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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总是表现为两个方面：客观方面──自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主观方面──为我的，被主体的意志参与的历史过程。从主观方面看，主体参与历史过程的核心表现就是“选择”。所谓历史选择（又称社会选择），是指主体立足自身的实际状况，在由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可能性空间内，对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道路、措施等的选取和设计。历史选择是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发挥主体能动性的最突出表现之一。
一
任何选择皆有优劣之分。历史选择解决的是历史主客观矛盾，依据对这一矛盾解决的彻底程度，它也毫不例外地存在着差异。所谓历史最佳选择，就是主体依据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掌握，在由历史规律限定的可能范围内，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主体需要，发挥主体能动性；即在当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解决了历史主客观矛盾的一种历史选择。
从机制上看，选择是一个过程。它包括两个重要环节：一是确定选择对象，二是实施选择行为。就历史最佳选择而言，这两个环节表现为：确定最佳选择点，创造实现最佳选择的条件。
历史最佳点一般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在现实性上，表现为内在地朝向历史上可能的，体现于历史现实中的“典型的”、最为完备成熟的形式；在逻辑性上，是作为科学的理想化出现的，在思维中呈现为达到了的逻辑终点。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英国模式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典型”模式，就曾被许多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最佳点，它具备了这两方面的待征。历史发展的最佳点必然也是逻辑上的最佳点。二者统一，但不同一。历史和逻辑之间始终有着差距。其关系恰如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所写的：“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①尽管如此，截取其中任何一段，二线之间必有一最接近点，这点便是最佳点。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最佳的选择点。
而这也恰恰说明，最佳点永远是相对于某个历史阶段而言的，并不存在一个始终的、对各个历史时期都适用的最佳点。因此，各个国家必须而且只有找准了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才可能确立真正的最佳点。在此问题上，列宁的一段话颇具启发意义。他把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②这里蕴涵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经济发展的最佳点是什么？第二，经济发展的现状如何？问题的全部实质是：选择最佳点的意义在于确立行动方向，而真正出发点则是本国的经济现状。因此，认清“出发点”、“立足点”，是走向最佳选择的第一步。
可以说，任何国家在面临历史选择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冷静地“认识自己”。只有从自己的实际国情出发，才有可能确立真正的最佳选择点。本世纪40-50年代，许多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上独立道路。在面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有的国家选择了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中国却选择了社会主义，其根据在于中国的客观现实。
认清出发点，确立最佳点。接下来，便是为实现最佳点创造条件。虽然各国选择的最佳点不同，但“最佳”的本质要求却只有一个：社会全面进步、主体全面发展。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不论它们选择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围绕这个目标，各国根据自身情况的不同，又可以采用不同的手段。但归根结底，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只有一个──生产力。因此，任何国家要到达“最佳点”，都必须借助生产力这个关键性、决定性杠杆。
但是，发展生产力本身并不构成实现历史最佳选择的充分条件。社会毕竟是个大系统，生产力只是其中因素之一，只有各个部分协调进化，才能保证整体的进化。因此，各个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还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多方面采取措施，保证社会协调发展。唯此，才能创造出实现历史最佳选择的充分条件。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最佳选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确立最佳点，即行动方向：第二，找准出发点，认清自身现状与最佳点之间的差距；第三，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各个方面创造条件，以实现最佳选择。这三者缺一不可。凭此，既可以评判过去的历史选择是否最佳，又可以指导现在、未来的历史选择。
二
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势是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清醒认识到这一趋势，并把中华民族推向这一趋势的两代伟人。
毛泽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带领各族人民创建了一个能够实现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贫穷落后走向现代化，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一般要经过几百年的反复探索，才能把关系理顺，从而走向正规、健全之路。我们要在短时间内走完别国要几百年的路，其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探索着现代化的道路。
在追求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中，毛泽东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他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调查中国实际，亲自参加革命实践，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历史统一”而得出的科学结论。由此，他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确立的最佳点，这是他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而卓越的贡献之一。
确立了最佳点之后，如何实现？需要创造哪些充分条件？对此，毛泽东做出了积极而有益的尝试、探索。一方面，他提出了许多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的重要理论原则和设想；另一方面，他又犯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③
从正确方面看，突出的表现有两点。第一，毛泽东率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1956年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④。在中共八大期间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他也谈到学习苏联经验要采取分析态度，强调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道路。他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⑤毛泽东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十分可贵的。可惜，他没有坚持至终。
第二，毛泽东明确提出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正确认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及时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党的八大决议明确规定：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还多次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
显然，在思想上，毛泽东已认识到要实现最佳选择──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并走一条符合本国特色的道路。在实践中，他也做了一些探索、尝试。如果一直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今日的中国将更加繁荣、兴旺。但是，毛泽东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上述正确观点。相反，到了晚年，他由大力倡导发展生产力走向大搞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由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向对形势和国情不加分析的主观主义。正如《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这些实践“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从原因上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他对商品经济的理解：从动摇发展为怀疑最后到否定。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他指出：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他还强调，小生产会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在经济领域，毛泽东赞成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扩大公有制规模；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他强调阶级矛盾，扩大阶级斗争。
而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的做法，又“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蓍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按劳分配中的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因而毛泽东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对此加以限制和批判；列宁曾说过：小生产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对此，毛泽东误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依附于集体经济的小生产也会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正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他制定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城乡经济和阶级斗争政策，在实践中犯了“左”倾错误。
除了毛泽东思想认识上的深刻原因之外，还有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正是种种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思想与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发生了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
从历史最佳选择的角度看，毛泽东的错误在于没有掌握好实现最佳的两个条件：在出发点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左”倾错误，误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快就能进入高级阶段，离共产主义不远了；在实现手段问题上，他急于求成，强调阶级斗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直接动力，不顾主客观条件，把一味变革生产关系，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种“穷过渡”实际上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总是因特定条件走它的必由之路──没有毛泽东选择的社会主义及其在行进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就不会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这就是历史的继承性、连续性。因此，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遵循“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原理和善于“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科学方法论原则，我们尤其要关注其失误的教训。因为正是这些教训，对于创立的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价值重大，影响深远。
三
历史留给邓小平的难题是：如何到达毛泽东为中华民族选择的最佳点──社会主义，从哪里起步？采用什么手段？对此，他作出了出色的回答。
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设计、绘制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从根本上满足了实现历史最佳选择的三个必要条件。
首先，在出发点问题上，重新标定历史坐标，确认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革命的胜利得益于对出发点的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挫折失足于对出发点的错误认识。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认清出发点是我们事业成败的根本前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认真反思过去，分析未来，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根本上说，这一论断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主观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达到了主客观相符合、相统一。
其次，在实现条件上，真正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手段，并找到了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武器。历史唯物论最根本的功绩在于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始终抓住这条规律，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发展了这条规律。他把解放、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中，并把生产力标准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与此紧密相联，邓小平对历史唯物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解决了“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难题，也就是找到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提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却没有回答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巨大反作用”，这是唯物史观对“生产力发展动力”问题的主要论点。它包括两层含义：(1)生产关系顺应生产力时，对生产力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2)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起巨大阻碍作用。这时就需要靠革命来变革生产关系。针对这两层含义，可以相应提出两个疑问：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能不能自发地、无限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如果能，那么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就是生产关系而非生产力，显然，这不但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如果不能，那么这自发的、通常的推动力是什么？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是不是完全的、通常的？如果是，则说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这仍然与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相左。如果不是，那么，这不完全、不通常的阻力就不能用革命来消灭。因为革命是在极端情况下，即生产关系完全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时，才采取的行动。因此，除了革命这一手段外，还须运用别的方法来调整不完全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一方法是什么？
以上两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外在机制是什么？解决了它们，也就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问题。对此，经典作家们没有作出回答。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未触及到这两个问题，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没有矛盾、在各方面都和谐一致的社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前人的基础上迈进了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动力。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毛泽东的探索就出现了偏差。表现为：视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自发推动力，立足于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解决生产力发展问题。
在继承和扬弃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解决了唯物史观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是在根本转变立足点的基础上实现的，即真正立足于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它蕴含两层意思：第一，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恒动力不是生产关系，而是来源于生产力内部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技术；第二，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机制是一个协调、合适的生产关系体系，为了保证这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不断进行改革。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的普遍手段，革命是特殊手段，两者往往又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说，改革是解放生产力，也是发展生产力。把改革纳入生产力动力系统，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但是，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不一定就能发展生产力。因为改革本身是抽象的，只有确立一个具体的改革目标，并付诸实施，它才能有效地发挥杠杆作用，对此，邓小平做了另一重大创新，即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社会主义改革的首要目标。
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适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条件，能够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条件都是客观的、即定的，不能自由选择。人们只能选择经济体制来适应客观经济条件，而不可能让即定的客观经济条件去适应先选定的经济体制的要求。当代尚不具备计划经济体制的生存条件，基本上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条件。因此，只有选择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从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邓小平勇敢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它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生产力的信心、决心和智慧。
40年多前，毛泽东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40多年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
综上所述，可以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历史最佳选择方法的灵活运用和现实体现，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长期实践中提炼产生的，又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继承，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没有这些方法的运用，就提不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不可能实现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还很长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完成了第一步的最佳选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何走好第二步、第三步……这是我们今人和后人代代相传的重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8页。
②《列宁全集》第1卷，第190页。
③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34、37页。
④⑤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745、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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