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研究的取向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政治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政治科学在中国重新恢复以后，比较政治的研究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要进行科学的比较政治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选择适当的比较变量，确定合理的比较原则。在进行科学的比较政治研究时，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在运用生态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构的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治科学是一门特别重视比较的科学。〔1〕人们无论是对政治理论的研究，还是对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研究，都是以个别的、具体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分析为前提的。只有在对各种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具有特殊性的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加以对照、比较、分析、综合以后，人们才能获得关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般的、具有共性的知识。
正因为这样，比较政治研究在我国政治科学获得重建以后成为该学科中发展得较为迅速的一个分支。自80年代初期以来的10多年时间里，比较政治的研究就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应，比较政治研究的取向与方法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材料，使人们有可能对政治科学中的这一分支的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思考。
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
从50年代初开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政治学被粗暴地取消了，一直到80年代初才获得恢复。一些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学重建了政治学系。一些专门性的政治科学研究机构也先后成立起来。大学中的政治学教师与专职科研人员除了进行政治学一般原理的研究外，也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开展了比较政治研究。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沿袭旧制度主义的研究阶段、引进行为主义的研究阶段和强化主体性的研究阶段。
80年代中期，一批曾经从事过法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们利用原先的知识积累，试着在刚刚恢复起来的大学政治系中给大学生开设比较政治方面的课程。在80年代中期，各大学政治系的这类课程的名称并不相同。有的叫做“国别政治”，有的称为“政治制度史”，有的将“西方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分开来讲授。
在这一阶段上，比较政治的研究具有以下的特征：一是带有冷战时期残留下来的封闭的、东西方对抗的印记，在对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制度介绍时，主观的批判多于客观的描述；二是采用了从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开始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发展起来的旧制度主义的方法，即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依据、以对国家机构的分类为主要内容，对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前苏联、南斯拉夫、朝鲜的政治制度分别加以介绍。
这种带有旧制度主义色彩的比较政治研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所变化。因为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和开放已经获得较大进展，人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又启发了许多经济学家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种研究不仅使政治学家掌握了更多国家的资料，而且也使他们知道世界上国家的社会制度决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类型所能概括得了的。与此同时，原先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类型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发生了剧变，其社会制度的性质一下子很难确定。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比较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改变了以往对所要描述的对象国只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标准加以划界的做法；另一方面在原先的一些比较国之外又增加了一些中等国家和小的国家。尽管作出了上述的变更与调整，但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内容并没有多大变动。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比较政治研究开始引入行为主义的分析概念和框架。80年代初留学美国的青年学者，有相当一部分人8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取得了政治学硕士或博士学位，无论是留在美国大学任教，还是回国担任大学教师，对他们来说，最拿手的或者说是最为轻便的，就是都把美国教授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以拉斯维尔（Harold D.Lasswell）、 达尔（Robert Dahl）、伊斯顿（David Easton）、 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包括行为主义比较政治介绍到中国的大学里来。这种做法不仅简便，而且也适合了国门刚刚打开时相当多的人崇尚美国的心理。
这一时期各大出版社也竟相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行为主义的比较政治学著作。国内的学者也读到了行为主义代表人物的英文原版著作，比如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政治》，书中将100多个当代国家的经济、 政治、文化及历史经验作了比较，从中去寻求与民主政治相联系的各种条件与特征的组合。还有阿尔蒙德和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关于发展中地区的政治的著作，书中为研究比较政治的学者提供一个可以作为普遍运用的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
在这一阶段上，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接受了阿尔蒙德等人关于比较政治分析系统赖以建立的四个基本假设：一是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具有一定的结构，其差异只是结构的方式不同；二是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具有相同的功能，其差异只存在于功能履行的机构及频率不一样；三是所有的政治结构，不管其专门化到何种程度，都具有多项功能；最后，在政治文化方面，所有的政治体系都是“混合体系”（mixed system）。
在这一时期，一批中青年学者习惯于运用了一套新名词来从事比较政治研究。比如，他们用“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来取代国家（state），以“功能”（function）来代替权力（power），以“角色”（role）来代替“职位”（office），以“结构”（structure ）来代替“机构”（institution），以“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来代替“民意”（public opinion）， 以“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来代替“公民训练”（citizenship training）。以这一套新的概念作为媒介，以结构一功能分析作为框架，建立了政治比较分析的系统。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引入行为主义概念体系和方法的比较政治研究，具有以下的特点：注重实际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主体活动的研究；采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系统学等多学科的合作；深入到世界各个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实行跨国家跨地区的研究；采用结构—功能分析、体系分析、计量统计等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但是，在这种搬用西方行为主义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却蕴含着一个非科学的、潜在的东西：人们之所以要研究比较政治，就是为了在世界上寻找出一个当代政治体制的“模特儿”，并以它的种种组成部分或构成要素为标准，去衡量其它政治体系的发展程度。这一政治的“模特儿”自然是美国，美国作为西方政治发展的典型，在理论上被假定为是完美无缺的，而其它的政治体系则统统是“不发展”的或“欠发展的”。对“不发展”的或“欠发展”的政治体系来说，其任务就是要改变现状，向美国等国家的政治体制看齐。
当人们在这一目标指导下进行政治变革时，他们发现，作为典型的西方政治体制，其实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内在的矛盾和深刻的危机迫使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不再去盲目地照搬照抄西方的那一套政治制度。另外一些盲目模仿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也从切身的体验中知道，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发展如果脱离自己的国情和现实的与历史的条件，将西方的政治结构、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形式不加选择地引进，最后只能造成社会的混乱。正是这些原因，搬用行为主义来指导比较政治的研究的做法一度冷下来，甚至有些人把比较政治研究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害的事情。
比较政治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在9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冷战对峙结束了，两个世界霸主在几十年的争斗中都衰弱了。当东欧的一些国家试图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时，他们尝到的是苦果。就连美国的政治学界也不得不承认，在当今世界上，好的政治体制决不是只存在于几个西方国家中，不同的政治体制都有其合理性。这样，以政治体制多元化为基本出发点，人们重新对政治体制进行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选择新的取向、新的方法的时期。
在90年代中期，大学中的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人员以及专门的政治研究机构中的科研人员开始提出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或“中国特色”问题。他们并不完全排斥曾经在世界上流行过的行为主义的研究取向与研究方法，但是，他们也不迷信这种取向与方法，而是努力从本国社会转型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出发，将研究的视角从欧美移向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共同渊源、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的东亚区域。在研究方法上将旧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加以综合，以形成独具一格的理论构架。可以将这一时期叫作努力实行主体性的阶段。当然，上述的划分并不是十分精确的，各个研究阶段在时间上也不是完全断开的，不同的研究取向有时是交叉在一起的。
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
在比较政治研究大量引进行为主义的分析工具的研究框架的阶段，不少研究人员热衷于“价值中立”的原则。好像比较政治研究中不存在价值取向的问题。这种想法是不切实的。政治学的研究应当是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如果割裂这种统一，只讲规范，或只讲经验事实，都不可能构成科学的政治学理论。因为没有价值导向，人们对于一个最为简单的现象都无法作出评价。比如，克林顿在其国情咨文中提出，东南亚的国家必须改变人权状况，而东南亚国家则认为美国自己存在人权问题，东南亚各国有自己的人权立场。那么，究竟哪个国家的人权最好呢？新加坡人对违犯本国法律的美国人实行鞭刑，是人道，还是不人道？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就会有不同的评价。同时，离开一定的经验事实，抽象的政治价值也不能对现实政治生活产生作用。这种将事实与价值结合起来的要求，完全适用于比较政治学研究。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国家之所以对比较政治的研究给予支持是基于以下的目标要求：首先，通过比较政治分析了解世界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政治多元的趋势。今天各个民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发展充分说明，各种现实的政治系统都是政治活动主体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行为选择的结果，由于各个政治系统、政治共同体所具有的文化传统不同、所继承的历史遗产不同、所遇到的国际条件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政治结构、政治运行机制、政治发展的方式与途径也各有差异。
阿尔蒙德正确地指出：“比较分析是一种有效而多能的工具。它通过从一个更广阔的眼界提供各种观念和衡量标准，增强我们评述和了解任何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政治能力。它使我们摆脱我们通常在其中活动的一大堆假设和熟悉的布局，扩大我们对各种政治功能性的认识。”〔2〕
其次，通过比较政治分析，对各国政治生活的状态和变化进行概括与解释。“在这一点上，政治学家所使用的比较法的逻辑概念与天文学和生物学等更精密科学所使用的逻辑概念是相似的。政治学家不能定出一套办法来控制政治局面并观察其结果。但是，将各个不同社会里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事件加以叙述和分类，予以组织和解释，却是完全做得到的。”〔3〕
第三，通过比较政治分析，科学地揭示人类政治生活发展的共同规律。政治生活在现实发展中的多样性并不否定人类政治运动存在一定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决不是产生于某些思想家头脑中的主观设计，规律存在于大量的偶然性和具体性之中，只有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发现各种重复性、共同性，人们才能发现政治学的通则或规律。
第四，通过比较政治分析，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可靠途径。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一方面，它不可能完全脱离人类政治发展的共同规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模式以后，其政治的发展必然会与已经采取市场经济的民族有很多的类似性。但是，社会主义又有自己的本质规定，其政治发展必然带有特殊性，因此，没有必要将个别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作为模特儿让不发达的国家或欠发达的国家去仿效。
当然，强调比较政治研究中存在价值问题，决不是要人们去重新恢复过去那一套简单的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或仅以意识形态为取向的研究方法。这种以两分法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取向的比较政治分析，或者将社会主义的一切政治现象都说成是好的，将资本主义的一切政治现象都归结为虚伪、诈骗，都是坏的；或者只是在前面那种做法的基础上加上一句：资本主义也有某些政治上的经验值得我们批判地吸收。这种态度决不是科学的。研究各国的政治生活，其目的当然是为了认识、理解和发展本国的政治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要确立正确的研究取向还必须对旧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旧制度主义对政治系统、政治科学的理解是单一的、僵硬的。它们将政治仅仅视为是合法的政治机构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与此相对应，政治学则成为以国家为研究对象或为中心内容的知识体系。这种政治学就是国家机构学。其重点是研究与国家有关的正式组织，如行政关系、立法、司法、政党、阶级、议会等等。以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所产生的比较政治研究只能是注重法律、机构和制度等等静态分类对比。
80年代中期流行的比较政府体制、比较法律制度、比较立法、比较行政、比较司法就属于这一类。这种比较政治学不仅将许多的本该属于政治的东西从政治领域中给排除了出去。而且，这种比较过于刻板、机械，过于相信机构化和规范化的东西，而不去研究和揭示政治的实际运行过程。
与此相对，80年代中后期流行的行为主义则将政治生活视为是充满权力的现象，将政治学看作是以权力为中心内容的科学。这种政治学强调的是各种权力现象，而不是政治机构。其探讨的主题是：权力的运行、作用，以及权力在某些政治行为如政治参与、投票、政治舆论、政治传播等等方面的表现。以权力作为政治学研究中心而产生的比较政治学，其对象就会变得非常宽泛。因为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已经变得日益泛化了，概念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家庭、市场、企业中都存在权力影响、控制等问题。
要科学地进行比较政治研究，就必须正确处理制度结构和国家机构对人的行为限制与人的心理、文化、欲望、需求对人的行为的影响这二者的关系。不可否认，一国的文化、民族的心理与人格对政治行为主体的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但是过分夸大这种作用就会走向反面。反之，国家机构与制度结构对政治行为主体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只能去适应现存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当然，如果将这一点进行夸大，也会走向反面。最为妥当的办法是找到二者的平衡点。
要坚持政治比较研究上的正确取向还必须确定正确的比较原则。旧制度主义的比较政治研究缺乏系统性，行为主义的比较政治研究则粗暴地规定一些比较因素，将各国不同的因而是不可比的东西硬是扯到一起。因此必须确立两条基本原则：系统性与可比性。
系统性要求人们在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进行比较时必须充分考虑其组成因素，并且应当尽可能地将构成事物的各种因素都考虑到；当然要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并不能因此就放弃全面性。比较政治学也可以依据比较的范围和涉及的方面分为宏观的与部门的两大类。宏观比较一般是侧重于政治体系，部门的比较一般偏重于政治系统的某个方面。但是，不管是宏观的比较还是微观的比较，都需要对比较范围内的各种因素作周密的考虑。
一种政治体系与另一种政治体系之所以存在差异，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人口方面的原因，比如人口的规模、构成、分布、素质等等条件；也有地缘方面的原因，比如国土的大小，自然资源的蕴藏量及其分布、海岸线的长短等等；也有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如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等。在今天的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其政治体系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其独特的理由。我们不能以某一种，或某几种体系作为标准去要求其它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政治统治、政治控制都要向它看齐。事实证明，在五六十年代直至80年代形成的比较政治学都因为犯有上述的错误，从而在冷对立的世界政治格局被打破、全球政治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的情况下，大部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系统性的原则同时也意味着动态性。因为，政治生活是变化的，对比较的事物来说，它们的构成因素也在随时增加或减少，因此，不同时代的政治学家所选择的可供比较的政治因素也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可比性原则要求人们在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进行比较时，所列出的各项因素必须是具有某种类似性或相似性。假如要进行比较的事物一点没有共同之处，那也就无法加以比较。当然，这里所讲的类似或相似，不是没有差异。这种类似是包含差异性于自身的相似。可比性的另一个要求是，被列为比较的事物必须处在大体相同的内外环境之下，或位于相同的发展水平上。如果发展水平不一样，所在的发展阶段前后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所进行的比较，其结论必然是不可靠的。
在关于可比性问题上，较为困难的是各国政治学著作和政治生活习惯的局限性。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规定出一套有时只有生活在这个国度中的人才能理解的政治术语，有时，翻译工作也会增加这方面的困难。将一国的政治学著作翻译成另一国的语言，很多情况下，非政治专业的翻译者，甚至是政治专业出来的人，也会犯一个相同的错误：将本国通用的政治术语与外文资料硬套，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阿尔蒙德就讲过这类问题。有时，两个国家可能使用同一种政治术语，但所包含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根本是两回事。有时，具有相同内容的政治概念又偏偏使用不同的术语。如美国有国会，德国有联邦议院，英国则是议会。对于元首，其称呼更多：“头人”、“国王”、“总统”等等。
另外，从不同的政治思维方式出发会选择不同的比较因素。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思维模式出发，政治学家会选择诸如政治体系的结构、政治体系的行为、政治体系的过程等方面作为比较的因素。而对于以政治团体为思维的中心内容的政治学家来说，他们所重视的是政治活动中的利益集团的权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因此，“利益”、“权力”、“冲突”则成为政治比较研究的选择因素。另外，对于注重政治生活中个人行为的政治学家来说，政治参与、政治选举、政治心理等等则往往成为某些政治学家在分析不同的政治共同体时所要考虑的因素。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科学的比较政治研究一要确定自己的比较范围，二要确定自己的比较因素。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比较分析的理论框架。在建构比较分析的框架时，应从各国现实的与历史的政治生活现象中，概括出具有可比性的若干变量，并吸取自然科学中量化方法，结合政治学的实际情况，建立科学的衡量指标，形成由一系列按层级联系的范畴组成的比较分析模型。
从中国的文化和地理位置出发，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围应首先确定在东亚，并可以考虑从三个层面上来对东亚国家的政治生活进行比较分析：
一个层面是政治生活系统的生态环境比较分析。这里的生态环境主要指具体政治生活系统所处的现实国内环境即内部环境与国际环境即外部环境。国内环境主要包括历史因素（historical factors ）、 人口因素（Population factors）、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s）、地缘因素（geographic factors）、文化因素（cultural factors）等等。国际环境主要指军事因素（military factors）、 贸易因素 （trade factors）、文化因素（cultural factors ）上对别国的依赖程度。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生活系统内部的动态过程比较分析。可以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建立比较政治分析的体系：一是政治活动主体的分布及结构比较分析。
二是对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布与配置模式的比较分析研究。可选取社会自治程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分权与社会自治模式的比较分析。目的在于研究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和社会自治的相互关系及其限度。
三是对社会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革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在革命的比较分析方面，主要选取某些比较彻底的革命进行研究；在社会改革的比较分析方面，主要选取“渐进式”改革与“休克式”改革加以比较研究。
四是对政治运行监督机制的比较分析研究。一种是对政治体系稳定和市场体系较为成熟的条件下的政治监督的比较分析；一种是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的政治监督的比较分析。
这里选取的比较因素是四个：政治行为主体（subjects of political behavior）、政治权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政治变革（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reform）、 政治监控（political control）。这四个因素可以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
在这一比较体系中，四个因素是相互作用的。政治行为主体的构成对政治权力的配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一定的政治权力配置方式也制约着政治行为主体的结构；改变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是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的目标；同时，一定的权力结构也对政治变革的方式和途径产生影响；政治权力的配置和政治行为主体的结构影响着政治监控；反过来政治监控的方式和严密程度也制约着政治行为主体的结构和政治权力的配置。
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
旧制度主义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总体上所遵循的是思辨的、规范的、演绎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构成了传统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在传统的比较政治研究中，人们重视的是政治原则、政治价值，而不太重视对政治生活进行实证的考察、经验的积累，更对量化研究抱有成见。
旧制度主义的比较政治研究往往就事论事，没有将政治生活纳入一个总的系统之中加以宏观的审视，因此无法建立比较的理论框架，也缺乏可以实际对照的指标体系。正如阿尔蒙德所指出的：通常人们都把政治制度分成几种组织：利益集团、政党、立法机关、行政首脑、官僚机关以及法院。似乎多数国家都有这些组织，但是，它们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英国有首相，法国既有总统又有总理；英国有国王，法国却没有；英国和法国都有两院制议会但名称不一样。将这些组织逐一地加以比较，是无法比出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差异的。只有建立一种比较的方法与理论，比较才有意义。
行为主义的比较政治研究注意克服只重思辨、只讲演绎的偏向，加强了对各种现实的政治现象的实地调查研究，从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归纳出政治生活发展的规律、规则和秩序。在具体的研究手段上，重视数据的对比和数学上的相关分析。
在当代比较政治学发展中，国内相当多的学者借用了阿尔蒙德提出的一种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一种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组织，它影响环境，同时也受环境影响。一项政治制度既存在于国内环境又存在于国际环境之中，它既改造这些环境，自身又被这些环境所改造。
从制度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出发，可以使我们避免作出仓促而有偏见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匮乏，缺少开发现有资源所必不可少的技术，那么，我们就不能去责怪这些国家的工业产量低，或者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差。
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的好处在于能将人们的研究重点放在一些较大的政治问题上。谁如果要对政治生活作出合理而科学的解释或判断，他就应当将政治制度置身于其周围的环境之中，看这些环境如何对政治选择施加限制，又如何为政治选择提供机会。
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还大量地使用了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他认为只有了解某一结构起了什么作用，具有什么功能，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结构的特征。“只有当我们开始就职能的履行过程和方法提出问题时，我们才能使组织更具有意义。只有当我们能够断言特定的机构履行特定的职能并产生特定的结果时，比较分析才有了意义”。〔4〕
阿尔蒙德将政治职能分为制度职能、政体的过程职能。制度职能通常表现在三方面：社会化职能主要讨论诸如家庭、学校、宣传机构、教会等组织所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发展和加强社会上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态度的活动；政治更新职能主要涉及选拔人才从事政治活动、担任公职、履行职责的行为；政治信息职能主要指社会机构以及构成政治制度的机构传播政治信息的功能。
政体的过程职能则表现为一个延续的过程：先是利益的表现或表达，这是政治过程的开始；这些利益很多，要使这些众多的表达切实有效，就必须进行利益聚合；这时一个支配强大政治力量的联合出来支持其中某些利益，权威性的决策就产生了；有了政策就必须执行，在执行中，会遇到挑战或违反的情况，因此，还必须有政策的裁决。
政策执行即为政治输出，它是通过税收、提供福利和服务、控制行为表现出来的。这种输出必然对环境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会以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对政治制度产生进一步的要求，这便是反馈。阿尔蒙德还创造了一个政治运行结果的新名词：政治产品。重要的政治产品有：与制度有关的是政治结构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与政治过程有关的是人民参政；与政策有关的是福利、自由与安全。
其实行为主义的方法，或者是旧制度主义的方法，都只是可以选用的方法，不能以此来取代其它的分析方法。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在改革中越来越重视制度这一因素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许多学者对“制度创新”和“制度化”问题开始进行研究，从而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又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无论是行为主义，还是旧的制度主义，它们都包含着某些共同特征：首先，它们将政治生活看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对将政治组织同社会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其次，它们对政治行为作了简化性的处理，主张将政治生活看成是由许多个别政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的累加；而反对把政治的现象视为是由政治组织的结构和各种适当的制度、规则所导致的结果；
第三，它们更多地认为政治行为主体都是一些具有理性的人，他们都是为了实现自我的利益，在行为之前总是经过计算的；人的政治活动决不是他们对社会既定义务和责任产生反应的结果；
第四，它们认为政治就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权威性分配，因此，在全部政治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政策的制定和资源的配置，它们忽视甚至反对去研究人们是如何通过对诸如符号、仪式、典礼等意义的阐释和规定来组织政治生活的。
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机构特别是国家，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包括国家在内的政治机构起着理解和组织政治生活的巨大作用。但是，在行为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那里，国家等政治机构的作用被大大地贬低了。在伊斯顿等人的眼中，政治机构只是外部力量的附属物，政治活动主要是对阶级、种族、文化、宗教、地理、人口等等这些外部背景因素的反映，政治本身对这些外部背景不可能起多大的作用。
从制度分析入手，可以将政治机构看成是维护政治制度、有自主行动的客观力量，由政治机构所维护的政治制度则是指导、决定和修正政治行为个体的因素。但是，行为主义却认为作为政治生活整体的组织及其代表的政治机构并不是自主活动的力量，他们将政治生活中处于宏观层面上的集体简化为微观层面上的政治个体行为的总和，认为全部政治生活主要取决于个体的互动行为。
政治制度分析的方法将人们的政治行为置于由政治规范、政治规则、政治期望、政治传统所构成的政治制度结构之中，正是这些既定的政治制度结构严格地制约着政治活动中单个人的目标与意志。行为主义与理性主义则认为，人们在政治生活是受功利主义支配的，每个政治行为主体都是从自身的利弊得失出发来考虑行动的，任何政治事件都是行为主体理性计算的结果。在整个政治生活中，人们总是从这种功利主义出发，选择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优化方案，从而形成有效能的历史过程。
传统的政治制度理论也研究政治决策，但是，他们将政治决策的首要功能看成是对政治行为主体进行政治教育、改进政治价值方向的工具。在他们看来，政治决策的过程主要是培养人们的政治目的感、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属的过程，因此，比较重视在决策中政治符号、仪式、典礼等因素的象征作用。但是，行为主义却将政治决策仅仅视为是一种政治控制，而把政治符号、政治典礼、政治仪式只看成是政治家行使权力、操纵民众的工具。
当然，强调制度分析的方法并不是要求人们重新回到传统的制度理论上去。应当充分肯定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对政治理论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重视对政治环境特别是社会的经济、文化、阶级、宗教等等背景因素的研究，也重视对个体政治行为的考察。但是，无论是行为主义还是理性主义，都未对人类的政治行为、政治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结构这三者的关系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规定。
行为主义者和旧制度主义者都没有能正确处理好人类的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他们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研究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即微观的、个体的行为与宏观的集体的行为是等值的。行为主义者和旧制度主义者将人的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有计划的，另一类是随机的。后一类的行为影响因素如同噪音，它将被消除掉。因此，作为集体的政治行为，其最终的结果也即是统计学上的结果，则是与单个行为相一致。而且，经过这种统计上的处理，人的政治行为不可能是反常的，从而，只要政治家们选择共同的、最优的政策，历史的进程总是有效的。
这种假设忽视了微观层面的政治行为与宏观层面的集体政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首先，从个体的政治行为到集体的政治行为需要经过一个中介，即政治制度结构。这一结构是由政治价值、政治规范、政治规则等等组成的集合体。政治制度结构规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义务。个体的政治行为必然受到政治制度结构的制约。任何一个政治个体不可能只从自己的自身利益、个体的政治期望和价值观出发来选择和决定行为。相反，政治行为个体只能去适应政治制度结构规定的价值、规则、规范，并力求使个人偏好与既定的社会政治责任、政治义务统一起来。
其次，在大多数行为主义者和旧制度主义者看来，所谓政治就是谁得到什么和如何得到。按照这种工具主义的模式来思考政治，政治行为通行的公式就是：行动就是选择，选择就是对自身利益的预测，象征符号则对选择与预测加以组织。这种政治行为的动机模式是不科学的。事实上，政治生活是人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通过政治生活不断地完善自己，同时，个人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去推动整个社会的善。人们不都是出于功利的考虑才去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生活本身是一种教育活动，它是人们去发现、阐释和表达生活意义的过程。
行为主义者与旧制度主义者也没有处理好社会生活的背景与政治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政治生活看成是一个有着特定环境的系统，并且认为政治生活的特性与变化是由这一环境背景决定的，而政治则不构成对环境因素的影响。大量的现实政治表明，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制度结构是具有自主性的角色。在政治制度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国家，不仅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也对社会经济、文化、阶级、宗教等方面产生巨大的作用。官僚机构、立法机关、法院，不仅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界定和捍卫利益的重要力量。政治制度结构中的政治机构具有极大的自主性，其规范行为主体的制度结构则对政治活动的方向与结局具有制约性。好的政治制度结构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
制度分析的方法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政治制度结构、社会生活背景相互间的复杂关系时，特别强调制度因素在建立政治秩序中的作用。首先必须强调政治发展中的历史无效与暂时性无序问题。行为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除了强调社会的政治秩序是由理性强加和由强权强加的以外，还断言政治发展中的历史有效性与秩序的持久性。所谓历史的有效性指的是任何政治生活系统总是迅速地和不可抗拒地走向最优的结局。所谓秩序的持久性指的是通过公共选择，对重大政治事件实行最优安排，就能克服越轨与功能失调，保持必然的秩序。
但事实上，存在着没有均势、耗费时间过于持久、产生的结局不是最优的状况。这种状况就是历史的无效性。只有承认这种历史无效性，人们才能学会通过政治制度结构进行调整，从而避免政治发展中的无效状况。另外，在政治生活中，常常出现的并起着作用的可能是一些暂时性的、非重大的因果联系，这时建立的秩序只能是暂时性的。新制度学派认为，只有承认政治生活中存在大量的非重大的因果联系，承认某些秩序的暂时性，才能利用制度进行有效的调整，从而保持政治生活的有序性。
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主要强调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类型的秩序：一是内生的政治秩序。旧行为主义者和旧制度主义者的不足在于他们将政治秩序排除在政治制度结构之外。而事实上，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在运转的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偏好的分配起着强有力的影响与调节作用。因此，通过政治制度结构对个人的政治兴趣、政治偏好的影响，通过政治制度结构对权威声望的控制，可以产生出内生的政治秩序。
二是规范的政治秩序。从制度分析的方法来看，虽然自利的意识渗透政治生活之中，但是，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并不是建立在通过精心计算，选择可以得到回报的功利主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合乎社会政治制度所规定的规范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包括在现行的政治制度结构之中的行为规则、规范引导出政治生活的秩序。
三是象征性的政治秩序。制度分析方法注重政治生活中符号、仪式、典礼的作用。他们认为这些具有精致性和利于传播的政治符号系统渗透在政治生活之中，它们帮助人们理解政治生活，并借此形成某种政治的内聚力。政治生活中的象征符号促进人们政治信仰趋于一致，共同的政治典仪训练人们行为趋于一致，从而形成政治生活的有序化。〔5〕
要建立政治比较分析的科学方法体系就必须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实证与理性的统一、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的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强调系统方法、历史方法、结构功能方法的综合运用。
注释：
〔1〕阿尔蒙德就指出，比较法就同政治学本身一样古老。 许多世纪以来，这种方法增强了人们了解或实现政治生活的能力。见阿尔蒙德、小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页。
〔2〕〔3〕〔4〕阿尔蒙德、小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 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6、5、11页。
〔5〕詹姆斯·马奇、 约翰·奥尔森：《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原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84年第3期，总第7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