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丽娟[1]2001年在《中印教育投资问题的国际比较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投资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投入教育领域中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它是教育发展的基础和教育系统得以运转的基本条件。因 此，教育投资是比较教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论题和领域。 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1947年独立后其国力的迅速强盛和科技的日益发展，领 先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中先进发达的教育功不可没；而印度在教育投资方面的巨大 努力是其取得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卓越成就的有力保证。随着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的社会、经济、教育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成为 其他国家发展自己的典范。就教育投资来讲，印度以“绿色革命”以后的农业和工业作 依托，给教育以强有力的支持和资助，印度近年来几乎拥有世界第叁大的、十万众的 “科技人才库”便是其教育成果的有效明证。那么，印度在教育投资方面具有哪些成就 值得我们在比较教育中进一步研究，以资借鉴，又有哪些失误和教训值得我们在对印度 教育投资研究时作深刻的总结、反思？本着“前车之辙，后车之戒”的思想，对中印教 育投资问题进行纵向、横向比较，借以探讨当今中国在教育投资方面的存在的问题，以 扬长避短，推进中国的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 论文的第一部分通过对中印教育投资状况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论述了印度和中 国教育投资的经济、政治、科技、人口等社会背景，找出两国之间共同的特点， 第二部分将中印两国作为研究对象国同世界范围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作一国 际分析与比较，找出它们在教育投资方面问题的共同点及成因，具体从以下叁个方面论 证的： 通过中印公共教育投资的特点与成因比较，中印两国对教育投资占GNP的比例居 于世界较低水平，与印度相比。我因对教育的投资力度不够大。 中印叁级教育投资特点与成因比较表现出：两国的教育投资总量和相对比例较低， 初等教师生师比过大。而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不大且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初等教育 投资比例的过快下降，中国、印度高等教育投资的“增长迅速”，不符合教育投资结构 变化的一般趋势。 对中印教育投资效益的因际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印两国在教育投技方面存在的问 题不仅表现为投入总量不足，而且还存在着教育投资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低下，从而造 成教育投资不同程度的浪费。 第叁部分着重考虑在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状况短期内还不能彻底改变的情况 下，应该对解决教育投资方面出现的问题做理性的思考，剖析教育投资现状，促进教育 第叁部分着重考虑在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状况短期内还不能彻底改变的情况下，应该对解决教育投资方面出现的问题做理性的思考，剖析教育投资现状，促进教育的适度“超前”和“超阶段”发展，以充分发挥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奠基作用。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形成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总之，通过中印教育投资问题的比较和分析，使我国在今后的教育投资理论决策和实践中更加有的放矢，扬长补短，切实贯彻党中央的“科教兴国”战略，深化教育改革；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日益进步。
黄可欣[2]2011年在《中印高等教育投资来源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和印度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以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中国一样,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也经历了屈辱的近代。印度算不上是教育发达国家,但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等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经历。中国的高等教育已迈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呈上升趋势且投资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且严重制约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对高等教育投资来源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才能结合当前实际的高等教育需求,尽量使高等教育投资来源结构合理化,从而保证高等教育投资来源的稳定。而作为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等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其在高等教育投资结构与政策方面所具有的特点、成就与问题均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本文主要立足于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运用文献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投资来源以及印度高等教育投资来源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印高等教育各投资主体为研究对象,依据文献资料和两国政府的官方网站数据,以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为时间段,论述了中国政府投资、个人或家庭投资、高校自筹资金、社会捐资集资及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印度政府投资、个人或家庭投资、高校自筹资金、社会团体捐赠等在高等教育投资中的所起的作用。介绍了中国高等教育投资来源和拨款模式的历史变迁及印度高等教育拨款机构和拨款模式。在对中印各投资主体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两国高等教育投资结构及政策的特点与成效,就改善中国高等教育投资状况提出了笔者的建议,即应进一步巩固政府投资的主体地位,加大中央财政责任;鼓励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促进民办教育发展;完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大力发展社会捐资助学活动;优化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
李丽[3]2016年在《印度东北边疆治理研究》文中指出“边疆”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国家认同为纽带,以国家利益为取向,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综合因素于一体的邻近国家边界的地域。边疆地区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统称为边疆问题,而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称为“边疆治理”。印度东北边疆是印度最为重要和独特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安全形势敏感脆弱、周边局势紧张严峻,社会文化复杂多元。长期以来印度东北边疆以民族冲突不断、移民问题突出、恐怖主义泛滥、经济长期落后凋敝着称,历来是印度政府、区域内各国以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地区。印度独立以后,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东北边疆制定了若干个政策：独立初期推行“尼赫鲁-艾尔温政策框架”,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后开始关注东北边疆的安全防守,1971年颁布《印度东北部重组法案》,启动东北边疆的政治重组进程；冷战结束后,开始实施“东向政策”,印度东北边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政治治理方面,印度对东北边疆划定了行政区划,设立了立法与行政机构,成立了多层次的地方自治机构,遏制了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的行动,整体安全局势好转；在安全治理方面,经历了“从忽视到重视”、“从孤立到合作”、“从混乱到集中”的历史沿革,逐渐确立起明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如今东北边疆整体安全局势已趋于稳定,社会暴乱程度明显减弱；在经济治理方面,印度强调“区域协调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针对农业、工业、服务业各领域的现状与问题,制定了不同的发展策略,整体经济与各产业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社会文化治理方面,印度着重完善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大了对东北边疆教育发展的扶持力度,积极推动东北边疆的多渠道就业,为边疆发展与稳定夯实了社会文化基础。通过对印度东北边疆各方面治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印度东北边疆治理以实现东北边疆和平与繁荣为目标,形成一套多元主体解决多重问题、充分保护部落民权益、注重国际合作的边疆治理新路径。同时,也发现印度东北边疆治理还存在基层自治机构治理不利,犯罪量居高不下,行政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官僚阶层腐败严重,基础设施建设缓慢,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需求等问题。在对印度东北边疆治理进行系统研究以后,总结了关于边疆治理的一些普遍规律,以期对我国或其他国家相关的边疆治理提供一定有益的借鉴或启示。特别对印度非法侵占中国藏南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方应有的战略准备。最后提出了扩大我国与印度东北边疆的经济合作,逐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几点思考。
马学礼[4]2016年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文中指出东亚经济合作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进程,本文仅是对这一进程的技术性解释。区域经济合作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但由于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难以刻画其全貌。事实上,各国在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时不仅要权衡经济得失,也要权衡政治得失,不仅遵循市场逻辑,也遵循权力逻辑,可见,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而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视点。依循这一思路,本文首先从供给的角度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而鉴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危机驱动型”特点,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历程分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起步期(1997~2009年)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化期(2009年以来)两大阶段,分阶段地考察了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叁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区内外博弈约束下区域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供给的条件;第二,思考两次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同结果及其成因;第叁,思考地区实力格局转换背景下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及其影响因素。全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对本文的选题立意、已有研究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创新及不足进行了概括性介绍。第2章“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解释”,对全文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本文中的“东亚经济合作”并非泛指东亚地区内任何时期、任何形态的合作,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式启动、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理想目标的经济外交实践。其次,论文对区域经济合作已有的理论解释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明显强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区域层次的拓展和应用。最后,论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渊源、脉络和局限性进行了简单介绍。第3章“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贯穿全文的理论主线。首先,论文阐述了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关系,通过剖析“区域公共产品”的逻辑内涵界定了产品的供给模式、扩展了产品公共性的判断标准、明确了产品的形态和内容,进而将上述概念操作化,使其适用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实践。其次,论文用“预期收益”、“供给成本”和“外部性”叁个要素刻画出单个国家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决策变量,并赋予它们新的理论含义。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国家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为切入点,强调非平等的成本分担、非均衡的收益分配和域外大国介入的阶段性,从根本动力、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方面尽可能地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论证了各国实现合作供给的条件,即:在厘清不同国家收益敏感性和成本敏感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供给机制重塑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承认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相关性,妥善应对其介入。第4章“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展及成效”,是对1997年后十余年间东亚经济合作历史的理论解读。首先,论文分析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起因,指出这是区域公共产品需求不断“发酵”的必然结果。其次,考察了本阶段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和特点,即: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是供给重点,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是其“副产品”,两者都呈现出明显的“质次价廉”特征。随后,论文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本阶段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效,结果表明:尽管存在较为严重的“面条碗效应”,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确实较大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因而是相对成功的。最后,论文分析了实现相对成功供给的叁条原因:各供给方都以绝对收益为主要关注点;供给的总体成本较低,且大国的选择性激励降低了小国的个体成本;外部性较小,且“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美国的有限介入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性的内在化。第5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突破”,是对2008年后东亚经济合作困境的理论解释。首先,论文考察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经济一体化趋势,以及该趋势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而区分了东亚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一般需求和重点需求。然而,现实问题是,东亚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优质化”进程都陷入了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成因有叁个方面:各国对相对收益的竞争削弱了供给的根本动力,高昂的供给成本强化了供给的内部约束,美国的全面介入强化了供给的外部约束。最后,论文考察了东亚各国为突破“优质化”困境所采取的策略:RCEP已经成为东盟主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尝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中国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二者都对突破困境有一定帮助,但相比之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更为积极。第6章“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对未来东亚经济合作趋势的理论预测。论文首先明确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确定性,即:供给主体的范围已不可避免地泛化到东亚之外,实现“纯粹东亚”供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类区域公共产品将形成多层次共存且无法相互替代的局面;供给机制将更加多元化且长期并进。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东盟能否继续充当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心,中日之间的供给竞争将走向何方,美国主导的“亚太化”供给发展前景如何。最后,要实现区域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就必须将已然分化的预期收益再整合,促使主要大国承担更多的供给成本,在TPP、RCEP和“海上丝路”叁大供给平台的竞争与互融中将外部性内在化。第7章“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是对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理论思考。在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下,我国能否有效提升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取决于叁个方面,即:是否有着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以解决供给意图和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能否选择合乎实际的供给策略以协调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化解现实中的具体风险。但无论如何,“大周边”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从而为我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最后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王阳[5]2016年在《中印移民政策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时代,国际人口迁移愈加频繁,由跨国人口流动引发的国际移民问题,正成为各国学界和政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毫无疑问,国际移民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了各国引进劳动力尤其是高端稀缺人才以促进经济之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它也给各国社会治理甚至国家安全带来挑战。如何以更好的移民政策来平衡或者解决由国际移民所带来的上述困扰,在当下欧洲所遭遇的难民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俨然成为各国在新形势下需要纳入考虑的重要议程。中国和印度作为人口总量世界第一和第二的两个新兴发展中国家,由于近几十年政治、经济环境的剧变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其正经历从传统全球移民净输出国向移民输出和引进国转变的现实。基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它们俨然已成为国际移民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并被国际社会视为这一体系中关键的角色。面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人口压力的现实以及国家安全的顾虑,中印在相似国情面前针对国际移民所作出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方案显然值得探讨和比较,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层次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介入对中印两国移民政策的比较研究,围绕移民政策现状、移民政策指向性以及移民政策的效果等几个面向以中印两国移民政策文本和措施为主要分析对象,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次对中印两国移民政策展开论述。论文第二部分从宏观角度即中印两国移民法律制度体系和移民行政管理体系入手,呈现了中国从建国初期《外国侨民出入境及居留暂行规则》到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移民法律制度体系以及以公安部为核心、众多部门协助管理的移民行政管理组织体系和印度以《护照(进入印度)法案》和《外国人法案》为主轴出台的一系列条例、法令等以及以内政部移民署和外国人事务部门为主要管理组织的行政体系,并在比较了中印移民法律制度体系以及移民管理行政组织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印移民政策在宏观旨趣上表现出的不同历史传承特色和系统性、规范性、前瞻性不强的体系性问题；论文第叁部分从中观角度切入,呈现了中印两国移民政策中主要规制移民入出境的签证和入出境检查政策。围绕两国签证种类及便利化措施和入出境权利与义务进行了分析。在比较了中印移民政策在签证和入出境检查政策上的异同后,归纳了中印移民政策在中观层面所呈现的权力政治高于权利政治的规范及其国家安全诉求优先于经济社会开放的价值取向；论文第四部分则结合案例,呈现了中印两国移民政策在非法移民管理方面的表现,分析了中印两国非法移民管理方面的政策特征和症结。在对比分析了中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现状后对中印移民政策进行了检视,发现中印移民政策之形成与实施在不同国际、地区环境以及国内政治结构和议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并进一步对中印移民政策中根本的观念性问题提出了期望。
周及真[6]2013年在《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研究》文中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独立于制造业而发展,从而成为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先进生产要素引入生产过程的“传送器”、深化生产分工的促进器、社会经济发展的“黏合剂”、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助推器、经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以及经济变革和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化发展,能够带来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改善工业发展环境,促进制造业生产组织结构变革和分工深化发展,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在各国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依次轮动的态势中,各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也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过程：中国制造业由于正处于“数量扩张”向“质量增进”转变的阶段,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强于美国和印度,但农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仍较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逐渐下降、而与生活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不断加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产业空心化”不断强化是其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根本原因。这证明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有下降的趋势,而与生活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反而逐步加强。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各子行业的产业波及效应呈现出的态势为：传统和低端子行业的产业波及效应逐渐下降,而新兴和高端子行业的产业波及效应有逐渐上升的趋势。除了这些基本结论之外,本论文对工业化进程中的中美印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其他方面的重要规律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的预测,2025年将会是中美印叁雄鼎立的世界,意味着这叁个大国未来将很有可能主导世界工业化的演进趋势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潮流。因此,在与美、印进行比较的基础之上,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程度和产业波及效应,及其背后存在的问题；总结工业化进程中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的演变规律,分析我国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我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早日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本论文共分为十章,第一章首先介绍了选题背景与意义,然后界定了研究对象——工业化、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产业波及的概念,接着进行本论文的重点和难点分析、提出特色和创新之处,最后形成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与框架。第二章首先从传统工业化理论的演进、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六阶段理论、钱纳里的工业化标准模型理论、国内学者对工业化阶段划分的研究等方面,对工业化阶段或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进行了归纳和评述,最后提出本论文工业化阶段的界定方法,并对中美印叁国的工业化阶段的进行界定。接着从“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产业互动论”和“产业融合论”这四个视角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机制。“产业互动论”中又分为分工、专业化和市场迂回论、价值链理论和竞争优势、以及生态群落理论的视角。最后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前沿动向——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和工业化进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互动的产业关联关系、与整个经济体系的产业波及效应、国际比较等问题进行了综述和分析。第叁到第六章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运用中美印叁国2009年的横截面投入产出表数据、以及1995年-2009年的纵截面投入产出表数据,从中美印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制造业/生活性服务业双向互动融合产业关联的横截面和纵截面分析、中美印生产性服务业与整个经济体系产业波及效应的横截面和纵截面分析——这四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第七章首先对中美印叁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特性和区别进行了总结,接着进行了深层思考——主要包括国际产业转移对各国工业化进程轮动的影响,中美印工业化道路差异对各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作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由此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目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处于较低级的阶段,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过少,感应度较低、国民经济对其需求不足,产业附加值低、竞争力不强,影响力较高的优势没有充分利用、政策措施不足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对生产性服务业认识不足和研究滞后、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欠佳、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不足、企业创新不足等。第八章首先对中美印叁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政策进行分析和比较,并总结美印两国产业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由此提出了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加强研究,提高认识；增加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努力提高市场化水平;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和产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层次：提高生产性服务业自主创新能力。最后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白欣禹[7]2012年在《对服务外包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产业结构正在进行调整,服务业转移与服务外包的浪潮引领了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从发展的历程与趋势看,服务外包这种发包方将其涉及的服务业务以商业形式发包给本企业以外的接包方的经济活动会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服务外包产业所具有的调整经济结构、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等特点,决定了其作为经济新增长点的地位。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对缓解就业压力,带动经济发展,促进人才培养,优化产业结构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服务外包经过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同时我国服务外包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服务外包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清晰地界定了服务外包中的知识产权,利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跨国公司理论分析了服务外包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尽可能利用相关理论与实证结果,对服务外包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从理论上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本文对我国服务外包中知识产权的现状进行了说明,并分析了我国服务外包知识产权存在的管理问题、归属问题以及商业秘密及核心技术泄露问题。中国与印度在经济基础、发展要求、人口情况等方面都很相似,并在服务外包方面的共性极大。因此对中印两国在服务外包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比较很有意义。本文在产权联盟的量化评定与统计结果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尝试从法律状况、行业协会作用以及保护意识的角度,探究差距产生的内在原因。希望我们正视差距并从中产生更多的思考,通过获得的启示不断完善自身对于服务外包以及其他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
王术森[8]2018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四大丝绸之路。经过四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逐渐成为惠及欧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四年多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成效进一步显现,政策沟通与设施联通进一步增强,贸易畅通水平不断提高,资金融通明显改善,民心相通水平明显提升。总体来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总体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实践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发展的。自提出以来,中国新安全观历经叁个时期的不断发展完善,在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逐渐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形成了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国家安全观,这是对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出发,系统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演进,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现有基础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第二、叁章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中亚地区、中东地区、欧洲等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以及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第四章对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内涵做了系统梳理。本章第一节对中国古代、近代的国家安全观做了简要梳理,然后文章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安全观发展演变的叁个阶段;第二节梳理了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新安全观的补充发展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新安全观的丰富与完善;第叁节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做了系统梳理。然后,第五章对中国新安全观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指导意义做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可合作安全”的概念,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为例,分析了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对安全合作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安全合作的理论。最后,第六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提出了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复杂,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应对。首先,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坚持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作用,坚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第二,区分“可合作安全”和“不可合作安全”,提高安全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并不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很多安全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常态心理,不要把这些安全问题看得过重,也不要把这些安全问题特化和泛化。其次,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应坚持以下基本思路:第一,“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第二,“一带一路”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倡议,要协调统筹海陆两条主线的安全;第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差异很大,要重视不同国家的安全关切;第四,大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应对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要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合作;第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除坚持以上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外,在具体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复杂,要加强对沿线地区安全形势的研判,强化国别分析和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第二,优先考虑将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战略支点国家,充分发挥战略支点国家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保障“一带一路”安全;第叁,充分利用现有科技合作的成果,通过科技创新加强安全合作;第四,要特别重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利用海上普遍管辖权,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海盗和海洋恐怖主义。
彭娉婷[9]2015年在《中印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指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服务行业其潜在的内在优势以及在国际服务行业中的地位凸显,使其成为各国切实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而与之密切联系的服务贸易更是一支潜力无限的新兴力量,已然成为了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目前中国服务贸易在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存在着结构失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进行研究分析有一定的意义,并对比印度,分析了中印服务贸易以及服务贸易出口的现状,中印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出口商品结构、出口市场机构、出口模式等,继而总结分析出影响中印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因素,并搜集数据,进行实证与定性分析,得出结论,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印度发展服务贸易的经验,提出优化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持续稳定发展。本文在分析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多种分析方法,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结合与印度的比较,中国服务贸易在出口总量上要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服务贸易顺逆差以及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方面却处于明显劣势,中国的新兴服务行业发展过缓,服务贸易结构失衡。(2)根据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分析,应用协整检验的实证分析方法,剔除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力资本影响因素,得出服务贸易开放度、服务业的科技投入、人均GDP、第叁产业产值是影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主要因素。同时,分析得出,政策因素、科技投入、人才因素、对外开放度、服务外包是印度服务贸易获得快速发展的原因。
姚莉明[10]2012年在《中印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不断推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趋势和特点,其中以知识及其应用为核心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成为评价一国整体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是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导的,且该产业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转移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在总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其结构上的不合理性也逐渐暴露,长期的贸易逆差和技术含量的缺乏已经使得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整体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而印度同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着很多的可比之处,特别是其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更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对中印两国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和分析,前人已经进行过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两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首先,文中对已有的研究结论加以整理和概述,给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其次,文章介绍了产业竞争力的含义,并对现有的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和方法加以概述,在此基础上延伸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再次,文章基于大量的研究数据,通过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两个方面,对中印两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进行概括和比较；然后,从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显示性优势指数叁个方面七个指标对中印两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了量化统计和指标分析,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就在于将研究视角重点放在中国和印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上,而且在衡量国际竞争力时,不再单纯采用某个指标或某些指标,而是借助一整套指标体系加以分析,使研究结果更为全面,更为准确；最后,文章从六个方面对中印两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给出对策建议以提高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中印教育投资问题的国际比较与思考[D]. 田丽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2]. 中印高等教育投资来源比较研究[D]. 黄可欣. 长沙理工大学. 2011
[3]. 印度东北边疆治理研究[D]. 李丽. 云南大学. 2016
[4]. 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D]. 马学礼. 吉林大学. 2016
[5]. 中印移民政策比较[D]. 王阳. 中央民族大学. 2016
[6]. 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研究[D]. 周及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
[7]. 对服务外包中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研究[D]. 白欣禹.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2012
[8].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D]. 王术森. 兰州大学. 2018
[9]. 中印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影响因素分析[D]. 彭娉婷. 海南大学. 2015
[10]. 中印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D]. 姚莉明.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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