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对记者问题的回答(二)_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对记者问题的回答(二)_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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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的历史进程,您认为应该怎样概括?

龚育之: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奉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是最先提出“两次历史性飞跃”论断的出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深刻而展开地论述了这“两次历史性飞跃”。

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在两次飞跃之间,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段,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用什么语言来概括为好呢?我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一段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胜利。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有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后来又出现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毛泽东本人在一九五六提出过“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页)。事实上从这时起,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新的开始,如果探索顺利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应该从那时算起。因为新的历史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已经提出了嘛!然而,那个探索走了大的弯路,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失误,所以不能说“第二次结合”、“第二次飞跃”已经实现。不过,从一九五六年起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走过的弯路,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第二次飞跃做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进程的主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党的领导层和理论界的许多代表人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和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重新起了头,奠了基,开了路。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前一个名称是以其主要创立者的名字命名的,后一个名称是以其理论的主题命名的。自从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国理论界用得最频繁的一个关键词。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经济成就,真正是举世瞩目。在党的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记者: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伟大成果,党的十六大把它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写进了党章。

龚育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三大理论成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个成果。一次历史性飞跃,不是一个很短的时期,而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所面对和所要解决的是很重大的历史任务、历史课题。解决了这样的历史课题,才算实现一次历史性飞跃。

从整个党的历史来看,通常都是说这样三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相应地,在第一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第二段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期里,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在第三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三段历史,两次飞跃,三大成果,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的历史进程的简单概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结束,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过程,继续推进着的过程。十六大以后,这个历史进程仍在延伸和深化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些年来又频频出现,回到理论界注意的中心视野里来,这是为什么?

龚育之:本来我们也没有放弃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主要是把它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并用,更多的时候是用后面这个提法。请注意,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写了一篇广为传播的《〈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其中提出了一个新定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定义还写进了九大的党章。这里倒是强调了时代性,至于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否合乎实际,又当别论。单从它离开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来谈马克思主义,就会带来并且的确带来了思想混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否定和摒弃了林彪那个定义,重新认识和定义毛泽东思想,回到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轨道上来,回到七大刘少奇论述的轨道上来。这个回归,自然也就让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上来。这个简洁通俗的提法有它不可代替的优越性和吸引力。先是在理论界的文章中广泛地用了起来,后来,党的领导人在郑重场合的讲话里,比如:江泽民同志纪念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和胡锦涛同志纪念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的讲话里,也出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

当然,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还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讲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时还要加上同中国建设的实践、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不是单纯地回归七大,而是同七大的提法有所变化。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当代化结合起来,讲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规范的提法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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