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治理视角下的身份序列：基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_政治文化论文

国家治理视野中的认同序列：基于西南民族地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序列论文,视野论文,民族地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5－0085－07

       从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来看，核心概念和关键词往往构成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一个具备解释力的核心概念可以带动相关学科繁荣。纵观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认同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它从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以后就逐渐开始被学者所关注，其意义和内涵也不断得以挖掘，成为横跨不同学科的学术关键词。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认同往往与不同的共同体结合在一起，其中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共同体对以价值观和信仰体系为代表的形式的认同有重要影响。本文则试图在对认同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治理与认同序列的关系，并以西南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涉及的结构和逻辑进行研究，不仅试图深化对认同理论本身的认知，而且也加深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实践体悟以及政治实践。

       一、认同、认同序列与国家治理：以往研究反思

       “理解概念的变化主要是理解政治的变化，而理解政治的变化主要是理解概念的变化。”[1](P20)要理解认同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就需要从认同本身的概念进行分析。从一般意义上看，认同是指以个体的心理认知和判断为基础，通过自己的行为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来实现对包括国家在内共同体的归属和忠诚过程。从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来看，从最早的笛卡尔、洛克一直到韦伯、吉登斯基本上都对认同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是从当前研究现实来看，学界对于认同内部研究则显得相对较为薄弱，更多集中在社会心理或者政治文化领域，尤其是其涉及构成认同的不同要素，其实如果仔细对这些要素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排列组合可能性，并因此会衍生出不同的理论和流派，有学者分析“这些组合提供了一个坐标体系，许多强有力的政治学理论都可以从中衍生出来”[2](P51)。对认同多重组合进行再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有亨廷顿、卡斯特、查尔斯·蒂利等人。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认同本身的多重性，生活在多元、多样、多类型共同体中的人，往往将自己是哪种身份的人看成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些不同认同类型之间有时存在着明确边界，有时则显得非常模糊，并且经常会随着外界情况而变化，处于不断互动和变化过程之中。具体到认同在适合中的运行过程，则是通过有关的中介机制来实现的，“往往会通过一连串的符号、记忆及其意义发生作用、影响或者改变不同群体和社会行动者的身份边界”[3](P14)，进而形成其认同形成和变化的机制。也就是说，认同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通过符号、记忆、表达以及行动来凸显其作用，在个人与群体不断进行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群体的所认同生活方式和行动意义，成为不同群体之间的边界，进而形成不同群体认同方面的诉求，一旦遇到外在因素的激发，认同的表达和诉求就会演化为具体行动，于是认同就会被贴上不同类型的标签，诸如族群、国家，政党、阶级、血缘等类型，于是相互结合的不同认同类型就是这样形成的，如同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的重要因素一样，其他类型认同对于其主体的生存发展有重要影响。

       但是认同主体和边界进行改变，就需要借助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共同体的现代国家的力量，以及其中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以此来“界定民族性和公民权，借助与职业和别的官方社会方案强化了阶级差别，通过教育借助于承认某种特定教育资格的价值来划分种群”[4](P134)。可见，随着社会变迁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一旦借助类似国家等外部力量，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不同认同类型之间组合关系就会发生变化，人们就可能围绕新的认同组合形态来影响实践和彼此的社会行动与诉求，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活状态和表达过程，“影响我们所说的身份确认的过程，人们通过参考获得的标签、可获得认同来塑造他们的计划包括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好生活观念”[5]。于是，在不同认同之间就会形成关于认同互动的机制，并因此而衍生出一系相关政治社会行为，进而影响到社会成员的对共同体的认同效果，对此查尔斯，蒂利作了简单的总结①(参见图1)。

      

       图1 查尔斯·蒂利认同互利机制

       因此，在现代政治生活当中，认同当中诸多要素的孰先孰后就显得非常突出，它直接影响到认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与机制，并直接影响不同认同的生成与存在。而要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具体到人类活动和人类社会结构，具体到某一群体和社会成员行动过程，从而考虑这一群体可研究性和可操作性，我国的少数民族群体则是合适进行这类研究的对象。少数民族群体不同于国家、阶级、政党等政治共同体类型，“民族不是一种为了促进共同利益才结成的团体，恰恰相反，民族的一体性，它的共同命运，先在于一切利益考虑，进而赋予这些利益以意义”[6](P139)。也就是说，由于少数民族本身与认同有着紧密联系，正是认同存在保证了少数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形成、生存与发展，并且影响了包括肤色、语言在内的一系列共享文化实践、目标或信念等，进而塑造了类似于黏合剂的价值聚合机制，它“不一定意味着对一些主导叙述达成广泛的共识，而是对什么应该进入政治议程具有共同的理解，对何时及如何产生异议达成一致的意见”[7](P243)。因此，要理解现代国家如何对认同产生影响，就需要通过研究认同的重新排列组合过程，以此来发现国家和社会对认同作用的真实规律。

       于是，认同序列就是在此背景下得以显现并被提炼出来。而对于处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中国来讲，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改革总目标。在此背景下，与现代国家紧密相关的认同序列实际上已经在不同的人群中得以凸显，而对于少数民族群体来说，它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生存状态和社会行动，从而关联到现实政治生活和社会状态，因为“人们对国家的感知以及情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感受的国家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合理性和影响力”[8](P32－33)。而从认同的实践中来看，我们可以依据不同表现形式将这种序列秩序总结和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层级结构，体现为家庭、社区、地区、族群、国家认同的序列安排；二是文化结构，体现为身份、语言、宗教、传统、习俗、道德认同的序列安排，它们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而从现代国家治理过程来看，少数民族成员就是在不同的认同序列变化环境约束下，在处理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身份和认同选择，发挥着维系少数民族进行再生产的功能，实现与现代国家的有机结合，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认识以上这个过程，下面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对国家治理视野当中的认同序列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的内在逻辑进路进行梳理。

       二、国家治理与认同序列：层级结构的视角

       从现代国家治理过程来看，作为影响现代国家成长的重要机制，认同序列层级结构支撑了少数民族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效连接，有效保障了国家嵌入社会，从而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首先就家族认同而言，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形成了很多带有浓厚血缘色彩的氏族或家族公社体系，如布朗族的“戛滚”、佤族的“恩同”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血缘为纽带，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家庭财产实行共享，并且大多结合并保存了以血缘复仇为特征的民间习惯法。这些少数民族凭借以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共同体结构，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明显边界，血缘和家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构成了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标注，而这种标记标注“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形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促成了人们对群体共同性的更深认识，并架构了内群成员和外群成员之间的互动”[9](P130－131)。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并与家族血缘相结合的行政管理组织制度，如拉祜族的“卡些卡列”制度、景颇族的山官制度等等。除此之外，目前发现的大量的西南少数民族谱牒档案也说明了家族认同对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据不完全统计，仅仅云南境内12个民族曾经流行过甚至还保存着连名制形式的家族谱牒，里边较完整记录了少数民族家族成员代际更迭的过程，如《段氏族谱》记载了大理的段氏政权兴衰史。通过梳理这些谱牒文字记录以后发现，西南少数民族非常重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递和继承，他们“从先人那边，集体经验与个人的历史和起源紧密结合，这种把过去与未来串联起来的‘时间’定位，满足了个人某些最深沉、最迫切的需要”[10](P158)。通过这种形式，少数民族成员在血缘基础上形成了对自我群体认同，同时又加深了对本民族和家庭的认同。从这个角度说，少数民族对于家庭结构认同是构成其生命存在的前提，他们通过血缘、亲属以及情感的原生性联系一方面实现了少数民族家庭成员内部的有效整合，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整个家庭结构的认同性依赖，为完整的少数民族共同体组成提供了基础。可以说，以家庭共同体的形式既满足了少数民族成员对于狭小共同体的情感需求，也使得其内部共同体的力量得以凝聚，创造出少数民族成员对于家庭的认同，甚至有时这个过程经常以虚幻形式呈现出来，但其表现出来的力量仍然足够强大。

       其次，大量的西南少数民大多集中居住在以村寨为表现形式的生活空间中，村寨构成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②的最主要和普遍的活动空间，形成了很多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村寨布局。在少数民族成员村寨当中，除了地理分布和物质设施等基础性要素以外，浓厚的本土性和人情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村寨的“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秩序是一些保持着人民及其文化的生活方式和秩序”[12](P330)。可以说，居住在同寨或者同村的少数民族成员，往往构成比家族范围更大的认同群体，形成了对村寨认同。在少数民族成员聚居的村寨中，他们围绕在共同生活中，而形成的政治权威进行资源分配。开展仪式和进行祭祀等公共活动，甚至进行各种市场交易活动等等，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活场景。围绕这些生活场景，少数民族成员通过这些公共活动进行和公共空间开拓，与村寨空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现代社会不同的特有村寨认同。并且，在传统社会中，不同村寨的少数民族在交往过程中，其生活的村寨和其他村寨之间也形成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由于一些少数民族成员在村寨中已经定居，并形成了制度化地理边界，使得其成员对于本村寨和外村寨的区隔非常明显，所以，在少数民族的家庭认同基础上，就形成了其所处的村寨认同，相比较而言，后者认同类型范围更大，囊括的领域和群体更广泛。少数民族村寨认同与其他认同有紧密的关系，一旦一个庞大家族分布在不同村寨中，或者一个大村寨有根据不同家族划分的不同小村寨，这样少数民族的家族认同和村寨认同就出现了重叠局面。同时，村寨认同也为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提供了基础，因为“它把一群人与特定的地理位置连结在一起，这有构成民族认同与人们认可的其他大多数群体的显著认同”[13](P24)。在封建统治时代，国家很难将国家力量延伸到西南许多少数民族村寨，基本依靠当地少数民族政治精英或者传统当地权威进行治理，整个少数民族村寨政治体系非常封闭，这种状况甚至一直伴随着整个封建时代。

       再次，地域是承载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生存空间。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文化多元性非常明显，主要分布和集中在青藏高原及其过渡地带，以及云贵高原、南岭岩溶丘陵地带。在这些区域中，分别形成了诸如三江并流区、茶马古道、藏彝走廊等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区域。在这些区域中，由于少数民族成员的长期繁衍生息，他们邻里相互交往日益频繁，使得“在表现出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观的地方，就会产生一种社会纽带。这种社会联系纽带所加强，就会成为共同目标、共同的需要以及象征性符号所加强，甚至被传统所加强”[14](P216)。所以，少数民族与其生活区域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对该区域的认同，并且这种认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从总体上讲，与历史上习惯于游牧生活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同，西南少数民族基本上以务农为生，具有非常密切的人地关系。从该区域的少数民族农业生产的特点来看，它具有稳定性、封闭性、自给自足的特点，并形成了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因此，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少数民族宗法组织很早就和地域性结合在一起，具有生产性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互助自立、治安防卫、化解宗法矛盾等功能，提供了少数民族在该区域生存所需要的安全感，并进一步固化了少数民族群体对该区域认同，很难轻易改变。

       复次，作为维系少数民族共同体的基础性内容，族群认同形成除了需要共同的血缘、宗教、地域、语言性等原生性要素以外，还需要共同的族群遭遇、历史经验、历史记忆等主观性要素。因此，在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中，族群认同的形成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中，在改变族群边界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在此过程中，其“自我”和“他者”得到区分，文化之间的互动形成族群认同的核心价值的文化理念，并通过代际更迭得以传承，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历史延续性，从而以认同力量来凝聚少数民族内部团结③。虽然，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一旦形成，就会具有比较固定的组成要素，但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物质基础、利益诱导甚至国家政策等相关因素影响，因为“族群认同是一套特定文化同价值标准相结合的，它遵循这样的原则：有这样一些环境，在其中，这种认同可以逐步成功地实现，也存在着使这种成功受阻碍的限制”[15](P22)。所以，对族群认同来讲，外在生态的变换和刺激都可能改变少数民族对族群共同体的情感和认知，并且“族群认同的产生和维持都是在某种资源竞争和分配情境中。资源环境变迁造成认同变迁，这也借着人们集体遗忘、修正或重建历史记忆来调整可视为‘手足同胞’的人群范围”[16](P252)。也就是说，少数民族能够借助族际边界互动、资源重新分配调整等一系列机制来维系他们的族群认同，保持族群身份的稳定，从而确定相对固定的族群边界，来排斥他人或者其他类型族群。同时，与地域、村寨、家族等认同不同，族群认同不需要成员进行面对面的交往，而可以通过各种中间媒介，超越地域和空间限制，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成员的想象力，将少数民族的共有的价值理念和信念联系起来，形成对共同体的认同。

       最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即少数民族成员对国家的忠诚和归属，是与国家政治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认同形式。在传统帝国时代，少数民族群体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封闭而缺少流动的环境中，地缘、血缘、宗教等因素在其生活世界中占据有重要地位，加上当时的传统帝国对民族地区的治理是有限度的，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基本上依靠当地的领导来治理。因为传统意义上汉族地区国家认同，到了民族地区就发生了变化。不同于汉族地区忠诚与皇帝或者君主，此时的少数民族成员往往效忠于本民族某一个代表性少数民族领袖，而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传统帝国又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来整合少数民族领袖，这样就会导致传统帝国的国家认同与所在区域的民族领袖或者精英相关，形成了传统帝国少数民族中国家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④。也就是说，传统帝国既要塑造少数民族领袖对国家的认同，也要创造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认同，相对而言，后者花费的精力和时间在内的治理成本要大得多。由于传统帝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有限，治理的区域是不稳定的，就使国家认同经常呈现出不稳定状态。从政治实践来看，随着传统帝国对西南地区的扩展，具有优势的儒家文化深刻影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治理实践，通过文化引领的方式让大部分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开始接受汉族文化，并逐渐采取包括儒学教育在内的汉化政策。而对于普通少数民族来讲，包括艺术、文学、服饰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体系相互交流，在传统帝国的国家力量共同推动下，多元文化融合产生了巨大历史效应，中华民族的概念开始逐渐形成，并展现包容多元的文化姿态，这些都为传统帝国时代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符号意义和价值基础。但在具体传统帝国的国家认同认知实践中，“由于符号的韧性，不精确多义性，它们在形式上简单，实质上却是复杂的”[17](P97)。也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以及曾经出现的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现实，导致不同少数民族对于国家认同的边界不断发生变化。传统西南民族地并不完全都是为中原王朝所管辖，曾经出现过多个当地少数民族政权，这样族群认同和对本民族政权的认同就会发生交集，一旦发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数民族群体国家认同的历史记忆就可能会被重新改写和遗忘，甚至出现对历史真实情况的歪曲，原有的国家认同就会被其他类型认同所超越。这样，脆弱性、易变性特点就与封建王朝的国家认同一直相伴随。而这种情况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得以改变，国家力量逐步嵌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履行对民族地区的政治承诺，民主共和价值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借助阶级、户籍、单位等多个现代治理工具，实现了不同民族的有机整合，促进了各个民族的和谐相处，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认同才开始形成。

       纵观整个历史变迁过程中，西南少数民族认同序列层级结构呈现出逐步递进的关系。具体来说，家庭和家族认同是心理基础，区域认同是地域基础，族群认同作为少数民族集体认同的表现形式，是在前两者基础上形成的，而国家认同则是实现国家整合和统一的保证，具有最高的地位和层级。现代国家对民族地区治理过程实际上就是如何协调者四者的关系，只有处理好四个认同的关系，实现它们之间的有机协调，才能保证少数民族成员认同序列有机和有序排列，否则就可能出现社会成员对于不同认同体系的整合、竞争甚至冲突的复杂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不同的身份为赢得人们的注意力或先后次序而相互竞争，该人就必须决定每种身份的相对重要性”[18]。但在实现少数民族认同层级的有机排列中，积极依靠自然力量是很难形成的，就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尤其需要发挥现代国家的作用。同时，还可能涉及到少数民族认同的文化结构。

       三、国家治理与认同序列：文化结构的视角

       同时，从现实中来看，在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结构中，除了认同的层次结构以外，还存在着少数民族认同的文化维度，后者从价值和心理层面上保证了前者的存在，它从文化层面保证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并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表现过程，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具体主要包括语言、宗教、习俗等不同认同类型。

       首先，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和共享知识载体，语言具有塑造人类思维和外在世界秩序的巨大力量，在传递人的政治行为的理念的同时也可能指挥人的行动⑤。从广义上讲，少数民族语言包括日常生活使用的交往语言系统、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故事、民歌、民谚等多种类型。对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很多少数民族基本上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如云南德宏州的阿昌族和德昂族，西双版纳和临沧等地的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少数民族在使用自己民族语言的实践中，语言既充当了社会交往的媒介，也反映了族群文化特征以及符号系统，同时又表现了具有一定规则的丰富实践活动。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蕴含了少数民族如何观察世界、如何看待过去以及如何展望未来的态度，激励着少数民族成员开展社会行动，促使了少数民族共识的产生。可以说，正是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语言交流以及神话、传说等语言的依附形式的广泛传播中，族群成员之间相互产生心理的共鸣和感情的共识，形成了对共同议题的认可，促使了较为稳定认同感的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少数民族“语言不仅是一种以语言复制观念的工具，更可以说是观念的塑造者，对个人的心理活动、知觉分析、心理交换的综合机制”[10](P133)。因此，在形成少数民族的认同文化结构中，语言扮演着首要的因素，只有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才能有本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反过来讲，对于本民族的认同，也是通过对本民族语言的认同来得以体现的，“集体认同感在空间位置是从属于文化层次的，它是经由公开表达的语言和符号而得以显示的”[19](P68)。无疑，两者是互为因果关系，在少数民族的认同文化结构中，其成员对于语言认同是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各种宗教类型较多，情况复杂。据不完全统计，仅聚居该地区的世居民族就有37个，而且大部分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多种宗教信仰系统中，基本上是多种宗教并存流传，很多少数民族只信仰本民族宗教。同时，由于很多少数民族同时夹在不同文明或者宗教之间，导致该地区的宗教信仰也出现杂乱状态，如处在汉族与藏族之间的羌族、汉与傣族之间的佤族等少数民族，从总体上看，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分布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复杂化局面，并成为文化中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与其人生价值、伦理道德、心理素质，各种禁忌、节日活动等诸多生活形态合在一起，构成了内容丰富而体系庞大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宗教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了价值沟通的平台，“先后出现的一系列根本的、肯定性的解释，经过旷日持久的积累和精斟细酌，又为传统的权威性加上了筹码”[20](P102)。也就是说，宗教系统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了对秩序象征的有效解释，尤其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体系中，少数民族成员可以通过对宗教信仰的敬畏而形成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并且，在西南少数民族的现实发展中，宗教系统往往是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宗教甚至会演变成为控制少数民族一般成员的手段。很大程度上，少数民族对宗教的认同与其对本族群的认同结合在一起，也就具有了整合少数民族成员的外在功能，成为增强少数民族认同意识重要标识。所以，少数民族对宗教的认同在其认同序列的文化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且这种作用不会随着社会变迁而简单减弱或者消失。

       最后，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当中也存在大量的民族风俗习惯，它们对维系传统帝国期间的民族地区社会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惟风俗之所以能维系社会人心，法律之所以能保持社会秩序，全在有其相应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情操，或说道德观念与宗教信仰”[21](P119)，例如傣族的祖训、寨规与勐规、苗族的“榔规”等等。同时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也包括一些各种巫术、占卜、禁忌等带有神秘感的东西，它们同样也扮演着民间规范和裁决的功能。在前现代封闭的社会体系中，少数民族的基本秩序甚至就依赖于这些习俗而得以维持。一定意义上，风俗习惯在少数民族形成和发展中扮演着整合作用，“它从地域上通过相邻而居而整合，在文化上通过语言、习俗传统的共同性而整合，但还没有在政治上通过一种国家形式而整合”[22](P657)。由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具有以上的功能，在少数民族成员的精神领域和心灵世界中，可以通过接触各种风俗习惯，感觉到其无形的心理力量，从而也就增强了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感。一般而言，“在人们与自己的社会。或是与其中的某些制度、等级和部门的认同之中，都天然包含着某种程度地参与在过去之中的感觉”[23](P226)。通过风俗习惯，可以重构少数民族历史记忆，区分不同少数民族身份边界，维持本民族的认同边界。因此，在整个少数民族认同文化结构中，对习俗习惯的认同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中，它与语言认同、宗教认同、存在认同实现了紧密结合，构成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认同、宗教认同以及习俗认同，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性和地方性在认同序列中的体现。西南地区浓厚地方性使认同序列的文化结构具备了深厚地域根基，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体验和在社会成员面对面交流基础上，形成了对本土性知识的依赖，并获得其生活和生存的技巧。因此，从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整体文化结构来看，传统性和地方性存在保证了少数民族认同文化结构和机制的运行。同时，在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传承过程中，这些具有平行地位的文化结构使得认同序列中认同层级结构具有了文化基础，在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语言、信条、仪式、传说等等，一言以隐之，文化将境遇、背景各不相同的个体和家庭结合到一个集合体中，在这个集合体中，人们形成了强烈的相互认知、获取了基本的意义，并得到了情感的满足”[24](P18)。在文化结构作为支撑的背景下，少数民族的情感和价值在文化传统传承中得以实现和满足，形成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文化基础，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和现代政治力量都不能忽视的内容。

       四、结语

       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的层级结构，还是认同序列的文化结构，都充分反映了少数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持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支撑，获得以此生活和生存的技巧。但是随着原有的传统社会以及帝国体制终结，与此相对应的现代国家背景下认同序列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国家启动的改革催发了社会和民众对自主权利的渴望和追求，而这种要求迅速反过来对国家所领导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形成了具体的改革要求”[25](P16)。而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为国家社会关系层面上，也体现在与前者紧密相关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优化要求当中，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必须是两者之间的充分互动。因此，为了“提供一系列的象征、平台和制度来增强社会变迁同社会的契合，营造社会团结”[7](P175)，进而充分挖掘理论层面的认同及其认同序列的政治学内涵，对于作为一个正在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现代国家极为重要。在实践中，就需要我们在现代国家治理的理念指导下，深刻理解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在内的制度内涵，采取新的措施和手段，依据认同序列本身所包含的结构和逻辑，来实现不同民族之间认同序列的整合和优化，创造和实现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相互信任感，从而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其要求和期望。

       注释：

       ①资料来源：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②实际上，日常生活的场景往往构成了少数民族认同主观建构的重要背景，如有的学者谈到：“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参见彼得伯格等：《现实的社会构建》，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③根据戴维·米勒的总结，他认为族群认同应该具备以下五个要素，即由共享的理念和相互承诺构成；在历史中绵延；在特征上积极的，与特定地域相连；通过其独特的公共文化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分，一起把民族性与其他个人认同的集体来源区分开来。参见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④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对国家治理当中民族地区的双重治理机制的关注较少，其实它在相当长时间中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维护一个庞大的封建王朝并产生深远影响。

       ⑤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边界在哪里。我们的世界就延伸到哪里，这充分说明了语言在建构社会行动的重要地位。同时斯伦斯·鲍尔等人也说：因为语言里包含着的概念传递着政治行为人的理念和实践。社会和政治世界通过这种概念和交往得以形成，或更为准确地说，预先得以构成。根据这种语言构成观，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安排、梳理、思考世界，我们如何在世界中行事，皆受到语言论述和修辞的资源(参见斯伦斯·鲍尔等编：《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可以由于语言本身就与“我是谁”这个认同基本问题联系一起，所以从一开始它就与少数民族认同密不可分，当然这种作用的发挥就必须与某种类型的组织形态进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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