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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式民主”
今天的亚洲随处可闻公开赞扬亚洲发展模式优越性的声音。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精英，采取了最富挑战性的态度，他们以日本为榜样激励自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无疑走在前面，他曾多次指出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弊病，宣扬东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他强调，东方文化和价值的力量在于家庭稳定和纪律。而过分强调个人自由，以整个社会为代价则是美国经济和道德衰败的主要原因。
这些主张不停地抨击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薄弱和道德的败坏，而且还进一步明确，英美民主模式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缺乏效率或具有破坏性，特别是引进东亚以后。这些论点被贴上“柔性权威主义”或“亚洲式民主”的标签，代表了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
这些论点以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优于个人权利和民主为前提。它认为在实现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时，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东方价值观要优于西方价值观，遵守传统和尊重权威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点很明显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社会整体优于其个别成员。他们把个人主义视作社会繁荣的一个威胁，也是对商业组织、政治团体或整个国家的威胁。在他们看来，为增进整个社会福利而限制个人权利是理所当然的。民主不是超越其他社会价值之上的东西或终极目的。相反，民主是实现社会秩序和经济福利等更高目标的工具。他们不仅不相信在构建有秩序社会时民主的效用，而且还反对把民主制作为政治目标，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式民主阻碍了不同的价值标准。如新加坡领导人认为，民主只不过在城市国家举行自由选举时才存在。并认为其一党制是合理的，其理由是该党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且该制度保证了政治稳定。李光耀甚至反对一人一票的原则，认为已婚和年长的人应不止一票。
柔性权威主义者宣称亚洲式民主建立在一致性和信任领导人的基础上，其政治目标是“好政府”。“好”政府能在其社会中很好地满足其国民要求，维持稳定、秩序及健康的道德。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求政治领导人用道德力量来行使他们的权威。这是精英论者和儒家的政治观念。
由于东西方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不同，柔性权威主义者把西方对东亚政治和人权状况的批评当作是一种偏见和种族中心论。因此，亚洲式民主的倡护者强烈要求亚洲各国团结起来反对西方世界，尽管这并不是其理论的核心。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了一项排斥非亚洲国家的东亚经济合作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即排斥了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就否认了美国人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制定的范畴。
尽管柔性权威主义者并不关注具体的细节，但他们一般都坚持把团队权威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其理论就文化而言是建立在儒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学说之上的。
柔性权威主义的内在问题可分为政治的、文化的、规范的和经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批评从涉及柔性权威主义所提供的事实的有效性以及那些被忽视的情况入手。哪些方面呢？第一，东亚发展模式的基本矛盾。这些发展模式在工业化时代已暴露出一些问题，因而在后工业时代问题更多。这些问题是过度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缺乏灵活性、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
而有趣的是第二点：现实正在改变。在东亚和其他任何地方，社会正逐渐趋向民主化、解除管制和国际化。现实的变化使东亚模式对该地区的未来发展更不适用。这又带来一些问题：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政治模式之间相互影响怎样？其次，东亚的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性？在东亚它又是如何影响到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政治民主的发展的呢？
政体类型与经济发展
首先看看政体类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再讨论经济发展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问题在于：哪一种类型的政体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最根本的是政体对解释经济发展有无不妥之处？
历史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发展经验使我们相信非民主政体比民主政体更有利于工业化。在历史上，工业化是在独裁或专制政体下开始的。这对西欧、日本及当代的新兴工业化经济而言是对的，而对工业的最初起源国英美而言则可能是个例外。但这并不能证明工业化只能在非民主政体下出现，因为有相反的历史事实。
虽然西欧和东亚在工业化和民主化上存在着时代差异，但其过程相似。奥尔森（M.Olsen ）和其他人指出欧洲及其前殖民地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民主的早期发展密切相关。他们还发现，“欧洲城市在1800年前的7个世纪中统治和经济停滞之间有着紧密联系”。
历史证明，早期工业化阶段一旦结束，成熟的工业化就与政治的民主化联系起来。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政府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权威政府开创了重工业化，但随着多元主义和民主力量的增强，都失败了。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类似的发展正在进行。这些例子表明独裁统治可能主动带来工业的突破，但进一步的发展却需要政治开放。就此而言，东亚在权威主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只是暂时的。只适合从前工业走向工业化的转型时期。
而且，第三世界的非民主国家只有少数几例（东亚和拉美）取得了有意义的经济发展，权威主义统治下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长期贫困和绝望之中挣扎。这表明政治体系反民主的本质使之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作为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更受国家本质而非政府类型的影响。在东亚的背景下，通常认为国家发展的本质在该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发展的倾向与政府的更少民主相联，这是事实，但考虑到日本的程序式民主和快速民主化的韩国，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绝对的。国家和政府类型之间的结合因各国的具体国情而不同。因此，撇开其他原因不谈，把专制政治体制当作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先决条件太过于片面了。
撇开历史，我们发现：支持民主和专制两种政体的相抵触的论点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批评民主者认为，在民主制下，国家管理投资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这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结成“分配联盟”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当然，他们进一步认为现任首脑关心其任期和下届选举，从而更关心选民的短期物质收益。所以，他们更关注消费和福利而不是投资。而且因为现任首脑定期更换，因此政策连续性在民主社会要比权威主义的社会更缺乏保障。这种现实对经济政策制定和贯彻依次产生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权威主义政府被认为能克服这些民主弊端。常有人认为权威主义政府既然能摆脱分配的压力，就更能够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而不会被限制经济增长的再分配目标所打乱。更进一步言之，因为权威主义政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去行使权利，以克服联合行动的困境，所以他们可能更容易克服制定有效经济政策的分配阻力。
这些观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其内在缺陷还是很容易被发现的。难道有理由去相信独裁者必然是面向未来的吗？难道有理由相信独裁者比民选的政府首脑更可靠吗？难道有理由相信专制政府必然在构建一个强国时比市民社会更有能力吗？假设如此，难道就有理由相信专制、顽固的权威主义国家将必然在他人的长期或短期利益上有作为吗？
实际上，独裁者常常掠夺成性而非面向未来。民主国家并不必然比独裁政府弱；政府类型和国家的强弱之间并不存在有机的联系。如韩国，金泳三政府当然比卢泰愚政府民主，但在推进各种改革方案上却更强有力。
这导致了支持民主的论点，它主要集中于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按此观点，民主可保障经济自由，使之更为稳定可靠。因此，政治自由本身带来了经济增长。然而当我们考虑韩国等一些个案时，这种观点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那里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但其经济自由却得到了保护。经济自由的主张涉及到财产安全。常有人认为财产安全在民主制下要比专制制度下更有保障，因为在民主制下拥有权力的人不能轻易攫取私人财产，而这在专制制度下常有发生。然而，由于财产权利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威胁，也受到诸如有组织的工人或无地农民的威胁时，我们就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民主制下比在柔性权威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下更有保障。
由此可见，政府类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偶然联系是没有说服力的，国家强盛不是专制政府的专利，尊重财产权利并非民主政体的专利。毕竟关于民主和专制的这些讨论不能确切地说出为什么“此”比“彼”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政府类型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统计数据也不具有说服力。人们为寻找民主和独裁哪一个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证据进行了无数次研究，但结果可能是自相矛盾的，这取决于研究者的主体及所使用的方法。
找出这两个变量之间的清清楚楚的关系，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重大困难，但我们能就此断定，一旦克服这些困难，就能找到一个普遍而重要的答案吗？这值得怀疑。要给政府类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一个明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主要原因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不取决于在任政府是何种类型，而是取决于其他变量，诸如国家的本质及其经济政策，人们的职业道德，国际环境，甚至也可能纯粹是运气，这些都和政府类型没有直接联系。民主和经济繁荣能在包括东亚的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共存，且不说发达国家，韩国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在其近来社会的民主化中，经济发展继续进行。经济发展和民主实践的共存在日本也有50年的历史。所以，尽管东亚国家经常被引用为权威主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生动例子，但即使是在该地区，人们日益发现权威主义政治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无逻辑关系。
最后，也是更为根本的，假如我们认为权威主义促进了增长，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出于经济原因就选择权威主义而不要民主？为了经济繁荣国家就要保留专制而牺牲民主？而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趋势又该如何解释？如果民主促进了社会政治的未来的发展，那么那些社会注定要因民主而经济衰败或停滞吗？这是倡导亚洲式民主的人所面临的主要困境。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
经济增长和民主
只要颠倒一下因果关系，亚洲式民主的困境就比较容易认清了，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长远趋势：经济增长是促进民主的动力。在所有有关政府类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讨论中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民主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高度相关。所有发达的经济是完全的或至少是半民主制，而所有的独裁专制的经济都不怎么发达。
李普赛特（S.M.Lipset）对此作了典型解释。他运用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座标，论证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他的分析运用了世界史的方法，因此没有对在一国或地区内这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历史趋势作出清楚的解释。而且，李普赛特所看到的两者关系可能很难被认为是偶然的；最为常见的是政治民主不会从社会经济发展中自发产生，但他的贡献仍是知识界的里程碑。它阐明了全世界的民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为那些进行个案研究的人提供了启发式前提。
李普赛特贡献的价值应根据相反的观点来评价。马克思主义分析第三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民主的衰弱而不是进步。可以看看奥唐奈尔（C.G.O’Donnell）的官僚—权威主义理论。尽管他的方法比马克思主义者更为折衷，但在较为先进的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易行”阶段结束和出现高压的专制主义统治之间，他发现存在一个“选择好的亲密性”。他论证道，在那些国家，工业“深化”的需要导致了严重的阶级冲突，又引起军人干预政治。军人上台后通过镇压那些政治上活跃的民众结束了阶级冲突。然后，攫取权力的军人与技术官僚、资产阶级结盟，建立了高压专制及技术官僚的政体。
奥唐奈尔的理论对李普赛特著作中更乐观的现代化前景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他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未来描绘了悲观前景。然而从方法论上讲，他运用了历史结构案例研究的方法，着眼于国别的内部经济结构和阶级冲突。既然这两种分析对不同对象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奥唐奈尔的理论就不能视作对李普赛特论点的直接反驳，即个别地区特定时期权威主义的崛起不能反驳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共同发展的普遍现象。
而且，把官僚权威主义理论运用到其他地区的努力并不怎么成功。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奥唐奈尔的理论进一步受到限制。所以即使我们因其最初目的而承认其理论的正确性，很明显它不可能证明“资本主义发展一般导致政治权威主义”。其实，李普赛特的理论更为切实可行。
然而李普赛特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由于亨廷顿的世界民主化的最新拓展得到进一步强化。享廷顿发现在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中，经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他清楚地说明经济发展自身不能保证政治民主化，但他强调几乎所有加入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国家都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和新的民主出现之间的密切关系呢？这种解释很多，可分为三派：功能的、政治—文化的和阶级—结构的。功能的解释强调，随着社会的多样化和民众不断增长的、日益复杂的需求，权威政府的作用和能力减弱了。从逻辑上讲，主要是权威政府处理政治和经济事务能力的削弱。政治—文化的解释也差不多：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多样化培养了公民的民主价值观，这又在政治机构和程序的民主化上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阶级—结构的解释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以阶级结构中的权力更替来构造民主，——如从地主阶级向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转移，而主流解释，如功能及政治—文化解释则强调在发达经济中，中产阶级的崛起是政治民主化的普遍基础。
在东亚，三种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尽管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似乎不够中肯，只是从该地区的传统特征描绘了阶级力量软弱和政府力量强大。一般而言，工业化和社会多元化最终（尽管不在早期）培育了政治系统的自由和民主化的推动力量。这些情况下权威主义越来越难以维持其权力。
韩国最近的政治变化代表了东亚地区这种现象的典型模式，新加坡迟早也将走上这条路。“柔性权威主义”的根本困境在于：社会多元化使得他们面临着实现民主化的更大压力。若真如此，则柔性权威主义者如何对现实的变化作出反应？他们会改变“亚洲式民主”的内涵，体现更多的民主成份而仍保留其“亚洲性”吗？如果这样，亚洲式民主会继续成为柔性权威主义还是成了真正的民主？若是前者，关于民主的讨论将只是一个幌子，而不象现在这样具有牢固的基础；若是后者，那么亚洲式民主将随着民主的觉醒而消亡。
文化和经济发展
“亚洲式民主”的观点在文化和政治经济之间或更确切地是在文化、工业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上作了一个误导。问题在于：文化差异在何种程度上阐明发展？更明确地说，儒家学说在东亚政治经济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文化解释似乎在东亚发展的文献中形成了一个流派。他们引用节俭、重视教育、服从权威、集体主义、勤劳、重视社会和谐和决策的共识，这些作为儒家文化的特性，据说，在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已起了重要作用。确实，否认文化在一个现实社会中起一定作用是很困难的。当然文化已成了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一部分，但问题是没有令人信服的方式阐明哪一部分儒家学说有助于东亚经济发展，更不用说其方式及程度如何。
文化因素很难作为独立变量来解释现实，但它可能被作为解释变量而保留下来，方式是把它们置于独立变量和从属变量解释社会现实之间的全面关系的背景中。这里，文化因素作为干扰变量促进或阻碍独立变量生成从属变量。至于儒家学说和东亚发展，我们可以分辨出促进（如集体凝聚力、高等教育）或阻碍（缺乏个人天赋）经济快速增长的力量。由此我们可以解释文化（儒家学说）在不同的社会现实中起到的不同作用。
不管怎样，东亚经济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各国的政策和制度而言。每一个国家的成功都是其自身历史和结构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文化传统，在国际政治经济的限制及其提供的机会内，都有效利用了足够的人力，运用了有效的策略。在此过程中，文化因素可能有利于政府采取行动，稳固制度。因此，儒家学说对东亚经济增长必需的国家行动和制度而言，不是必要亦非充分条件。由此可见，亚洲式民主强调儒家道德中的勤劳和社会共识，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的论点理应划定明确的界线。
儒家学说、社会秩序和民主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强调尊重权威和等级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有序；这是亚洲式民主的主要合理性。对于个人主义泛滥的社会如美国，亚洲模式的社会秩序存在某些合理性。
然而这并不能说东亚政治必定是稳定的或从长远看是稳定的。新加坡的一党制很稳定，充分利用了民众中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儒家思想；但不要忘了，这种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思想灌输和对社会强制控制的结果。东亚社会的相对稳定主要要归于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思想霸权。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工业化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多样化，这导致社会与其内部的各阶层之间和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削弱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同时也削弱了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得不到保证的。在儒家道德和资本主义多样化之间必然关系紧张，前者常不能适应变化中的现实，后者出现主导的社会秩序快速变化。除非提供有效率的政治制度适应变化的适当程序，否则这些社会就要面临政治社会的混乱。简言之，以社会和谐、权威和共识为特征的儒家道德对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有短期效果，但在快速变化的亚洲社会则无法保证其权威。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考虑儒家道德对政治民主的发展的影响。儒家道德和民主有冲突吗？鼓吹亚洲式民主的人是相信这一点的；他们认为民主次于儒家社会秩序的更高目标，从而在其国土上最低限度地减少民主制度和秩序。通常认为对儒家道德昭示的权威和服从与民主准则要求每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大量参与政治的进程不一致。
在这一点上，儒家社会中的民主的实现有赖于该社会中儒家道德的削弱。在许多东亚国家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但目前民主制仍容纳很强的儒家特性，反映在政治生活中或特定政治制度下精英的存在，一党或个人统治的存在。这个事实使得东亚实现真正民主的前景渺茫。民主在儒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吗？尽管承认儒家思想阻碍现代民主的发展，但我们还提出几点理由，为什么民主的发展在东亚社会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前途的。
首先，尽管儒家思想与英美民主有冲突，但儒家所强调的秩序、和谐、共识等也许会有助于新的民主制的生存而并非使其处于危险之中。这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儒家学说的这些基本成份被认为和自由民主思想是有冲突的，例如，尊重个人权利，宽容相互冲突的观点和利益。民主正是从这些价值观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但民主的长远发展可能更需要似乎是矛盾着的儒家价值观和自由理念的某种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一种东亚式多样化民主，是把西方的尊重个人和参与的价值观与东方的共识和权威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但这不能等同于为权威主义统治的辩护。
其次，文化在改变。我们不再说东亚占统治地位的只有儒家文化。该地区的人们越来越西化，特别是更为美国化，而儒家成份越来越少了。在这一点上代与代之间的变化很快。年轻一代不再竭力遵守儒家价值，他们的政治观念迅速变得与西方青年人相似。历史上的西方的民主观念和人权观念，也日益在这些社会扎了根。
在韩国，基督教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驱走军人统治者和恢复民主中起了很大作用；在日本，儒家思想越来越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了，特别是年轻人更为西化。简言之，东亚社会不再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其政治和经济不再能被解释成是复兴儒家文化的线索，而是各种儒家学说、佛教、基督教、民族主义及其他西方观念和本土习惯的混合。毫无疑问，儒家依然是这些社会最强有力的文化，研究亚洲的文献中居主导的“儒家的亚洲”图景是一种夸张；有趣的是它既反映了西方观察家的不可避免的文化差异，又反映了东亚的精英们的国家和社会的家长式理念。
第三，文化也可能按设计来改变。它可以通过国家的有意识的努力来实现，这常见于革命社会；虽然它不能独自彻底消除旧文化和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化。如果在东亚社会中家长制的政治精英可能促进儒家文化，那么就没有理由说民主的精英、政治家或知识分子不可能出现民主的价值观。
总之，文化对民主的阻碍是有限的；通过把民主的国家机器和人们对民主的渴望结合起来，民主可能建立在传统文化与民主冲突的基础上。所以，儒家文化不能为在“亚洲式民主”中所看到的不民主的实践辩解，也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儒家的民主”既是真正的民主，又比西方“过分个人主义”的民主优越。
摘自美国《亚洲综览》1997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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