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可能性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3-0059-11
一、关于经济学本身
本文在简单归纳现代经济学状况的基础上，总括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具有的可能性。
1997年11月，日本《朝日新闻》报纸连载了以《经济学将何去何从》为题的报道。报道了文艺部记者总结的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它成为了反映日本经济社会的危机状况，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文章。
连载的最后介绍了3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其中，森嵨通夫主张，作为“恰如其分的理论纯化”，“经济学是一种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种种乐器，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全方面描绘的艺术”。伊东光晴说，“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凯恩斯和熊彼特”，经济学正是从这两个人的理论的结合中发展起来的。小宫隆太郎提出了必须“理论和现实双管齐下”的观点。3名经济学家观点的共通之处是，没有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正确的定位。
有这样一种观点：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在整体上限定在19世纪的经济学框架里，因此，在现代经济学里没有马克思理论的一席之地。这样的三段论法正确吗？我要提出的假说是，19世纪经济学的所有流派都已汇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里，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准，才能对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做出正确评价。我认为，以这个假说为基础，能最大限度地发掘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使之灵活运用于21世纪。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要著作《资本论》的题目当初曾叫做《经济学批判》。它后来成为《资本论》的副标题。马克思是将其过去以及当时的所有经济学家的著作，应当批判的东西彻底批判，应当吸取的东西积极评价。这些，从1857年～1858年他的关于“资本”的最初草稿(《经济学批判纲要》)、《资本论》的注释和引用，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各学说”的笔记里，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如果马克思能够一直生活至今，一定会立足分析当今世界现实状况，丰富理论研究，而着手进行“现代经济学”的批判的。
又如众所周知，日本经济学界里，“近代经济学”(即微观、宏观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立，并且两者严格对立。两者理论上的交接点极少。而且在这其中，主流是美国式的“新古典经济学”，过去曾为主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现在已退居侧位。小宫隆太郎曾说，“在整体上，我并不认为当今经济学存在严重问题。根本不需要有危机感”。这正代表了主流派(即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的心境。他们自称“Modern Economics”，在日本曾作为他们的中心学会的“理论·计量经济学会”，仿效“全美经济学会(AEA)”，于1997年改名为“日本经济学会”。之所以许多主流派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不抱有任何危机感，我认为，一是因为他们自我封闭在“American-standard”(美国标准)的“学术主义(academism)”(学界的传统和形式)里，二是由该理论本身及其人性观、经济观所决定的。
二、“近代经济学”的“人性观”和“经济观”
认为近代的经济学是阴郁的、没有人性的学问的批判始于19世纪的英国。那就是，如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观“homo oeconomicus(经济人)”一样，毫不理会他人之事，只追求自己私人的利益和需要(也叫做“效用”，“学术”用语上使用“稀缺性”这种物化了的表现方法)。“经济人”是具备完全的信息，在权衡比较自己的目的和达成它的手段的基础上，来达到对自己来说“最优”即最大效用，在这种“自由”地去“选择”那种“有效率”的方法的意义上，其被称作“理性的个人”。消费者固然如此，企业和政府的中坚，也都是由这种理性人构成的。因此，所有一切都应当“顺利”进行。即使发生了不能“顺利”进行的情况，这也并不是出自经济(市场)自身的问题，而是经济(市场)以外的社会构造和习俗的不合理和低效率的问题而造成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相继而起的金融机构倒闭、失业人口剧增等，这些也都不代表市场的失灵和低效率，而仅仅是那些与市场经济不符的制度和传统在崩溃过程中附带而来的结果而已。因此，如果市场能够不受外物的干扰来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根据如上考虑，或者可以对现实中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采取冷处理，抛开不顾，或者可以采取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策略，此外没有其他的方法。
这样的人性观和经济观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在欧洲，早在19世纪已经存在。那种社会观是个人主义，作为社会经济思想的话也可叫做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石的经济学，对于截至19世纪中期的社会和国家，不可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革新的作用，然而，它却无视随着以资本制为本质特征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飞速发展而导致的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忽视劳动和社会运动的作用，成为仅维持现状的思想和学问。即使在经济学的方法上，经济学也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设想社会和经济的组织，并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来做出解释。
这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性观和经济观，直至方法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暂时确立，然而，欧美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和与法西斯的战争里，面临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严重危机，不得不衰败后退。由此，让政府介入市场正当化的福利国家的经济思想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凯恩斯自己虽然是自由主义者，然而在《自由放任的终结》(1926年)等书中，却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性观和经济观。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年)一书中，主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为实现人类的自由，必须解决失业和分配不公问题。因此，发展了这样的经济理论：必须使用财政金融等手段来扩大政府职能，来迫使资本家产生投资欲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趋向一般化的这种观点通常也被称为“修正资本主义”，它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和财政危机中衰退。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当政，曾经以自由竞争至上主义为基础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又以“新装”重新登场，取而代之。在这个时期，不仅马克思，连凯恩斯主义也被完全“扼杀”。
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自明治时期以至在战后，以国家主导型经济为基础，一跃而起。在经济学领域，从战前开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日本式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曾拥有一定的学术性、思想性的权威和影响力，然而在二战之后，欧美的“近代经济学”正式导入，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主张国家干预合理化的理论，可以说被便利地运用起来。更进一步说，在日本经济平稳的时期里，连同这种经济理论，对日本式资本主义大加肯定的论调随处可闻。然而，日本经济如果不能顺利发展，议论又转向日本式资本主义已经落后，必须向欧美式资本主义看齐。诸如此类的动摇经常发生。同时，也可以说，这是经济学不能很好的把握各种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表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大企业和大银行为了应对全面的国际化，增强资本的国际竞争力，“自由市场”和“限制取消”的主张又占了上风。关于国家干预，认为福利和教育虽然是浪费的成本，在企业的国际扩张和包括军事在内的对美国的国际协助上，它们又是必要成本。这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开始登场。
主流派经济学的人性观和经济观，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占主导地位。可以认为，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市场经济中心地位观点的经济社会性的、或者大众性的基础，已经开始形成。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必须批判市场经济至上主义及它的人性观，采取积极行动，阐明去代替它的经济观和人性观。
三、制度·博弈·复杂系统——现代经济学的新潮流
在近年的经济学里，制度主义、系统理论、演化经济学等崭新用语纷纷登场。因为这些名词都带有浓重的对上述主流经济学批判的色彩，这里我想略谈一些关于现代经济学批判的新的动态。
制度主义经济学或者说制度学派，诞生于20世纪初，截至20世纪40年代，是在美国拥有独立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凡勃伦(Veblen)、康芒斯(Commons)、米歇尔(Mitchell)等是其著名代表人物。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为区别于新制度经济学派，它们也被称为旧制度学派。
制度学派原本是作为对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而诞生的。其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里，以如何理解工资、价格、利润、资本等经济概念为支柱，成立了各个体系，但制度经济学，却是以更加具体的盈利企业、股份公司、各种公会、公益团体、金融机构、政府组织和其规章、景气循环、法律、习惯等为对象的。因为考虑到人类的经济交易行为会受到具体制度环境的制约，于是康芒斯把“诸如能够控制个人行为的集体行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所以，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依据的让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抽象的理性人的人性观截然不同。而且，因为人们都被特定的制度环境所制约，因而就不仅要研究经济的各种制度，而且还有调整由于制度变革所引起的相互冲突的利害关系，让资本主义经济向拥有更优越的制度环境的方向变革改良。这曾是制度学派的实践性、政策性的意义。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经济政策里，也能看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一统美国经济理论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融入了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新古典综合派”，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了学界的主流。其代表性人物为保罗·萨谬尔森。与之相对抗，在英国以剑桥大学为中心，形成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延伸线上，诞生了引入制度学派思想的学派。这就是威廉姆森等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即在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论里，引入新的概念“交易成本”(科斯)，并且又加进了其他几个概念，如人们行为的“有限理性”(赫伯特·西蒙)，以及“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制度背景”(都是威廉姆森所提出)。与市场不同，他们试图分析作为制度的企业和组织。
此外，道格拉斯·诺斯在补充并修正新古典派“选择—行为”理论的意义上，提出了由制度(或规则)而带来的制约。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主张，必须考察制度基础上人们相互间的“协同和合作”，这正是新古典派所或缺的部分。
另一方面，在主流经济学派，也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即博弈论的兴起。铃木光男认为，博弈论对于各个个体参与人的行动方针，对政策制定者的规则(制度)设计，都十分有用，因此，能够成为作为社会制度的比较和设计，以及变革理论的“数理制度经济学”。
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似乎是利用博弈论沿着从前的一般均衡论的方向进行研究，然而，博弈论是在不满足“通过自由竞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或完全均衡的条件下分析“经济主体”间的相互行为，从其对经济行为的预测结果方面看来，孕育着超越从前的新古典派的内容。
如上述，当今的现代经济学，已经突破了新古典派的抽象的狭窄理论的框架，为了能够向分析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论发展，新的尝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理论内容里，除上述以外，信息不完全且偏颇的“非对称性”、信息、交易或为监督契约缔结而需要的成本、最近围绕金融机关救济问题争论中诞生的道德危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监督和制裁的关系，或者强制执行契约的权力、行为激励、以其自己承担费用顺便获得更多收益的“搭便车”、知识和学习的作用等，这些自身就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或概念纷纷登场。这些现代经济学里的新的理论内容，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框架下，或是作为组织固有的问题，或是把其作为市场不完备的情况处理，似乎正在体系内进行处理，然而，我认为，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看法的不同，不如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学应该批判性地消化的内容。
同时，还有一门现在仍在发展中的学问—“复杂系统经济学”。“复杂系统”曾经也是一个流行词汇，原本是为伊利亚·普里高津首创的自然科学用语。单纯的系统，是不能还原为要素的，各个要素相互作用，形成多种多样的形式，于是创造出混沌的情形，这就叫做“复杂系统”。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正是复杂系统的代表，提倡“复杂系统经济学”研究。在理论系统上，它来自“控制论”、“系统理论”里的回馈制约，以及通过学习来一边改变自己的组织方式一边适应环境的“自我组织系”等思考方法，作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观和经济观的挑战，有引人注目的内容。也就是说，如果把人类把握复杂事物的认知和计算能力的有限引入到经济行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行为就不成立。而且，与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收益递减”和“完全理性”相对应的，就要转换为“收益递增”和“有限理性”。①。在这里可以说是形成了共同的基础。但是，无论怎样，作为经济学体系，复杂系统经济学既不是传统的主流派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也仍未成体系。
最后谈谈“演化经济学”。它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的新制度经济学及复杂系统经济学的动向重合。以英国经济学家G·霍奇森为中心创立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学会”，是欧洲制度学派的学会。并且，日本也于1997年3月创立了“演化经济学会”。其中一个共同原则是，将经济看作是历史性积累的进化过程中的事物②。
总之，从20世纪末到新世纪初，在经济学的世界里，重新讨论了既有的范式，在面向新理论的建立发展中，出现了多种动向。
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下面来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与上述现代经济学的新旧学派的关系中，占有何种地位，在21世纪里应该继承发扬哪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此必须明确什么，以及与现代经济学的新动向交锋时，如何批判和吸取它等诸问题。
1989年到1991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这个世界史上的重大转换发生之后，日本也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为何物》竟然用过去式来叙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③。经济理论学会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性”问题④，经济学教育学会，针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教育”中“是否有必要在教学中区别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问题也展开了讨论⑤。一直以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居发表言论、发表文章的人们当中，或沉默、或回归古典派经济学、或转而批判马克思主义、或皈依近代经济学的情形随处可见。⑥
但是，如今，已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不仅马克思做过的事情，对他未完成的工作也进行了历史性的、全面的讨论，在此基础上，以新MEGA(Marx Engels Gesammtausgabe，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起点，几乎已近完备的材料被提供出来。在这个时期里宣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终结”，可能要被看作历史的讽刺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也可以作为“认知社会学”的对象，应该被总体概括⑦。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的、思想上的可能性即合理性没有被挖掘出来。他的理论不是one of them，而是best one，马克思的经济学首先应该被正确地定位为20世纪(不是21世纪)经济学的出发点。
在经济学里面，马克思的经济学被称作是普通的经济学里思考方法的一种(森嵨通夫语)。然而，这里所谓的“马克思经济学”里，过去只以马克思遗留的著作和笔记为中心进行研究，把严密地研究这些东西作为理论的发展，而对经济学的其它潮流派别不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也不进行马克思曾进行过的“经济学批判”。当然，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研究很有意义，也有新的进步。并且另一方面，在应用领域也颇费精力地进行了现实分析，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关键的经济理论方面，却没有比马克思向前再迈出一步，所以，当与新的现实发生冲突时，便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已经陈旧了”、“仅仅是19世纪的经济学”等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善于“理论和现实双管齐下”的弱点，使其边缘化的倾向仿佛也在步步加深。科学本身，只要不是不可知论，那么基于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分析发展理论就是关键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难道缺乏的不正是理论发展和理论深化的努力和感觉吗？
在本文的开始，我提出20世纪的经济学各潮流都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准进行评价。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以后的经济学家的工作都是错的，而是说，如果深入研究马克思所未完成的那一部分，并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新的现实来发展理论，那么，虽然从其它经济学的潮流里应该学习的东西也很多，但却可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准，推测其后的经济学的位置关系，并对它们进行批判。
第一，马克思的人性观，真正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观的片面性。首先，他把人的本性概括为“自由地进行有意识的活动的社会存在”，并且认为人的本性是可以发展的。这种发展观的对人性的理解，对照马克思以后的自然科学各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认知科学等的发展，是必须更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马克思认为，市场中心的人性观不仅是简单表面性的片面概述，且也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对人性的疏远的反映。马克思指出(《资本论》第1卷第4章)，新古典经济学中追求私利的个人，是在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的方面表现出来的人的一个侧面。正因为如此，以这个为基础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经济关系是错误的。同时，在市场竞争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都必须作为私人的个人登场，卷入互相竞争的关系中。从这里面总结出的经济现象，《资本论》把它放到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外，所以，如果说马克思以后的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通过竞争市场的分析，获得了丰富的理论素材的话，那么要从根本上正确理解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经济关系，就不应该排斥吸收引入这些研究成果，并进行展开分析。
提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的时候，《资本论》里的对“人”的对待方法成为被关注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⑧。20世纪60年代著有《集体行动的理论》的奥尔森，这样批判了马克思：马克思用经济的利害定义了阶级，然而在另一方面却强调利己主义的个人行动。这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个人如果采取经济合理的行动，就不可能有阶级性的行为。这就是奥尔森的观点。然而，对于有阶级性的利益和目标，每个人都减少自己的负担，采取期待别人的行为，这种倾向是不能否认的，但超越这些，互相协调团结一致，有必须这样做的必然性。马克思的分析便明确了这一点。
接下来谈一下把握经济社会的方法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是“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资本论》)，是历史地生成并发展的“作为总体性的有机体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里马克思依据的是黑格尔的方法。如果不能扎实地、批判性地掌握黑格尔的哲学，就不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产生忽视或疏远这一点，滑向各式各样的新方法的倾向。即使假定“作为总体性的有机体制”符合“复杂系统”理论，那么用复杂系统的方法开拓了怎样的新视野，以及“复杂系统经济学”使用的“收益递增”和“有限理性”等用语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那么这些意味的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照又该如何评论，这些问题必须明确。
同时也来看一下资本主义经济。《资本论》的人性观的部分里，有“经济范畴”这样的用语。价值和价格、工资、资本和利润、利息及地租等，符合“经济范畴”，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坚是这个范畴的人格化，即人们相互间经济关系同时作为这些“经济范畴”来表示。这就是“物象化⑨”。即使是资本主义经济里的阶级关系和资本积累带来的发展，也是在这个“物象”的世界中展开的。
所以，阶级关系也一样，是由经济上的各种收入(所得)和产生它的源泉(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而不是像封建社会的“身份”一样直接的人格关系。资本主义经济里的阶级是被“经济范畴”掩盖的。剥掉这些，被阶级关系制约的人和制度就显现出来。这就可以说是《资本论》不朽的功绩。
在《资本论》第3卷第7篇(尤其是第48章)里，马克思概括了到此为止的全3部的论述，关于“物象化”叙述如下。在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里”，“叙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中，各个关系在“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里出现，在《资本论》里，它们“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是“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⑩
因此，《资本论》对竞争、不均衡或者从生产关系里衍生出来的制度框架的分析，以及被关系和制度制约的人们的具体的经济行为(竞争、对抗、对立等)与它们产生出来的各现象等，并没有进行探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以后的“近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是在马克思所说的被物象化的世界里前进发展的。
还有一个，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阐明的是，以协作劳动为基础的经济的社会化倾向，孕育矛盾的同时以敌对的姿态发展，这是不可回避的。经济的所有领域中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有关系·框架·制度相矛盾，必须将后者根据社会化的需要改变成合适的形式。马克思认为，工场、企业或者公司组织，通过劳动立法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介入，以各种流通费用的节约为基础的资本流通形式的变化、信用制度的发展等，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发展的原动力，存在于由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出的社会化倾向之中。而且，必然诞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原动力也存在于此社会化当中。当然，在通向那儿的道路上，充满了矛盾，人性的发展和它的扭曲、物象化的进展是同时平行前进发展的。同时，在经济学的历史上，经济的社会化，在马克思之后，也被凯恩斯和熊彼特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一点上，与忽视经济的社会化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迥然不同。
在这里，简单的看一下欧美社会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潮流。
其中之一是，法国的“调节”学派(Regulationist School)。关于“调节”理论，日本研究者花费心血进行了翻译和介绍。法语Regulationist，与英语regulation不同，日语翻译成“调整学派”，而英语也有coordination，所以有些不便，不管采用何种说法，它的基本理论是，资本主义经济，由“调整”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核心的各种利害对立和冲突的特定的“资本积累体制”来确立的，根据资本积累体制的变迁，来关注资本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战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体制用“福特主义(Fordism)”的字眼通俗易懂地表示，为反对前苏联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用语，代以grand theory。调节学派的创始者阿列达(Michel Aglietta)(《资本主义的调节理论》，日译本：1989年大村书店出版，增补版2000年)，以美国资本主义为素材建立了此理论框架，自称为“中间理论”。通常认为资本积累体制和雇佣劳动体制等都是有效的概念，但其一般理论及基础理论不甚明确。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目前调节理论学派依然在延续和继承这些不明确的理论。
还有一个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它是一个在新古典经济学占压倒优势的美国社会(大学)里，继续继承和发扬不仅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有凯恩斯经济学的成果，为实现民主的经济政策进行经济学研究和普及的组织(学会)。他们旨在阐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以壮大和实现民主主义为目的来构建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中心人物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等认为劳资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将体现在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中的支配·从属关系叫做“对抗交易(Contested Exchange)”，试图用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能理解的语言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而且，他们继承制度经济学的传统，重视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冠以“社会累积结构(SSA: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的专用语。
更进一步，在20世纪80年代中间，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观、方法论和博弈论等将马克思的理论用现代经济学的用语置换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Analytical Marxism)”登场。它的代表是约翰·罗默(John E.Roemer)(11)。关于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在高增·松井编著的《Analytical·Marxism(分析性·马克思主义)》(Nakanisiya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有详细介绍。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著作和笔记，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由于前苏联的解体，对它进行自由的研究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伴随资本全球化的展开，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地球环境、资源、人口、饥饿、贫困、福利、地区争端、战争、直至经济危机的各个问题。列宁(1917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日译本后译作《帝国主义论》)把“20世纪初期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放在一个国际相互关系的框架下展示其总的情况”，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正需要寻求这样的新视角。
在21世纪的经济学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果，以它为基础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情况，丰富其理论内容，成为新的课题。为了分析现状，需要创造出更丰富的用语和概念，丰富其理论内容和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学，为了果断地吸收马克思以后的20世纪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紧跟时代发展，成为21世纪的现代经济学，需要些什么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首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自然·人性观方面的优越性。马克思承认自然的给予性，认为人类的活动是一个自然物作用于另一个自然物上的活动，在此基础上来把握人类的经济活动。这个经济活动就是，以与自然的物质代谢为媒介来限制和支配生命活动的劳动。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它是变化发展的人的本性(=自然)。并且他认为两性(男女)关系是人对人直接自然的关系，是人性本质的体现。这同时意味着，“生产-消费”并不单纯是商品即经济性物品(材料)的流通，而是“劳动即生活过程”。生活是社会化生产，生产就是生活。
以上，并不仅是初期马克思主义(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所固有的东西，而是分散在《资本论》里随处可见的他的自然·人性观。然而，这种情况没有被归纳叙述的原因，首要存在于《资本论》的对象和它的特征里。为理解这一点，必须阐明马克思经济理论里的“材料和经济形式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见田石介将其定性为“基于分析性的方法的辩证法”。与此相关需要关注的是，久留间鲛造在《马克思经济学词典》(1969年大月书店出版)中编写“经济学的方法”时，在众所周知的“总述”、“研究的方法和叙述的方法：下降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上升法(从抽象到具体)”、“分析性的方法”、“抽象”、“辩证法的方法”、“经济学批判”等条目的后面，又加上了“经济形式规定”。也就是说，关于见田所定性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分析性方法”和“辩证法方法”的条目里，可以说，有实际意义方法的重要内容，存在于这个“经济形式规定”里。而且，这个条目里的内容，是正确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物象化”的关键。或者说，对于经济“材料”的人们相互“关系”里诞生出“形式”，“物象”就是由此“形式”来规定的。
马克思所使用的经济形式规定，其含义是“材料”、“物象”、“关系”3项为核心，归结到下面6个命题。
第一，特定的经济形式规定性(价值、一般等价物、价格、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特定的经济社会关系(自由和支配、生产、所有、权力等)。从这一点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是【关系的经济学】。
第二，经济形式规定性具有一些“材料”的内容(劳动、使用价值、劳动过程-技术·组织、剩余产品、包含劳动力的人类生产力、经营体、土地等)。从各个经济形式规定的这一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材料的经济学】的特性。
第三，经济物象(die Sache中文也译作“物”、“事物”、“事情”，日文也常译作“事象”、“事柄”，例如商品、货币、资本等)，是理解某个特定的经济材料和与之对应的特定经济形式规定性的相互关系时的一个特定的“概念”。所以，物象是“生产关系”物象“化”的东西。物象就是物象化。如果不能把握这点，物象就仅仅是物象，物象化论就是单单对物象的强调。而且，因为物象是与特定的经济材料相结合或附着在经济材料上的，与“材料”和“形式规定”一起去“分析”它，将物象作为两者的“综合”来把握，才是十分重要的。对【物象的经济学】或者说作为物象化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定性，和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在内容上是一致的。
第四，粗枝大叶的观察者将这儿的“材料”和“形式”混同。将某个材料仿佛看成拥有“与生俱来的”某特定的经济规定性。仅仅以为，某“物象”与“材料”粘合在一起的状况就是“物化”，人的对这个“物=材料”的态度即是“拜物教(经济上的崇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作为范畴批判的【经济学批判】的意味，就存在于这个关系的显现里。
第五，某个经济材料，和它历史性相连的特定经济形式规定性之间，有一定的必然关系。但是，这是限定的时间和范围里的关系。在材料和形式之间，存在一定的照应和非照应的“矛盾”关系。对这个矛盾展开的掌握，对理解经济发展关系非常有必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单单动态地掌握经济、强调其变化。而是要阐明由某经济材料和其特定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它的展开”产生的结果，进而明确这一结果的变化方向。【矛盾的经济学】
第六，从以上可以得出，追踪经济形式规定性自身高度复杂的发展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里的主要内容。“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12) 在把握这种事物形式的发展关系方面，见田石介所强调的正是“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这种重要的方法。而且，在研究经济形式展开的同时，也要把经济材料(物)内容的变化和发展并在一起研究。两者的照应、非照应的关系成为被关注的问题，即上述第五条所指之处。【形式规定的经济学】
而且，马克思在用词上使用了“机能”、“制度”(如在货币的机能)等，但对上述的“形式规定”与“机能”及“制度”之间的关系却几乎没有论述。然而，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作为每个个人和主体的“机能”出现，进一步作为特定的“制度”被固定下来。或者说，可以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是伴随着机能和制度而变化发展的。从这一点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作为“关系的经济学”，而且作为“制度的经济学”直至“机能的经济学”来进一步展开，对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应该是重要的课题。
综上，以经济中的材料、关系、物象这3项的关系作为核心，将经济材料和形式规定性的关系归纳论述为6个命题。这些命题的具体含义虽然在这儿不能详述，但这些命题，关于抽象的人类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和雇佣劳动、生产手段和不变资本、生活手段和可变资本、劳动生产力和资本生产力、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土地、土地所有和地租等问题，是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十分重要的命题。而且，那些命题，在探讨抽象人类劳动的论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里的技术论和需求论、围绕技术和组织的资本主义本质的论争，忽视人性和人类发展论、生产性劳动的论争、把握地区经济和环境经济的理论框架等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命题。
更进一步，将这个命题进一步展开考虑，《资本论》的基本特质是，被物象化、人性解放、矛盾这三条线编织成的织品。
六、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特质——3条线编织成的织品
《资本论》虽然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有几个局限性。首要即是，它是作为对当时正统派及主流经济学派——古典经济学的体系的批判性记叙而写出来的东西。所以，看一下经济的各范畴的批判，可以明显地发现它局限在当时的经济学发展的范围内。而且，它是根据马克思的计划，论述以“理想化平均”为基础的内在各规律，在这样有局限的目的·范围里而写作的。(而且，就这一点，马克思在完成“竞争”、“土地所有”、“雇佣劳动”等其它各条目方面，严肃到什么程度，也存在问题)。第三，如“在这里，只有在人格是经济各范畴的人格化、是特定阶级及利害关系的中坚时，才存在问题”所述，他不是把资本制经济的学问和经济学批判作为更深层次人性论来展开(同时这也不可能像初期的草稿那样一蹴而就)，而是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给定的各经济关系和经济关系中的诸经济规律里。换句话说，仅限在《资本论》著作的范围里，想去阅读马克思的人性论，是错误的根源。各生产关系的物象化是有的，而且连此物象的人格化也被导入，但并没有将人格物象化的反向关联作为直接课题。更进一步，即使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批判作为“自由的科学研究”进行，也并非是在论述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和运动。
立足于上述观点，如拙著《生活样式的经济学》(青木书店，1992年)在第4章里详细论述的那样，《资本论》的基本特质是由①物象化论、②人性发展论、③矛盾论三个特征综合而成的。也就是说，第一，从商品到经济三位一体式(“各阶层收入和其源泉”的)批判的物象化的发展论。作为对其更进一步探讨的“竞争形式”分析和“雇佣劳动的特殊研究”等，在马克思的研究计划中，属于预定在未来的计划部分里。第二，作为生活的生产(材料的)过程主体和个人，其各能力发展有经济必然性，对它促进的同时对限制的特殊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规定进行发展，在此意义上，它既是一个人性发展论，又有与马克思固有的人性观相通的东西。第三，并且它是经济材料的内容的发展和特定的经济形式的发展之间产生的各经济矛盾的叙述，在此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论。
这3个特质实际上并不是相互分开毫无关联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都是从上述第五部分中叙述的经济材料和形式规定性的展开相关的6个命题中产生的。然而，不仅日本，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些特质分别各自而且片面地进行强调、简单化，从而产生了很多偏见和误会。在这里不能进行详细的特征归纳。“单纯的物象化论”、关系主义或结构主义，以及方法论的全体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物象化和物化的混同、人性和人格的片面把握(发展论的否定、或者变革主义的乐观、机械的增长发展论)、单纯对立和斗争的各矛盾的化解、全盘危机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分裂，等等，都是这样对《资本论》基本特质的片面化或误解产生出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归纳所谓斯大林型经济学的特征，应该有“缺少物化论的生产关系论”(将各生产关系看作凸露出来的存在物，将它一元化为所有关系里)、“缺少矛盾论的危机论”(没有出口和发展的机械危机论，据此而来的万年危机论)、“缺少人类发展论的阶级斗争论”(缺少人性发展的可能性及条件的考察，单纯对阶级斗争进行强调)等3部分吧。
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相关，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像)形态”的疑问不断扩大，但从《资本论》里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基本特质看来，马克思理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社会的基本特质，应该是以消除了物象化或者说非人格化的人格关系作为基础的经济，是保障人性解放的经济体系，是解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矛盾的新的经济体系。这些内容，比起至今作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形态”的主要论证材料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上显得更加平明易解。
七、《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近代经济学”的连续性和隔断性
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停止于1883年。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去寻找出新的草稿、推进研究进程，也无法摆脱他的经济学的时代制约。也就是说，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程，必须对照上面第六部分论述的《资本论》的基本特质和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原创草稿的公布和研究，进行重新评价。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对新型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和发展，用他的思想方法和“自由科学的研究”，能阐明到什么程度，对“边际革命”后的经济学(马克思的意思)有没有进行批判。当今，真正应该讨论的是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果。而且，我们现在在这里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性，也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状面前，打开局面，解决问题。
关于现存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点的论述，放在以后的机会里(13)。在这里，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所谓边际革命后的“近代经济学”的连续性和隔断性，以前面的《资本论》的基本特质的理解为基础，简单地谈一下。
第一，批判性地探究物象化的进一步发展的课题。边际革命始于19世纪70年代并非偶然。其中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存在马克思批判的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世界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的必然性。简单地说，新古典经济学是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资本论》最终(理论性的更为具体的)当作批判对象的“经济学三位一体”公式，并从那儿实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换言之，如果以各生产关系和经济材料的粘合为基础的颠倒的关系作为根本，“资本-利润或利息”、“劳动-工资”、“土地-地租”作为经济中坚的微观行为，对经济的各项机能，直至由这些形成的各经济制度，进行毫无批判的理论发展，在古典派的平均原理的世界里是不可能的。在这里，首先有必要以费用(价格)和效用的关系以及边际原理为基础，将经济的各要素的外部均衡关系在数理方面进行发展。这曾是应该有必要与经济学家的思想立场毫无关系地进行研究发展的课题。
而且，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各生产关系中以“人性的物象化”为基础，探究“物象的人格化”的话，新古典经济学则是进一步将“物象的人格化”抽象，最后得出了“经济人”。更进一步，马克思以“理念上的平均”假定为基础，探求经济内在的各倾向和规律，以及意识到，各倾向、规律在竞争方面外在化的是“竞争的特殊理论”的范围、对象。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应该说是把马克思所说的外在化的特殊理论与内在的、平均化的各规律毫无关系地、积极地进行了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既有连续性，又有隔断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里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用了不同叙述方法。例如，前面论述的“调节”制度学派、科斯的《企业的本质》(1937年)里的交易费用论，继承它的新制度学派里的金字塔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论，以及被称作古典组织管理论的伯纳德(C·Bernard)的《经营者的职责》中提到的“合作劳动”论，等等，试图将新古典派忽视的东西作为对象导入，然而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市场论以及大工业里的技术、组织过程论里的连续的东西，却谈不上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性。而且，哪怕能够表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能将这些问题研究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第二，人性解放的可能性的进一步展开以及它的理论化。马克思之后，在资本(制企业)里的金字塔式的支配、管理的基础上，包括管理劳动的合作劳动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自由竞争市场里的个人自主学习或者选择能力，迫不得已并且社会化地获得了解放。而且，与这些相关联，社会分工的范围更加扩大，伴随它，全社会甚至全球规模的经济管理或制约的必然性增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规模经济介入也成为必然。经过跟它相对应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宏观经济学诞生了。这些也可以叫做社会的“共同现象”和为此的新技术的开发。个人自立的解放让协作劳动的发展成为必要。但是，和上面的论述同样，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这些问题定位在何处，使之批判性地发展到何处呢？
第三，生产的“社会化”进程和其间产生的各矛盾的发展的理论化。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组织过程(企业内科层制)的发展和被它限制的特质，产生了围绕作为大规模生产单位的企业管理的各矛盾。由“调节”学派提出的“福特主义的劳动过程”及“后福特主义”或者关于日本式经营的诸问题，完全有必要把这些理解为矛盾之物。而且，“市场的失败”和边际、“政府的失败”直至“企业的失败”等理论的诸问题，确实是伴随生产的“社会化”进展而出现的矛盾。也许，动态学的不均衡问题，也应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各矛盾的理论展开而进行积极的评价和定位吧。
八、今后的社会经济学
现在，我们以个人为核心，探究包括企业、市场、协作、政府(国家)相互间的经济关系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14)。
至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称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而“近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自称为经济学(Economics)。但是，比如詹姆斯·M·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15)，提出“立宪”政治经济学，探讨了以自由个人的“合意的计算”为基础的集体行为或协作的可能性。从那个思想的立场看来，只有新保守主义、凯恩斯主义批判和政府失败论给人印象深刻，而政治和经济里的民主主义的确保问题获得积极评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起了严峻挑战。对于这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现阶段，若从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看来，几乎没有强有力的理论内容。
相对于去除了经济里的政治色彩、不顾原本就有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的新古典学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在当今，在实现民主的方向上恢复社会经济学的权利，并且，针对阶级差别和贫困、性别偏见和种族歧视、城市·环境·福利等的社会问题，在实现人权自由的方向上，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学，也是有巨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意义的。无法评价这个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不能应对新的现实情况，也无法应对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的挑战。
刘洋，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龚敏，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文溥，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盐泽良典：《复杂系经济学入门》，[日]生产性出版社1997年版，《复杂性的归结—复杂系经济学试论》，NTT出版社 1997年版。
②[日]进化经济学会编：《演化经济学是什么》，有斐阁1998年出版。
③《经济评论》最末期特辑，1993年5月。
④1992年第40回大会，详见年报，第30集，[日]青木书店出版。
⑤[日]同学会：《经济学教育》第13号，1994年。
⑥另一方面需要留意的是，不能归为正统的(orthodox)(或者前苏联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非《资本论》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表意见的研究者们的动向。
例如，置盐信雄认为，即使没有劳动价值论，也能说明剥削原理，在《经济学在考虑什么》(大月书店，1993年)等著作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新的、积极的发展。同时，高须贺义博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体和重生》(御茶水书房出版，增补版，1988年)里，否定了“转化”理论，宣称对辩证法“厌恶”，片面地将经济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自动调节机能，不考虑矛盾论和发展观单纯积极地评价物象化理论，而他的遗稿《〈资本论〉的问题点和“下降的经济学”》(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第43号第1号，1992年3月)里，区分了市场价格体系和价值体系，认为价值体系是特殊的评价体系，由利润平均化机制作为媒介，以此强调《资本论》的独立体系性。还有，平田清明也在《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解说》(岩波书店出版，1982年)里，强调“物象化理论是内容(材料)的生产关系和它的社会的历史的(形态)规定性粘合在一起的批判”，在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里发现了“市民社会论”的出路。更进一步，以“劳动的社会论”为人所知的山口正之，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批判初见眉目的认识，编著了《社会经济学为什么会重生》一书(青木书店出版，1994年)。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有合理评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能性的传统。所涉及的《资本论》范围里从初始处的价值论一直到最后的“各阶级的收入”理论。但是，在年轻一代中间，作为经济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产生阻碍的情况也有发生。
⑦概括20世纪或者说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的文献甚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中心的著作里，有戴维·麦克来伦(David McLellan)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日译本为重田晃一译，新评论出版，1985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仅限于M.C.霍华德(Michael Charles Howard)和J.E.金(J.E.King)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日译本全2册，振津纯雄译，nakanisiya出版，1998-99年)。另外，Ben Fine和Laurence Harris的《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争》(日译本为大岛雄一监译，大月书店，1981年)也可作为参考。
⑧译者注：译文从《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10页。
⑨译者注：为区别“物象化”与“物化”概念，本译文中德文“Versachlichung”从日译。
⑩译者注：译文从《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940-941页。
(11)著有《分配正义理论》(《Theorie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日译本：木村·川本译，2001年，木鐸社出版，另著《社会主义的未来》(A future for socialism)，伊藤诚译，1997年，青木书店出版。
(12)译者注：译文从《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第21页。
(13)请参照《经济》，新日本出版社，2005年5月号，学术研讨会“经济学的动向和课题(角田修一·中谷武·平野喜一郎·米田康彦)”。
(14)角田修一编著：《社会经济学入门》，[日]大月书店2003年版。
(15)詹姆斯·M·布坎南著：《公共选择理论——合意的总括理论》日译本，宇田川璋仁监译，东洋经济新报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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