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三个重要问题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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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哲学是不是唯物主义哲学?

承认马克思哲学是唯物主义,这是研究马克思哲学不可怀疑的前提。为什么不可怀疑?因为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文本为准绳,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确地称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例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明确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以同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相区别:“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则把马克思和他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4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对上述问题的正面回答。例如,人们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进行了新的研究,称马克思哲学是“实践本体论”、“实践的思维方式”、“实践生存论”、“实践的观点”等等。这些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的概括,都避开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的确认。即使是把马克思哲学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仅仅强调了实践观点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未能说明实践概念同唯物主义的本质联系以及“把实践观点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性观点何以成为唯物主义”的问题,因而实质上也回避了对唯物主义问题的回答。

那么,马克思哲学是什么样的唯物主义呢?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1.传统教科书观点

我国传统教科书承认马克思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但把马克思哲学的一般世界观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没有出现过。“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狄慈根1886年出版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哲学领域中的漫游》一书中,后来普列汉诺夫也使用了这一概念。列宁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25页)不过,列宁说的“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指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传统教科书把18世纪旧唯物主义的命题(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在时空中运动,运动是有规律的等)直接当成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命题,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命题直接当成马克思的辩证法命题,力图用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组装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但是旧唯物主义在本性上是反辩证法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本性上是反唯物主义的。因而它们本属于不同的“血统”,是无法进行“拼装”的。只有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形态的唯物主义与不同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新形态的辩证法,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这种形态的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新形态的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

2.关于实践唯物主义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也找不到直接的、完整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明确地讲了他的新唯物主义与“实践”概念的内在关联:“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他的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由“实践”给予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此,还不能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这是因为,如果不把“实践”概念放到社会历史中去理解,就不能理解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就仍然会像唯心主义一样“抽象地发展”“能动的方面”,把实践概念仅仅理解为抽象的主体性活动。

3.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恩格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唯物史观”来表述马克思的历史观。从列宁开始使用这一概念,经过斯大林、苏联哲学教科书到中国的传统哲学教科书,“历史唯物主义”始终都是作为表述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概念使用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概念,并用这一概念表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但是,这种观点仍然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下属的历史观,因而实践唯物主义就被理解为超越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一般哲学世界观”。80年代末至90年代我国关于实践哲学的讨论,对于我们冲破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的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仍然存在缺陷:第一,它不能说明实践概念同唯物主义有什么本质联系,不能说明把实践概念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性概念何以使马克思哲学成为唯物主义哲学。也就是说,它只是强调了实践的重要作用,而没有揭示出它的唯物主义性质。第二,它仍然把“实践唯物主义”看成是超越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一般世界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成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我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即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解释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和世界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解释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只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使实践唯物主义得到合理的解释,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不存在抽象的实践,也不存在超越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实践唯物主义。我们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历史观和世界观两种功能,并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刘福森,1991年)

要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就必须超越我国哲学界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传统理解。我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

人们之所以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看作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曲解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的一个论断。恩格斯在该书中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从字面上看,好像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看成是包括西方传统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其实并非如此。恩格斯在这里讲的“哲学”就是指西方传统哲学(包括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这里恩格斯是在狭义上使用哲学概念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全部哲学”。恩格斯在该书中明确讲过:“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同上,第220页),“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同上,第219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明确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这里所说的“哲学”,也是指“以往那种意义上的”狭义的哲学。既然(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已经终结了,既然马克思哲学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哲学”了,那么,作为“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新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生活(实践)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的命题,就是马克思对新哲学的基本问题所做的唯物主义的回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确实使用过“存在”概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同上,第72页),但是,不能因此就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旧哲学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因为马克思紧接着上面那句话,对新唯物主义哲学理解的“存在”概念做了具体的解释:“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这样,人们所说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生活(实践)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凡用人的生活、实践去解释意识的哲学,就是“新唯物主义”哲学;而凡用意识、观念去解释人的现实生活、实践的哲学,就是“新唯心主义”哲学。

二、马克思是否实现了哲学革命?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革命,这是每一个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学者都承认的。但是,当一些学者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本体论、一种形而上学的时候,他们实质上就否认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表面上看来,这好像是对“马克思实现了什么样的哲学革命”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然而实质上却是承认还是否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问题。如果把马克思哲学视为仍然停留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框架中,那么马克思哲学就仍然是旧哲学内部的一个派别,这就否定了马克思哲学同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性质的区别,“革命”实质上就消失了,因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是发生在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变革上。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超越”,而不是对后者的“修补”、改进和发扬光大。

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它包容了一切其他的形而上学形式于自身之内,以主客体同一的完整体系,把各种形而上学(也包括旧唯物主义)的观念包含于自己的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哲学不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而是形而上学的全部,因而是形而上学的最后完成。“完成”与“巅峰”、“终结”具有相同含义。这就意味着,在黑格尔之后,哲学只能超越形而上学,走与形而上学完全不同的路向,因为在完成和巅峰之后,再也不可能有形而上学的向上发展了。因此,在黑格尔之后,如果谁还在坚持形而上学,那么他不是仍然在重复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就是在讲述一种从黑格尔倒退了的、比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更糟的形而上学。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哲学如果想超越黑格尔哲学的话,它就必须超越形而上学而另寻他路。这也意味着:如果谁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形而上学,是本体论,那么他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哲学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一些学者仍然停留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立场上去解读马克思哲学,如仍然将马克思哲学称为“××本体论”,并且用形而上学去解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和人类解放理论。这种观点仍然是站在西方近代传统哲学的哲学观的立场上,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看作是哲学的“模板”,并以此为“底样”去描画和涂改马克思哲学,使其更像黑格尔、康德或其他形而上学家的哲学。这样就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内部的一个派别,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超越就彻底消失了。

马克思哲学的创立是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这场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和超越。而这个超越是通过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转向”实现的。

西方近代哲学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对科学精神的哲学表达。20世纪的哲学发生了一个从传统的“科学哲学”(广义的科学哲学,即“以科学精神来构思的完整的哲学”)向以历史精神为基本特征的新哲学的转向,而马克思通过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这一历史的转向。

西方传统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科学精神作为“基因”始终决定着哲学的“机体”。这种哲学表现为知识论的、概念的、逻辑的、理性的和本质主义的。它追求的是绝对的知识体系,即绝对知识、绝对真理和“科学的科学”。西方近代哲学本体论的提问方式是“××是什么”,这是同自然科学类似的“知识论”的提问方式。科学精神是以知识的获得为宗旨的。它要从变化中发现不变的东西,从复杂的现象中发现简单的、抽象的“共相”。这就是对必然性规律的追求,并把追求的结果作为具有普遍知识功能的真理来看待。本体论思维的基本逻辑是从多中追求一,从变中追求不变,从现象追求本质,从暂时追求永恒,从有限追求无限,从相对追求绝对。因此,一、不变、本质、永恒、无限、绝对成为它的价值理想和终极关怀。在这种哲学看来,多、变等是不真实的现象,一、不变等才是真实的存在(本质)。虽然本体论思维的追问从经验的领域进入了超验的领域,但是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脱科学精神的纠缠。

马克思则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实现了“哲学的历史转向”。(参见刘福森,2007年)马克思实现的历史转向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创立了一种新历史观,更重要的是通过新历史观的发现,使哲学的基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西方近代哲学,转变为以历史的观念为基础的新哲学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用“历史精神”取代了“科学精神”,用历史的逻辑取代了科学的逻辑,并把历史的逻辑转变为“历史性思维”或“历史性解释原则”,从而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了一般哲学世界观的意义。

历史性概念包含着如下意义:第一,条件性、具体性;第二,非终极性和非永恒性;第三,过程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性解释原则”是指把对象和哲学问题放到特定的具体条件下、作为一个暂时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的哲学解释原则。这一解释原则的基本观念就是否认终极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的存在。这正是辩证法的思维逻辑。正是“历史性”概念的引入,才为辩证法提供了活动的舞台。在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解释原则是一种“反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原则”,也是反辩证法的思维逻辑。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方式或解释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因此,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不是超越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抽象的一般世界观,它只能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历史性解释原则”同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追求无条件的、永恒不变的终极存在的“本体论的解释原则”是正相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使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得到内在统一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因此,任何使马克思哲学重新回到它所反对的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企图,都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而任何用西方传统哲学的话语、概念框架和思维模式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都必然会模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同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界限,否定马克思在哲学发展史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

三、马克思的哲学是不是人道主义哲学?

一提起人道主义,人们想到的就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建立在对人的抽象理解基础上的旧人道主义。人们用人的抽象的、理想性的本质去理解人,去解释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的解放。这种做法实际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建立在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新人道主义”。

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是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发展人的个性、追求人的自由而形成的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这种传统的人道主义对人的理解是建立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基础之上的。该形而上学本体论对于存在提出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对于“物”提出的问题是“物的本质是什么”。以这种“观物的方式”看人,对于人提出的问题就是“人的本质(或本性)是什么”。按照这种本体论思维理解的人是抽象的人:人性或人的本质被理解为理想性的、永恒不变的抽象存在;正是这种抽象的、理想性的存在决定着人的“何所来”、“何所是”以及“何所去”。当这种人道主义把不变的、理想性的人的本质作为尺度去评价人的现实活动或社会制度时,它的人性观就具有了价值的和伦理的意义。人道主义的评价尺度是一个抽象的、理想性的、永恒不变的价值的和伦理的尺度。

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则是现实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由他们所创建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同德国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时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提出的不再是“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怎么样”的问题:“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同上,第68页)

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理论出发点的根本转变,使得他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对传统的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和人道主义哲学实现了根本的颠倒:“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同上,第73页)正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解现实的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哲学解释原则——历史性思维和历史性解释原则。物的存在是存在,而人的存在是生存;存在的逻辑是物的逻辑,生存的逻辑才是人的逻辑。因此,建立在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基础上的人道主义哲学是以“观物的方式”观人的。其结果就是把人看成是一种抽象不变的、理想性的、永恒的存在。

所谓“现实的人”就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着活动的个人,是在历史中不断地自我生成、自我选择、自我完善着的人。用“历史思维”“观”人,人不是已经完成的存在,而是永远处于完成的过程(生成)中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人不同于物。物具有抽象不变的本质,而人却没有。动物的存在方式是由物种的本能决定的。因此,尽管某一物种的种内个体在外表上具有明显的差别性,但是它们的基本生存方式或行为方式却是共同的,而且只要物种没有灭亡,它的基本生存方式(本质)就是不变的。但是,人却不同于动物:人不是一种“现成性”存在。在生物学上,人是一种“未完成”的、“未确定”的“动物”。人的生存方式不是由物种本能决定的,而是历史地生成的。历史是人特有的生存方式。这就决定了人只能在历史的可能性中生存和生活。历史是人的可能性的空间,也是人的可能性的时间。在空间上,人始终面对着多种可能性;在时间上,人的未来始终是一种不确定的未知数。因此,人是一种“生成性”的“未完成”的“存在”(生存)。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是“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固定不变的“家”(固定的生存方式)。人始终在通过自己的历史性活动自己选择自己、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完成自己。但是,人永远也不能最终把自己固定在某一点上,而是永远处于生成、完成自己的过程中:人始终“在路上”。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提供的对人的生存论解释。总之,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存在论的、本质主义的人学理论,而马克思哲学的人学理论则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生存论的人学理论,二者从属于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不仅是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超越,也是对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的超越。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某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也不能把它归结为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如果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仍然可以叫做“人道主义”的话,它也是不同于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的一种“新人道主义”,这种新人道主义是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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