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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世纪里，面对招生规模、联邦与州政府拨款以及经济状况的波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遇到了对其运行方式进行调整的挑战。人们普遍认为大学表现出非凡的应变能力——或规模扩张、或发展暂时停滞以及较少时候规模收缩。但是在21世纪到来之际，如何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发达的通讯技术和前所未有的公众评议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人们的普遍议题。大体说来，一些学者强调高等教育一些持久特性上的连续性，这些特性包括诸如建基于知识之上的学系组织、教员把学术职业看作行会的心态和学科的导向性影响。[1]然而这些学者也预见到即将发生的变革，即大学能否继续回应变动环境中种种难以应付的需求。
对于大学而言，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是最为重要的。这是一个与大学命运攸关的持久性话题。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型大学与知识之间一直相互依赖，已经带来一系列可预见但令人沮丧的挑战：人们希望大学校园和教员处在知识变革的前沿，以新发现推进知识领域的发展，或者至少与这些新进展保持同步；希望研究型大学无论是在研究活动还是在课程计划方面，都适当地改变其学术结构、办学实践和资源分配的方式。这些决定意义重大，不仅仅由于它会给全体教员带来影响，还因为鉴于多年的先期投入，如此的变化可能是目光短浅的行为。
在当今时代，大学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是与知识创造和传播实践的变化分不开的。在世界范围内，对专门知识的社会需求日益增长。这一需求超越了学科内问题解决的模式，大学机构外知识生产者数量有了增长，技术应用的传播又使得新的交流与合作模式成为可能。[2]当这些力量被人们所认识时，它们不仅改变了研究型大学的竞争舞台，而且促使人们对于为社会所广泛认可的学术工作、学生学习和职业技能的实际类型重新予以考虑。
知识的学术组织具有一种内在机制，它为历史情境所塑造并处在几种层面的争论中。特别是对于公立研究型大学来说，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的挑战显然与政府立法机关、州协调部门、系统办公机构及其跨校区的分支机构密切相关。问题的涉及面从抽象的知识内容到具体的设备和场地需求，从对数字规划和提出预算的审查到对于权威领域的争论。这些同时是知识的、组织的、经济的和职业的问题。学术知识的管理及其组织结构确保中学后教育的领导者、利益相关者以及研究者对此的关注。本文将在考察学术重构的理论基础之后，作出观念和经验层面的贡献。
大学对变化环境的回应
人们希望大学的学术景象反映出知识的延续与变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通过扩张获致并维持了其学术上的合法性。它们通过扩大和区分其组织结构，以跟上知识增长和专门化的步伐。新的学系、课程计划和教员职位的创生，向竞争者和支持者传达一种将资源转移到探究新战线上的意愿和能力。保留现有机构也同样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大学能够满足社会在固有领域里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期望。
进入20世纪最后25年，规模扩张这一被广泛视为当然的操作原则不再可行了。各种各样的资源限制伴随着不完善的招生计划，推动大学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作出结构性应答，并形成其基本理论。20世纪70年代，大学受到政府财政危机和确保政府稳定这一前提的挑战。80年代在一些州，虽然资金流动有所改进，但大学却因费用螺旋式上涨而遭至批评。人们告诫大学要缩小规模，并像企业与政府组织一样设计成流水线的工作方式，大学立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及其系统办公机构提出削减经费的要求。这些要求和管理规定遭到珍视学术自治者的抵制。[3]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开始意味着结构上的整合，以及有选择地淘汰一些课程计划、学术活动和那些缺乏成效、复制知识或无关紧要的人。
20世纪90年代，人们增强了对大学优先发展的希望。在经济衰弱和联邦把责任下放到州级部门的压力之下，高等教育分配到的州政府预算比例在很多州都有所下降。这导致许多公立大学预算短缺，也使大学充分认识到不能奢望政府给予高额的经费支持。（注：公立研究型大学制定了导致预算增长不现实的规划，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已有规划预算增长的短缺是一桩与政府资金的实际下降不同的事情。我们来审视后者，从1977～1996年，政府拨款、补贴与合同给所有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每个全日制(FTE)学生的平均水平没有下降，反而增长了5%。仅仅政府拨款给每个全日制学生就增长了0.73%。这一数字没有反映州际的变动。计算是基于高等教育综合信息调查(HEGIS)和中学后教育综合数据系统(IPEDS)资料的两个财政变量：政府拨款(1986年之后在医院报告中根据变化予以调整）、政府补贴与合同（在1987～1996年的医院收入报告中不能根据变化进行调整，原因是所有给医院的馈赠、补贴与定金总数未计来源，导致随着时间推移可能的贬值和变化）。全日制学生数目是通过全日制学生加上在职注册学生的1/3计算出来的。）尽管一些大学领导人把政府的姿态描述为放弃，并希望把它解释为大学自治的加强，但这样的粉饰却未成现实；借助于协调机构，政府决策者反而通过评估高校的绩效强化了他们的责任要求。
同时，在公立研究型大学的预算中，政府拨款的相对份额有所降低。为了减少损失，大学领导者采取了诸如增加来自学生、校友和私营公司等非政府经费来源的策略。（注：尽管传统思想认为公立研究型大学由于政府资金下降而变成企业型，但来自政府收入的相对份额下降，也可能是因其他收入类型增加而产生。这样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却不能够被假定，更确切地说它必须在每所大学中得到检验。）一些公立研究型大学以此积聚了自由支配的资源，尽管政府紧缩了预算。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的实现，要靠把握增加收入的机会、不断调整学术组织以进行可能的重组和对具有发展前景的学术课程计划给予选择性投资。学术目标开始根据预期市场、比较优势和课题经费的支出与收入得以实现。这些变化使得我们逐步重构了评价大学的平台，大学也依此削减或放弃部分课程计划。
择优性重构策略并非没有持异议者。一种声音警告了这种转变所带来可能的也许是可怕的结果，特别是因为这一事业的教育性质：基本的担心是市场力量在重塑学术结构和实践中已经变为造成伤害最突出的影响因素（注：一些研究论证了市场因素被考虑到计划性决定中已有一段时期（参见Sheila Slaughter.Retrenchment in the 1980s:the Politics of Prestige and Gender.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3,64(3):250-82.），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由于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创新和变革有所增长(Sheila Slangher and Larry Leslie.Academic Capitalism:Politics,Policies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可怕的是这些力量逐渐会把公共高等教育重新界定为一种私人的经济利益而非公共产品(public good)。
另一种声音因其激进化倾向而信奉这一设想中的转变，他们主张这有可能导致对大学重建的迫切需要，包括改善同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机会的结盟关系。那些在学术自主上寻求发展的人是这场预想转变的获胜者之一。通过理解学术管理和企业创新，上述观点的支持者希望大学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提高其资源基础的两种策略已是最为明显不过的：在教学方面，激发教员的动力以养成一种注[4]；在研究方面，改进激励机制以鼓励教员通过诸如私人募捐和商业化活动[5]，从非政府资源中寻求资金支持。
总的来说，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公立研究型大学在变动着的经济与政治条件下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一直经受着挑战，这就要求它们寻求政府拨款之外的资金和展现自身对于经济的直接贡献。虽然大学对于这些期望表现了一些相似的反应，但它们依然展示出与其独特传统和承袭而来的结构相符合的不同模式。在这方面，它们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发展概念和案例研究的理想机会。
理解制度合法性：概念基础
在呈现这些案例之前，我先要确认使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合法性在全社会中建构起来的多维度基础。“服务传统”(legitimacy of service)和“知识中心”(centrality of knowledge)已经成为关键性试金石，大学以此来为其学术规划和活动寻求合法性。
“服务传统”需要对短时期的紧急情况和长时期的社会利益作出回应，而后者是独立于市场的。大学已经努力地同时服务于这两方面，这样做强化了暗含在这个基本社会特许状中的模糊性。再者，大学又宣称某个自治度作为满足社会期望的基本前提条件，即便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学领导已很少想明确表述这一假设的理论基础。[6]
关于“知识中心”，公立研究型大学已经超出最初的“赠地”理念而开始扮演几种角色：知识生产者、包销商和零售商。[7]在知识功能的多样化之外，还有必要注意到学术结构自身，它通过展示知识的进化图景和构成社会在过去、现在与可预见的将来所珍视的理念类型，扮演一种批判性社会角色。[8]学术知识的基本组织一直变革缓慢——不管是由于惰性、终身制和职业利益的壁垒，还是因为对大学保持永久领域的期望。但已有一些机制被容许，因为知识演进已经导向新的结合或跨学科聘任、实验性学位计划、增加精品课程、专业与学系。考虑到大学往往仿效那些很受尊重的对象，上述学术创新这一潜在的波动结果是值得注意的。[9]
一所大学的学术结构最重要的特征是其知识领域。虽然学科领域的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综合学科领域是由来已久的理想。在历史上，公立研究型大学曾经谋求提供全部知识领域学习和探究的机会以及成为通向普遍知识宝库的途径。知识基础不断拓展的前景，特别是伴随着不断加速的变革步伐，对寻求覆盖知识领域全部范畴的大学提出明显的挑战。它们必须决定为每个知识领域选择适当的投入方式，一门或者是一系列课程，一项辅修、主修、研究生专攻方向或是学位课程计划；终身制教职或者是非终身制教职；教育项目或者是学系地位。维持已有的学科内容比创建一个新的领域要容易，因为沿袭而来的结构有其自身的惯性。相反，于资源紧张之中拓宽学术课程的范畴则是困难的，除非在那些热门领域里。（注：安吉尔和邓杰菲尔德(Engell & Dangerfield）简要地陈述了这一点：那些同金钱有着清晰联系的学术领域最有可能获得支持，要么是金钱的允诺（如毕业后的工资），要么是关于金钱的知识（例如经济学），或者作为金钱的一种来源（大学的收入）。参见James Engell and Anthony Dangerfield.The Market-Model University:Humanities in the Age of Money.Harvard Magazine.1998,May-June:48-55,Ⅲ.）因而，一所大学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的能力部分地依赖于它的结构性遗产。
服务传统和知识中心，为大学合法地重铸它们的使命以及优先发展学术提供了足够的广度和模糊性。
（一）制度逻辑的功能
支持学术结构及其重组的理论基础是大学中的常识。取自新制度理论的制度逻辑概念，为我们以概念来分析这种信念和价值如何扎根于广阔的环境中和在组织内部形成并获得合法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透镜。正如弗里德兰和阿尔福达(Roger Friedland,and Robert Alford)所下的定义[10]和斯科特(Scott)等人所发展的概念[11]，“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指的是“一系列物质实践和符号建构——它构成了组织原则并可以对组织和个人进行阐释”。
制度逻辑可能有历史局限和因之具备的变革潜能，如此一种新逻辑开始处于支配地位，或渐变或突变地补充、接替旧有的逻辑。某些因素可能有助于变革。20世纪最后25年里，在公立研究型大学，科层制和专业能力的逐渐贬值已经为管理权威和企业精神(entrepreneurial initiatives)创造了空间，使之以改变政治和经济条件的适当解决方案的面目出现。
多重逻辑可用于任何时段，它们各自在变动条件下的相对可持续性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重要问题。多种逻辑之间或者一种逻辑之内的张力，能够形成政治冲突的基础。当这样的冲突在中学后教育的组织中出现，两种逻辑间的张力显而易见，例如教员要求学术自治的专业特权，以反对政府指令和主要转向学术计划的削减；一种逻辑内的张力也是明显的，例如希望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教员变得更负责任，可能包括要求他们既在教学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又得提高科研的生产率。这个概念要点有两个层面：制度逻辑并不完全决定行为；甚至是最重要的逻辑也可能被持续的张力所削弱，这种张力或者是固有的，或者与一种共存的逻辑处于紧张状态。
制度逻辑分析能够使几组价值的存在明朗化，它们是集中还是分化，以及作为运用着的逻辑（已形成一套被接受的实践或符号的信念星座）或者是被吁求的逻辑（行动者追求的共同理想或者应用的理论基础）被制度化的程度。理论将逻辑概念化为理所当然的决定性建构；然而也需要考虑组织行动者的潜力，他们战略性地信奉和鲜明地表达一种逻辑，以求增加自己或其组织的合法性。那就是说，既可能存在着制度逻辑的有意识显示，又存在其无意识显示。
（二）两种制度逻辑
我基于历史档案资料对于学术重构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当代公立研究型大学利用制度逻辑寻求合法性的证据。简单地说，“产业”逻辑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已经于宏观水平上获得力量，补充并在一些情况下变成“社会制度”逻辑的一种可行选择。好几个因素对于产业逻辑在公立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有所贡献：政治行动者和广大公众所要求的责任增长、重新解释服务传统使技能训练和经济发展成为优先考虑的事物、管理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对知识之私有价值的认知以及对于专业日趋下降的尊重。这一点符合在市场力量中作为决策制定的合法化界限的上升。在呈现案例资料之前，我先简短地对比这两种逻辑，比较它们设定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适当手段。
从历史上看，社会制度逻辑已经包含了一系列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从教学、颁发文凭到增加社会流动和公民社会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逻辑已被阐释进大学所要满足的各种各样社会目标的期望中，它们紧密联结着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以功利主义取向为特色的目标。这种逻辑也包括一些传统的学术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学要推进自由教育的信念，保护探究的自由，有助于知识的保存和发展，以及通过为睿智的对话、社会批评和不同见解提供社会空间以培植知性的多重性。即使“多元化大学”(multiversity)作为一种非凡成就得以捍卫，一个固有的弱点也存在于其理想和目标之间的张力中。因而在社会制度逻辑自身之内，服务于公众利益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存在着不同的解释。
社会制度逻辑在为扩大的社会期望进行辩护的能力方面，看起来可以无限变通，然而大学在所有维度能够表达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微弱。再者，在资源限制之下，哪种目的优先和由谁作出决定都是不清楚的。教员级别之内的紧张长期以来是明显的。例如斯梅尔瑟(smelser)在他对加利福尼亚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变革所作的研究中观察到，学术理想与基于资源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对教员的士气产生负面影响，“相对的剥夺感，普遍的不满，减退的忠诚和易于抨击大学和他人”。[12]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波动、公众对专业能力不信任的增长以及对科层制的普遍厌弃，上述情形有所恶化。[13]这些问题累积的结果已经削弱了社会制度逻辑的基础，并导致对于一些学术理想是否能够被坚守的疑问。这些理想包括无偏见地探究和对普遍性知识的追求、教授自我控制的权威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平等。
表1 大学重构中主导性的制度逻辑
相对于这样的自由理想，产业逻辑(industry logic)则聚焦于必不可少的资源和强有力的市场。在这一语境中的“产业”(industry)一词，意在强调大学于竞争性事业中作为行动者的活动。（注：“产业”一词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作为工厂生产的含义依然常见，但自从1945年起，“产业”开始表示在服务和工作的非工业类型中普遍化的活动领域，诸如假日产业、闲暇产业和娱乐产业（参见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Rev.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176）。）公立研究型大学的首要目的，包括提供适应劳动力市场需要的技能训练和知识应用开发以推动经济发展。在大学的管理中，人们希望大学注意市场力量的严酷现实，并接受诸如审视其竞争环境、规划制定、削减费用和为实现效率与变通进行重新筹划等策略。适当的调整包括：改革生产线、替代劳动技术以及通过诸如外购和私有化、增加兼职与临时工的比例等手段减少固定支出。学生往往被视为消费者，而非大学共同体的成员。管理者的主要责任是获悉市场的约束与机会，并试图相应地予以重新定位。一所大学要增加一个学术单位或专业计划的决定，可以被理解成扩大招生的策略并因而增加收入。因此结构变革是作为必要和慎重的市场调整而作出的。
这种产业逻辑已进入公立研究型大学，其标志可以追溯到来自政府的可见的财政和意识形态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使大学卷入国防和科学技术发展之中，并在战后戏剧性地加大在学术“研究与发展”(R&D)项目上的资助。到20世纪最后25年，联邦政府调整激励措施，以促使产业界扩展与学术研究者的伙伴关系，并且让大学从联邦资助的R&D项目中受益。（注：两种关键性的创新以实例说明了这一点和大学反应出的渴望。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科学基金实施的那套计划，以刺激大学与产业的合作：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和科学与技术中心。二是1980年的《贝斯—多尔法案》(Bayth-Dole Act)这一立法里程碑，它允许大学保持产生于联邦R&D项目的发明权并因此而获利（参见Roger Geiger.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315-316.）。）州政府也支持大学－产业合作。正如一批观察者对这场变革所作出的评价：“大学，一度是企业慷慨捐赠谨慎的受益人，已经变成从未如此信奉过市场价值的热切的合作资本家。”[14]
追求产业逻辑作为大学合法性的基础，使得某些挑战成为必要。灵活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作为基础的学术结构本身不容易改变，尤其是在较为古老的大学里面。这样，大学领导者有可能陷入他们的论调与实现的结果之间的紧张状态中。无论是迅速的重构还是结果导向的行动手段，都不容易在大学内奏效或者自外强加给大学。正如我的案例研究将要展示的那样，产业逻辑的运用已经和社会制度逻辑产生张力，以致前者的价值使公立研究型大学的目的过分偏狭，并重新界定实现这些目的之适当策略。
这两种逻辑在理解当代大学学术重构的机制方面，颇具分析潜力。公立研究型大学这两种逻辑之间差别悬殊。产业逻辑在当代有着巨大推动力，甚至跨越了国界。[15]大学在适应环境时所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力，将会导致大学在竞争中作为教育和新知识的主要提供者这一中心地位的丧失，最终也许是生存地位的丧失，这种信念加强了产业逻辑的力量。与之相对照的是，社会制度逻辑建基于一种担忧，担心对市场力量的适应会把短期的经济需要置于首位而忽视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从而使大学的民主化功能和长远的公众利益陷入困境。对任何一所高校来说，两种逻辑之任何一种在组织话语中显而易见或在结构改革中占据优势，所依靠的是由历史传统、所秉承的学术结构以及对资源需求与限制的洞察力共同形成的混合物。
对学术景象的研究：经验基础
下文考察这两种优势逻辑在三所公立研究型大学中的共存现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SUNY Stony Brook)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IC)。这些案例的基础来自一个关于公立高等教育中学术重构的大型研究项目。（注：这一较大的研究项目包括群集于三个大都市地区的一批分层的公立大学。从1997～2000年，收集到的案例资料包括：来源于“高等教育综合信息调查”和“中等教育后综合数据系统”的数据、档案文献（例如目录、学术规划、自我研究、讲话）以及对管理者和教员进行的二百次访谈。考虑到浮现出的主题和处于不确定中的事例，对这些资料运用本文发展起来的概念框架进行分析。有关学位计划的资料也收集于《学院蓝皮书》(The College Blue Book)第13、16、21和27版中的某些年份。本文表述了这个项目所使用的概念框架和文献分析的缩略形式。）
这三所研究型大学适合于作一项案例比较研究，原因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点。它们都是公立的，坐落于大都市，而且曾被卡内基基金会列为“研究型大学I”。政府预算资料又显示出它们相近的财政紧缩模式，尤其是1980～1994年，政府分配给公立高等教育的税收比例在加利福尼亚从12.0%下降到6.7%，在纽约从5.4%下降到3.6%，在伊利诺伊从7.1%下降到6.2%。[16]同一时期里，这三所大学各自源于政府拨款的相对份额也都出现显著下降：调整后的总收入中来自政府拨款、专项资金和合同的比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52%降低到39%，在斯托尼·布鲁克分校从69%降低到34%，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从51%降低到33%。（注：但是，这种混合在一起的收入变化不应该解释为政府支持的下降，因为大学同时从非政府来源获得另外的收入。作为一种政府支持更为直接的量度，这一时期每个全日制注册学生的政府收入在这三所大学里确实处于波动：总体上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有所增长（每个全日制学生1689美元），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轻微的下降（每个全日制学生350美元），伊利诺依大学芝加哥分校则有较大的下降（每个全日制学生1587美元）。这一数字是使用两个IPEDS变量计算出来的，即政府拨款、政府补贴与合同。来自政府拨款、补贴与合同的总收入被全日制学生平分，后者通过全日制学生的总数加上在职注册学生的1/3计算出来。伯克利较低的收入同缺少医学中心和附属医院这一点有关。）总的说来，这些措施表明每个校园都面对着一种资源波动的紧张情境，这一点突出显现在大学的组织反应中。然而大学在历史、规模和学术方面有相当的差别，这些可以表明它们在策略和理论基础上的一些不同。
本文以丰富的档案文献展示作为考察制度逻辑的经验基础，在20世纪最后25年，每所公立研究型大学都利用这些逻辑寻求合法性。作者对文献作了系统的编码，以便陈述每所大学对于变动条件的反应和为延续与改变已有学术规划阵容所作的辩护。有证据表明，虽然这三所大学在许多方面的应对措施各不相同，但是都努力加强与产业逻辑展开对话。
（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该州的赠地大学建立于1868年，长期以来拥有卓越的声誉，被看作是世界领先的知识中心之一。（注：在这一部分及下文中，作者分析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众多文献（略）。）作为声望卓著的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一个创始会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直保持其精英水准和在整个州立大学系统中的旗舰地位。综合学科领域的理想于建校之初就确立起来，在农业和机械工艺方面开设了社会所期望的课程，其次致力于古典学科和科学研究。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一理想有所拓展，包括以探究和学习的所有方法获致的知识。这种宽广的范围作为大学向“加利福尼亚人民”的承诺，被认为是合理的。这一点在几种资料目录中以及引自林登·B·约翰逊(Lyndon B.Johnson)总统的著名演讲中得到重申：“知识的费用——不管其价格如何——比之于世界在整个人类无知的历史上所付出的代价来说，总是微小的。”
特别是在研究方面，伯克利努力使自己处于探究的最前沿，以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作为二战后最为典型的“巨型”大学，聘用致力于开拓性研究的教员，并配备非教职的研究人员建立起有组织的研究单位，伯克利以此来践履自己的承诺。无论在表象还是实际上，组织结构扩张和分化的进程显示出这所大学渴望在新的研究领域寻求机会。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联邦R&D经费依然是伯克利的一个稳定组成部分及其成就的一种信号。但是近年里伯克利的确失去了一些领地，在联邦提供的R&D开支国家排名中，它从1974年的第8位掉到1998年的第23位。鉴于没有附属医院或医学院，在联邦出资的研究中，伯克利的发展记录越发让人印象深刻。
在公立研究型大学中，伯克利虽然经常被誉为国家杰出的高等学府，但校领导却要为改变财政状况而积极工作，以保持其追求卓越的声誉。当20世纪60年代的急剧扩张和资源丰富终结时，使教育计划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就更加困难。文献显示出，校领导预见到资源限制会在20世纪70年代明朗化（例如每州固定的招生人数和13个州的财政危机），他们相应地改变了尚且处于规划中的设想。虽然第一个大学学术规划在20世纪50年代末制定出来，1969～1975年的修正案则更为重要。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修正案确定了显著不同于持续和快速扩张年代的轨道，在强调受制于“缺乏弹性的资源基础”的同时，计划阐明了“一个优先发展和资源分配的教育蓝图”。新的实施原则是简洁而激动人心的，它指出：“某一学科领域的发展或增进，意味着在其他学科领域经费上的缩减。”
修正案也指出学系结构的可行性已经被考虑过，根据在跨学科领域中增长着的兴趣和对于传统学系是否能够容许教员生机勃勃之学术追求的担忧而加以考虑。这个修正案在结尾重申学系作为“一个公认的和考验过的结构”，没有在新领域妨碍教学并已经为大学赢得过声望：“学系使伯克利‘生色’。它们是强大的，而且它们现在依然如此。”新学系仍然能够按照需要增加。作为学系扩展的一个例子，修正案宣布人种研究系将要在1970年挂牌。修正案还说已经考虑过“最佳学系规模”；但这一文件没有在这方面明确一个规划原则，而是仅仅提醒了逼近的资源限制，预示了学术单位可能的合并和学位计划的淘汰。
与这些阐明的意图一致，20世纪70年代的资料显示出本科水平设置的学位计划数量有显著下降。从1969～1977年设置的学士学位计划数目下降了38%，即从159到98个。最大的变化是跨学科计划的数目减少了2/3，以及社会科学和工程／计算机科学／数学减少一半。本科设置的减少是这些年里的最大变化，也是学位计划资料与修正案中对需要适应资源限制的提醒之间最为一致之处。同一时期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计划设置的数目从1969～1977年有所增长，主要是在人文学科，其研究生计划从46发展到56个。
资源限制主题贯穿了20世纪70年代直至80年代末期的文献，但是学位计划的数量却有扩大。文献中显而易见的基本意图是，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中保持弹性。与伯克利卓著的足迹记载一道，现存大学结构的庞大使得学术科目和专业的综合领域覆盖成为可能。文理学院自身就拥有超过40个学系和20个预算内研究机构。伯克利将其全面的学术结构看成“基础学科”的核心，这些学科被“一组献身于学科在人类兴趣的确定领域进行整合性应用的职业单元”所包围。然而知识领域向所有感兴趣的学习者开放的前提，在这个时代里显然遇到挑战。“上限”为学术单位建立起来，以便使学生注册课程和专业得到控制而与学系的能力相匹配。伯克利承认这一政策背离了那个古老的理想：“让学生自由选择的传统……被学生和教员同样热爱……（但是）作为一个公众承诺它是明显站不住脚的。”
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进入80年代期间的资料中，伯克利仍然宣传自己学系的综合领域和扩张中的学术计划目录，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事实上，设置的学位计划总数从1987年的299上升到1987年的344个。硕士学位计划的数量从101增长到127个，扩张最大的是跨学科的硕士计划，从16到36个。博士学位计划也从98增长到112个，跨学科博士计划的扩张也显现出来，从15到24个。在本科教育层次上，学位计划的数量在工程／计算机科学／数学（从11到17个）和跨学科研究（从13到26个）有所增长。本科层次上这种趋势的惟一反例是人文学科学位计划的总数下降，即从31到22个，这可以归因于几个外语学位计划作为跨学科研究而重新命名，它们是单独编码统计的。在随后的十年里，扩张这种基本趋势停了下来。1987～1999年一些硕士生课程合并，博士生课程合并的程度稍小。总体上，设置的学位计划总数下降了10%，从1987年的344个之多减少到1999年的316个，最大的改变出现在生物科学的合并（46%的下降，从48个学位计划降低到26个）。与之相抵消的是工程／计算机科学／数学学位计划在所有这三个层次上的适度拓展，反映着那些领域里新的学科专业。
这些有关学位计划趋势的资料表明，伯克利有能力持续地在每个知识领域设置一套核心的专业计划，并在需要的时候进行调整以增加计划设置的数量。根据计划类型，扩张集中在新的研究生学位计划和新的专业领域，既有人文学科这样的传统领域，又有工程／计算机科学／数学和跨学科领域。这些学位计划资料可以解释为与规划意图相一致，即与变革同步的时候在知识领域的综合覆盖保持连续性。这可以归于编目在描绘大学对学术领域之象征性承诺的连续性方面声名狼藉的事实，它未经考虑是否有一致的资源分配和与这些计划相联系的教员队伍。（注：另外有两种可能。首先，学位计划的资料没有反映出教员队伍的淘汰和再分配。其次，可能在同一知识领域中发生，这不会作为在广大领域所设置的学位计划总数上的变化被反映出来。）
在比较已得到的学位资料时，数据与对资源限制作出反应的规划文件中所阐述的意图之间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在这些文件表明扩张被限制时，显示出学位生产上的波动（虽然在时间上有些滞后，这正和我们所预想的一样，因为这些资料是有关学位完成情况的）。首先，学位授予总数从1966～1976年戏剧性地增长28%，最大的增长来自于社会科学和“其他职业”，包括法律、建筑与环境设计、社会服务。其次，在随后的十年之初学位授予的总数降低11%，显著的下降是在人文学科、生命科学和“其他职业”的学位中。最后，在随后的十年里又有了微小的增长（在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上有所发展），但是学位总生产量没有达到它在1976年9,294的高峰。已得到的学位资料虽然不能看成是机构所遵循信念的代表，但是可以理解为根据市场力量有目的地调整教育产出的证据，尽管有一些滞后。
到20世纪80年代乃至进入90年代，规划文件指出伯克利要为考虑扩大招生和进行大范围规划以容纳扩招作准备。忧虑主要在于州立法机关不会提供扩招所需要的预算增加。伯克利的代表们指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这就是他们将调整设置以仅仅保持那些“一流”的计划，并且无疑不应该在培养国家最有才华的研究生的计划中削减学位培养数量。但是，资料表明伯克利没有背离综合学科领域的原则，特别是在被视为“核心”的知识领域，如历史学。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规划文献显示出大学领导人需要在被认为“极其重要”的领域扩大投资，例如在发生生物学和生物工程学。他们明确教员招聘的努力在这些领域和其他知识领域是必要的，三次自愿提前退休的高潮使得一些学术专业缺乏满足教学需要的教员。总体上全职教员的数量在1987～1997年之间下降2%。在这个时代，伯克利在卓越的高水平上坚持综合学科领域受到了挑战，而且担心排除肯定性行动的1995瑞根斯政策(the Regents'1995 policy)和第209号州提案将妨碍教员招聘。此外，文献显示出政府预算会持续严重紧张，因此仍是意外收入一个不大可能的来源。
伯克利的资金筹集活动已经有了出色的结果，并继续成为一种有前途的策略以支持教员招聘的努力和有选择的学术拓展。在20世纪80年代这十年里，来自私营部门的资源增长了五倍，从1980年的1,970万美元到1989年的1亿美元，而在同期企业支持从720万美元增长到2,940万美元。在1990年一场名为“遵守诺言”(Keeping the Promise)的融资运动中募得超过4.7亿美元，多于先前任何一家公立大学的筹募运动。当另一个主要运动——“新世纪战役”(Campaign for the New Century)在1996年发起时，这些抱负得以延伸，它努力在其后的五年里募集到11亿美元。
除了资金募集之外，在知识商业化方面也有显著创新。一个例子是在植物和微生物学系同诺瓦提斯制药公司(Novartis)之间的1998战略联盟，后者是一家瑞士制药公司和基因工程农作物生产者。其合同性协议被一些观察者称为可嘉的，然而它在另一些忧虑公私实体界限模糊的人们中间引起了争论，特别是大学从事研究是为了公益还是利润。[17]伯克利—诺瓦提斯协议使得批评家断言这所大学并未致力于非营利探求。它还为教员中的意见分歧提供了材料，他们仔细探讨这个过程或结果是否违背了教员管理规范。这一创新由于该校自然资源学院院长到私营公司活动以寻求建议而更加引人注目。此外，他这样做代表了整个学系，并传达出为研究发展方向和研究生计划议定一些条款的意愿。
伯克利的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考虑创造额外收入活动，诸如增加市场营销理念和销售各种零星物件、来自版税和技术许可证的收入、出租会议设备以及为企业建立收费的远程学习计划。其目标很清楚：开发更多可供自由选择的资源并减少对政府拨款的依赖。承认这一途径背离旧的方式，校领导强调他们要谨慎前进：“学校必须乐于以不同的新方式做事。在开发新的创收方法过程中，我们必须决定这些手段是否能够证明学术计划结果的合理性。”在一个名为“开尔·普罗费尔”(Cal Profiles)的详细资料收集系统中，学术和财政忧虑的紧密结合是明显的。在90年代中期创制出来的“开尔·普罗费尔”是为了督察学术单位的成本—效益和生产率，经过改进后在1998年可供大学共同体网络在线使用，并希望这种措施能减少教员的自鸣得意，以及增强为提高效益和生产力所需的更广大的责任意识。
在20世纪最后25年资源条件变动期间，本文三个研究案例中伯克利最为遵从全面卓越这一社会制度遗产。到80年代后期，文献显示出伯克利在运用产业逻辑作为学校发展策略的补充话语，力陈通过削减支出和在研究生学位计划与新专业中有选择地学术拓展来保持竞争性。然而产业逻辑的运用，并没有伴随着在已设置的学术计划的总体阵容中显著的重构，只是加强了调整以便同新领域的变革保持同步，并利用创收机会以及继续的努力去强化长期以来的学术结构。
反之，另外两个研究案例无论在其官方话语还是结构发展中，都展示了产业逻辑强有力的证据。伯克利的目标是要维持其合法性，而另两所大学则是在寻求获致合法性。渴望发展并且将被视为跻身于国家最高质量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更紧密地将其大学理念和学术结构同产业逻辑结盟，并将之论证为适当的机会主义者策略。这两个案例的细节表明，他们在遵循同样的总体策略时寻求的是稍有不同的道路。
（二）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
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的发展道路是一个通过外部提供资金获得快速提升的“上升型”大学案例。（注：在这一部分及下文中，作者分析了斯托尼·布鲁克分校的众多文献。）这是一所20世纪60年代创建的新学校，从一开始斯托尼·布鲁克分校就作为“中心校区”(a University Center)致力于研究。研究获得优先地位，学校有了长足进步。在R&D经费支持方面，斯托尼·布鲁克分校从1975年的第73位前进到1982年的第60位，1998年又稍稍上升至第52位。在卡内基基金会1987年的分类中，它被认定为“研究型大学I”。
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持续的资源紧张期间，斯托尼·布鲁克分校寻找契机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地位。有助其上升的竞争杠杆是提供给学术医学与健康科学以及扩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容量的研究基金。根据格瑞汉姆和戴尔蒙德(Graham & Diamond)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来自于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资金注入，为该校健康科学获得了可观的补助金和利润基础。[18]斯托尼·布鲁克分校是联邦立法产生的医疗保险和公共医疗补助制健康保护拨款的主要接受者之一。在其后的20年，它驾驭着这一成功度过了联邦和州政府的资金波动。
比之于伯克利长期以来的综合性，斯托尼·布鲁克从创始之日起就奋力发展综合领域的学术结构。1977年有关学校使命的声明指出，财政的不确定性不会阻止它实现自己的目标：“去较量，并最终可能超过国家其他地区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所陈述的目标在那时是“有选择地达到综合性优异水平”，反映出大学领导使二者都达到最佳的雄心。学校领导把“综合性”定义为包括传统的文理学科、科学学科以及职业性项目和应用科学，而“有选择地”一词表达出他们的意图是可变通的，要“根据现实的需要和机会而留有余地”。
像伯克利一样，斯托尼·布鲁克声称它致力于服务本州人民；对于这所大学来说，在70年代遵循这一信念意味着聚焦于以经济为导向的知识领域。正如一份规划文件所述，“既然后产业经济的战略资源基础是基础知识，而技能基础是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那么大学应当在有所选择的领域中发展“高技术和产业，诸如电子、航天、国防、通讯、传媒、出版、计算机和数据管理、卫生保健和教育物资”。
这份规划文件的作者们承认这些领域有着“高成本以及高预期回报”，考虑到国家经济正处于一系列财政危机的苦痛之中，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冒险的策略。这种认识推动着学校领导专注于开发自由决定的资源，主要策略是“战略资源再分配”。斯托尼·布鲁克宣布它将对学校所有部门实行重新部署，作出“艰难而痛苦的选择以减少预算”。教育项目削减和淘汰的标准包括质量、需要和生产率，得到保护的是那些被证明有迅捷经济冲击力和对经济发展有所贡献的领域。然而文件也指出学校还要壮大其学位计划的阵容。它们看到一些“尚未满足的需要”，包括管理科学、生物工程学和人种研究中的跨学科计划，例如波多黎各人研究。一些文件还认识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对于资源的需求。
进入80年代，斯托尼·布鲁克分校领导这样描述他们受到政府的财政严控和紧随而来经费削减所带来的伤害：“我们的老伤口依然血流如注，但是血液循环已经在一些绝境中得到改善。”在境况较好的90年代中期，学校宣称其强大足以着手进行“强调质量的物质机器设备及计划的高度选择性扩展”。他们称之为“在认同的领域小心翼翼前行”的“改进的十年”。一项特别的优先项目是拓展博士生课程，校领导被忠告只能按照市场需求这么做。
除了资源再分配上的改变，学校领导还着力于积累外部资金。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把重点置于联邦基金之上，以1978年设置主管研究的副校长这一新职位为象征。70年代末期，他们又直接转向产业为研究项目寻求资金，并愿意为公司雇员开发继续教育计划。随之产生的与产业的伙伴关系采用了几种结构形式：合作研究的合同协定、技术转让和顾客化的教学。学校的成功还可以1997年的投标为例来说明，它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管理中率领一个联合体，承担来自能源部的一项为数20亿美元、为期5年的合同以领导物理学、生命科学和核医学的研究。获得这个合同是斯托尼·布鲁克分校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即便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早已为环境和安全问题所困扰。
20世纪90年代末的文献反映出学校领导的骄傲，他们为斯托尼·布鲁克对地方经济所作的许多贡献和建立忠诚于这一持续努力的结构性单位而自得。像教务长在讲话中所列举的“创业型大学”(the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在斯托尼·布鲁克分校通过我们的产业复苏战略伙伴(SPIR)，为地方产业提供直接的研究支持。产业复苏战略伙伴已经导致在长岛保持和创造许多工作机会，并给地方经济带来了数百万美元。学校还在斯托尼·布鲁克分校校园帮助管理长岛高技术孵化器。这个孵化器在大学共同体之内为新商务提供培育环境。”斯托尼·布鲁克分校还建立了小企业发展中心和高技术中心，以利于商业共同体。在阐明这一总体策略背后的理论基础时，教务长引证了社会视为当然的需要假设：“高等教育的未来很可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需要制度文化上的重大变革和完全地改变学生、教员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注：作为在一种引人注目的背景，这一论述恰好来自斯托尼·布鲁克分校的校长担任卡内基国家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并完成对于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研究之后。这个委员会工作的另一个显著结果是广泛地推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型大学”一词，这是她本人想要在斯托尼·布鲁克分校所强调的。同时，纽约州立大学董事会指出纽约州立大学校区将越来越需要依靠来自学生的收入。这也推动着斯托尼·布鲁克分校的领导明确地宣布其提高本科学位计划质量和数量的使命。）
从20世纪70年代直到如年代，斯托尼·布鲁克分校学位计划的变革以一种简单的理论为其辩护，即发展要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支持经济和倾向于那些有很强资金扶持的研究。编目资料提供的证据基本上与大学的资源波动相一致，与所设置计划在数量上持续增长和新兴的研究生计划戏剧性增加（尤其是硕士学位计划）的时期相一致。以1969～1977年之间为例，学士学位计划的总数从49飙升至105个，新计划里最为集中的是工程、健康科学和跨学科领域（这是人文学科在学士计划中惟一的增长时期，从9上升到14个，而此后直至1999年仍然停留在这个数字上）。1977～1987年期间表现在总体上没有增长，而设置的硕士学位计划有节制地从33发展到38个，在健康科学、应用社会科学和新的专门化人文学科计划方面有所增加。到1987～1997年间，设置的学位计划总数出现了与70年代相似的扩张波，从109上升到164个。增长最大的是在硕士计划（从38到66个）和博士计划（从24到42个），而新的研究生计划数目最多的是在生物科学、健康科学和跨学科领域。
该校的学位资料表明在授予学位总数中一些相应的趋势：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有所增长，在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由于授予硕士学位的增加而激增。到1996年，斯托尼·布鲁克的年学位培养总量达到3,950个这一高峰，增长最多的见于生物科学和工程／计算机科学。有关学位的资料更为直接地与资源涨落相应，如同预想的那样滞后于文献中所述条件几个年头。在资源紧张的80年代，学位培养数量有所减少；在资源充裕的时期，尤其是这所大学有意进行选择性扩张的90年代，它在学位培养和提供的学位计划数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水平。
于是在1998年，这所大学的校长非常乐观地宣布：“我们确实可以庆祝在经受了债务、亏损和预算削减的坏年景之后到来的境况，在我们的面前是充满着可能性去建设、发展和创造斯托尼·布鲁克未来的一年。”他所阐明的意图是要有选择而为，即使一些主要学科领域依然“投入不足”。例如，社会科学在1977～1999年之间全职教员削减25%，而人文学科在90年代末仍然缺少它们自己的办公楼。2001年5月，校长的乐观主义得到肯定：大学实现了一项追求已久的目标，成为卓有声望的美国大学协会(AAU)第62位成员。
（三）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IC)与斯托尼·布鲁克分校的故事相似，在来自联邦R&D基金的国家声望上快速增长，尤其是在健康科学领域。（注：在这一部分及下文中，作者分析了UICC和UIC的众多文献。）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拥有不同的传统，虽然它起步较晚。它创建于1982年，由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部(UICC)和伊利诺伊大学医学中心合并而成。在合并之前，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部就怀有向上流动的抱负。虽然它位居城市背景并追寻都市使命，但这所大学的领导人认定为市民服务的最好方法是变成“一流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而且还是知识的生产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高度优先”的是扩大研究活动，这一任务在新的赞助性研究办公室中被符号化。在描述它至今的成就及其预定轨道时，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部称自己为“芝加哥大都市地区高等教育的旗舰”，并相应地追求建立一个“在规划领域和质量类似于城乡校园和国内其他杰出的公立机构”的学术结构。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部试图努力却没能实现这一目标。作为一所走读大学，它反映出城市的人口状况并承认“太多的学生几乎没有机会毕业”。但是在1966～1976年这十年里，学位培养的确增长了五倍以上，从800个学位增加到4,500个，生命科学占总数的1/3。到1979年，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部的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成本—效益的著名报告，声称大学将致力于看到“资源以尽可能最有效率和效益的方式被利用……学校必须准备在一些领域试验专业重构和再分配给其他专业……优先权将根据目标单位设定，那些拥有外加资金的单位会对外部需要更加敏感和能够在项目质量与实施上产生重大飞跃”。如同伯克利和斯托尼·布鲁克，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部把创收看作资源紧张的解决办法：“从外部非政府部门引进资金为许多研究、教学和公共月盼项目提供经费”。学校领导督促教员加紧努力以获得研究资金和其他创收的可能性。
到1982年的合并时期，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部出台一份学位计划设置清单，它在学术领域上可与同一时期的斯托尼·布鲁克相抗衡，虽然并没有一项计划得到全国性认可。延续下来的教育使命显而易见是本土的，在籍的本科生主要是劳动阶层子弟并且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校领导把缺乏国内声望归因于“学校根据学术计划追求内部一致性策略的失败”。当合并开始时，新的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IC)拥有一批规划完整的承袭于医学中心的健康医学计划，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要建立文理学科的全部科目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更何况要在那些领域获得质量上的国内威望。尽管如此，大学还是渴望拓展其学术上的卓越，尤其是在科学和应用科学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很快发展成为具有国内声望的研究型大学。这所大学形成了与斯托尼·布鲁克相似的策略：谋求联邦研究资金，尤其是在健康医学领域。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联邦R&D等级从1975年的第95位提高到1982年的第65位（1982～1998年之间它在等级上没有前进）。与斯托尼·布鲁克一样，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在1987年被卡内基基金会列为“研究型大学I”。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份规划文件强调了极度竞争的环境和他们保持水平的愿望：“每所大学都想成为研究型大学I”；我们“处于为了研究经费、明星教授和尖子研究生的竞争中。我们是否有智慧和资源成功地参与竞争？”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竞争策略是一以贯之的：“扩大对研究的投入”，注意“周围大都市地区和政府为研究结果指明了有准备的受众”，特别是附近的制药公司和其他同健康有关的公司。校领导看到“技术转让转瞬即逝的机会”潜能，“城市中重要院校的存在为合作提供了便捷的通道，这有助于知识的拓展和传播”。
此外，1987年的文献显示出该校领导预见到学术项目扩张的机会，尤其是能与研究相联系的博士学位计划。一份规划文件清晰地阐释了这一点：“目标：发展素有声誉的博士学位计划，它反映了现代探究跨学科的特性，并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研究活动的发展相匹配。我们研究事业的快速发展和我们开发新计划的潜能建议我们建立一个目标，在以后的十年中每年发展1～2个博士学位计划。”引人注目的是，从1987～1999年博士学位计划的数量差不多翻了一番，从25升至49个，而这些新计划创建在全新的领域中（6个在商业领域，4个在人文学科领域），并在学校已经有所设置的领域拓展了计划（3～8个在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数学领域，6～9个在健康科学领域）。
同时大学采纳了另一个明确的目标，发展学术管理的集中能力：“一个协作的项目／单位评价同预算与其他规划过程相联系……我们进一步推荐使用一套制度以测量和识别各种计划和活动对于我们目标的贡献（或者是缺乏贡献）。记录成绩、追踪进步和在需要时进行变革是很重要的。”评价学术单位的标准被清晰地阐明为凝聚力、提高学生质量、对课程计划的突出需求以及“本计划相对于本市、州和国家其他计划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他们也希望自己的评价系统变成一个值得其他大学效仿的模型，以寻求增进校际协作。
到1991年，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学术组织已经变得复杂：15个学院设置了160多个学位计划，每年授予将近5,000个学位。与伯克利的规模和范围相比，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提供了一半数量的学位计划并授予大约2/3数目的学位。校长建立了一个校园优先事务常备委员会(SCPC)，其责任是督察大范围的学术规划和充分清晰地呈现“城市背景下的赠地使命”。在1991年，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第一个整体规划出台，它着力于增进现有资产，给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周围社区所及之处获得优先，通过诸如进行城市研究的“大都市创新”(the Great Cities Initiative)和服务项目以及“邻里创新”(the Neighborhoods Initiative)，在大学与社群之间努力合作以提升附近居民和商务的生存质量。
学校管理者限制该校学术计划设置的意图，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献中是个突出的主题。学术单位面对着一个明显紧迫的事实：维持生计，否则面临合并或淘汰。正如《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为21世纪作准备》(Preparing UIC for the 21st Century)所警示的：“不能以为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现行的所有计划能够继续或者继续在现有水平上获得支持……学校的中心目标要求必须盘活一些资源以支持项目创新。”联想到伯克利通过重新部署而发展的原则和斯托尼·布鲁克的战略性资源重新分配，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所阐明的集中监察学术单位行为的意图，同伊利诺伊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IBHE)的“优先、质量和生产力创新”思想相一致。这一思想是1992年对整个州的公立学院和大学的授权，用于学生需要、学位生产、成本和凝聚力的计量单位。学校资料要向伊利诺伊高等教育协调委员会报告，作为在本州内据以进行学术计划削减和淘汰而获得财政节余的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扩大了在所有水平上设置的学位计划的数量，尤其是博士学位计划。在1987-1999年间，学士学位计划从72增加到81个，特别是在人文学科和教育领域；而硕士学位计划从67发展到76个，增长是在应用社会科学、工程／计算机科学／数学和跨学科领域；博士计划数目的扩张甚至比其他项目的数量大得多，从25到49个，主要在商业、教育、工程／计算机／数学、健康科学和跨学科领域。这样，回溯二十多年来学位计划的设置戏剧化地扩张：学士学位计划从61至81个，硕士学位计划从44至76个，博士学位计划则从19至41个。仅在第二个十年里，即1987～1997年间，我们看到了新教员职位的产生，总的来说全职教员在数量上有10%的增长，其中包括职业学科领域的教员增长15%以及人文学科的教员增长19%。到这一时期末，大约有70%的大学全职教员处于职业学科领域。这一点与学位生产的主要领域相一致：健康科学、工程和工商管理。
于是，学校领导进行一项大胆的变革。自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迅速上升并获得国内声誉，而且积聚起可供自由支配的资源基础，他们便势必要对文理学科和科学课程作出象征性与实质上的投入。1999年学校为文理学院聘用了新院长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人文学者，他希望通过从一些精英大学招募学者来提升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国内形象。随着教务长提供的资金使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能够以六位数的薪水参与征召“明星学者”的竞争，费什很快获得成功，招聘了数位在那些被认为是“热门”领域有学术专攻的国内知名学者，诸如男性同性恋和女性同性恋研究、残疾人研究、女权经济学以及政治学和英语语言学。几位新聘者被引进以开发新的专业计划，并在两个或更多的学术单位问给予联合聘用。这表现了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学术结构的灵活性和支持尖端的跨学科追求的意愿。它也体现了这所大学有效的定位策略，即在小规模但却显明的学术领域领先，例如残疾研究和同性恋研究。
这一策略给予盛行的制度逻辑两个可能的论据。一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正试图填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因此寻求拓宽质量计划设置的跨度，这种计划在国内著名的老大学中通常能够看到。从这一视角来看，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通过建立先前忽视的领域以寻求修饰计划的失衡，正反映着一种社会制度逻辑。另一方面，随着较多的选择性投资，以及在可于声望方面获益甚丰的学术超级明星身上和“热门”知识领域投入资源的赌博，这种策略可以视为义无反顾地更多追求于产业逻辑。在每一个个案中，结果还不清晰。当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渴望成为本州的“第二旗舰院校”，这种招募策略被证明是一种冒险。虽然它为该大学赢得了国内新闻报道的篇幅，也招致来自州立法机关和芝加哥地区保守人士喧嚷的批评，他们对于新院长及其招聘的一些专家显然缺乏热情。再者，这样的公众批评可以解释为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影响已经真正到来的信号，因为这样的素材是对媒体工厂关于今天优秀研究型大学报道有利的东西。
结论
本文中提出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美国公立研究性大学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处于变迁之中。来自三个研究案例的资料都指向资源短缺，既实际又直观，它们都遇到了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的挑战。我对档案文献的分析显现出，有关目标和解决办法的组织阐述趋向于进入产业逻辑。在这个总模式之外，案例间学术重构的不同之处，提供了关于服务传统、知识中心和制度逻辑之动力特性的三点见解。
首先，产业逻辑的上升不但乘资源波动之便，而且受惠于服务传统中内在的模棱两可。众多的大学创新假服务之名而行——服务于本州人民、周围邻里和地方经济。通过援引服务传统，学校领导寻求满足外部拥护者而同时推进每所大学自身的利益。对于伯克利，经济发展的创新与资金募集和商业化活动携手并进，尤其作为活动的补充层面与业已经由社会制度逻辑建立起来的教育、研究和服务活动的全面阵容并置。斯托尼·布鲁克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则以不同的方式运用服务传统：通过贡献于经济发展和致力于最为盛行的知识领域，它们设立了供学术组织建基于其上的平台和资金。不管是斯托尼·布鲁克分校抑或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都不大可能获得伯克利在20世纪90年代所寻求的那样快速的上升；在健康服务和健康保护经济组织中的变革显示了大学附属医院创造收入能力上的暗淡前景。[19]
其次，研究案例肯定了多重逻辑可以共存的主张，而逻辑如何在不同的组织背景中形成却有一些变化。伯克利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精英大学，已经在其学术结构中完全制度化为一种社会制度逻辑，并且这种逻辑继续被一些教员以及社会的一些地方所运用。后来在大学的发展中，产业逻辑在其作为辅助理论的话语中被接受。它伴随着学术计划数量上较小的结构调整，以及—个多世纪的知识增长和专业化之后，经过适当剪裁成为甚至一些传统主义者可以接受的变革。即使校领导改变了学校管理实践，产业逻辑在伯克利仍未能取代社会制度逻辑，也没有使提供的知识范围变窄，或者使学术结构变得不稳定。
相反，整个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斯托尼·布鲁克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在它们的话语和结构责任中信奉产业逻辑。它们在组织的早期发展中是这样做的，这种逻辑也与对研究资金的寻求和在健康科学与“其他专业”中的选择性投资相关联，而使一些历史上曾被视为学术核心之主要部分的教学和探究领域处于投资不足或者被忽视的境地。在斯托尼·布鲁克，尽管最初试图去利用社会制度逻辑，并表述了一种称之为“有选择的综合性”的早期目标，但这所大学并未真正地致力于综合性。经由90年代，斯托尼·布鲁克继续有选择地在能够得到研究资金的领域投资，并开发使当地产业获益的新领域。到2001年，斯托尼·布鲁克进入美国大学联合会标志着长期致力目标的实现，即对于其优异认可为国家最有声望的大学之一。相反，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仍然表现出在精英的阴影中和综合性理想传统下的努力。对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来说，在90年代后期以创新扩大学术设置的推行，使得学校对于它所要聘用的“明星学者”更有吸引力，尤其在文理学院新的博士学位计划中。当提升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国内形象的努力至为明显时，如何解释这种创新的逻辑基础尚不清晰——更多地选择性投资于热门的新领域是明显的，或者可能是这所大学寻求获得合法性的标志，为此它通过试图发展更为综合的学术景象来实现一种社会制度逻辑。
再次，也是最后，这些研究案例表明大学的基本理念和行为能够对广大的制度逻辑有所助益，或者再生产或者削弱它们。在这个意义上，种种制度逻辑不仅共存而且共同演进。逻辑是通过象征性建构和实际的实践构成并有可能以此重构，相互依赖成为分析的保证。象征性的与实际上的责任依然彼此分离，尤其对于那些在较低水平、缺乏监督的组织而言。[20]没有实际投资或结构变革，改革的话题就只有象征的功能。当然，校方言论可以起到象征性作用，而一套不同的价值体系已经嵌入结构之中。在本研究中，这种分离在伯克利这样古老的组织中是最为明显的。这可以解释为何以有许多关于学术重构的阐述，但在很多建构完好的大学环境之内却几乎没有发生实际的变革。
在与现实实践结盟时，象征性建构获得了可信度。当伴随着即使小规模的实际投资，或者象征着反映意愿和能力的自控性结构创新，大学所宣称的意图能够得到巩固。当大学建立起新的研究中心、与产业伙伴的合同性协议以及资料收集或学术行为督察系统时，它们向周围发出强有力的信号以示与产业逻辑的结盟。反之亦然，即在象征性责任和实际的资源之间缺乏一致有可能弱化一种逻辑。结构变革与其话语的失谐，会最终导致一所大学或者其领导的信度问题。如果大学受到来自其外部成员的攻击，其行动纲领是很成问题的，但是如果一所大学的合法性充分的话就会少一些问题。
从这个角度出发，长期存在的结构反映出一种旧的社会制度结构之制度化并如此携带其动力，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一种新逻辑占主导时，现存的结构能够成为自我再生产的力量或者是压力的来源。在变迁的时代里，一种现存结构可作为那些与其他逻辑结盟的组织行动者的参照。取决于利益相关之行动者的另一种解释，这一结构要么因为保有现时不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而得到赞扬，要么它会由于源自过去的延迟而丧失信誉。这种反差可能适于组织者的利益或损害。在第一个案例中，现存的结构可用于象征一种旧逻辑长久的生命力，又同长久建立并仍在寻求合法性的知识要素之价值结盟。在第二个案例里，现存的结构可被援引以宣称领导人继续在无关紧要或者陈腐的领域投资，这会弱化大学的竞争位置、内部不和谐以及威胁到那些领域中知识工作者的合法性基础。
这些事件对于大学和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有待考虑的不仅是组织的可行性，而且还有制度整合。正如科尔(Kerr)在他的作品《智力城的未来》(on the Future of the City of Intellect)中所提醒我们的：“知识分子，以及作为他们最快乐之归宿的大学，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战争斡旋中需要扮演具有极大潜能的角色。”[21]制度逻辑之间的紧张在大学内趋于明显，学术景象本身的结构牵涉到这场斗争中。如何使斡旋得到有效而且公平的管理，以使知识分子不再需要去寻找一个更为快乐的家园，这是值得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