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伦理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先秦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中，墨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是最富特色且弥足珍贵的，不仅在我国古代经济伦理学说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它的光辉思想至今还有许多对我们仍有启迪作用。本文并非全面论及墨子经济伦理思想，拟仅就其中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富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内容略作探讨。
一
墨子是我国经济伦理学说史上提出功利主义原则的第一人。他以功利主义为尺度，评判作为意识形态的伦理观念和践履这些理念的道德行为的是与非。虽然，《墨子》书中尚无“功利”这一复音词，但功利主义原则的内涵已经用“功”或“利”这样单音词分别表达出来了。这种现象是符合古汉语多为单音词规律的。在墨家词典里“功”和“利”是同义反复，如“功，利民也。”（《经上》）“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如“五谷丝麻，使民得而财利之”，“以为民衣食之财”（《天志中》）。
经济伦理思想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哲学思想中的必然反映。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首先必须坚持物质第一性。“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伦理观念并非超功利的东西，它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内容为基础。但这只是功利主义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也必须讲求伦理道德。
墨子所倡导的功利主义原则有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强调在经济伦理道德建设中要把物质利益同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否则就会流于空谈。他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可见墨子在坚持首先要给人以物质利益的同时，还要求进行思想教育，二者不能偏废。这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深入领会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的必要性。
其二，特别强调“中万民之利”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墨子认为判断任何事物是否有价值，必须以功利为尺度。他说：“凡出言谈、为文学之道”（《非命中》），即发表言论或著书立说的原则，必须看是否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就是观其是否“中国家百姓之利”（《非命上》）。衡量人们的道德生活和经济行为，也应以“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兼爱中》），符合“万民之利”为准则。使人民能自觉做到“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墨子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的基本精神，是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价值观，一直是我国经济伦理思想宝库中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这种传统精神，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其三，强调动机与效果统一论，主张判断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伦理道德，要把动机与效果结合起来考察，也就是“合其志功而观焉”（《鲁问》）。“志”是行为的动机，“功”是行为的效果。墨子认为经济道德生活，不是在搬弄理论概念上兜圈子，最重要的是实践。他批判那些只尚空谈道德而不实践道德的人，说：“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就是说，这些没有道德的人，并不是不懂得道德概念、条文，而是在实践中不能进行正确的选择。墨子的这种动机效果统一论，体现了重视实践的唯物认识论精神，启示我们在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克服经济活动中言行脱节，甚至背道而驰的行为。
二
交利论是墨子经济伦理思想中最为卓越的观点。他说：“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认为“交相利”是处理人们经济关系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一经济伦理与“兼相爱”的社会伦理互为表里。换言之，“交相利”是“兼相爱”这一社会伦理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兼爱”就容易做到了。所以他说：“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为。”如果全社会都能相利相爱，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使“万民衣食之所以足也”（《兼爱下》），而且能提高道德水平，改善人际关系，“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兼爱下》）。
交利论是主张互利，并不是利他主义。尽管他的立足点是利己，但它正确处理了利人与利己的关系，即只有在利人中才能利己，在利人中实现自利。这种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融为一体的思想，跟个人利己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墨子是坚决反对个人利己主义的思想家，这充分反映在他同巫马子的论战中。巫马子反对兼爱、交利，主张“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也”。墨子指出提倡个人利己主义不仅对社会有害，而且对自己也不利。因为赞同你这种损人利己主张的人，为达到私利的满足而要把你杀掉；不赞成你观点的人会因你散布了不祥的言论，也要把你杀掉（参见《耕柱》）。
交利论体现的是平等互利原则，反映了商品经济中最根本的伦理精神。由于商品交换必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平等遂成为不可或缺的道德要求。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平等交换中实现的。因此，他们必须时刻关注社会的需要、他人的利益。因为只有在满足社会需要和他人需要中，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
墨子作为小商品生产者，能在简单商品生产初期，即在市场经济的胚胎中，发现商品经济里人们关系的平等互利本质，确实是独具慧眼，难能可贵。
深入研究墨子的交利论思想，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利人与利己的辩证统一关系，摆正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位置，提高“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自觉性。在经济活动中时时处处都不要忘记社会需要和别人的利益，要善于从为他人谋取利益中取得自己的合法利益。
三
在“义”和“利”的关系方面，墨子也有不同凡响的卓越见解。墨子是很讲求“仁”、“义”等社会道德规范的。他把“义”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观念，解释为正当的行为或正义的行为。他认为“义”，就是不侵犯别人的劳动成果或利益；就是能在物质和精神上帮助有困难的人。人类社会因为有伦理道德，才有别于动物世界，人若无义就与动物一样，“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上》），所以，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贵义》）可以说，墨子是十分重视经济道德建设问题的。
同时，墨子把“利”视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从不避讳谈“利”。可以说，他对利的重视几乎到了无“利”不讲话的程度。“利”的概念，主要是指人们的物质利益。如“衣食者，人之生利也”（《节葬下》），还包括“天下群百工”，“各从事其所能”而创造出来以供给民用的各种日用品（参见《节用中》）。此外，“利”还泛指物质利益之外一切为人民所喜欢的事物，也就是《经上》所说的“利，所得而喜也”。
墨子的义利观有两大特点。一是强调义利统一的一面，主张义利合一，认为义就是利。《经上》说：“义，利也。”认为义与利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利是义的基础，不能离开利而空谈义。义是利的道德表现，因此，求利要讲义。二者互为依存，不可偏废。二是强调利人。墨子无处不言利，但他谈利不以利己为圆心，而是以行为是否利人作准则，所以他说：“义，天下之良宝也”，“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耕柱》）。这是说，“义”之所以成为天下最宝贵的道德品质，就在于他可以利民。这里强调的是利民，而不是利己。利人为义，对人不利就是不义。
从墨子的义利观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作为经济伦理重要范畴之一的义利论，从古至今争论不休，焦点集中在“义”与“利”孰重孰轻上面。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人们几乎公认在经济生活中“君子不言利”、“重义轻利”，直至“义而忘利”是高尚的道德信条。但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有些人认为“利”就是一切，因而“重利轻义”、乃至“见利忘义”，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提倡墨子的义利统一观，鼓励人们去努力追求并获取经济法则所允许的正当物质利益。第二，在经济活动中应当坚持利人的原因，从利人中自利。坚持利人，就是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觉地把个人利益同国家、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当三者利益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首先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经济活动中不谋非义之财，不求非义之富。不做经济动物，要做取财有道的人。坚决反对经济活动中侵吞国家、集体财产和侵犯他人利益的损人利己行为。
四
在生产和分配伦理方面，墨子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劳动致富论。墨子看到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劳动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劳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指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依靠物质生产才有物质生活，如果不进行物质生产就不能生存下去。墨家特别重视生产劳动，认为劳动是财富之源，可以使“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七患》），因此，提倡劳动致富论。对儒家鄙薄生产劳动的言行，墨子批判说他们是“倍（背）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因而“陷于饥寒，危于冻馁”（《非儒下》），说他们好吃懒做因而只能陷于饥寒交迫。这种批评，从反面强调了劳动生产是致富的根本。
墨子劳动致富论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反对宿命论，体现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竞争精神。他认为信奉天命，宣扬“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是违背经济伦理的害人理论，指出：“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穷则穷”，“上以说王公大人，下以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非命上》）。二是强调劳动致富要有惜时如金的精神。他说：“强必富，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非命下》）还说：“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节葬下》）“强”，就是自强不息；“疾”，就是抓紧时间生产。三是注意到技术进步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他指出生产技术的改进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说：“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担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巧”是技巧、技术进步之意。这是说，三寸短木做成的车轴，可以承载五十担重负。木匠技巧提高了运输效率，因而对人民就是很有利的。四是把物质财富生产视为社会化行为。劳动的概念含义，既指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也包括国家管理活动和“教人耕者”以及“教天下以义”（《鲁问》）等非物质生产劳动。墨子认为尽管劳动有劳力和劳心之别，但都是用“力”和“事其劳”，都应该享有社会财富分配权，即“获其食”。
基于劳动致富论思想，在分配伦理方面墨子主张“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尚贤上》）。这虽然是针对士大夫以上的统治者所讲的，但也是适用于全社会的分配原则。其精神实质体现在他反对不劳而获的论述中。他认为，不劳而获跟小偷“入人之场园，窃人之桃李瓜姜”一样，是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不与其劳，获其实，已非其有所取之故”（《天志下》）。这里的“非其有所取”，就含有承认个人劳动成果所有权在内。因此，可以说墨子的分配伦理思想实质就是按劳分配的原则。
五
节用论是墨子消费伦理思想的核心。墨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首次把经济领域的消费观念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提出节俭是人类美德的理论。此前的思想家虽然提倡“节用”和“俭”的经济思想，但并不把它们视为道德问题来加以阐述。墨子从尊重劳动人民的生产成果，维护老百姓经济利益出发，针对过度耗费社会物质财富的贵族生活方式，提出节用理论，把节约俭朴还是浪费挥霍视为有无美德的分水岭。他指出“其节用，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告诫统治者有没有节俭的美德，是关系到国家贫富兴亡的大事，说：“俭节则倡，淫佚则亡。”（《辞过》）墨子认为节约同生产一样，实质都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因此，特别重视节用问题，在《节用》、《七患》、《辞过》、《节葬》、《非乐》等篇章中，反复强调这一思想。
墨子的节用理论有两大显著特点。第一，无视封建等级制度而完全以有利于民生为出发点，把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衡量皇室和国家开支是浪费还是节俭的标准。指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要求一切开支都应对百姓的生活有好处，国家增加了开支而不能给人民增加利益的事情，明智的君王是不干的。如果统治者只图自己享受，“食必梁肉，衣必文绣”（《非乐上》），“极五味之调”（《节用中》），那就是挥霍浪费，应该坚决反对。可见，墨子的消费伦理观有限制统治阶级特权、反对享乐主义的特点。为了在当政者中推行其节用学说，墨家诸学者率先从自我做起，布衣草鞋，过着“自苦为极”的简朴生活。
第二，在人民生活消费上，一方面提出要以满足生理需要、有利于社会生产为标准。衣，能“冬以圉（御）寒，夏以圉暑”就行（《节用上》）。食，要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节用中》）。住，“冬以圉风寒，夏以圉暑雨”（《辞过》），坚而足以防盗，不求富丽堂皇。行，乘车坐船求其“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辞过》），不求华丽高贵。葬，要破除“厚葬久丧”的礼节和陋习，以“不失死生之利”（《节葬下》）。墨子的节用标准不以封建等级制的“礼”为依据，所以荀子说他的经济伦理思想有“慢差等”（荀子·非十二子》）的特点。对统治阶级来说，这种不分等级的生活标准无疑是一种限制；而对人民群众来说，这是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不算低的标准。另一方面，他还明确的说：“饮食必求饱然后求美，衣必求暖然后求丽，居必求安然后求乐。可见在饮食衣服居住的一般条件能得到充分满足以后，还是可以提高到‘美’‘丽’和‘乐’的富裕水平的”（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换言之，墨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求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要，而是主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而逐步提高消费水平，这并不违反节俭的美德。
了解墨子消费伦理思想的本质精神，可以增强人们珍惜社会劳动成果、反对暴殄天物的自觉性，树立节俭为荣、浪费可耻的经济道德观念。可以正确认识社会消费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意义，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光荣革命传统的风气，促进廉政建设。有利于克服在个人生活消费方面盲目攀比、超前消费的心理，坚持量入为出、适度消费的原则，树立勤俭持家的节用风气。
六
综上所述，“中万民之利”是墨子经济伦理观念中一以贯之的根本出发点。正是这种为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谋利益的经济伦理思想，造就了他毕生以奉献为己任的人生价值观。
墨子的人生价值观表现在社会政治观上，就是“兼爱”和“非攻”。而这种社会政治理想的基础，则是“交相利”的经济伦理思想。所以，在他的学说中“兼爱”与“非攻”，不啻是人类平等、和平、幸福的同义语。
为了实现这种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一生奔走呼号、奋斗不息。为宣传和实践其学说，他和自己的学生一样，曾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淮南子·天下》）。墨家师徒不仅不图享受以俭朴刻苦自勉，甚而不惜为理想献身，“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庄子·天下》）。正是这种“言必信，行必果”（《兼爱下》）的忠诚奉献精神，使墨学成为先秦时代与儒学并驾齐驱的显学，墨子也成为与早于他的孔子齐名的学者。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以孔子和墨子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即为社会的大同和人类兼爱作奉献的伟大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