）1919年2月7日该报改良、设立副刊以后，李大钊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已经大致可以肯定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晨报》复刊第一天正文头条刊出的《发刊词》中指出：
《晨报》何为而作乎？曰：即为此罪恶之政治作，社会作，新闻界之恶岁作。良农不以收薄而废耕，良工不以知稀而辍肆，况此政治社会者，不幸而与我同国同生同死，若人与空气之不离，若骨肉亲戚之不可分。假非值此恶岁，陷此罪恶，犹可默尔而听其自然，而今则何如乎？欧战罢矣，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局，吾国所借以苟息于国际者，是否可以恢复不变，军国主义覆，而社会主义大张，自一德意志起，牵连摧陷，几及全欧，骎骎披靡，不可复遏，吾国民之思想能力，是否能与之因应而受其益？就今日政治社会现象观之，吾敢断其于此无一毫把握，而且有不可思议之险兆，而举国上下方且嬉嬉昏昏于贺战胜、讲和平之空气中，以为从此无事，可以偃然各安其私，危乎不危？知其危而垂涕以道，虽不幸至于批鳞犯忌，犹冀其一寤以共全。此处同国同生同死之谊则然，不忍以已而亦不得以已者也。此《晨报》之所为作也。⑩
这篇发刊词中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第一，提出了欧战结束后列强在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局面与中国的关系及可能出现的变化趋势；第二，对当时举国上下“贺战胜”“讲和平”的现象提出了批评；第三，提出了欧战结束后“军国主义覆而社会主义大张”、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环顾当时中国思想界，能够达到如此境界、正在思考这些问题并抱有如此明确、独特主张的人却寥寥无几，即使有少数先进分子抱有类似看法，也不愿到公众中大声宣讲(11)。而熟悉李大钊研究的学者都知道，这些问题恰好是李大钊从大战开始直至结束时一直在思考探索的重大问题。《晨报》复刊的《发刊词》所透露出的思想倾向与李大钊这一时期的思想主张完全吻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日本乘机占领我国青岛并提出“二十一条”之后，李大钊曾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痛陈“吾中国之待亡也久矣！所以不即亡者，惟均势之故”；“致中国于将亡者，惟此均势；延中国于未亡者，惟此均势；迫中国于必亡者，亦惟此均势”。欧战的爆发，打破了“均势”，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将面临新的变数，中国也因此正面临着空前的亡国危机(12)。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李大钊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对举国上下庆祝“战胜”之举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
我们这几天庆祝胜利，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一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那一国的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13)
他描写庆祝“战胜”者的状况说：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像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14)
但是，仔细想来，就会发现：
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
他反思后所得结论是：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Hohenzollen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K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15)
据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晨报》复刊的《发刊词》即使不是李大钊亲自起草的，也是参与了相关讨论，其思想主张被主持其事者所采纳而写入《发刊词》之中。
其次，李大钊在《晨报》复刊后不久，即在该报发表系列文章，介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相关情况。
从1918年12月14日起，李大钊所译《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一文用“去闇”的笔名(16) 在《晨报副刊》连载，至1919年1月28日，共刊载38小节。李大钊笔名“去闇”的确认，说明李大钊在离开《晨报》两年之后，又重新为《晨报》撰稿，恢复了与《晨报》当局一度断绝的关系，有可能开始介入《晨报》的编辑工作。而事实上，他在《晨报》于1919年2月7日正式改版前率先发表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对《晨报》的改良有较大促进作用（详后）。
此一时期的李大钊，在《言治》季刊、《新青年》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及上文所引《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介绍和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17)，举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远早于《晨报副刊》于1919年4月、5月刊载的陈溥贤关于马克思生平及学说的译介文章。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李大钊是第一个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晨报》改良之前的陈溥贤在做什么？此时，他作为《晨报》社的特派记者，被派往日本采访。他按计划去日本的军部、政党团体和议会机构进行考察，并发表了《欧洲会议之性质》（1918年12月9日）、《日本之讲和态度》（1919年1月11日）、《原内阁之第一次中日借款》（1919年1月21日）、《日本之黎明运动》（1919年1月28日）等四篇报道。他在《晨报》第7版即“副刊”上，不仅无任何文章发表，而且他在其他版所发表的报道内容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乃至欧洲社会主义思潮毫无关系。可见，尽管他是《晨报》社的记者，但他的报道重心，与李大钊在《晨报》改良前率先发表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在推动《晨报副刊》改革上，作用和意义是相当不同的。
可能正是由于李大钊的作用和影响，《晨报》复刊后，从第一天开始，就用较多篇幅报道欧洲社会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例如，12月1日复刊当天，就报道了有关德国“社会党选举大胜”、“德国各政党之态度”、“全俄政府政变之由来”等情况(18)；12月2日报道了德国“工兵会宣言”、“联邦大会议”、“俄女革命家东游”等消息(19)。从12月中旬起，该报又开始用较大篇幅刊载介绍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块头理论文章：12月14日开始，李大钊用“去闇”笔名发表《最近欧洲社会党之运动》，12月17日开始连载“建侯”所撰《德国社会党人事略》(20) 等。与此同时，“社评”中也开始出现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社会主义的苗头，如“以芬”撰写的一篇社评中提出：
夫一社会中资本家之数恒少，而非资本家之数恒多。大战以前，欧美各国之经济组织，大都以保护资本家为主，今后则或与之相反，即前此之经济政策，倾于生产主义，以生产之利得归之资本家者，今后将置重于分配主义，以其利得归之于生产关系之多数民众。(21)
所有这些都说明，《晨报》在1919年2月7日改版前，报社内部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已经形成某种共识并见诸实际采编报道行动，2月7日的改版及以后的变化只是此种共识和行动的自然结果。
第三，在《晨报》改良之后，李大钊与《晨报副刊》关系非常密切，事实上在指导或协助《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
《晨报》在“改良预告”中称：
本报从二月七日起（即正月初七日起）将第二张大加改良：一、增设自由论坛一门，欢迎社外投稿，凡有以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之著作惠寄者，无论文言或白话，皆所欢迎；二、译丛一门，拟多采东西学者名人之新著，且择其有趣味者迻译之；三、剧评一门，拟专择与文艺关系比较的有高尚精神者登载之，如承投稿，亦所欢迎。(22)
《晨报》正常情况下日出2张，共8版，节假日则出1张半，即6版。后来著名的副刊一般在第7版，即在“第二张”上。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1919年2月7日《晨报》“改良”的当天，在绝大多数读者尚不知道该报要“改良”的消息的情况下，李大钊的文章《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就已经出现在这一张“副刊”的“自由论坛”上，并连载两天(23)。这说明，李大钊不是普通的投稿人，他的文章是提前策划、撰写并为《晨报》这次改良服务的。
不仅如此，自此以后，李大钊的文章频繁地刊发于改良后的第7版上。5天后，他发表第二篇文章《劳动教育问题》，连载两天；10天后，即2月20日，又发表第三篇文章《青年与农村》，连载三天；3月4日，发表第四篇文章即著名的《新旧思潮之激战》；3月14日，发表《现代青年的方向》，连载两天；3月28日，发表《现在与将来》；5月1日，发表《五一节（May Day）杂感》。
李大钊从《晨报》改良实行之日起，就在新设的专栏第7版如此密集地发表文章，可见李大钊与该报副刊的密切关系。更不寻常的是，李大钊于1919年元旦所撰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在3月6日的《晨报副刊》“自由论坛”登载以后，在3月21日的“自由论坛”栏目中又再一次发表。这说明，如果不是亲自主持或参与其事者，是很难有此条件的。这些事实，充分证实李大钊对《晨报副刊》改良起了实际指导者的作用。
相较之下，被石川祯浩认定为《晨报副刊》指导者的陈溥贤，从《晨报副刊》改良直至4月1日仍在日本，继续做《晨报》的驻东京特派员。在2月7日改版之后，他先后发表了数篇报道，但与马克思主义并无直接关系(24)。这些通讯均发表于第7版以外的版面，在第7版“副刊”上并无文章发表。直到4月1日，陈溥贤才开始在第7版副刊发表文章，这就是河上肇的《马克思奋斗生涯》译文；5月5日起，他又发表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译文。陈溥贤报道重点上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到底是随着在日本采访的深入，他作为具有记者的特殊敏感的人，已经发现了日本社会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热，也开始报道和译介有关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还是随着《晨报》“改良”、专设第7版作为“副刊”以后，主持者要求他关注并提供这方面的稿件，这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是李大钊的办刊方针影响了陈溥贤，使之朝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努力；如果是前者，那么从时间上看，陈溥贤译介马克思主义也远在李大钊之后。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石川祯浩的结论都无法成立。
第四，大量旁证材料均说明李大钊主持了《晨报副刊》改良初期的编辑工作。
例如，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罗家伦等能够“预知”《晨报副刊》内部的编辑情况并能配合其要求预先制定编译计划、“预告”自己的文章将在《晨报》陆续发表(25)。
第五，《晨报》在改良之时选择李大钊协助或指导这一工作，是双方具有共同的追求与理想而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最佳结合。
从《晨报》方面来说，进步党的领袖人物之中，梁启超虽一度是中国思想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但随着时代的迁移，他在思想界已经渐失往日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且其资助和关注的是设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对《晨报》的影响本来就有限。而与《晨报》关系较深的几位进步党领袖人物中，汤化龙已经被暗杀，孙洪伊在此之前已经南下，政治上日益向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靠拢。此时在北京负责和参与《晨报》事务的领袖人物只有蒲殿俊一人，此人虽曾在晚清预备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中起过一定作用，后来又担任过众议院的议长，五四运动后也曾参与新文化运动，但他的兴趣在戏剧改良，与整个新文化界的联系很难说密切，其人脉关系也主要局限于政治人物。因此，地处北京的《晨报》要改良，就不能不倚重当时新兴的知识群体，尤其是当时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以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等为首的新文化群体。正如朱成甲先生所说：“《晨报》的改良，需要李大钊与《新青年》群体给予它支持帮助。只有获得这种支持帮助，它的改良计划才能得以实现。”(26) 在这一群体中，陈、胡与《晨报》素无关系，而李大钊则渊源甚深，是可以依靠与信赖的人，因此，《晨报》邀请李大钊来参与筹划和主持《晨报副刊》的改良，就是最为合乎情理的选择。
从李大钊方面来说，此时的李大钊虽然已经离开了《晨报》，但仍与《晨报》社及报社同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晨报》负责人辛木的时评《矛盾》一文中，不仅引述了李大钊《新的！旧的！》中的言论，且称李大钊为“我的朋友”(27)。李大钊与渊泉（即陈溥贤）的友谊和来往，则更为密切(28)。这些都说明，李大钊尽管离开了《晨钟》报，但与《晨报》社及其重要的编辑、记者均保持着密切来往。
更重要的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现实斗争的需要，作为月刊的《新青年》编辑出版周期太长，已远远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满足不了社会的要求，必须提高新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为此，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以批评时政，但刊行周期仍较长，且发行等也面临一定困难。《晨报》作为一张有着完善的发行网络、拥有大量读者群、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日报，自然比月刊和周刊更有助于以最快的速度将世界上的最新消息传播给社会大众。《晨报副刊》这块舆论阵地对李大钊等人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阵地了。
果然，《晨报副刊》改版之后，新文化群体迅速聚集在该刊周围。在2月7日改版之后，与李大钊同时出现在《晨报副刊》上的作者不仅有志希（罗家伦），还有若愚（王光祈）、涵庐（高一涵），而且不久又加入了一湖（彭一湖）、张赤（张申府）、鲁迅、徐彦之、孟真（傅斯年）、胡适、只眼（陈独秀）、舍我（成舍我）等。这些作者中，有的是北大的学生、《新潮社》的社员，如罗家伦、傅斯年和徐彦之等；有的是北大的教授、《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作者，如高一涵、张申府、胡适、陈独秀等；有的是李大钊的朋友、同学，如王光祈、成舍我；鲁迅和彭一湖虽不属于上述几种情况，但也分别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重要撰稿人。而《每周评论》、《新青年》和《晨报副刊》上所发表的作品，这三家刊物通常互相转载，如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首先刊于1919年2月14日至15日的《晨报》，在2月16日的《每周评论》上即转载，又如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也是先发表于《晨报副刊》后为《每周评论》转载；同样，《晨报副刊》先后转载了《新时代之根本思想》（一湖）、《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胡适）、《狂人日记》（鲁迅）、《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等《新青年》、《每周评论》上的作品。
这些情况都说明，《新青年》、《每周评论》、改良后的《晨报副刊》即使不是一个班子三块牌子，也有着密切关联和互动关系，而居中主持或居间协调的不是别人，只能是李大钊。
此后不久，上海的《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也迅速跟进，先后开辟《觉悟》和《社会主义》等副刊，1923年春以后北京《京报》陆续出版特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与其他三大副刊的编者之间保持密切联系，他们的文章各副刊间可以相互转载，形成了一个时效性强（日出四刊）、南北呼应（以京沪两市为大本营、南北思想界互相配合）、影响范围极广（辐射全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
三、几点结论与愿望
在研究近现代史的过程中，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到底是作为孤立的证据材料来看待，抓来就用，还是把发表这些文章的语境等因素也一并考虑在内，从文章发表的过程中来审视和使用这些文章？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不同的做法却会从同一篇文章、同一条材料中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对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几篇文章的解读所遇到的正是此种情况。
从以上种种论证，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关注、研究、介绍宣传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这说明，中国近代先进分子为挽救危亡，一直在不懈地、全方位地向外部世界寻求救国真理。这就为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二，李大钊及中国当时的先进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不限于《新青年》，《新青年》只是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之一，复刊后的《晨报》，特别是改良以后的《晨报副刊》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阵地，而且由于《晨报副刊》是逐日出版，这就与按月出版的《新青年》不同，它可以更短的周期、更高的时效性，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覆盖面，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信息传播到全国。
第三，李大钊在《晨报》的工作，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报社记者或通讯员的工作，也不是一个普通文字编辑的工作，他所担当的，是一个组织者、协调者的角色。正是通过他的杰出工作，《晨报》从1918年12月1日复刊第一天开始，特别是从次年2月7日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传播的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其作用与《新青年》相比，可以说毫不逊色。
第四，李大钊并不是第一个关注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人，也不是与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建立直接联系的第一人——远在他之前，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已经在其党报《民国日报》上率先报道十月革命的消息(29)，孙先生本人也在1918年夏间就与列宁建立了直接联系(30)，然而，无论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也好，还是梁启超的进步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时事新报》等也好，虽也报道过一些有关欧洲社会党的消息，但却迟迟没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李大钊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后，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复刊以后的《晨报》，紧密地配合《新青年》，在《晨报副刊》开始有组织、有系统地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正是在《新青年》和《晨报副刊》的带动下，《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和稍后的《京报》等迅速跟进，先后辟出专栏专刊，宣传马克思主义(31)，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热潮，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社会氛围和思想理论基础。
正因为如此，李大钊不仅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而且还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正是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和人格魅力，马克思主义才会在当时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得以迅速传播，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新起点。
相比之下，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学术研究还很不够，一些最基本的史实，包括一些作者的笔名等都不甚了了。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同行学者能够在前辈学者们所做研究的基础上，集中一些力量，对李大钊五四前后在《晨报副刊》等民国著名四大报纸副刊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组织系统、人际网络、学术思想渊源等展开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32)。这样做不仅仅是要弄清这一段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学习体会李大钊等先辈们如何顺应世界潮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并迅速使之大众化、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学术界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 本文初稿曾于2009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委宣传部等联合主办的“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做过宣读交流，特此说明。
②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页。
③④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第17页、9页。
⑤ 关于李大钊与《晨钟》报的关系，参阅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4～409页。另可参见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版，1979年第1次印刷，第98页。
⑥ 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第99页。
⑦ 参阅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第98页；《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8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5页。
⑧ 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75页。
⑨ 李龙牧：《五四时期思想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98页。
⑩ 《发刊词》，《晨报》1918年12月1日第2版。
(11)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就说过：大战结束，京中各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战胜，“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但“余方卧病，不愿出门：一来是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二来是觉得此次协约国胜利，不尽归功于军事……所以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9页）。另，1919年3月13日，张奚若曾因《新青年》杂志等发表“公理战胜强权”、欢呼大战胜利之类的文章而写信批评说：“读中国报纸，见官府人民一齐庆祝联军胜利，令人赧颜。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和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批判的］……未免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1～32页）
(12) 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113页。
(1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54页。
(14)(1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58页、259页。
(16) “去闇”的这篇译文最初发表于1918年7月出版的《言治》季刊第3期上，而后才在《晨报》第7版连载。详细考证，参阅杨琥《〈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17) 分别载《言治》季刊第3期，1918年7月1日；《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实际延至次年1月出版）。
(18) 详细内容参见《晨报》1918年12月1日第3版。
(19) 参见《晨报》1918年12月2日第2、3版。
(20) 详见《晨报》1918年12月17～31日第3版（19～21日在第6版），从12月25日第七部分开始无署名。另，《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3号（1919年）连载《德国之社会党人物》一文，署名“善斋”，经核对，内容与此文相同，文末注明译自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暂不清楚“善斋”与“建侯”是否为同一人，但文章内容据此可确定译自日文报纸。
(21) 以芬：《战后思想界之趋势》（续），《晨报》1919年1月15日第2版。
(22) 《本报改良豫告》，《晨报》1919年1月31日第2版。
(23) 《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晨报》1919年2月7日至9日，收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87～290页。
(24) 这些报道包括：《日本组织劳动党之运动》（1919年2月11日）、《黎明运动之第一声》（1919年2月14日）、《异哉日本之排华言论》（1919年2月16日）和《日本之普通选举》（1919年2月23日）。石川祯浩将《晨报》上发表的《日本之新潮流》（1919年3月20日）、《日本之马克思研究热》（1919年4月24日）两篇报道也当作“渊泉”的文章，经查对，这两篇报道并无“渊泉”署名，未必是陈溥贤所撰。
(25) 有关详情，参见杨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的编辑与出版》（待刊）。
(26) 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李大钊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8期。
(27) 辛木：《矛盾》，《晨报》1919年3月13日第3版“时评”。辛木为何人，笔者尚未查清楚，但从他经常为《晨报》撰写时评和社论来推断，他是《晨报》的重要撰稿人和负责人之一。
(28) 石川祯浩对李、陈之间的关系论述甚详，参阅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6～22页。
(29) 参见1917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等。有关中国报刊报道十月革命情况的研究，可参见方汉奇《十月革命在中国报刊上的反映》，收入《方汉奇文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4～333页。
(30) 宋庆龄代孙中山拟致列宁信，内容片断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0页；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7页；尚明轩主编《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有关列宁的答复及派人与孙中山先生联系的情况，参见契切林致孙中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31) 有关“四大副刊”的创立及发表的文章篇目，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版，1979年第1次印刷，第1集上册第98～143页，下册第475～546页（《晨报副刊》）；上册第182～220页，下册第559～751页（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59年第1版，1979年第1次印刷，第3集上册第270～287页，下册第730～908页（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社会主义研究》）。
(32) 目前已有几种论著对《晨报副刊》等进行过一些研究，但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学、文艺或新闻学专业的，史学界、理论界的似乎还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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