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引入: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科学——政治科学中概念的引入问题及其解决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概念论文,科学论文,哲学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界定以及对行为主义方法论的批评
如果把现代政治科学视为一座高楼大厦,那么,基本的政治概念就构成了大厦的基石。然而,根据政治科学方法论的要求,并非所有的政治概念都能直接进入政治科学的研究中,只有那些符合科学语言要求的政治概念才能纳入政治科学研究的框架之中。所谓符合科学语言要求的关键是指政治概念必须具有明确的经验含意:“‘经验含意’意味着,因为概念是经验科学的基石,因此必须把它们与对世界的观察结合起来。”(注:[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郑永年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经验含意”确保进行实证研究的政治科学所运用的概念描述、指称的是可以经验、观察到的对象。这样,所谓政治科学研究中概念的引入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将具有经验含意的政治概念引入政治科学中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本文中我们把它简称为“概念引入问题”。
“引入问题”的出现与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方法论紧密相关。按照罗伯特·A·达尔的说法,行为主义方法论是政治学内部的一种对抗运动,它对传统政治学基于历史的、哲学的以及制度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就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注:[美]詹姆斯·A·古尔德等:《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问题》,杨淮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2页。),主张通过采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对政治生活中的经验事实、经验现象进行实证的研究,并使这种研究得到严格的经验观察的检验。因此,行为主义要求“密切注意方法上的完善,观察和证实问题,给政治概念以切实可行的意义,确定命题和进行试验,消除无益的变化不定的干扰因素,并注意资料来源、各种假说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论”(注:詹姆斯·A·古尔德等:《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问题》,第146页。)。既然政治概念必须具有切实具体的经验意义,那么,按照行为主义的这种要求,就有一个概念如何引入政治科学研究的问题。因为在传统政治学的理论大厦中,充斥着大量内容抽象、意义含混、指称模糊且根本缺乏直接经验观察对象的概念,诸如“国家的本质”、“国体”、“保守”、“政治权威”、“统治”、“民主”、“政治平等”等等。基于这些概念显然无法进行实证的政治科学研究,比如我们就很难设想能用实证以及定量的方法来研究所谓“国家的本质”问题。这样,如何接受、引入那些具有经验含意、经验观察对象的概念进入政治科学,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方法论问题。
行为主义方法论对概念引入问题的解决主要遵循经验观察原则:政治概念被接受、引入的程度视其与所观察的现象之间吻合的程度。就是说,这种吻合程度越高,概念被接受、引入进政治科学的可能性越大。基于这一原则,行为主义方法论反对“把时间花费在寻求概念的真正本质上,而不是花费在寻求概念之间的经验联系上”(注: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87页。)。因此,它要求把两种概念的定义方法区分开来:一种从语词出发力图揭示概念的本质特征,另一种则从观察和描述概念的经验特征入手以把握概念的经验含意。对于行为主义方法论而言,政治科学方法的框架内只能接受后一种定义方法。
行为主义方法论如此解决“概念引入问题”有其明显的长处或者说优势:简单明确、操作方便——直接以概念与所观察的经验现象之间吻合的程度作为是否引入政治科学的标准。这样,许多根本缺乏直接经验观察对象的概念,诸如“国家的本质”之类,立即被驱除出政治科学的领域,从而使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概念语词含义清晰、指称对象明确,政治科学进行实证的、量化的研究得以可能。不过,如此解决引入问题也导致方法论上的两个重大缺失:
其一,政治科学概念与价值含意的断裂。行为主义基于实证主义的原则,认为政治科学中的“价值祛除(value-free)或者价值中立(value-neutral)研究是可能的”,因而主张建立一种没有价值蕴涵的政治科学(a value-free political science),以确保政治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这样,在概念引入问题上,行为主义方法论的要求是一方面使政治概念尽可能地与可以经验观察到的客观事实相吻合即具有经验含意,另一方面则主张彻底切断政治概念与价值取向之间的联系,即不能让政治科学中的概念具有价值含意。其结果当然是根本否认政治科学概念的价值负载(value-laden)。然而,正如斯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没有价值’的政治科学是不可能的”(注:古尔德等:《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问题》,第67页。),同样,没有价值负载(value-laden)或者说没有价值含意的政治科学概念也是不存在的。
其二,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断裂。现代政治学通常区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两大领域:前者关注“应然”问题或者说政治的价值规范以及政治语言和政治概念,其重心在价值阐释、规范表达和概念分析;后者处理“实然”问题,其功能在于描述政治事实、揭示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对未来的政治事件进行预测。二者之间的区分当然是明显的,但并非是断裂的:实际上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和事实上的相互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概念的引入问题恰好是两者之间联系的交叉点。然而,如果按照行为主义方法论对引入问题的解决,那么,某个概念被政治科学接纳、引入完全属于政治科学的范围,而与政治哲学根本无关。其结果便得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两大研究领域之间某种程度的断裂。但是,我们随后的分析将证明,把二者断裂开来,离开政治哲学尤其是作为方法论的分析政治哲学的帮助,引入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不可能的。
基于行为主义方法论解决“概念引入问题”方案的上述长处与缺失,本文力图扬长避短,就问题的解决提出一点新的思路。
二、概念被引入政治科学之前:理论阐释与概念分析
按照斯特劳斯的看法,行为主义方法论严重低估了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前科学性的知识。他说:“如果这种前科学知识不是知识,那么一切同意或反对它的科学研究也就不具有知识的特征了。”(注:古尔德等:《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问题》,第69页。)斯特劳斯当然不是反对对政治现象进行了经验的科学研究,而是强调经验的政治科学的研究需要得到某些前科学知识的支撑。因为,“政治科学需要阐明政治事务与非政治事务之间的区别;需要提出和回答‘什么是政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科学地加以论述而只能辨证地论述,而辩证地论述则必须从前科学知识开始,并且认真地加以对待”(注:古尔德等:《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问题》,第70页。)。就政治学的研究而言,提供这种前科学知识的最重要的学科首推政治哲学。这意味着政治科学的研究虽然面对的是经验的政治现象,但往往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讨论出发或者借助分析政治哲学的概念分析。尤其是当把一个内涵抽象、复杂、语意含混、歧义的概念引入政治科学的研究时,情形更是如此。下面让我们以S·亨廷顿对民主概念的引入为例,具体地说明这点。
亨廷顿在对“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进行经验的实证科学研究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面对理论界多种多样的民主概念,把什么样的民主概念引入其研究框架之中?亨廷顿注意到,虽然作为一种政体的民主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时期,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有关民主含义的讨论中主要着眼于三个常见的方面:根据政府权威的来源、政府所服务的目的和组成政府的程序来界定民主概念。由于亨廷顿以1974~1990年间数十个国家向民主的转型作为其实证研究的主题,他需要一个明确、简洁的民主概念,而“民主不论是被定义为权威的来源或是目的,都会出现含糊不清、不精确等严重问题”(注:[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因此,他倾向于在其研究中使用民主的程序性定义。所谓民主的程序性定义乃是从组成政府的程序来界定民主,亦即把民主归结为公民公平地定期选举政府官员和选举中候选人合法、和平地竞争选票的过程。由于这一定义中的两个关键特征——选举行为和选票竞争——都是可以经验观察、客观描述甚至可以定量分析的政治事实或现象,因而如此定义的民主概念乃是一种经验的、描述性的概念。这样的概念由于具有明确的经验含意,符合政治科学方法论的要求,所以,亨廷顿在其“第三波”的研究中引入或者采用的正是这种经验的、程序性的民主概念。
本文关注的重心当然不是亨廷顿在其研究框架中采纳、引入了这种富有经验含意的民主概念,而是政治哲学领域中何种民主理论上的推进使其有可能进行如此的概念引入。在此,我们权根据亨廷顿的提供理论线索,简略地勾画20世纪民主理论的演化图景,以说明民主的政治哲学研究如何直接促进了他对经验的、程序性民主概念的接纳与引入。
20世纪民主理论的推进始于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原创性研究。因为,正如亨廷顿所说,率先赋予民主概念以经验的、程序性的现代内涵的正是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一经典之作中,熊彼特把具有先验主义以及乌托邦色彩的“古典民主理论”与富有经验主义特征的民主理论区分开来。他认为古代民主理论有两根支柱——人民的意志和共同的福利,前者被视为是政府权威的来源,后者则被归结为政府权威的目的,据此民主被定义为为实现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通过选举集合人民意志的制度安排。在熊彼特看来,古典民主理论之所以流行,除了得到某些宗教信仰的支持外,它往往成为政客们“利用人民名义压倒对手的辞令”(注:[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4页。)。然而,这种古典民主理论得不到经验分析结论的支持,因为一旦面对经验事实,它的两根支柱不可避免会崩溃:事实上不存在全体人民一致同意的共同福利。而且,古典民主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根本颠倒了两件事情: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选民,这成为民主制度的首要目的;而人民选举代表反而成为第二位的事情。在熊彼特看来,民主的关键恰好在于把二者的优先顺序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的目标。”(注: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395页。)这样,人民的作用不过在于产生一个政府,选出社会的精英来治理国家。因此,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解决的是挑选谁来进行统治的问题。基于此,熊彼特把民主定义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注: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395~396页。)这个定义为建立一个经验的、程序性的民主概念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当然,熊彼特的经验的民主概念引起了政治哲学界的极大争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主张根据政府权威的来源、政府所服务的目的来界定民主概念的古典派为一方,而坚持使用熊彼特定义中的程序性民主概念的理论家则构成了另方,双方之间进行了一场数十年的持续辩论。“到七十年代,这场辩论结束了,熊彼特赢了。理论家们越来越注重在两种民主概念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另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后一种概念才能提供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物,从而使之成为有用的概念。”(注: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页。)这不仅表明使用熊彼特模式中的程序性民主概念为理论上的大势所趋,而且也意味着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引入具有经验含意的民主概念已经水到渠成。
就此而言,为亨廷顿所提到的另一位20世纪民主理论的关键人物——达尔的贡献同样不可低估。遵循熊彼特的经验民主理论的传统,达尔把评判一个政体是否民主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为八个可以经验观察、定量分析的特征:1.结社自由;2.言论自由;3.投票权利;4.担任公职的资格;5.政治领导人竞争选票和支持的权利;6.各种获得信息的渠道;7.自由公平的选举;8.通过投票和其他途径表达意见以决定政府政策的机制(注:Robert A.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3.)。而且,如果把这八个特征进一步加以浓缩、简化,那么,民主概念所涉及到的经验上的标准只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这两点被罗伯特·达尔视为其现实民主论或多头政治论的关键所在”(注: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6页。)。围绕达尔所提出的竞争与参与这两个维度,这种程序的民主概念不仅给出了一系列可以经验观察到的民主特征,而且提供了若干能够判断政治体制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民主的基本测量标准。这样,民主概念所指称的就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空中楼阁,而是可观察、可计量的政治现象。换言之,经过如此理论阐释和概念界定的民主概念已经符合科学语言的条件,它完全有资格被引入到政治科学的研究之中。
以上是由亨廷顿在其第三波研究中引入民主概念而牵扯出来的一个不算太陈旧的政治哲学的故事。如果真要把这个故事叙述完整,那还得加上分析政治哲学从语言角度对民主概念的清理。分析政治哲学主张对政治的概念、术语进行语言上的分析、清理,以揭露和纠正其中大量存在的“语言的混乱”(注:古尔德等:《现代政治思想——关于领域、价值和趋向问题》,第201页。)。因此,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民主概念能在20世纪逐步获得一个较为明确的经验性的定义,分析政治哲学从语言角度对民主概念所作的澄清功不可没。在此仅举一例以说明之:著名政治哲学家乔·萨托利的《民主新论》虽然不是一部分析政治哲学的专著,但其中《词源学的民主》一章却是典型的语词概念分析。它通过对民主的词源学定义(即把民主定义为“人民的统治或权力”)的细心考察,特别是对这一定义中“人民”、“人民的权力”等语词的具体分析,揭示民主的词源学定义不仅有其内在的困难,因而“从字面意义上使用‘民主’一词将导致一种任意规定的论说”(注:[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无助于对民主概念的正确把握,而且伴随民主的词源学定义而来的“一个天然产物是‘人民崇拜’,即大谈人民而实际上对他们不屑一顾”(注: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28页。)。由于萨托利把自己对民主问题的论述视为“一次清理房间的冒险,一项对论据和概念的污泥浊水进行清理的任务”,因而,对民主的词源学定义的分析不过是其“清理房间”工作的一部分而已。然而,正是通过对民主概念进行语言哲学的分析、清理,澄清其中语言上的混乱,对于确立民主概念的经验意含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就政治科学研究中概念的引入问题而言,上述有关民主概念的政治哲学故事向我们说明了什么?至少它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在被引入政治科学之前,它首先需要经受政治哲学这块磨刀石的双重磨砺:一方面,如上所言,是理论上的争辩、讨论和阐释。很难想象,没有那场持续数十年的辩论,民主概念能在实证政治科学的研究中(比如在亨廷顿那里)顺利出场。另一方面,是语词概念上的分析、澄清、界定。托克维尔曾痛感,正是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语词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其实,在政治理论的词汇里,因为使用语词的方式而带来混乱的当然不只是民主概念,相反,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因而,不通过分析政治哲学的清理,这些混乱不堪的政治语词如何可能进入政治科学的殿堂里呢?所以,只有经过政治哲学的双重磨砺,政治的语词、概念才能去掉那些含糊不清的“锈斑”,从而显露出经验含意的“光芒”、披上科学语言的“外壳”。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单靠政治科学本身不可能解决概念的引入问题。换言之,引入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哲学的理论阐释和语词概念的清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斯特劳斯主张经验政治科学的研究要从某些前科学知识中获得支持,确实言之有理。
其实,在概念的引入问题上,不仅可以发现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勾连,而且可以看到政治科学概念与价值含意的关联。让我们继续以民主概念为例来进行分析。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表明,“界定民主的问题包含着双重内容,它本身要求一个描述性定义和一个规定性定义。没有其一,便不存在其二,同时它们也不能互相取代”(注: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9页。)。因此,虽然政治科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在事实上是什么,因而它引入的是经验的描述性的民主概念,但这决不意味着进入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民主概念只有经验意含,它已经完全切断了与价值规范的联系。实际上由于“民主是什么同民主应是什么是分不开的”(注:乔·萨托利:《民主新论》,第8页。),因而要在民主的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表明,那些已经被引入政治科学中的所谓符合科学语言的概念(如上述经验性的民主概念)不可能切断与价值规范的联系。换言之,政治科学概念载有价值是无法否认的。
三、概念被引入政治科学之中:过程分析
以上通过对行为主义方法论在解决概念引入问题上缺失的批评,着重强调了概念被引入政治科学之前需要得到政治哲学的磨砺。然而,概念引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而具体的过程。根据现代政治科学方法论的讨论,结合本文前面的分析,我们试图把这一过程理解为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科学的过程,并简要地将这一过程概括为起点、途径和扩展三个环节,并集中分析后两个环节。
1 起点:分析与限定
把概念引入政治科学需要一个逻辑起点,这就是概念的分析与限定。所谓“概念分析”,本文主要指上述政治哲学的双重磨砺:理论阐释与语言澄清。概念分析为概念引入政治科学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出发点,上述亨廷顿引入民主概念的案例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故不再赘述。所谓“概念限定”则主要指政治科学家在引入概念时,对概念内涵的选择。试举一例说明之。
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文化是一个内涵相当复杂的概念。因此,当著名政治科学家阿尔蒙德和维巴准备把“政治文化”概念引入到一项实证研究中的时候,他们注意到对这一概念进行限定或选择的必要性:“我们意识到人类学家在多种情况下使用‘文化’一词的事实,我们也同样意识到把它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使我们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渗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基于此,他们主张对“政治文化”以及“文化”概念的内涵进行限定或选择。所以,他们把文化概念的内涵限定为“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而把“政治文化”限定在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正是这种限定或选择为政治文化概念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引入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没有某种限定或选择,概念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引入是难以想象的。
2 途径:三种方法
依据现代政治科学家的研究,概念被引入政治科学中、成为科学的政治语言的一部分,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或者方法(注:参见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88~96页。):
其一,借助直接的经验观察对政治概念进行定义。某些政治概念的指称对象非常明确,而且本身具有直接的经验上的参照物。比如,“选民”、“候选人”、“两院制”、“内阁”等概念。因此,确认这一类概念的经验含意比较容易,诉诸直接的经验观察就可以对其下定义。严格说,所谓概念引入问题主要不是就这种类型的概念而言的。
其二,采用操作性定义。许多政治理论的概念非常抽象,缺乏具体的经验上的指称对象,不可能借助直接的经验观察来给它下定义。在此情况下,就需要利用操作性定义。操作性定义是把概念引入政治科学中的一种基本方法,其实质仍然是把概念与经验观察所得到的特征相联系,但手段上却是间接地从经验观察得到的特征中给出概念的定义。举例来说,政治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权力”概念并无经验上的直接参照物,而且政治学家对它也有各种不同的定义,但是借助经验描述却可以给“权力”下一个操作性定义:“每当A能够使B做本来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时,那么A就对B拥有权力。”(注: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91页。)正是借助这一操作性定义,“权力”概念获得了“经验含意”,满足了政治科学语言的要求,因而可以被引入政治科学的研究之中。不过,正如著名政治科学方法论学者A·C·艾萨克所告诫的那样,“对政治学家来说,操作的含义并不是实施操作,而只是一般地要求观察对特定情况的反应,并根据这些反映(或行为)给概念下定义”(注: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92页。)。因此,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中只能把操作性定义视为一种为界定概念的方法,而不能因其中的“操作”二字将之误读为进行实际的政治操作。
其三,将概念纳入理论系统之中。这是指在经验的政治理论系统中界定某一理论概念。现代政治科学把经验的政治理论与规范的政治哲学区分开来,主张把理论(即经验的政治理论)定义为“一整套包含概念的通则”(注: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第202页。)。所谓理论实际上是一组由概念组成、且在逻辑上相联系的命题。这些命题中的概念,有些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经验观察来确立其意义,有些则可以从操作方面加以界定;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属于理论概念:理论概念既不直接与经验观察的事物相联系,也不能用操作性定义去界定它。那么,理论概念如何获得经验意含、成为政治科学语言的一部分?现代政治科学给出的办法是,把理论概念纳入理论系统之中,使之获得系统含意,并与其他的经验概念建立逻辑上的勾连,从而获得经验意含。这一做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一种成熟的经验政治理论不仅在实质上具有可以验证的经验内容,而且在结构上具有严密的逻辑系统。因此,理论概念一旦进入经验政治理论的系统,概念就不再是孤立的,必然在逻辑上与那些具有可直接观察物的概念发生联系,从而获得经验含意、进入政治科学语言之中。举例来说,“政治参与”就是一个理论概念,它一旦进入经验政治理论的系统中,就必然与诸如“选举方式”、“选民投票行为”等具有明确经验含意的概念发生联系,从而成为政治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有用的概念。
3 扩展:两种进路
对于政治科学的研究而言,被引入的概念仅仅具有经验含意或系统含意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许多概念即使有了较为明确的经验含意,相对于具体的研究对象,仍然显得过于抽象或概括,必须通过扩展或分解,使它们具体化为一些更为贴近经验观察事实的变量或指标,从而为定性分析提供更为完整的经验事实的画面和为定量分析提供可量度的指标数据。这种扩展或分解的进路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概念化:从概念到变量。将概念更为具体地界定为一些在实际情况下能直接观察或者测量的组成元素,即使概念扩展或分解为“变量”,这一过程被称为“概念化”(注:郑宇硕等:《政治学新论——西方学理与中华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概念化在形式上意味着因研究主题的不同而导致的概念—变量相对化的过程:当研究主题是抽象层次更高的概念(例如“民主”)时,抽象层次较低的概念(例如“投票行为”、“选举过程”)就成为变量;如果后者(如“选举过程”)成为研究主题,抽象层次更低的概念(如“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竞选”等)则成为变量。然而,就其实质而言,概念化乃是随着概念的抽象程度递减、概念更直接地接近经验事实的过程。因此,通过概念化过程所形成的变量本质上不过是一种经验含意更为明确的概念而已。作为概念,变量不仅满足政治科学语言的要求,而且,“一个变量概念还可以在辨认研究对象的可能值、测量观察的实际值,以及用精确的方法来比较一种变量与另一种变量的不同变化时做到更加精密”(注:[美]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故此,“变量”这个概念已经成了政治科学中的常用词汇。
操作化:从变量到指标。对变量给予操作性定义,使之可以在实际情况下来观察其变化的状态,其结果称之为“指标”,这个过程即为“操作化”(注:郑宇硕等:《政治学新论——西方学理与中华经验》,第34页。)。操作化使变量概念得到进一步的扩展,细化、分解为一些更为具体的观察指标。这些指标不仅与经验观察事实的联系更加直接,而且往往可以统计、测量。比如,可以将“政治参与”这一变量“操作化”为“投票行为”、“竞选活动”、“公民对政府官员的主动接触”等指标,借助这些指标不仅可以对政治参与进行定性研究,而且可以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由此可见,概念的操作化对于概念成为政治科学语言的一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政治科学研究中概念引入问题的解决是包括起点、途径和扩展三个环节在内的从政治哲学延伸到政治科学的连续过程。因此,政治科学研究中概念引入问题的解决过程决不意味着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断裂,相反,恰好是二者相互连接、彼此互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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