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如何进入文学革命——“Literature”概念的译介与文学革命的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革命论文,概念论文,发生论文,文学论文,Literature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6年2月3日，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谈到了他的新文学建设方案：“近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①两年后，他重申，创造新文学“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②
胡适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陈独秀的响应。在回信中，他希望胡适多为《新青年》翻译像《决斗》那样的短篇小说，“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他还进一步强调说：“弟意此时华人之著述，宜多译不宜创作……”③把翻译作为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由此成为文学革命的基本方案。
以文学翻译为文学革命的先导，并非取巧，也非偶然，而是清末以来，人们对西方的“literature”这一概念不断地译介、阐释的必然结果。本文将以“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翻译史为内在线索，重新回顾文学革命的发生过程，深入探索文学翻译进入文学革命这场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从而为理解五四文学革命以及整合翻译史与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照。
一 “Literature”概念的移用与文学革命的发动
1917年初，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发动了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运动。他们提出要变革中国文学，其基本理由就是，中国文学已经腐化堕落。此前，胡适就已经指出，“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④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则提出了打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的主张。⑤
在这类的表述中，存在着一个核心概念的移用：“文学”。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也有“文学”一词，但它的意义，不同于胡适和陈独秀在这里使用的“文学”。比如，《论语·先进》中说：“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家语》中又说子游“特习于礼，以文学著名”，而子夏“习于《诗》，能诵其义，以文学著名”。这里的“文学”，即“孔门四科”之一。据皇侃《论语义疏》“文学，谓善先王典文”一语可知，这里的“文学”，有“文献”和关于“文献”的学问之意。
与此不同的是，胡适和陈独秀在这里所使用的“文学”这一概念，则是对西方的“literature”一词的翻译。在西方，“literature”这个词的含义，是在历史中逐渐变化发展的。英文中的“literature”，出现于14世纪，与法文中的“litérature”和拉丁文的“litteratura”相近。其词源为拉丁文的“littera”(字母)。它最初的含义与现在的“literacy”一词接近，意指“阅读的能力及博学的状态”，到后来也指“写作的工作与行业”或“高雅知识”的书本与著作。而在这一时期，“poetry”这个词则被人们用来指“创造的艺术”。到19世纪，“literature”这个词继承了这一含义，特指那些“具有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题材”。⑥这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literature”已经很接近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学”这个概念是对某一类文本的归类，是一种观察文本的视角，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对象。
但在胡适和陈独秀那里，这个概念被本质化、普遍化了。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学”已经陈腐不堪，必须“改良”或“革命”，这就等于承认，中国本来也是有“文学”的。这样，“文学”这个概念就和中国已有的文章系统对接上了。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引用了《毛诗大序》中的名句来说明“文学”的本质：“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⑦他指出，这段话中所论及的“情感”，就是“文学”的本质。其实，稍加注意我们会发现，这段文字主要是谈论诗、乐、舞的，而不是谈论“文学”的。“文学”中并不包含“乐”、“舞”，而且，“文学”中的很多体裁，在当时也还没有诞生。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在论述革命的理由时，他建构了一条中国的文学史发展线索，从“多里巷猥辞”的《国风》一直梳理到“悉承前代之弊”的“今日吾国文学”，其中谈到的有诗经、楚辞、汉赋等多种文体。
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功能和特征，有各自的发展线索，“文学”这一概念根本就不存在。但陈独秀将这些文体的兴衰，整合成了一条“文学”兴衰变迁史。这就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错觉，即每一种文体在自身的兴衰过程中，背后都有“文学”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观念在发挥着作用。
1932年，钱钟书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撰写的书评，将“文学”概念的这种移用现象及其后果，说得非常明白。周作人将中国“文学”的变迁描述成“言志”与“载道”互相消长，此起彼伏的过程。对此，钱钟书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在传统的批评上，我们没有‘文学’这个综合的概念，我们所有的只是‘诗’、‘文’、‘词’、‘曲’这许多零碎的门类”，而且，“‘诗’是‘诗’，‘文’是‘文’，分茅设蕝，各有各的使命和规律”。人们并没有把这些不同的文类放在某个“综合的概念”下来讨论，因此，载道的文与言志的诗毫不相干，并不冲突。而在后来从西方引入“文学”这个概念后，人们开始把所有这些文体都归入“文学”这一概念下，而周作人又把“载道”和“言志”这两种不同的文类的不同品质上升为“文学”的普遍性本质，从而做出了两者相互消长的判断。但事实上，在“言志”的诗歌盛行的时候，“载道”的文也很发达，反之亦然。⑧
钱钟书提醒我们，“文学”是一个后来传入的概念。它是人们对已经存在的作品的归类方式，而不是一种客观的对象。我们不能用这个概念的内在规定性，来衡量我国已经存在的各种文类和具体的作品，因为这些文类和作品有各自的标准和功能，各行其是，而在它们之上，并没有一个类似于“文学”这样的概念来包含它们，并没有设立一个统一性的标准来约束它们。不过，胡适和陈独秀却恰恰掩盖了这个概念的真实来源。不管是胡适的“改良”还是陈独秀的“革命”，都存在着对“文学”这个概念的移用。他们认为，“文学”是一种普遍性的事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语言族群、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学”。中国也不例外。因此，中国已有的各种文体，必须符合“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如果不符合，就有改革或淘汰的必要。这也正是文学革命的最基本立论策略。
二 “Literature”概念的译介与文学革命思路的调整
胡适和陈独秀将“文学”(literature)这一概念移用到了中国的写作传统上。他们以进化论的思路，发现(制造出)了中国文学之“病”，从而为文学革命找到了合法性。
不过，他们所使用的“文学”终归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从写作到阅读批评，都有一套独特的观念、标准。要真正推动这场运动，促成新文学的成立，就必须正面地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的阐述和推广，把视野由本国文章系统的变革，转向包含“文学”在内的西学体系的输入和借鉴。
这样，文学革命这一运动刚一发动，在方向上就需要一定的调整。首先站出来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刘半农。与胡、陈两人以进化论的逻辑来阐述文学变革的理由这一思路不同，刘半农并不把“文学”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来看待。他明确指出，新文学就是作为西学之一种的“literature”：
欲定文学之界说，当取法西文，分一切作物为文字Language与文学Literature二类。西文释Language一字曰“Any means of conveying or communicating ideas”。是只取其传达意思，不必于传达意思之外，更用何等功夫也。……至如Literature则界说中既明明规定为“The class of writings distinguished for beauty of style,as poetry,essays,history,fictions,or Belleslettres”。
在这里，刘半农明确承认，这场运动所使用的“文学”这一概念，是“取法西文”的。其基本特征就是具有“风格之美”(“beauty of style”)，而且包含“poetry”、“essays”、“history”、“fictions”等体裁。对于何为“风格之美”的问题，刘半农主要从区分“文字”(应用之文)和文学的角度来说明，其中一条是：
文字为无精神之物。非无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记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文学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发生于作者脑海之中。故必须作者能运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⑨
他认为，文学不同于应用之文，它必须具有美感，而它的美感，来源于作者脑海的“精神”，也就是作者的“意识情感怀抱意义”。也就是说，文学必须是作者的自我的表现。
朱希祖也指出，要建立新文学，就要引入西方学术分类体系中的“文学”这一概念。在《文学论》开篇，他首先援引了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来谈中国的学术体系中的“文学”。章太炎认为，在我国，“一切学术，皆可以文学包之；反而言之，则吾国仅有文学而无他学”。以此言之，所有一切的文字记录，只要是“著于竹帛者”，都可以算是“文学”了。这里的“文学”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文献”的意思。
不过，朱希祖认为，时下所论的“文学”这一概念，是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一支：
自欧学东渐……吾国各种学术……分立专科，不得不取材于欧美……至于文学，在欧美亦早离各学科而独立：数、理、化、农、工、商诸学科与之相离，无论矣；即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哲学、伦理、教育、历史、地理诸学科，亦莫不与之相离。⑩
朱希祖指出了当下的“文学”(literature)是“欧学东渐”带来的新概念。这种知识分类法在我国是没有的。
罗家伦也和刘半农、朱希祖一样，明确指出要借用西学中的“文学”这一概念。在《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一文中，他就毫无隐晦地表明自己的“文学”定义来自西方的教科书。他开篇就批评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
章先生是位小学家。他只拘于故训，不以主观的眼光，去看文学的本体；所以，他把文字Language同文学Literature两件事浑合在一处。
章太炎认为，文学就是一切“著于竹帛者”的文字记录。因此，他所说的“文学”，大约等于西文中的“Language”。而罗家伦主张要引入的，是“literature”。由此，他寻遍了西方的各种“文学概论”，列出了15种关于文学的界说，最终归纳为：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像，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他是极明了、极有趣的东西。(11)
这段话虽是罗家伦自己的归纳，但其中的理念标准，都来自他所列举的各类“文学概论”的教科书。因此，也是一种在西学的视野中来建立新文学的努力。
从以上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刘半农、朱希祖、罗家伦都抛弃了进化论的思路。他们认为，建设新文学的理由，并不在于中国的“literature”已经病入膏肓，而是中国本身并不存在“literature”。这样，“literature”对现代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全新的事业。
三 “Literature”的译介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
刘半农、朱希祖、罗家伦等人这般详细地翻译介绍“literature”这一概念，说明这个概念对时人来说，还是非常陌生的。不过，他们并非开风气之先者。在晚清时期，“literature”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近AI写作作观念，已经开始传入中国。
这一过程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随着现代学术分类体制的调整和变革，传统的“文学”这个词，由“文献”这个意义开始，发生着种种蜕变，并引起了意义上的混乱；另一方面，人们开始用“文学”这个词来翻译“literature”，并最终成功地夺取了这一能指，促成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
首先，我们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的“文学”这个词的意义蜕变过程。前文已经提到，《论语》中的“文学”，主要是“文献”的意思。到近代，曾国藩又特别赋予这个词以“考据”之意：“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12)
随后，王韬又用这个词来指“文字之学”。在谈到东西方文字的创造与发展时，他说：“即以文学言之，仓颉造字，前于唐、虞，其时欧洲草昧犹未开也。”(13)这其中的“文学”一词，显然是指文字之学。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京师大学堂折》中也沿袭了这种用法。他提出“学问宜分科”，而“文学科”为其中之一，“各国语言文字附焉”。(14)梁启超在1898年代总理衙门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学生须学习十门“浦通学”，其中“文学第九”，包括英、法、俄、德、日等国的文字学。(15)张之洞在1903年主导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提出设“中国文学门”时，后面则明确标注为“文字、文章”。在这些关于学科分类的认识中，“文学”都被用来指“文字之学”。
除“文字之学”外，“文学”这个词还被用来指“人文科学”。王韬在自己的学科分类设计中，将“文学”与“艺学”(包括“舆图、格致、天算、律例”)并列，其内容包括经学、历史、政治制度、词章等。它的意义，或许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Humanities)，与自然科学(类似于这里的“艺学”)相对。(16)黄遵宪于1887年著成的《日本国志》中，也有类似的用法。该书第32卷介绍了日本的学术，其中包括“文学”：“东京有大学校，分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又说：“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其中，和汉文学科“皆习英文或法兰西语，或日耳曼语”。(17)在这里，他所说的“文学”，是一个包含哲学、政治学、理财学以及各种语言的学科系统，也大约相当于西方大学里的“Humanities”。郑观应也曾在类似“人文科学”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学”这个词。在他那里，学术分为两类：“文学科”与“武学科”。“文学科”下有“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格致科”、“艺学科”、“杂学科”。第二个层次的“文学科”，包含“诗赋章奏笺启之类”。其他科则有吏制律例、语言文字、声光电化、矿商农医等。(18)因此，他所说的“文学”，一方面指军事以外的所有学科，另一方面，也指与“诗赋章奏笺启之类”的写作、阅读有关的学科。在这里，“文学”主要指人文科学，但也包括军事科学之外的“格致科”、“艺学科”等自然科学技术类学科。
此外，“文学”这个词还被用来指代文化教育。1896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将日本森有礼的《文学兴国策》翻译成中文发表。森有礼曾任日本驻美署理公使，其间“广求设塾之良规，教习之成法”，(19)最终著成此书。这里的“文学”，显然是指文化教育。随后，1902年，由徐维则辑录、顾燮光补订的《增版东西学书录》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文学”一词。其中介绍《德国文教说略》一书说：
岭学报馆译。德以文学雄地球，普鲁士兴，藉其通学智慧之民而兵之，以倾
挞奥蹶法，赫然为欧洲旺国，间考德史文教列表，其文学以撒逊为最，通国不知者仅千之七，宜其强矣。此编考德之乡校书院颇详。(20)
这段文字说德国“以文学雄地球”，又说从德国史的“文教列表”中可以看出，德国“文学”以“撒逊为最”，只有千分之七的人不识字，而这部《德国文教说略》正是介绍德国“乡校书院”情况的，由此看来，这里所说的“文学”，主要指识字教育。由此不难理解，顾燮光在自己编撰的《译书经眼录》中，就把《新编初级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国文书教授法》《读书入门》《国文教授进阶》等识字类的教科书放在了“文学”一部里。而在《增版东西学书录》中，他把当时翻译出版的小说《黑奴吁天录》《昕夕闲谈》《茶花女遗事》《金刚钻小说》《迦因小传》等，放入到了“杂著”一类中，而没有放在“文学”或“小说”目下。(21)而他所列出的“小说”目，则与“史志”、“法政”、“学校”、“交涉”、“兵制”、“农政”、“矿物”等科目并列，里面收录了《雪中梅》《星球游记》《世界末日记》《环游月球》等翻译小说26部，又收录国人自撰小说11部。我们可以判断，作者不但对西方的文类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识别能力，而且，也还没有接受“文学”这个词的新内涵。
不过，用“文学”来表示“考据学”、“文字学”、“人文学科”、“文化教育”的做法，并没有延续下来。倒是用来翻译“literature”的做法，成为了今日的主流。当然，这种意义的确立，也同样有一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
我们今天用来表示“literature”的“文学”一词，其实是从日语中传入的。或者说，用“文学”这个词来翻译“literature”这一做法实际上肇始于日本。这种现象出现于19世纪末。1882年，末松谦澄出版的《支那古文学略史》，还只是在“文献”与“学术”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学”这个词的，取的是汉语中“文学”这个词的传统意义。河田熙在为这部著作所作的“小引”中说：“青萍末松君，才学夙成，既学邦典，又讲汉籍，更学于英国有年焉。尝会我邦社友，口演此篇，令后生知汉籍之梗概。”(22)这部书主要讲群经和诸子，其功能也是为了让人“知汉籍之梗概”，而不是在审美的意义上来谈论这些文献。因此，这里使用的“文学”概念，仍然是指“文献”，与我国古代汉语中的“文学”相同。
而到1897年，古城贞吉出版的《支那文学史》中，“文学”这个词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田口卯吉在为此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至文学界，词客文人，儒释黄老，诸子百家，触物应事，或悲哀，或欢喜，或怒号，或骂笑，或谆谆如谕蒙，或扬扬如夸荣。其言高妙宏大，皆有足诗人叹服者。”(23)此书从中国的文字起源讲起，不但讲诸子之文，还设立了叙事文(司马迁、班固等)、汉代韵文(古诗、乐府等)、六朝词人、唐朝的诗、唐朝的佛教文学、宋代的散文等章节，最后一直讲到清代文学。很明显，这里使用的“文学”概念，就是流传到现在、仍然被我们使用的那个概念，与先前指“文献”或“学术”的那个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了。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的几种文学史，比如笹川种郎(笹川临风)的《支那文学史》(东京博文馆)、儿岛献吉郎的《文学小史》、藤田丰八的《支那文学史稿·先秦文学》(东京东华堂)等等。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体裁类型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从审美的角度来选择论述对象。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日语汉字“文学”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专指“文献”或“学术”，而是更多地被用来指具有创造性、审美性的文字作品了。从另一方面说，“literature”这个概念，已经进入了日语中。而日本学者移用“文学”这个概念来梳理中国的文章流别，就造成了中国本身存在“literature”这样一种误解。随后，这一观念又传入了中国。
当然，中国人真正接受、理解新的“文学”概念，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人们对“文学”这种新的知识分类法的输入，是无意识的、被动的。
1897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共列出十五类图书，其中第十一为“文学门”，而与之并列的有“文字语言门”、“小说门”等。“文学门”收入了文学史(包括涩江保的《希腊罗马文学史》《英国文学史》《独佛文学史》)、诗集、歌集、俳谐集、戏文集、习字本等。应该说，这里的“文学”已经不再是“文献”或“文字之学”的意思了，而是审美性文本的总称，其意义，大致就等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学”。
不过，康有为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这里的“文学”是个新词。他自己仍然沿袭了传统的用法。在《日本书目志》中，他追溯了日本的文字发展演变史和普及传播史。他说日本“古无文学”，所传文献不过是蝌蚪文，“代结绳而已”，后来，有了假名，学术思想发达，明治维新后，“无不读书识字者”。(24)这里的“文学”，主要指文字之学或者识字的能力。康有为把涩江保的几种文学史以及各种诗集放在“文学门”里面，却又在“文字之学”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学”这一概念。这表明他对“文学”(literature)这个概念的输入，是无意识的、被动的。
同样，徐维则和顾燮光的《增版东西学书录》，一方面有意识地在“文化教育”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学”一词，但一方面也在收录西学书籍的时候，无意地引入了“literature”这一概念。在该书卷三的“学校”一类中，作者列出了日本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何震彝译)，并做了这样的介绍：
本书考罗马文学分三大期，时代有王政、共和、帝政之异，计三篇，凡若干章，于罗马古世戏曲、诗歌、文史、哲理之源流沿革、著作姓名，皆言其大略，惟译笔宜加条理方能醒目。(25)
很明显，这里的“文学”，包括“戏曲、诗歌、文史、哲理”，与顾燮光在别处使用的“文学”一词意义很不相同，而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已经很接近了。
到1903年，终于有人开始有意识地从输入西学体系的角度来译介“literature”这一概念了。此年，由留日学生主办的《大陆》杂志上，有《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一文(未署名)，正式介绍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学”(律德来久)这一概念：
至十六世纪，沙恩斯(science——引者注)一字，乃与阿尔德Art一字相对峙。盖沙恩斯为学，而阿尔德，则术也。至十七世纪，沙恩斯一字，又与律德来久Literature一字相对峙。盖沙恩斯为科学，而律德来久，则文学也 。(26)
在这里，作者首先用“律德来久”来音译了“literature”这个词。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还没有与“literature”相对应的观念。他指出，在16世纪，科学(沙恩斯)与艺术(阿尔德Art)是相对立的。而到17世纪，科学又与“Literature”相对立。这表明，literature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art”的意义，即代表着某类具有审美品质的作品。随后，作者才将Literature翻译为了“文学”。这里的文学，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了。
作者在接受了西方的“文学”这一概念之后，也开始用这种知识分类标准来考察我国的学术史：
至若以我国言之，则西历纪元前二十六世纪，已有黄帝之医术。纪元前二十四世纪，已有羲和之天文学，及璇玑玉衡之器。纪元前十二世纪，已有周公之算经，及指南车。且周以来，管墨淮南诸子，往往发明科学之理，其科学发达之早，固不待言。然今则仅有文学。固无所谓科学也。且即以文学言之，汉魏不如周秦，元明不如唐宋。降及今日，仅余科学之文，公牍之文，并弹词小说之文。则支那虽曰仅有文学，实并无所谓文学也。
在这里，作者指出，我国古代一开始科学发达，然而到了今天，科学没落了，仅有文学。而且，就文学而言，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仅有的“科学之文，公牍之文，并弹词小说之文”，也算不上什么文学。在作者看来，他们不符合西方的“literature”的基本精神。这样，作者就把中国的学术体系和西方的学术体系之间的差异，以及中国的文章系统与西方的“literature”的体裁系统之间的差异，转化成了一种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
随后，作者要求输入西方的学术体系，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
幸也。适当欧亚交通、黄白相间之际，其(文学——引者注)始也。西国之科学，即稍稍输入。其继也，西国之文学更益发见。然则向日之学，由东而西。今日之学，由西而东。支那文学科学之大革命，意在斯乎？意在斯乎？(27)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文学”这种全新的、外来的事业，在现代中国是怎样开始自己的制度化过程的。而作者关于我国文学“大革命”的预言，似乎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一语形成了呼应。
在这一时期，沈兆祎的《新学书目提要》(1904)，就是在“literature”这个意义上来使用“文学”一词的：
罗马之文学吸取于希腊，而与希腊迥异，希腊之学术重实用，尤重理想，故哲学、理学、法学及美术学阐发于纪元以前，影响及十五世纪以后，开欧洲之文明，希腊实为初祖。罗马承希腊之后，专主实用，而以理想为不屑，故其国民有善美之体魄而无善美之精神，当时所谓文学，自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而外未闻有以学说名者。此编所载所谓王政时代、共和时代、帝政时代，上下千余年而文学之程度未见进步，至于亚乌轧利亚斯马可比亚斯所著《沙他那利亚》一书，不过选集罗马诸家之文加以评语，抄胥家之所为，安得谓学术高尚，为欧洲文明之源泉，则又名浮其实。罗马之戏曲，不过供春秋报赛之用，故韵脚无律，且流于猥亵，不能合文学之格，此书列为文学之一种，未免失于芜杂。(28)
这段话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第一，沈兆祎在谈到希腊时代的“哲学、理学、法学及美术学”时，使用的是“学术”一词；第二，他在谈论罗马时代的“诗歌、散文、戏曲、小说”时，使用的是“文学”一词；第三，他认为希腊的“学术”是“重实用，尤重理想”的，而罗马的文学“专主实用”的(他又特别提到“罗马之戏曲，不过供春秋报赛之用”)，没有“善美之精神”，因此“上下千余年而文学之程度未见进步”，这表明，他认为理想的“文学”应该像希腊的“学术”那样具有“善美”的品质。由此看来，很明显，沈兆祎已经开始接受并努力地去理解“文学”这一新传入的概念。他在《新学书目提要》第四卷“文学类”开头说：“处今日之世而用文学为名辞，几如对夏虫而语冰寒，其不为时人所诧者亦微矣。”(29)这说明“文学”这个概念，对当时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他收入“文学”类的，主要是“日记”、“讲义”之类，包括吴汝伦的《东游丛录》、张謇的《癸卯东游日记》等书，也有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严复的《严侯官文集》和译作《群学肄言》等，小说、诗歌、戏曲等未入其法眼。他还特别称赞吴汝伦的《东游丛录》“撢诵之雅言，游记之创格”。由此看来，他对以审美为特质的“文学”这一新的知识分类，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但他对“文学”具体包含哪些文类，则不是很清楚。
当时，已经有一些人开始从审美的角度来重新诠释“文学”的含义。比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30)而根据他对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力的描述，我们大体可以推测，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可“文学”的审美特征的。王国维则正面论述了“文学”的性质：“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31)他所说的“游戏”，是一种无目的的、无功利的纯粹的审美活动。尽管与梁启超的认识有差异，但在文学的审美性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基本的共识。
因为这一概念才刚刚传入，并没有普及开来，而我国已有的“文学”一词，又有着不同的含义，当时的人们对“文学”这个词的使用，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一些人开始用“文学”来专指以审美为目的的作品；一些人则仍然使用“文学”这个词来指“文献”、“文字之学”。比如，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在形式和体例上模仿了笹川种郎的文学史，但并没有接受他的文学观。林传甲的文学史主要讲文字学、经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等，而且还批评笹川种郎的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息数录之”。(32)这种把“文学”等同于“学术”的观点，还可以在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中看到。因此，后来有人批评说：“在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33)
由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它在现代中国，有一个传播和制度化的漫长的过程。不过，胡适和陈独秀在文学革命的发难文中却隐瞒了这一历史过程，而将“文学”这一概念普遍化了，并由此顺利地阐述了变革中国“文学”的理由。而刘半农等人则明确要求引入西学体系中的“文学”来作为这次运动的核心指导观念。这就为文学革命的深化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要全面地输入与“文学”有关的各种知识。稍后出现的文学研究会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使命。
四 翻译与新文学的建设方案及其论争
从前面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自晚清以来，“literature”这一概念一直在向传统的“文献”或“文字之学”争夺“文学”这个能指。最终，用“文学”来翻译“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做法，逐渐成为主流。
新的“文学”观念由此得以确立。文学革命既然要以这一观念为指导，那么，在西方文学中，能体现这一观念的各种价值标准、体裁系统、文学思潮、写作技巧以及具体的作品等等，都需要大量地输入介绍，作为新文学的模范。因此，胡适和陈独秀明确指出要以翻译文学为文学革命之先导。
陈独秀将这种理念落实到《新青年》的编辑方针上，就是“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因为国人当中没有人创作出他们理想的“写实主义”的文学。(34)当时，有人指责“现在《新青年》上所刊载的，偏于翻译一面居多”。这实际上也是对新文学建设方案的质疑。作者指出，对建设新文学来说，“创作模范文学，或选定古人所做的可以作为模范的文学书”，也是很必要的，而不仅仅是翻译。(35)对此，钱玄同指出，“选古人的白话文”，“此事甚难”。(36)而胡适则断言“中国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37)文学翻译在文学革命这场运动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认。这种确认，实际上也是“literature”在现代中国的进一步制度化。
在《新青年》团体之后，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们更加具体地落实了以翻译为先导的方案。在《文学研究会宣言》的三条章程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增进知识”(其他两条是“联络感情”和“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而所谓的“增进知识”，主要指关于外国文学的知识：“整理旧文学的人也应该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38)《文学研究会简章》第二条也明确规定“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39)在这里，生产可供国人使用的“外国的资料”，以及“研究介绍世界文学”，都要求把翻译纳入到了新文学的建设事业中。
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们继续了“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译介工作。沈雁冰指出，关于“文学是什么东西”的问题，“必须引用西洋的学说来解说明白”。(40)郑振铎说，要弄明白“文学”是什么，“不必参考许多文学书，只要把《英国百科全书》里论文学的一条看一下，就有许多定义可以得到了”。他参考百科全书得出的结论是：“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像的表现，而他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41)
除了译介西方的“literature”这一概念，他们也和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一样，明确主张新文学的建设必须以西方文学为模范，因而需要从翻译入手。沈雁冰说：“中西文学程度相差之远，足有一世纪光景……所以现在中国研究文学的人，都先想从介绍入手，取西洋写实自然的往规，做个榜样，然后自己着手创造。”(42)
但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他和郑振铎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既然西方文学是由“古典主义”发展到“浪漫主义”，再到“自然主义”、“新表象主义”和“新浪漫派”，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文学，只好说尚徘徊于‘古典’‘浪漫’的中间”，因此，中国文学的下阶段，应该是进入自然主义。这样一来，我们就“该尽量把写实派自然派的文艺先行介绍”。(43)不过，在他那里，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决不是新文学发展的目标，因为写实派自然派有着先天的不足，“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激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下一步应该是提出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新浪漫派的声势日盛，他们的确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44)
因此，与胡适、陈独秀等人推崇写实主义不同，沈雁冰在主编《小说月报》的时候，很热衷于发表“新浪漫主义”的作品，比如梅特林克、斯特林堡等人的小说。对此，胡适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曾加以劝阻。(45)在沈雁冰离开《小说月报》主编岗位后，继任的郑振铎改变了编辑方针，十分重视写实主义文学的翻译介绍。他认为“写实主义的文学，虽然是忠实的写社会或人生的断片的，而其裁取此断片时，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间”，(46)而并非像沈雁冰所说的那样，不能给人以理想和希望。
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所产生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对新文学的前途的不同看法，也体现了他们在文学观上的微妙差异。
尽管存在着分歧，但在《新青年》团体和文学研究会那里，以翻译为建设新文学的先导，是文学革命的根本方针。而随后出现的创造社，对这一方案则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回忆创造社的缘起时就谈到，他们对当时文坛的不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杂志上充斥着“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他甚至还点了《小说月报》的名。(47)这种情绪，到了后来的“处子与媒婆”的论争中得到了全面爆发。
在1921年1月致李石岑的信中，郭沫若指责当时“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重产生”，因此，必须“打破偶象崇拜的陋习”。他还强调，尽管翻译对于我国的文化建设十分必要，但不管怎样，“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于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48)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辩解说，由于不存在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因而，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对于译本的读者来说，“就如同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样的”。(49)
为此，鲁迅曾指出，“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相对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在于创造社“恶翻译”，而文学研究会“看重翻译”。(50)对翻译的功能和地位的不同认识，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新文学的身份的不同想象。在《新青年》团体和文学研究会同仁那里，西洋文学是新文学的模范。新文学的建设，就是通过翻译，输入外国文学，让作家研习模仿。而创造社的成员们所想象的新文学，并不是以西洋文学为“模范”的，而是向作家的个体经验敞开的，建立在作家的自我表达上的。这表明新文学在站稳脚跟之后，确实需要从学习模仿的阶段，过渡到自我的表达与创造的阶段。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胡愈之，最终也承认以翻译为主导只是暂时的现象：“翻译外国文学在目前自然也是一桩要事；但我们不要忘了：翻译不过是过渡期的办法，文艺运动的终极，却在创作。”(51)不过，在后来的新文学发展史中，通过翻译带来某种新的文学变革的现象，仍然多次出现。
五 结语
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一开始就确立了以翻译为先导的基本方针，其根本原因在于，新文学最核心的知识基础——“literature”——这一概念，是从西方输入的，其相应的价值标准、体裁分类、模范作品等等，都需要依靠翻译输入。从“literature”这一观念的译介史，到文学革命的具体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其中的种种现象都表明，“文学”对现代中国来说，是一项输入的事业，有一个漫长的制度化的过程。它是整个现代性工程的一部分。而同时，就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实际上是西方的学术体系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在全球普遍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个故事。今天，要合理地评价新文学的价值与成就，不应该忽略这背后的文化暴力。
注释：
①胡适：《寄陈独秀》(1916年2月3日)，收入《胡适书信集》(上)，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②(37)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期，1918年4月15日。
③陈独秀：《陈独秀致胡适》(1916年8月13日)，收入《胡适往来书信选》(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④胡适：《寄陈独秀》，《新青年》2卷2期，1916年10月1日。
⑤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期，1917年2月1日。
⑥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68-274页。
⑦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1日。
⑧中书君：《评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新月》4卷4号，1932年11月1日。
⑨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期，1917年5月1日。
⑩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1卷1号，1919年1月。
(11)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新潮》1卷2号，1919年。
(12)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42页。
(13)王韬：《原学》，《弢园文录外编·卷一》，光绪九年(1883)排印本。
(14)孙家鼐：《议复开京师大学堂折》，《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朱有铺
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4页。
(15)《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第656～657页。
(16)王韬：《变法自强(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二》。
(17)黄遵宪：《学术志一》，《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光绪二十四年(1898)浙江书局重刻本。
(18)郑观应：《考试下》，《盛世危言·卷二·礼政》。
(19)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序》，广学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本。
(20)(21)(25)(28)(29)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2007年版，第37、157～158、281、499、539页。
(22)河田熙：《支那古文学略史小引》，《支那古文学略史》，末松谦澄著，东京文学出版社1882年版。
(23)田口卯吉：《支那文学史序》，《支那文学史》，古城贞吉著，东京经济杂志社出版1897年版。
(2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0页。
(26)(27)佚名：《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大陆》1903年第3期。
(30)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年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十五日。
(31)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139号，1906年。
(32)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广州存真阁1914年版，第182页。
(33)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序》，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3页。
(34)陈独秀给胡适的回信，见《新青年》2卷2期通信栏，1916年10月1日。
(35)潘公展致编者信，见《新青年》6卷6期通信栏，1919年11月1日。
(36)钱玄同给潘公展的回信，见《新青年》6卷6期通信栏，1919年11月1日。
(38)(39)《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40)玄珠：《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因原》，《文学旬刊》1号，1921年5月10日。
(41)西谛：《文学的定义》，《文学旬刊》第1号，1921年5月10日。
(42)冰：《答黄君厚生〈读小说新潮宣言〉的感想》，《小说月报》第11卷第4号，1920年4月25日。
(43)冰：《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1日。
(44)雁冰：《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的文学么？》，《小说月报》第11卷第2号，1920年2月25日。
(45)参见胡适1921年6月3日、7月22日的日记，收入胡适：《胡适日记全编》(3)，第291页。
(46)振铎：《文艺丛谈》，《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1921年3月10日。
(47)郭沫若：《创造十年》，重庆作家书屋1943年版，第13页。
(48)见《民铎》月刊2卷第5号，1921年2月。
(49)西谛：《处女与媒婆》，《文学旬刊》第4号，1921年6月10日。
(50)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51)愈之：《新文学与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192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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