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热钱与系统泄漏_期货论文

巨额热钱与系统泄漏_期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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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考察

自从去年7月底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了有关股市的三项政策后,我国股市曾出现了持续一个多月的暴涨行情。上海股市从325点猛升到1055点,日成交额屡创天量,最高达到160多亿元。当时市场中普遍传说有巨额的神秘资金入市,市场中出现了超级“恐龙”。这些传说虽然没有人能予以证实,但是从当时的盘口上看,确实可以感受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市场。上证指数一会走出头肩顶,一会又变成头肩底;一会被突然拉高,一会又突然被猛烈打压。从去年9月中旬至9月底,巨额资金带着大量利润在高点位悄悄地撤离后,股市连续暴跌5天,上证指数从927点一直跌至540点。但是就在暴跌第五天的最后半小时中,股指又从540点被猛拉至762点。此后,我国的股市进入了持续半年多的低迷状态。而与此同时,国债期货市场却出现了多头单边市。1995年1月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日总成交金额首越千亿元大关,其中国债(主要是期货)成交金额竟达1180亿元。由于巨额资金涌入国债期货市场,使投机现象越演越烈。“314”事件、“327”事件、“319”事件,接连不断地产生,沪市采取了种种抑制投机的措施,保证金比率从2.5%提高到15%,但还是抑制不住过度投机现象。管理层不得不在今年5月17日宣布暂时停止国债期货交易。但是就在第二天,一股巨额资金突然冲入股市,上证指数猛然跳高159点开盘,成交金额由17日的1.5亿元猛增至82亿元。股市在巨额资金凶猛的冲击下,连续暴涨了3天,上证指数从17日的582点升至927点。第四日,市场传出利空消息,上证指数向下跳空106点开盘,当日跌幅达147点。这种利用集合竞价使股指暴涨暴跌的手法不但创造了历史第一,而且也是非巨额资金所能为的。

与此同时,在我国的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中也接连出现大量资金过度投机的现象。

从以上的现象可以看出,在我国高风险、高利润的投资领域,确实存在一股不断游动的巨额资金,这股巨额资金就像一支规模庞大的“资金游击队”,东闯西冲,漂移不定,哪里有空子,哪里有高额利润就钻向哪里。

质量分析

目前在我国存在的巨额游资是处于计划之外的,也是处于统计之外的,因此从数量上很难把握。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性质上对其加以大致的界定。巨额游资的性质特点如下:

1、非计划性。巨额游资是存在于计划之外的。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下,以计划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很难对其加以控制,因此,可以说它是体制外的。但是准确地说,巨额游资不仅是存在于计划体制之外的,而且也存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它既避开计划调控,也排斥市场管制,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难以发挥。但是要明确一点,属于计划外或体制外的资金,并不一定就是游资。作为游资还必须具备其他特点。

2、非实物性。巨额游资不是以实物的形式而是以价值形式存在的资本。其运动方式也不是以直接投资,而是以间接投资来实现,这是它得以游动的基本条件。如果它通过直接投资转化为实物,也就无法游动了。

3、非银行性。巨额游资从融资方式讲是属于直接融资而不属于间接融资。因此,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银行系统的管制,在资本市场上独来独往,难以约束。

4、非稳定性。巨额游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断游动。它利用我国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开放,通过电子计算机、卫星通讯等各种现代化交易手段,在各个市场中不停地游荡,迅速地转移,忽聚忽散,难以稳定。

5、非长期性。巨额游资的主要投资手法是窥测市场时机,钻政策管理的空子,在短期内,利用局部的资金优势,通过高度投机来获取高额利润。这种短期行为,在不健全的市场中可以比较有效地逃避政府的管制。往往当管理层发觉市场出了问题,准备采取管制措施时,巨额游资早已留下烂摊子,抽身而去。

6、非透明性。巨额游资的数量虽然庞大,但极具隐蔽性。它在市场中,就像一只不明飞行物,不仅在数量上难以对其统计,而且也难以窥探其踪迹。投资者很难判断它在何时何地再次出现,这就使投资者很难避免由于突发风险而造成的损失。

成因分析

巨额游资的大规模形成是在90年代之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为巨额游资的运动与膨胀提供了空间,高度现代化的报价系统与结算手段为巨额游资的运行与转移创造了条件。但是,从根本上说,巨额游资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体制渗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体制转轨的过程。在这一转轨过程中,原体制的某些机制与规则被打破了,而新体制的某些机制与规则一时难以建立和完善,这必然产生体制转换的真空地带,使一些资金通过种种渠道,脱离原体制的运行轨道,而渗漏于原体制之外,成为一股与原体制相抗衡的力量。体制渗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体制渗漏。我国在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放权让利使企业沉淀大量资金。1985年“分灶吃饭”改革与1988年财政大包干改革,使大量资金转移到地方手中。在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以及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两个比重下降现象。预算内收入不断减少,预算外收入大幅度增加,同时还出现大量资金流失到体制之外。有人推算,目前我国财政性资金中,预算内占4成,预算外占3成,体制外占3成。在这三者中,国家能够控制的大约只有财政性资金的5成左右。在国家控制之外的部分,特别是体制外的部分,到底有多少资金转化为游资一时还难以统计,但是确实存在着渗漏现象。

2、金融体制渗漏。我国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建立了一大批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到目前为止,这些机构大约近500家。而这些机构绝大部分是由银行创办的。银行业与证券业之间在人事、资金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目前的银行法规规定银行业与证券业必须分业管理,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证券市场一有行情,银行就向证券机构违规拆借资金,输入血液。这是形成巨额游资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央一再强调不能用银行拆借资金炒股票,但是此种现象屡禁不止。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在于非银行金融机构有拆借资金的需求,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商业化经营的银行在储蓄的压力下,为了盈利必然要千方百计地为贷款寻找出路。如果贷给企业,可能有去无回,贷给证券机构,风险反而可能相对要小得多。

此外,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开具代保管凭证的场外回购业务存在的买空卖空现象,也为游资的产生提供了渠道。

其次,我国在证券市场中,还建立了各类基金70多家,共吸收资金近60亿元,有些基金是银行白手起家建立的。由于集资容易,加上我国的基金根本没有形成投资人、托管人、经理人三方分开、互相制约的机制,因此普遍产生乱投资现象。有的基金炒房地产,有的基金炒股票,目的都是为了投机获利,变成了游资。

再次,“拨改贷”后,财政预算约束逐渐硬化,而银行预算约束逐渐软化。银行向企业贷款大约有1万亿元难以收回。在这些资金中,有多少渗漏到体制外,也是需要研究的。

最后,企业之间信用危机,三角债问题日益严重。企业之间应收帐款达7000多亿元,无法收回,在这些企业拖欠款中,有1%的渗漏,数额就相当可观。

3、税收体制渗漏。1994年的税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一直存在税收不力的问题。许多应征税款征收不上来,社会上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大量税金流失,渗漏到体制之外,转化为游资。

4、分配体制渗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社会上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使一部分人利用不正常途径敛聚财产,迅速致富。另一方面,社会上普遍存在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这些收入来源复杂,有合理合法的收入,有不合理但合法的收入,也有违法收入。由于分配机制扭曲,使大量体制内的资金流向体制外个人手中,其中也有一定数量转化为游资。

5、企业体制渗漏。首先,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造成了资金大量流失。其次,一些机构与个人依靠挖国有财产墙角发财,也引起了资金渗漏现象。再次,一些企业进行股份化改制,通过高溢价发行股票,收回大量资金。但是因资金来得太容易了,于是盲目投资,有一部分资金投入证券市场,转化为游资。最后,民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优惠政策下发展迅速,资本积累较快。但是这一块基本上属于体制外资金,较难控制,其中有一部分有可能转化为游资。

6、投资体制渗漏。通过投资体制改革,投资主体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各投资主体拥有了投资自主权。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紧缩时期,在许多领域投资都难以获得较高利润,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向较少,而在资本市场中投机,有可能获取高额利润。于是,在利益机制驱动下,一些资金雄厚的投资者有可能拿出一定量的资金在资本市场中进行投机活动,这就使投资变成了游资。

7、流通体制渗漏。流通环节增多,层层盘剥现象严重,形成许多社会的漏斗。发行的货币在流通领域,通过社会漏斗大量流失,转入体制之外,成为游资产生的一条重要渠道。

8、外汇体制渗漏。从1994年初起,我们实行了汇率并轨,同时实行经常项目下的结售汇制。汇率并轨使人民币兑美元的比值大幅度降低,这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出口企业创汇,一方面促使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1994年前11个月,我国协议利用外资额就已达到68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277亿元。在结售汇制条件下出口企业创汇要由中国银行用人民币购买,这使出口企业持有的人民币增加。同时还普遍出现外资企业的资本本币化趋势。此外,由于国内利率水平远远高于国外,使国际游资受到巨大的吸引,而贸易项目下外汇管制松动,为国际游资流入中国创造了机会。大量国际“热钱”通过贸易结售汇方式进入中国套利、套汇。这不但干扰了国内信贷,也使一部分国际热钱转化为国内游资。其次,据有关媒介报导,在1994年,还有大量台湾游资,通过香港具有中资背景的银行,用美元兑换成人民币进入大陆,利用福建等地的私人股票帐户直接进行股票投机。

疏导与利用

从目前的情况看,巨额游资就像一股祸水,流向哪里就给哪里带来巨大的冲击。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巨额游资本身。巨额游资是以价值形式存在的一笔宝贵资产,如果运用得当,它是会产生积极作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疏导与利用,而不是如何采用旧的行政计划手段对其进行管制。因为巨额游资是属于计划外,用旧的手段管制一般是无效的。如果管制过于严厉,还会使这笔宝贵的资产流失甚至转移到国外,而资本市场却会被管死。

对巨额游资进行疏导与利用,最重要的是将其投机性转化为投资性,变巨额游资为巨额投资,这将会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1、应当完善货币市场,建立票据贴现市场。货币市场是短期市场,资本市场是长期市场,短期市场是长期市场的基础。从发展顺序上讲,应先发展(短期的)货币市场,然后再发展(长期的)资本市场。而我国在货币市场并没有得到多少发展的情况下,就建立起了资本市场,这就使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扭曲。因此,目前应注重发展货币市场,特别是票据贴现市场,增强票据的流通性与贴现性,为发展资本市场奠定坚实的基础。

2、应大力发展场内回购交易,疏通融资渠道。目前市场上的长期国债,无法适用于回购市场操作。应适当发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国库券,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变短期拆借为场内回购。停止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之间的违规拆借以及场外回购。同时向证券机构开放融资渠道,设立专门的融资公司。由融资公司对各证券机构融通资金,并对融资数量与比例进行调节管理。

3、证券机构参与企业改制,引导游资进入产权交易市场。目前国有企业改制任务的压力非常大,但是从事此项工作,一缺人才,二缺资金。而证券机构聚集着一批既懂企业生产经营与财务管理,又有推动股票发行、辅导公司上市经验的专家。因此,应当让证券机构积极参与企业改制工作,推动企业股份化,促进企业产权转让。同时,可以利用证券机构,将一批游资引入产权交易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为企业转制输血;另一方面,可以使一批游资投资化。

4、严格管理证券机构,坚决制止过度投机行为。现在市场中的游资主要是由机构控制的,证券市场中的过度投机行为也是一些进行违法交易的机构造成的。因此,首先,对证券机构必须严格管理。禁止其违规拆借炒股,严禁其进行内幕交易。否则严厉查处。其次,要建立大户申报制度,对超常报单进行调查与询问,发现违法投机现象立即处罚。再次,建立坐市商制度,让坐市商承担股价抑制暴涨暴跌的责任。最后,还要规范投资基金,建立起投资人、信托人、经理人三方互相制衡的关系,消除投资的盲目性。另外建议成立一个由管理层直接控制的、实力雄厚的调控基金,基金公开市场操作,平抑股价,形成一种与游资相抗衡的力量,变政策调控为经济调控。为了防止股价波动过大,政策出台要避免动作过猛,政策要有稳定性与连续性。同时要加强市场法规建设与监管,不给巨额游资以可乘之机。

5、对股票市场进行动态幅度调控,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目前的股市没有真正的投资者,只有投机者。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股市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谁进行股票投资,谁就会被套牢。这种状况是不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的,也是不利于巨额游资转化为巨额投资的。应当对股市进行动态幅度调控,设置股指波动的“警戒线”,以上海股市为例,应对上证指数波动的幅度进行一定的限定。从近期看,上证指数应限定在600点至800点之间波动。股指波动没有超出这一范围,管理层可以不进行干预;股指波动超出了这一范围,管理层可以运用调控基金或运用政策手段进行干预,使股指保持相对的稳定,又随时具有一定的行情。当基本面恶化时,可把限定的指标逐步下调,如下调到550点至750点。而在基本面较好时,可将限定的指标上调,如上调到650点至850点。这种调控办法有利于抑制暴涨暴跌,又能够不断地给投资者提供一些操作机会,吸引资金稳定地留在股市之中。实际上,股市是一个大蓄水池,股市的环境改善了,能够给投资者带来较稳定的收益,资金就不会流走了,巨额游资就有可能被长期锁定在股市之中,变为巨额投资。

6、加强外汇管制,适当地向国内股市引入外资。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规模还不大,承受能力不强,因此必须严把汇制关,防止一些隐性的国际游资利用我国贸易项目下外汇管制的松动窜入国内,扰乱股票市场。但是此种做法,并不是绝对排斥国外资金。在股票市场条件好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几家信誉较好、注重长期投资、世界著名的大投资银行进行合作,进行引入外资投资于国内股票市场的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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