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中空间问题的沉寂与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沉寂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10－0027－07
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现象，也就是说，一改长期以来的以历史—时间为主导模式的话语建构，转而用空间视域来检视历史情境和社会生活，把空间维度拉回和注入社会理论的架构之中。与此相应，国内学术界在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对空间问题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和热情。当然，空间研究目前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继续深入拓展。本文就社会理论中空间问题从被忽视到这种情况的改变，一直到近年来有关问题探讨的兴起做一初步梳理和探讨，希望能够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众所周知，空间研究具有鲜明的多学科的特征，比如像数学、物理学、哲学和地理学，它们是四个系统思考空间问题的传统学科。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关于空间的观点或领域。① 虽然空间研究是多学科的，但长期以来，笛卡尔的坐标系概念和牛顿的绝对空间观早就潜移默化地嵌入到人们的头脑当中，成为常识的一部分。进而言之，即使在当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也没能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地改变这种传统的空间认知，我们的空间观具有自近代以来的鲜明的“背景特征”和“几何化特征”。②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研究的多学科性在体现出空间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同时，也暴露了对空间把握的混乱和分裂。此外，“空间”一词更多地让人联想到欧几里得几何学，它被看做是一个抽象的、没有内容的空壳子。③
无论是“背景特征”、“几何化特征”的说法，还是“空壳子”的比喻，实际上都指明了长期以来我们所抱有的“欧几里得—笛卡尔—牛顿”式的空间观念这个实质，即把空间看做是抽象的、形式的、既定的、绝对的东西。问题是，这样一来，空间就成为与社会实践、社会关系无关的东西，或者说，空间与社会的关系就被遮蔽了。在列斐伏尔等人看来，我们的空间观念问题之要害即在于此。
自然科学在探索和思考宏大深邃的物质空间时，人类社会作为其中相对而言很微小的一部分，确实可以忽略不计（即被过滤掉），因此，整个物质空间就表现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存在，几何空间则表现为一种抽象的透视形式。如果说，数学自然科学没有从社会实践、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空间（即“空间的社会视域”的缺失），这具有一定的、可以理解的学科合理性的话，那么社会学、社会理论似乎不应缺失“社会的空间视域”，④ 因为社会学、社会理论在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时，必然是与广阔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打交道的。但实际上，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分离情形在社会学、社会理论那里却是很明显的。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指出，这是因为“人们一般把社会看成是内生性的，有其自身的社会结构，而这些社会结构既不是时间结构，也不是空间结构”。⑤ 此外，这也是因为数学自然科学在空间研究上始终处于强势地位，掌握了话语霸权，从而压制了社会学、社会理论对空间的研究冲动，与此同时，“欧几里得—笛卡尔—牛顿”式的空间观念被社会学、社会理论默默地接受下来，这样就导致了社会学、社会理论要么对空间置之不理，要么直接把空间看成是容纳社会生活的“空壳子”、社会发展变化的“背景”。
当然，我们说社会学、社会理论对空间问题很淡漠，这并不是指空间视域与社会学、社会理论是彻底绝缘的，而是指一些古典社会学家，比如涂尔干、西美尔等人，虽然也曾论及空间问题，或者具有一定的社会空间意识，但空间并没有成为他们思考的主题，并没有成为一种自觉的思维路径，更没有提出过某种系统的社会空间理论。⑥
美国地理学家、城市社会学家大卫·哈维指出，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包含着零散却卓越的空间思想。比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或自在自然进行了批判，提出“人化自然”这个社会空间的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城乡对立的论述表达了空间的社会性和矛盾性，而《共产党宣言》则极其精练地表达了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状况。《资本论》中关于城市、地租、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等主题的论述，表达了空间形态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所出现的变化及这种变化所包含的利润追求。但哈维又认为，马克思著作中时间—历史的优先性压制和遮蔽了他的地理—空间意识：“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往往认识到了空间和处所的重要性。城乡对立、劳动的区域分工的意义、城市群中生产力的积聚、劳动力的价值中和价值规律的运行中的地理差异、通过交通和通讯的革新而减少空间障碍的重要性，这些方面在他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理论构造的时间维度很显著，而其空间维度则很微弱。地理变化被作为‘不必要的复杂情况’而被排除掉了。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从而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⑦
哈维的这种看法具有典型意义。如果借用列斐伏尔的说法，那么马克思的问题是，他主要侧重、聚焦于“空间中的物质生产”，而没有进展到研究“空间本身的生产”，换言之，还没有上升到把空间本身视为生产的直接对象和产物。
涂尔干对空间研究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证明了空间的社会属性。他指出，空间本身并没有上下、左右和南北之分，但处在同一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一个人却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来表现空间，也就是说，具有同样的空间观念，这就意味着空间观念有其社会性的起源。因为一个特定社会的“情感价值”是普遍的，这种普遍的“情感价值”使同一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一个具有普遍的空间表现形式。此外，在一定的情况下，空间安排也折射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总之，空间（包括时间）是社会构成物。⑧ 涂尔干对空间的社会性的人类学论证特别重要。它说明空间可以被人为地加以操作，或者说，空间具有一定的可建构性。不过，除了这个随附性的关于空间的论述外，涂尔干对空间问题就缄口不言了。
相对于涂尔干和马克思的空间思想散落在他们的著作当中，西美尔（亦可译为“齐美尔”）则直接提出“空间社会学”这个命题。他认为，“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只不过是人类把本身不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感官意向结合为一些统一的观点的方式”。⑨ 因此，一般的空间形式或者空间性本身对社会学来讲没有什么研究意义：“并非空间，而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的意义”，因为“这些形式的种种内容只有通过其他的种种内容才能获得它们的命运的特殊性，空间依旧总是本身毫无作用的形式。”⑩ 也就是说，要研究空间形式中的事物和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相互作用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我们来说是实在的东西，由于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11) 由此，西美尔基于“相互作用”的视角，归纳出了空间的属性。(12) 此外，西美尔还专门论述了围绕货币这个中心而展开的现代生活所激发的心理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即城市空间中人的人格特征与精神状态。(13) 不过，约翰·厄里也指出，“总的说来，西美尔倾向于认为，随着社会组织开始脱离空间，空间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西美尔并不怎么太多地从城市空间形式的角度来说明城市生活”。(14)
至于马克斯·韦伯，则几乎没怎么讨论到空间。虽然在《经济与社会》这部巨著中，他论述了“城市的类型学”。(15) 但正如约翰·厄里所说的那样，“马克斯·韦伯在他有关城市的分析里，对于一些运用空间观念的尝试是持较为批评的态度的。他不接受从规模和密度角度进行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如何构成了对周围的封建制度的挑战。”(16)
所以说，虽然涂尔干、马克思特别是西美尔等人确实论及了空间问题，但他们的探讨却很不明晰、很不充分，空间话语并没有成为主导性的思考方式。总的看来，在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传统中，空间视域是残缺不全的、黯淡的，被时间观念和历史意识所压制。对此，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有一个中肯的评价：“基本上来说，社会学从来就是一门以历史及其取向为基础的学科”。(17) 通常，我们视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比如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和韦伯等人，他们忙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进行历史分析，都具有鲜明的历史分析的取向。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社会学可谓是“历史社会学”。所以，后现代地理学家、城市社会学家爱德华·苏贾也说：“如果用回忆的眼光加以审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被看做在批判社会思想方面历史决定论(18) 正在崛起而空间观念相应地湮没的一个时代……这些社会科学的主旨，也同样是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历史过程，但仅仅是偶然的地理过程”。(19) 在苏贾看来，当时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决定论，实行的是“去空间化”的路线。
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中之所以出现时间视域压制空间视域的景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长期以来，人们对时间和空间有着不同的认知态度。福柯指出，“空间被看做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20) 从社会生活的经验层面来看，一方面，人类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变化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十分缓慢，空间似乎是给定的、静止的甚至是封闭的，这种状况不同于大工业蓬勃发展之后、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所处的“时空压缩”之境域。因此，人们对空间相对不敏感，而对时间则很关注，因为时间既与变动不居的大自然的各种现象（比如日出日落、寒来暑往）结合在一起，又与繁忙的生产安排和工作节奏以及有规则的宗教活动等社会事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时间具有一种“孕育”的力量，“春耕秋收”、“春华秋实”就是一例；时间也是一种“毁灭”的力量，“生→老→病→死”可作为佐证。这些感性认识使人们对时间保持敬畏之心和探索的欲望，所以时间研究自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其次，相对于空间来讲，人们之所以对时间更为热衷，是因为人们往往认为，对历史的纵向总结能够为人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可以用来发展理性、判断命运、把握机遇和挑战，等等。所谓“读史以明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再次，列斐伏尔则从辩证法、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人们一直把辩证法理解成时间的辩证法，像“正题—反题—合题”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时间性的结构。当我们高扬这种辩证法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强化时间观念和历史意识。此外，传统的认识论和思维习惯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形式：形而上—形而下、精神—肉体、中心—边缘、大—小、热—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一抑一扬的二元对立模式落实到“时间—空间”关系上，自然会导致它们之间地位的悬殊。
最后，苏贾指出，“去空间化”也与政治实践有关。假如说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工人运动和左派理论家们还试图“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具体地理及其空间和地域的结构进行挑战”的话，那么，自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寻求解放潜能和解放方案的理论视野就转向了时间和历史，因为历史想象的力量更为强大，具有鲜明的政治价值：“历史的想像对批判社会理论，对探寻将世界理解为是解放而不是维系现状的途径来说，一直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强调这一点，是十分要紧的。……历史的想像和创造历史的人民具有批判和潜在的解放价值……反复重申世界可以通过人类的行为和实践得到改变，这始终占据着批判社会理论的中心位置。”(21)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同福柯的那个结论，即19世纪是迷恋于历史的时代。(22) 不过，作为当代思想家的福柯同时也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已经身处空间的时代：“当今的时代或许应该是空间的时代。我们现在身处同时性的时代、远与近的时代、并置的时代、比肩的时代、星罗散布的时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时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接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23) 在这一点上，福柯无疑把握住了时代的症候。
二
自“二战”以来，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扑面而来，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也得到了调整，城市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实践出现了“后福特”、“后工业”等“后”特征。同时，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布局，资本把地球上的人们紧紧地裹挟在一起，而交通、通讯技术及其手段的日新月异，则无疑加剧了人们全新的时空感受。一言以蔽之，地球缩小为“村落”。所以大卫·哈维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候显得是内在地朝我们崩溃了”。(24) 他用“时空压缩”这个词语来形容这种时代状况。
既然现时代的物质状况和政治经济实践确实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既然我们已经身处空间的时代，并且，诸如“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全球体系、“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现代大都市的中心区与郊区的变迁之类的现实问题更多地牵涉到对地理—空间的反思，那么，假如不能恰当地理解当下时代状况的话，那主要是因为对空间缺乏正确的态度和恰当的把握。所以苏贾借用约翰·伯杰的话就是，“对事物的预知现在牵涉到地理的投射，而不是历史的投射；藏匿各种结果使我们无法看见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25) 也就是说，为迎接新的时代，必须打破和反驳旧有的历史叙事模式，用空间观念和地理意识来理解我们这个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人们普遍地迷失在后现代的“超级空间”当中，失去了自我定位和认知的能力，这促使我们必须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和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知绘图”，并以此作为我们的文化政治使命。(26)
于是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空间的转向”现象，一改长期以来的以历史—时间为主导模式的话语建构，转而用空间视域来检视历史情境和社会生活，把空间维度拉回和注入社会理论的架构之中。这个转向运动的思想先驱和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福柯、列斐伏尔和曼纽尔·卡斯特尔等著名的学者。(27)
福柯的思想理论以隐蔽的方式包含了空间叙事的模式。从1961年的第一部著作《疯癫与文明》(28)开始，“他喜欢使用特别醒目的意象来标示时代的特征：中世纪的麻风病院；文艺复兴时期的愚人船；古典时期的大禁闭；图克和皮内尔的精神病院”。(29) 这些醒目的意象指示着知识与权力结为一体运作于其中的“社会空间”；至于监狱、军营和学校等，同样如此。对于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地理—空间视域，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承认和肯定了它对于自己的研究方案的重要性。(30) 他说，“人们指责我迷恋于这些空间的概念（指‘地区’、‘区域’、‘移位’等术语——引者注），我确实对它们很迷恋。但是，我认为通过这些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所追寻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31) 这就不难理解福柯何以能够极具前瞻性地在一次演讲（1967）当中提示人们：我们已经身处“空间的时代”。
对于福柯在当代空间理论研究中的身份和地位，按照苏贾的理解是：“他将自己具有先锋性的空间观念的转变埋藏于卓越的历史洞见的旋涡。毫无疑问，他或许会反对自己被称为后现代地理学家，但不管他怎么想，他的确是一位后现代地理学家，这可以从《疯狂与文明》（1961）到后期的著作《性史》（1978）等书里得到印证”。(32) 在福柯的一些访谈录当中，诸多发人深思的空间思想则得到了更为鲜明、直截了当的阐释。苏贾认为，福柯始终坚持着对“时间与空间不可避免的交叉关系”的探索，“在紧紧地抱住他的历史不放的同时，给历史增添了关键的连结，这种连结将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空间、知识和权力之间的联系”。(33) 暂且不论苏贾把福柯确认为“后现代地理学家”这一点是否妥当，他对福柯著作中空间思想的揭示倒是十分到位的。
如果说地理—空间的视域和话语在福柯那里，还显得有些或明或暗、含糊不定，(34) 那么在列斐伏尔那里，则完全明朗化、理论化和系统化了：第一，破除了空间的所谓“客观”、“独立”和“中性”的色彩，揭示了它的社会性、政治性、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第二，批驳了长期以来单纯从时间维度来理解辩证法的错误取向，强调了辩证法的空间维度，提出了创建“空间—时间—社会存在”三位一体的辩证法构想；第三，描述了各种不同的空间形式及其生成过程，从“绝对的空间”、“神圣的空间”、“历史性的空间”到“抽象的空间”、“矛盾的空间”和“差异的空间”，同时也归纳出了空间概念的三种属性和特征，即“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并指明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空间之功能——作为生产资料、消费对象和政治工具，从而拓宽了空间批判理论的内容和视野；第四，认为社会理论不但要考察和研究“空间中的生产”，在当今时代尤其要关注和阐述“空间自身的生产”，因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空间的生产而得以灵活地生存下来的；第五，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决定论倾向，要求努力去建构一种历史—地理的唯物主义理论；第六，坚持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要求，提出了对空间权的争夺和斗争问题；等等。
对于列斐伏尔的境遇和贡献，苏贾指出，“1950年代以后，他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屈一指的空间理论家，并成为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最强有力的提倡者，但直至最近十年，他的杰出成就才逐渐被广为认同，并在英语国家以历史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备受推崇和赏识。”(35) 他“是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滥觞，是攻击历史决定论和重申批判社会理论空间的主要源泉。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引发了一大群人开展其他形式的空间化”，比如萨特、阿尔都塞、福柯、普兰查斯、吉登斯、哈维和詹姆逊等人。(36) 可以说，列斐伏尔对空间批判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全面的开创性的贡献，最直接地推动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这股潮流。
与列斐伏尔主要从“生产”的角度对空间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不同，卡斯特尔则把“集体消费”作为城市空间研究的理论对象。众所周知，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产品是可以为个人所独占和独自消费的，比如普通的生活日用品；然而，有些产品，从其所面对的消费人群、使用时的性质和规模、所要达到的目的等方面来看，则是集体性的消费品，比如教育、医疗、住房、交通、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这个消费过程就是集体消费。这些集体消费品对于资本积累、资本循环以及社会的正常运行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但往往难以获得以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家个体的积极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面对这些集体消费品进行生产和管理（即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的加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趋势和现象，它在发挥积极作用（比如阶级整合和社会调节）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在消费社会化的制度下，对公共服务的需要日益增长与利润越来越私有化之间的矛盾；维持某些中心机构的需要同市区向郊区扩展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责任的增长及其无力解决财政或机构上的问题之间的矛盾；过剩人口和被压迫少数民族集中在市区和贫民窟与中心城市缺乏消除隔离之间的矛盾”，等等。(37) 卡斯特尔指出，这些矛盾在特定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各种危机，包括集体消费品本身的生产、分配和管理的危机，经济危机，社会秩序的危机，地方政府的危机等。这样，城市社会运动和反抗运动的爆发也就水到渠成了。
20世纪70年代后，卡斯特尔逐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转而研究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的网络社会，并相应地提出了“流动空间”这个概念。“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社会里的支配性过程的物质支持应该是支撑这种流动，并且使这种流动在同时性的时间中结合，在物质上成为可能的各种要素的整体。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38)
在包括福柯、列斐伏尔和卡斯特尔等思想先驱的带动和影响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空间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甚至可以说，兴起了研究空间、阐发空间、建构多彩的空间理论的热潮，既形成了许多奠基性的著作，又产生了一批阐发性的经典之作。比如，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以及他的一些访谈录；列斐伏尔的《城市的权利》、《城市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城市》、《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的生产》等；卡斯特尔的《城市问题》、《城市与民众》、《城市、阶级和权力》等；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界限》和《希望的空间》等；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等；苏贾的“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第三空间》、《后大都市》等。此外，还包括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罗维斯（S.Roweis）、斯科特（A.Scott）、桑德斯（P.Saunders）、詹明信、布尔迪厄、史密斯（N.Smith）等人的重要著作。
从学科层面来看，空间理论已经对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文学叙事、经济学等许多领域形成了比较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形成了城市空间理论、文学的空间叙事、后殖民空间理论、女性主义空间批评等众多的理论形态。(39)可以说，“空间”已经成为思想理论家探讨诸如区域、场所、城市、资本、权力、新帝国主义、全球化、身体、性别、认同、记忆、心理体验等社会文化现象的平台。总的看来，关于空间的理论探讨不但推动学界同仁回过头来重新挖掘传统理论中的空间思想资源，而且使空间维度、空间话语成为深化理论思维的路径和手段，也促使我们用新的目光来打量我们周遭的世界。
注释：
① 保罗·隆雷等编写：《地理信息系统》（上卷），唐中实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第26页。
② 吴国盛：《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第4－5页。
③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1986），参见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第177页。
④ 从空间与社会的互动性和关联性的角度来看，“空间的社会视域”与“社会的空间视域”是“社会空间”这个语词的两个方面、两种说法，只是表示视角切入的角度和言谈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⑤ 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参见布赖恩·特纳主编：《布兰克威尔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505页。
⑥ 相关主题的更多论述可参见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该文收录于布赖恩·特纳主编：《布兰克威尔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504－535页；何雪松、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该文收录于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60－379页。
⑦ D.Harvey,Spaces of Capital,Edinburgh University,2001.pp.325-326.
⑧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9－10、417－421页。
⑨⑩(11)(12)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292页；第291－292页；第293页；第294－316页。
(13) 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参见《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186－199页。
(14) 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参见由布赖恩·特纳主编：《布兰克威尔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511页。
(15) 参见马克斯·韦伯：《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6) 约翰·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参见由布赖恩·特纳主编：《布兰克威尔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511页。对韦伯的城市观的分析，可参见陈伟：《城市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马克斯·韦伯的城市观论析》，该文收录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7) 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1页。
(18) 这里所说的“历史决定论”是广义的泛指，不是单指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当然，它也被包含在其中，而且是作为典型样态来评判。
(19)(21)(25)(32)(33)(35)(36) 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第6页；第21－22页；第36页；第24页；第32页；第73页；第65页。
(20)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地理学》，参见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6页。
(22) 福柯：《不同的空间》，参见《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9－28页。
(23) 所引译文有所调整，请参见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第15页；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18页。
(24)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第300页。
(26)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第293、497、515页。詹明信同样确认空间的当代巨变，认为后现代社会的空间是一种“超级空间”。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身处后现代的“超级空间”之中茫然无措，主要是因为我们存留和拘束于现代的那种物质性的、整体性的、理性主义化的空间观念，从而不能契合后现代所特有的拟像的、分裂的、感性波动的“超级时空”。
(27) 相关主题的更多论述可参见蔡禾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145－191页。
(28) 虽然在《疯癫与文明》之前，福柯还出版了《精神疾病与人格》等著作，但福柯对它们很不满意，因此始终把《疯癫与文明》列为他的第一部著作。
(29) 刘北城：《福柯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02页。
(30)(31) 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12－213页；第205页。
(34) 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第30－31页；包亚明主编：《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12－213页。
(37) 曼纽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221页。
(38)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383－384页。
(39) 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第6－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