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共土地改革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地改革论文,新世纪论文,新进展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1-0195-07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就号召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参加土地改革。以潘光旦、吴景超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者深入土地改革一线参观考察，先后发表了《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等作品。与此同时，为了证明土地改革的正义性和进一步指导各地的土地改革，各级政府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关土地改革的书籍，①这些著作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研究提供了生动的图景和资料。土地改革作为20世纪中国大陆的重大事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陆史学界不断有相关的论著，②这些著作从宏观和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中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对各个时期土地改革的背景、政策的来龙去脉、实施经过进行了梳理。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往的不断加深，大陆学界出现了跨学科的乡村研究热潮，土地改革史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宽，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及制度经济学等不同视角，分区域、分时段的土地改革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涉及土改运动中的权力运作、群众动员、政治仪式、国家认同以及乡村民众的土改记忆等问题，③这些论著在很大程度上将考察视角从国家层面转向村庄层面，从政治层面拓展至社会层面，从政策实施层面延伸至社会心理层面，深化了土地改革史研究，为开展土地改革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一 革命史范式的新解读 在生产关系分析范式中，研究者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思维框架，认为土地改革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改革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土地制度(生产关系)，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革命史的叙述范式中，革命的根本原因被归结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消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正是农民革命的核心之一。④一些论著甚至将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实质归结为农民问题，又将农民问题的核心归结为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⑤按照这种范式，土地改革是共产主义革命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事件，因而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⑥而农民革命的另一个目标是结束由地主统治的政权，代之以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在革命分析范式中，地主以其对土地等资源的控制权力，同时握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由地主控制的政权成为剥夺与压迫农民的工具。⑦满永认为：“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使共产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也切实改变了乡村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这样一场上下逐力的运动中，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社会，还有这原本外在于乡村的革命。土改工作队员们正是借助于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中重新阐释革命的逻辑，使得革命一步步成为乡村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最终实现了革命的日常化转变，而乡村人也借助于工作队员们的情感动员，以及对革命场景的亲身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慢慢向革命靠拢。一种新的革命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开始形成了。”⑧杨奎松指出，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一度尝试过采取和平土改这种办法和态度来解决土地问题，但还不到一年时间就放弃了这种努力，改行极为激烈的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将地主富农打入“另册”，甚至乱打乱杀的暴力土改方针。这一做法虽然不久即得到纠正，但和平土改作为一种方针并未得到认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尖锐批评新区土改对地主过于温和，再度推动激烈的土改运动，“和平土改”遂成为阶级调和论的一种代名词而遭到根本否定。⑨ 满永在《土地改革与建国初乡村政权的合法化建构》一文中认为，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中延续了阶级斗争的方式，甚至是主观塑造一种阶级话语，同样出于建构自身乡村统治合法性的考虑。郭于华指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诉苦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在于，运用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提取出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性的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的话语建立起联系。普通民众是通过诉苦确认自己的阶级身份而形成国家观念的。这种国家观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是一种“感恩型的国家观念”，是“阶级的一份子”和相对于国家的“人民”或“群众”。⑩ 台湾学者陈永发指出，共产党发动贫苦农民起来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一方面满足自己对战争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施恩泽于贫苦农民，造成贫苦农民与地主富农的势不两立，而不得不同中共结成“命运共同体”，农民没了退路，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因为一旦共产党在战场上失利，农民失去的将不仅是那些分来的斗争果实，还会面临传统精英的严厉报复，想回到原有的生活状态亦不可得”。(11) 二 国家—社会关系分析 学者们还注意到土地改革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十分复杂，远超出革命史范式所论述的统治阶级(地主)与被统治阶级(农民)的简单关系，因此，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应该超越简单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理论，重新审视土地改革的政治意涵。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社会关系理论逐步成为中国农村史研究的主流，自然也影响到了土地改革研究。 一些学者分析土地改革对农村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即是从政党、国家、民众关系的视角予以探讨。(12)另一些学者指出，土地改革前夕农村土地的集中度和租佃率实际上低于共产党领导人的估计，因而土地改革对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可能被高估了，土地改革的作用主要在于它重塑了国家—社会关系，即它使国家有效地实施对乡村的控制。(13)还有学者将土地改革视为政党动员民众的方式，认为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由此对农民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引导农民打倒地主权威，建立起以农民阶层为中心的新的农村权力结构。土地改革也是适合农民特点的政治社会化方式，成功地把农民塑造成为革命所需要的“政治人”，中国共产党运用强制性的手段使农民获得土地，而获得土地之后的农民则全力支持共产党，从而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巩固政权建立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14)樊佩佩以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将土地改革视为外部性的制度植入，分析其如何再造阶级和重构社会结构。她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通过将“阶级”概念输入给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建立了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与社会秩序，但由于这种阶级划分与社会分层并不完全吻合，因而也缺乏稳定性，只不过是政党与国家实施社会整合的手段。(15)杜润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既作为一项经济制度变革，又作为推进政治变革的阶级斗争。在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动农民自求解放，实现‘土地还家’的同时，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使中国借以完成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政权，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政令统一，获得巨大的动员能力”。(16)何军对关中地区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说明，在自耕农占绝对多数的关中地区，土地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地权变动对多数农民的意义不大，倒是呈现为明显的“政治土改”，因为土地改革彻底打破了当地农村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并按照中共意识形态重建了乡村社会结构，重构了乡村的权力文化网络。在政治上导致新的社会分层，重建了以中农、贫农和雇农占据绝对优势的乡村权力结构。(17)同时，中国共产党逐步废除旧有的保甲制度并建立乡、村基层人民政权和农会组织，结合土地改革运动，强化了乡村基层组织系统的建设，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使得乡村的基层政权掌握在贫雇农手中，由此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18)李里峰则探讨了土地改革期间中国共产党的赋税征收问题，认为“中共借助土地改革的强行再分配和赋税负担公平化，赢得了资源汲取的合法性，又通过控制赋税征收过程和将村款征收权收归国家等措施，大大降低了赋税征收中的损耗，从而使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汲取取得了实质性突破”。(19)因此，李里峰认为，土地改革的重要功能，在于重塑国家—乡村社会关系，帮助国家有效地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20)陈益元、黄琨以湖南省攸县为个案的研究说明，在土地改革中，土改工作队的组织、阶级成分的划分、乡村政治精英的重塑等举措改变了农村社会原有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乡村权力发生转移，党政权力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同时，新的、良性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建立也面临着一些难题。比如，如何实现国家政权下移之后对农村资源的汲取和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等。(21)朱晓凤对河南省杞县的研究也显示，土地改革的最大意义不是经济上给农民土地，而是政治上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并对农村社会风气予以改造，宣扬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张。(22)张鸣对中共在土改中的动员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注意到日常伦理与运动伦理之间的矛盾。(23) 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运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中的材料，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使用“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核心概念分析了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过程，认为“晚清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溶合进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得到乡村精英的公认”。而进入20世纪后，国家权力的扩大及深入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并且力图斩断其同传统的、落后的文化网络的联系，从而丧失乡村精英的沟通与支持作用，并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后果。(24)张凯峰在《土地改革与中国农村政权》一文中，运用美国学者杜赞奇关于农村“文化权力网络”理论，指出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首先要推翻旧有的权力结构，继而要摧毁维系这一权力结构的文化网络宗族、庙宇等，最终目标是建立起新的文化权力网络。这是共产党从弱到强，并最终赢得这个国家的关键。 三 从现代化视角的分析 有学者尝试从现代化的视角考察土地改革运动的效果，认为土地改革推动了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重要内容，并将土地改革以及之后的农业合作化同视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25)杜润生提出，土地改革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必经的一个革命步骤。农民是民主革命主力军，农业生产的承担者。土改使农民获得土地，打破封建势力的垄断，方可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还有学者认为，尽管土地改革在重新分配土地方面的成果未必巨大(因为农村土地本就是稀缺资源，农民实际可重新分配的土地有限)，但正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需要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刺激商品经济发展，为国家工业化准备条件。这方面的意义绝不能轻估”。(26)另一些学者虽然同样以现代化研究范式审视土地改革，但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将土地改革放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研究，认为土地改革打断了正常的现代化进程，它的结果并不符合“革命者”的最初预期；(27)认为土地改革对生产力的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大体相当，土地改革只是解决了政权问题，而没有解决经济问题。董志凯将这一类观点归纳为对土地改革对生产力的作用持否定态度和模糊观点。她通过研究认为，土地改革后，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因此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经济变革。(28)李炜光的《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及高王凌的《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等文章也专门探讨了土改的经济意义。黄宗智认为，地主从佃户手里收取地租，富农在赋予雇工工资等生活资料后榨取剩余价值，这是中共开展土地改革的阶级分析基础，“表达性建构和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一致”。(29)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核心概念是产权与交易费用，产权界定形成制度，制度的功能是降低交易费用，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有学者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对土改前后地权分配、雇佣关系乃至借贷关系的变化深入考察，更好地认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之间的关系。张红宇认为，1949-1952年的土地改革就是一次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胡元坤运用博弈论，从交易环境约束下利益集团的博弈的角度研究新区土地改革。董国礼则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土地改革是国家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土地改革所形成的农民私有制不是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斗争重新分配土地产权的结果。因此，有学者认为，既然农民私有产权是源自国家意志，土地改革之后形成的土地产权制度也自然会随着国家意志的转变而转变。(30) 王立民从立法的角度指出，上海与当时其他地区的地方土地改革立法有些差别。上海的特点是实施办法和内容较为成熟，也更适合于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需要。上海的土地改革立法在上海农村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自此，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开展，新的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同时也缓解了当时市区失业的压力。(31)他指出，上海在1950年至1951年间制定了《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等法规，并在这些法规指导下成功实施了土地改革。上海的土地改革立法适合了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需要，也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包括导致新的经济组织的产生，有助于缓解市区就业压力等。(32) 四 行为与心态分析 作为对革命史范式的纠偏，学者们已经摆脱以地主—农民阶级对立的简单理论分析土地改革，而是强调从农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心理去更加立体地观察土地改革。(33)近年来学者们对于土改中的关于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变化及其应对措施也有了更为细致的研究，(34)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1949-1952)》从微观的角度论述土地改革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深入乡村社会内部去观察土地改革的主角——农民，并且试图从土地改革的过程中理解这个群体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王瑞芳的《土地制度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为中心的考察》考察了土地制度的变动过程中乡村各阶级、各阶层民众的基本状况，包括农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乡村日常习俗的变化，以及农民在大变革中的社会心态和精神状态等。(35) 莫宏伟有关苏南、湖南等新区土地改革的研究对农村不同阶层的心态展开研究，探讨了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商业者等在内的不同阶层面对土地改革的不同心态。莫宏伟对苏南等地的研究显示，“真正拥护土地改革的是占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农和雇农，其他阶层对土地改革不是很热心，他们要么保持中立，袖手旁观；要么消极抵抗，甚至出于本能地进行顽固反抗”。(36)高剑平、刘平安等人的研究成果则考察了土地改革给农民传统的土地观念造成的影响。王瑞芳还对富农在土地改革中的复杂心态作了探讨。(37)李金铮认为，“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其中的复仇心态和绝对平均主义是以土改为媒介的农民传统心态的延续和放大，表明民间传统会以变异的形式展现出来。而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土改过程中农民既兴奋又压抑的焦虑心态”。(38)还有学者认为，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农民平均主义意识而发起的强制性制度变革，由于“传统中国的土地制度不断强化着农民的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这种意识主导了几千年来农民的行为选择。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为了获得大多数农民对革命的支持，中共中央将其土地国有的制度最终调整为农民所有制，赋予农民完整的产权”。(39)李立志认为，“土地改革不仅改变了既存的土地关系，而且使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换。这一转换推动了农民社会心理由‘知足常乐’到‘发展求富’、由保守到激进，以及阶级意识替代家族意识、领袖崇拜替代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变迁”。(40)张一平对苏南土地改革的研究也关注到土地改革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认为“土地改革改变了以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土地改革开始，中国共产党把国家权力直接扩展到乡村的每个角落，并对乡村社会进行了重构……土改所形成的一个更为均平的个体农民经济，为国家推行农业现代化计划以及集体化提供了基础，而阶级的划分改变了农村社会原来的权力结构，以及农民对身份地位的认知评价”。(41)张国仁对甘肃土地改革的研究则显示，当地农民由于受传统伦理道德和天命观念束缚，又加上农民对土地改革认识不充分、农会组织不力、干部素质不高，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表现出内心纠结、疑惑、胆怯等心态。(42)万婷婷对瑞金沙洲坝村的微观研究显示，不同阶层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有着不同的心态。贫雇农不仅在经济上获得利益，在政治上也享受到最高的地位，因此他们具有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惧怕发财、怕多交公粮、怕提高阶级，其中一些人还有着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盼望共产主义的到来，因而生产并不积极。中农在政治地位上优于地主、富农，而在生活上好于贫农、雇农，因此这个阶层的农民心态复杂，一方面担心生产致富后阶级成分提高，政治地位下降，另一方面担心增产后农业税加重，因而心态矛盾。富农的心态与中农相似，但忧虑和恐惧多于中农。地主则由于失去土地、财产和政治自由，心存不满。(43)李里峰的论文《变动中的国家、精英与民众——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1945-1953)》对中共土改的政治运作和各阶层的心态做了较多的研究。 受到历史学越来越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学者们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转向了历史记忆、民众日常生活、地方性知识与地方性制度等话题。如张小军在研究福建阳村的土地改革时，集中讨论了阶级划分中的象征资本生产；李放春通过考察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土地改革记忆，研究了生活体验与革命历史之间的距离，折射出农民的伦理观念与土地改革行为的内在冲突。(44) 库恩认为，一门理论的正确与否是不可能被“证错”或“证对”的，它不过是在那儿，就像一套合身的衣服，直到发现它变得不合身了为止。一门理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以后，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怪题”。从解答不了到出现危机，就会刺激新的理论出现，而旧的理论就像不合身的衣服一样被扔掉。(45)土地改革研究经历长期的从生产关系、革命和阶级分析范式后，转向了现代化、国家—社会关系乃至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些研究新成果的大量涌现，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然而，范式分析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如果处理不好，会陷入套用或滥用，不仅空洞、肤浅，而且结构生硬，缺乏严谨的有创建的框架设定。因此，开展史学研究需要不断借鉴新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但我们在借鉴新的研究方法的时候要学会变通，不能简单地机械模仿。 注释： ①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编《土地改革参考资料选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韦央编著《土地改革问题讲话》(劳动出版社1951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石础编著《中国土地改革的伟大成就》(中华书局1953年版)，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土地改革手册》(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编《土改后农村新景象》(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1950年版)，苏南人民公署土改委员会编《土地改革前的苏南农村》《土地改革后的苏南农村》《我所见到的苏南土地改革运动》等三本，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地主罪恶种种》《上海市郊区、苏南行政区土地改革画集》等。 ②如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杜润生主编，诸班师、赵增延、董志凯等编著《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何东、清庆瑞、黄文真、王钦民编著《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版)，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赵效民主编《中国土地改革史(1921-194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陈荷夫：《土地与农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孔永松：《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 ③如王启云：《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土地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王友明：《革命与乡村——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通过学术期刊网和其他期刊网络机构的查询，有一批以土地改革为主题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1949-1952)》(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7年)，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1997年)，李康：《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1999年)，王世忠：《解放战争前后(1946-1951)山东沂水土地改革和社会变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系，2006年)，谢雨阳：《解放初期湘潭县的土地改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历史系，2007年)等。 ④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⑤郭德宏：《土地改革史若干问题论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⑥李海金：《“符号下乡”：国家融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⑦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⑧满永：《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 ⑨杨奎松：《关于战后中共和平土改的尝试与可能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⑩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11)陈永发：《内战、毛泽东和土地革命：错误判断还是政治谋略》，《大陆杂志》(台)1996年92卷第1-3期合印本。 (12)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13)卢惠：《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14)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 (15)樊佩佩：《从乡土社会到阶级社会：土地改革与阶级划分的权力实践》，《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0期。 (16)杜润生：《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农村变革回忆之一》，《百年潮》1999年第10期。 (17)何军：《20世纪50年代初关中农村的土地改革》，《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 (18)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 (19)李里峰：《经纪模式的消解：土地改革与赋税征收》，《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20)李里峰：《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 (21)陈益元、黄琨：《土地改革与农村社会转型——以1949年至1952年湖南省攸县为个案》，《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 (22)朱晓凤：《建国初期杞县土地改革研究：1950-1952》，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历史系，2010年，第47页。 (23)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6月号。 (24)[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25)卢惠：《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26)杜润生：《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农村变革回忆之一》，《百年潮》1999年第10期。 (27)李海金：《“符号下乡”：国家融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28)董志凯：《土地改革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回答对我国土改的一种看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9)[美]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4-5期合刊。 (30)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1)王立民：《上海土地改革立法与近郊农村的发展》，《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32)卢惠：《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33)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4)如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立志：《土地改革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黄道炫：《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等。 (35)李雷：《土地改革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2013年第5期。 (36)莫宏伟：《新区土地改革时期农村各阶层思想动态述析——以湖南、苏南为例》，《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37)卢惠：《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38)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9)罗红云：《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研究——以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为例》，《开发研究》2011年第2期。 (40)李立志：《土地改革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 (41)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革研究(1949-1952)》，第5页。 (42)张国仁：《建国初期甘肃土地改革中农民不愿“诉苦”的矛盾心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12年，第2页。 (43)万婷婷：《瑞金沙洲坝村土地改革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财经大学历史系，2010年，第47-48页。 (44)张一平：《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反思》，《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45)百度网络：范式—哲学概念，http://baike.so.com/doe/6298095.html。标签：土地改革运动论文;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论文; 农村土地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论文; 农民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