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三大类词臣的升迁与地位——以白居易、元稹、权德舆、李德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白居易论文,后期论文,三大类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9-0137-09 唐代那些负责草拟皇朝诏令的官员，统称为词臣。在唐前期，词臣主要指中书舍人。间中有其他文词雅丽的高官，会以弘文馆等文馆学士的方式(如上官仪等人)，或以他官知制诰的方式(如崔融和张九龄)，来担任草诏的工作，分割了中书舍人的一部分职权。但整体而言，唐前期中书舍人仍然是最核心的掌诰官员，其地位始终最崇高、最清望。这是一种正规的职事官，乃沿袭魏晋南北朝的旧制，在唐初即设立，有官品(正五品上)，但在唐末职权逐渐萎缩，沦为闲官，被知制诰和翰林学士这两种新的使职差遣(皆无官品)所取代。到了北宋初年，中书舍人更成了一种单纯的寄禄官，完全不职事。这便是中书舍人，从唐至北宋初年遭到使职化的一个过程①。 但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是一个十分缓慢的长期过程。唐初上官仪、崔融、张九龄等人以他官去草诏，可说已经是使职化的萌芽，但尚未成定制，只是在必要时才偶尔委任。到了玄宗开元年间设立了翰林学士，使职化的过程才比较明显，比较制度化。安史乱后，特别是从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开始，这种使职化便加速。德宗多以翰林学士(如陆贽等人)，来议政并草诏，特别是皇朝最重要的“内制”(内容涉及德音、立后、建储、大讨诛等重大事件)。翰林学士在官城北区的学士院视事和宿直，又称“内廷”，邻近皇帝的生活起居处，成了皇帝最重要的机要秘书。中书舍人虽然继续草诏，但主要是在官城南区中书省的舍人院，属于“外廷”，草撰以宰相名义发出的“外制”(内容多为一般官员的授除等)，其分量远比内制轻。另一方面，德宗以降的知制诰，也跟中书舍人一样，在舍人院草诏，多以郎官(员外郎和郎中)充任，亦多由宰相荐任，成了固定常设的使职，一直到唐末最后一位皇帝哀帝都如此，因而进一步分夺了中书舍人的职权。因此，唐后期德宗以降，我们可以见到三大类的词臣：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散见于史书、墓志和其他文献。三者的关系错综复杂，颇令人眼花缭乱，极有待厘清。 二、郎官知制诰的升迁：白居易和元稹的案例 唐前期从武则天到玄宗朝，就开始有了知制诰，如崔融、张九龄等人，大都以高官(如侍郎，官品高于中书舍人的正五品上)的本官去知制诰，但这些早期的知制诰，跟唐后期的那些知制诰不同，未固定常设，跟本文的课一无关，暂可不论②。然而，德宗以降的那些郎官知制诰，由于其本官官品低于中书舍人，所以他们在任知制诰一段时间后，如果继续出任词臣掌诰的工作，则他们可能会有两个升迁途径：一是可以升任为中书舍人，但继续留在中书省舍人院草诏；二是同样升为中书舍人，但以中书舍人的本官，被召入学士院草诏，成了翰林学士。这两大类中书舍人，学界一般都没有划分清楚，容易混淆。为免混用误解，可分别称之为(一)舍人院中书舍人；(二)学士院中书舍人。 唐代史书对知制诰升迁为中书舍人，有一个很常见的套语，往往形容他们是“正拜中书舍人”或“正授中书舍人”，且不管是在舍人院或学士院升为中书舍人，都可以用“正拜”或“正授”两字。例如，杨嗣复，“长庆元年(821)十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正拜中书舍人”③。赵骘，“咸通初，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转郎中，正拜中书舍人”④。刘太真，“名著南宫，望归西掖，迁驾部郎中知制诰……建中四年(783)夏正授中书舍人”⑤。以上是在舍人院正拜中书舍人的例子。 至于在学士院正拜中书舍人，可举两例。高釴，长庆“四年(824)四月，禁中有张韶之变，敬宗幸左军。是夜，釴从帝宿于左军。翌日贼平，赏从臣，赐釴锦彩七十匹，转户部郎中、知制诰。十二月，正拜中书舍人，充职如故。”⑥所谓“充职如故”，就是高釴在正拜中书舍人后，依然充任翰林学士这个“职”(使职)如故，可知他是在学士院升任中书舍人。宋申锡，“文宗即位，拜户部郎中、知制诰。大和二年(828)，正拜中书舍人，复为翰林学士。”⑦检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可证实高釴和宋申锡，确实是在学士院“正拜”中书舍人⑧。 白居易任知制诰后升中书舍人，也属“正拜”(他自己则形容为“正授”，意思相同)，但他是继续留在舍人院草诏，没有被召入学士院。《旧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821)十月条下说： 以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为中书舍人。⑨ 这便是一种“正拜中书舍人”的现象。白居易稍后又从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写了《杭州刺史谢上表》时，提到这件事： 生归帝京，宠在郎署。不踰年擢知制诰，未周岁正授舍人。⑩ 从白居易的行文语气看来，他显然对他能以主客郎中知制诰，未满周岁就“正授舍人”，颇感得意，因为按照敕令，知制诰“正授”中书舍人，须有一定的时间： 大和四年七月，中书门下奏：“伏以制诰之选，参用高卑，迁转之时，合系劳逸。顷者，缘无定制，其间多有不均。准长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始令自员外以上及卑官知者，同以授职满一年后，各从本秩递与转官。……自今以后，从前行郎中知者，并不许计本官日月，但约知制诰满一周年即与正授。其从谏议大夫知者，亦宜准此。即迟速有殊，比类可遵，并请依长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处分。”敕旨依奏。(11) 上文所谓“知制诰满一周年即与正授”，其中“正授”两字，即指正授中书舍人之意。“正授”两字和“正拜”一样，表示任知制诰者，原都是在出任一种使职差遣，一种“不正规”的使职，所以他们在任使职满岁后，便可以正式升任为正规的职事官(即中书舍人)。这个“正授”，有“扶正”的意思，也就是说，某某官员，原先担任不正规的使职，现在转为正规的职事官了。如果按照日本学者常见的说法，所有使职(包括知制诰)，乃“令外之官”，那么他们现在任知制诰满岁后，便可“正授”“正除”为中书舍人，成为“令内之官”了(12)。 据上引长庆二年七月敕，知制诰到底要任职满多少年后，才能正授中书舍人，“缘无定制，其间多有不均”，也就是没有定规。从长庆二年起，才定为一周岁。白居易正授中书舍人在长庆元年十月，那时还没有这条敕令，但他对自己能够在知制诰未满周岁的情况下，即正授中书舍人，感到自豪，看来当时正授中书舍人，虽说无“定制”，应当也要一两年的等待时间。 白居易从主客郎中迁任中书舍人，在职事官阶上固然是一次颇快的升迁奖励，但从“接近皇权”的观点看，他在舍人院任中书舍人，恐怕远远不如他的朋友元稹那样，任知制诰后迁中书舍人，但却是在学士院，成了翰林学士，更接近皇权。白居易任中书舍人的时间也非常短，从长庆元年十月，到长庆二年七月，任期不到一年，就调守杭州刺史。这以后，他做过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等官，品阶虽高，但不外乎闲散或牧守一类的高官。他从来没有做过节度使或宰相，在唐史上不算是一个接近皇权的高官。 然而，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以郎中充任过知制诰，但后来就比白居易权势大多了，官至宰相和节度使，主因是元稹显然比白居易善于“营钻”。例如，他从荆州江陵士曹贬官回京后，便平步青云，在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五月，以祠部郎中知制诰，约两年后就官至宰相，升迁神速，靠的就是他跟几个宦官的亲密关系。《旧唐书·元稹传》对此有颇详细的记载： 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上恩顾未衰，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下之曰，朝野无不轻笑之。(13) 此段记载写元稹的官历和得官过程颇详，可大大加深我们对唐代知制诰、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的认识。元稹先以祠部郎中知制诰，这点跟白居易以主客郎中知制诰相似，但接下来，两人的官历便大不相同了。白居易知制诰后，只不过升迁为舍人院的中书舍人，便出守杭州，从此远离皇权中心。元稹则一步一步向皇权靠近。关键就在于他知制诰时，“极承恩顾”，跟着被穆宗“召入翰林”。在翰林时，他得到两个升迁。他的本传只简单记载“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如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乃正史典型的写法，没有其他细节，但此事涉及唐后期知制诰、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及承旨这几种官职的微妙关系和轻重地位。元稹的这段官历是很生动的案例，可供佐证，值得再细读细考。 元稹在学士院时，写过一篇《承旨学士院记》，里面记录了他自己的官历： 元稹，长庆元年二月十六日自祠部郎中知制诰、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仍赐紫金鱼袋。其年十月十九日，拜工部侍郎出院。二年二月，拜本官、平章事。(14) 换言之，元稹在820年五月任知制诰，历时不到一年，就在821年二月被召入翰林，可谓神速，甚得恩宠。更让人讶异的是，他一入翰林那天，竟同日得到三样东西：迁为中书舍人，升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这点，在他的《承旨学士院记》自述中，还未能清楚表达出来(须细考补充才清楚)。但他的好友白居易为他写的《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制》中，就很清楚地呈现了： 尚书祠部郎中知制诰上柱国赐绯鱼袋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员外，试知制诰。而能芟繁词，刬弊句，使吾文章言语与三代同风。引之而成纶綍，垂之而为典训。凡秉笔者，莫敢与汝争能。是用命尔为中书舍人，以司诏令。尝因暇日，前席与语，语及时政，甚开朕心。是用命尔为翰林学士，以备访问。仍以章绶，宠荣其身。一日之中。三加新命。尔宜率素履，思永图，敬终如初，足以报我。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15) 所谓“一日之中，三加新命”，即指元稹一天之内，同时得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和赐紫金鱼袋这三样无比的荣耀。紫金鱼袋是三品高官才能有的章服。元稹的官品未到，原不能衣紫，现在由皇帝赐给他紫服金鱼袋，自然是一种特殊的“皇恩”。这一年，他才不过43岁，就能衣紫，非常年轻。 不过，白居易所写的这篇制文，对研究唐代官制的学者，最珍贵的一点是，它清楚告诉我们，元稹是以中书舍人的本官，去充任翰林学士。他不是到中书舍人院去当中书舍人，而是到学士院去当翰林学士，本官为中书舍人。这篇制文也收在宋代所编的《文苑英华》，在此关键处的文句为“可守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16)，清楚记载元稹是以中书舍人的本官去“充翰林学士”，文中有个充任使职的典型用语“充”字，文意明确。 实际上，元稹被召入学士院，不但是任学士，而且还是翰林学士承旨。所谓“承旨”，即众翰林学士的“领班”，学士院的院长，权力更远大于一般的翰林学士。据元稹自己的描述，任承旨者，“凡大诰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17)，可谓大权在握。唐史上有不少翰林学士承旨，后来都因此升任为宰相，包括元稹。他本人在任命后，写了一篇谢表《谢恩赐告身衣服并借马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皇恩的感谢： 选居近地，便令入院。当日召见天颜，口敕授官，面赐章服，拔令承旨，不顾班资，近日宠荣，无臣此例。发言感泣，指日誓心，苟无死节之诚，愿受鬼诛之祸。(18) 元稹一入翰林，便如此神速被任命为承旨，从他的官历看，确实如他自己所说，“拔令承旨，不顾班资，近日宠荣，无臣此例”。他如此得宠，以致其他宦官“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这种高调作风，自然引起其他人的忌妒。河东节度使裴度便“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翰林学士又可别称为“内职”)，授他工部侍郎出翰林院了事。但“恩顾未衰”，不久又任命元稹为宰相。“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反映了当时人对他营钻之功的鄙视和醋意。(19) 元稹之善于结交，在《唐会要》还有一段记载： [长庆元年(821)]六月，武儒衡以谏议大夫知制诰，膳部郎中元稹继掌命书。稹常通结内官魏宏简，约车仆，自诣其家，不由宰臣而得掌诰。时人皆鄙之，莫敢言者，独儒衡一日会食公堂，有青蝇入瓜上，忽发怒命掣去之日：“适从何所来，而遽集于此？”一座皆愕然，儒衡神气自若。(20) 元稹之所以能掌制诰，靠的是他的诗名与文采，以“文”为晋身之阶，但他拉扯上宦官的关系，平步青云，终不免令“时人皆鄙之”。 三、两种中书舍人：权德舆和李德裕的案例 从元白此两例，再参照许多其他唐人的官历看，唐后期的中书舍人其实有两种。一种像白居易，是在中书舍人院任中书舍人实职，没有被召入翰林；另一种则像元稹，以中书舍人的本官去“充”任翰林学士，并没有到中书舍人院去任舍人。元稹所带的这个中书舍人衔，其最大的作用是计算他任翰林学士时的俸禄(21)，其实也就等于宋代的寄禄官，只是唐代还没有寄禄官这种说法，只称之为“本官”，但这无疑是宋代寄禄官的源头。唐后期的翰林学士当中，以中书舍人本官去充任的，比比皆是。丁居晦的《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在德宗以降的数朝。这也是中书舍人被逐渐使职化的一个迹象：它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没有实权，逐渐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取代，所以可以用来当作是翰林学士的本官，以寄俸禄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白居易知制诰后，只升任舍人院中书舍人，未被召入翰林，他的仕途其实不如元稹那样“飞黄腾达”，那样得意。从元白的这两个案例，再结合许多其他唐代高官的官历(22)，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唐后期，一个官员如果只是任舍人院的中书舍人，他的仕历其实并不怎样。即使他再往上升迁，迁为侍郎和尚书等官，他也不过是个闲散高官，在当时的政坛并无实权和影响力。这是我们在研究唐中书舍人的迁转时，应当留意的一点，否则如雾里看花(23)。唐后期的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翰林学士(特别是翰林学士承旨)、宰相、盐铁转运使、节度使以及诸宦官使职(如内诸司使)手上。正规的职事官如中书舍人、仆射、尚书、丞郎、侍郎、谏议大夫等，地方官如都督、都护等职事高官，都慢慢被边缘化，虽然都没有被废止，且行用到唐亡，但都逐步被各种使职取代，大多沦为闲官。 像白居易这种实权渐失的中书舍人，我们不妨再举唐后期另一才子权德舆的官历为例。权德舆从未考进士，早年以他杰出的文才，争相为江浙几个地方节度使聘用为幕佐，宛如政坛上闪耀的一颗明日之星。到了德宗贞元八年(792)，他34岁那年，德宗“雅闻其名”，征召他到京师出任太常博士。这当然反映德宗喜好文学，善待文士。贞元十年(794)，权德舆36岁时，他迁起居舍人，才开始兼知制诰。在接下来的五年，他的本官有迁转(驾部员外郎、司勋郎中)，但他一直以这些本官去知制诰。在后来的约三年，他便从知制诰升任为中书舍人，但依然在中书省的舍人院草诏。《旧唐书·权德舆传》有一段颇有名的记载说： (贞元)十八年八月，中书舍人权德舆，独直禁垣，数旬一归家。尝上疏请除两省官。诏报曰：“非不知卿劳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难其人。”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24) 权德舆从贞元十年(794)五月起，即在“西掖”(即中书省的舍人院)任知制诰，五年后，在贞元十五年(799)秋升任中书舍人，但仍在舍人院草诏。贞元十八年(802)八月时，他已任中书舍人约三年了，故上引文说他“居西掖八年”。历来引用此段的学者，皆认为权德舆在这八年当中，“独掌者数岁”，显然很受到德宗的重视，宛然成了德宗朝最重要的唯一掌诰者。德宗对他所说的那一番话，“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难其人”云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好像朝中除了权德舆外，再也无他人可以草诏。但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视角来看，实情恐非如此。 实际上，德宗这时候，有好几位翰林学士在为他草诏议政，例如郑絪、卫次公、郑余庆等人。丁居晦的《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记载甚详(25)。这些学士深居大明宫北区“内廷”，更接近德宗的便殿寝殿，远比舍人院中的那些中书舍人和知制诰，更靠近皇权，更得皇恩。正如陆贽所说，外界都认为，翰林学士乃“天子私人”，而中书舍人只不过是“佐宰相判案”的宰相私人，和德宗的关系比较疏远，知制诰也是如此(26)。我们从其他史料知道，权德舆和德宗的关系并不密切，在他掌诰期间，除了奏状和书表往来，并无面对面会面的记载，远不如陆贽和德宗，曾经朝夕相处。权德舆独直禁垣，“数旬一归家”，于是“上疏请除两省官”。德宗给他的答复，“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难其人”云云，事实上是德宗以“柔言”在“安慰”他，我们不宜太“当真”看待，须考虑到德宗当时其实还有更亲近的翰林学士可用，并不缺掌诰者。 至于权德舆“上疏请除两省官”后，德宗亲自给他回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皇帝很看重权德舆这位掌诰者。但实际上，德宗之所以亲自回应权德舆，应当不是因为上奏者是权德舆，而是因为德宗这时的习惯，就是对朝中官员的委任，抓得很紧，喜欢亲力亲为处理这些琐事。《旧唐书·权德舆传》有一段话可以佐证： 是时，德宗亲览庶政，重难除授，凡命于朝，多补自御札。(27) 既然当时官员的除授，“多补自御札”，德宗又在“亲览庶政”，这也就难怪他会亲自给权德舆的上奏回复，如此而已。 另一点要考虑的是，权德舆任知制诰和中书舍人，他都是在舍人院草诏，所掌的其实都是所谓的“外制”，也就是中书制诰，多属于一般的官员任命文书，其内容并不如翰林学士所掌的“内制”(涉及皇朝德音、立后、建储等大事)，那么重要(28)。所以，权德舆独直禁垣，“独掌”制诰数年，要放在这个角度来看，不宜过分夸大他掌诰的重要性。 权德舆没有像陆贽或元稹那样，受到皇帝的“深知”，最好的证据就是，权德舆知制诰五年后，在贞元十五年(799)升为中书舍人，但他并没有像元稹那样，被召入翰林。权德舆文采虽雅丽，却始终没有充任过翰林学士。他是在中书省的舍人院任知制诰和中书舍人，和白居易一样，属于舍人院中的中书舍人，属于比较不接近皇权的那种掌诰者。他好比是现今替世界各国总统撰写演讲稿的那些专业撰稿人(speechwriter)，纯属文翰工作，并未参与议政，并无多少政治实权。 权德舆在任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期间，曾经以本官身份知贡举或充“进士策试官”，掌握了一定的取士大权(29)。这使他成了当时士人举子，纷纷干谒行卷和投书示好的对象，如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皆曾投书于他，向他靠拢，以致他获得了“词宗”“文宗”等大名。(30)但词宗、文宗这种声名，也要放在适当的语境下来看，并不等同他在政治上拥有硬实力。他的文章，固然获得士人举子的效仿，使他宛然成为文坛盟主，但这也只是一种软实力，一种文化权力，有别于政治权力。他始终未能(或不愿)接近皇权，以致他并未能掌控政治实权。他最后虽官至宰相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但都没有大的作为。 相比之下，晚唐另一才子李德裕，就比权德舆更善用他的“文”资产。他也跟权德舆一样，从未去考进士，只是以他家的门荫入仕，然后以他的“文”作为进身之阶，一起家就任校书郎，此乃“文士起家之良选”也(31)。跟着，他在张弘靖的河东幕府掌文翰，当一个掌书记，几年后随张弘靖入朝，任监察御史。不久，穆宗即位，他就被召入任翰林学士。几天后就“赐紫”。这一年他才不过34岁，比起元稹43岁衣紫，犹有过之，是个出奇年轻的衣紫官员。在学士院两年两个月，他的本官(寄禄官)步步高升，从屯田员外郎、考功郎中到中书舍人，最后以御史中丞的高官出院，并获得两个加衔：知制诰和承旨(32)。他的这个中书舍人，是他在学士院中升迁所获，和权德舆跟白居易的中书舍人不一样。他是以中书舍人为“寄禄官”去充任翰林学士，始终留在学士院。他从未在中书舍人院草诏，但今人有不少误读了他的官历，以为他当过舍人院的中书舍人。 李德裕在三十多岁就如此靠近皇权，且获得赏识，全靠他的“文”起家。此后他出任过好几个重要方镇的节度使，在浙西、西川、淮南等地掌握地方大权，又在文宗和武宗两朝，两次出任宰相。宣宗即位时，李德裕就是那位在登基殿上“奉册”者，让宣宗感到“毛发洒淅”(33)。这样一位掌握文武两朝大权者，且是所谓牛李党争的李派首领，倒符合《通典》所说，“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的最佳案例之一，但也正因为他太接近皇权，有一定的风险。宣宗上台后，他得不到新皇帝的宠爱，便被贬官长流崖州，客死他乡。 四、翰林学士的权位 据孙国栋的研究，“中书舍人再上，以迁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侍郎为主”，是“进入三省领袖的一个最重要门户”(34)。但问怀是，三省领袖仅在唐初有实权，大约从玄宗朝开始，就跟唐代其他重要的职事官一样，不断被使职化，被其他使职逐渐取代，如户部侍郎，被各种财政使职替代。到了唐后期，大部分侍郎更成了闲官(35)。因此，唐后期的中书舍人，即使升任三省侍郎，也没有多少实权可言，大抵处于闲散。 相反的，翰林学士的权位却颇大。当然，并非所有翰林学士都拥有同样的权位。唐代使职的特征之一，就是任职者跟主子有很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有很亲密的关系。翰林学士的权力，端看他跟皇帝的亲近关系，以及皇帝对他的信任程度而定。因此，唐史上有不少翰林学士，只是单纯的词臣，草诏而已，没有受到皇帝的重用，或在年轻时就出任翰林学士者，如自居易和李建，任校书郎后不久，即被召入翰林，但因为还年轻，还不足以争权势。但唐史上也有不少翰林学士，权位很大，影响当时的政局深远，因为他们得到皇帝的宠信。例如，德宗朝的陆贽；顺宗朝的韦执谊、王叔文、王伾；文宗朝的李训、郑注，都是大起大落的人物。傅璇琮有一个生动的描述：“翰林学士，那是接近于朝政核心的一部分，他们宠荣有加，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险境丛生，不时有降职、贬谪，甚至丧生的遭遇。”(36)在这方面，中书舍人无法与之相比，主因是中书舍人作为一种正规职事官(好比正规公务员)，原本就跟皇帝保持一种距离，不像使职(好比皇帝的特使或特助)跟皇权那样亲近。 如果以“是否官至宰相”为标准，那么翰林学士当中，最后能做到宰相的人数，就相当可观。据毛蕾的统计，唐后期从德宗到懿宗朝，共有宰相159人，其中就有67人曾经任过翰林学士。任过翰林学士承旨的，出任宰相的几率更大(37)。袁刚研究过唐代的中枢体制，结论是，在唐后期，翰林学士、枢密使和宰相，形成了“新三头”，完全取代了唐前期旧有的三省制(38)。 五、文士之极任 从前面的论述看来，唐代士人若以文章达，进身词臣，在唐后期的三大类词臣当中，当以翰林学士的地位最高，最接近皇权，也最有可能升任宰相或其他大位，且掌握政治实权，左右政局，如元稹、李德裕等人。若在舍人院任中书舍人，如权德舆和白居易等人，将来升任侍郎或刺史，虽位居清要，其地位则恐不如翰林学士，且无政治实权，但他们却因词臣所具有的“文”资产，而拥有一种文化权力，足以开创文风，领导文坛。此类词臣，可能亦无意追求翰林学士的那种权位，而安于固守其传统文化价值，自有其安身立命之道，亦为当时士人所尊重。若士人只能做到郎官知制诰，则犹有上进空间，或许尚需努力，以跻身为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 但为什么杜佑《通典》，仍形容“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39)，似乎把中书舍人的地位，抬得太高，看来还高过翰林学士？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探讨此事，并进一步厘清唐后期的官制，以及士人对某些官职的评价。 《通典》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进呈给朝廷，编者杜佑还为此特别写了一篇《进通典表》，仍附于今本《通典》之前。乍看之下，《通典》说“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这句话，似乎反映杜佑在德宗晚期，对中书舍人的看法，或也反映他当时一般士人对此官的评价。但其实，《通典》有过一段很长的编纂期，且材料来源复杂，很可能也取自刘秩(刘知几之子)的《政典》等书，并非杜佑一人的功劳(40)。因此，这句话的来源和年代，难以确定，可能亦非杜佑所说，而只是他沿用前人的说法。 如果《通典》这句话“立言”的年代，是在唐德宗以前的肃宗、代宗等朝，仅指德宗以前的中书舍人，倒也贴切，因为德宗之前的中书舍人，还没有遭到大规模的使职化，还保有相当多的职权，地位崇高，确实是清望的高官，把它形容为“文士之极任”，倒无不妥。但如果这句话包含德宗及后来的中书舍人，则有商榷的余地。 唐代士人(特别是唐后期者)，在谈到他们当时官职的清望和地位等事时，往往有一个时代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只关注那些正规的、有官品的职事官，不太理会那些不正规的、无官品的使职差遣。例如，最有名的封演“八儁”说，和白居易在他一篇《策林》中所描述的升官图，在列举唐后期士人的理想升迁途径和美官时，莫不如此，大多仅列职事官，不列使职(41)。 所以，当《通典》说“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时，其深层含意，应当跟当时士人的态度一样：中书舍人乃正规的职事官，而翰林学士只是一种使职差遣，又无官品，虽然权位比较大，但两者在官制上，实为不同属性的官职，不宜相提并论。单就正规职事官而言，中书舍人的官品在正五品上，又属高层文官，带有五品官的所有崇高荣耀(包括死后可以在墓前立神道碑等)，且是官至六部侍郎等更高品官的枢纽，不愧是士人以文章达，出任词臣所能到达的“极任”。中书舍人既看重文词之美，又是个极清贵的高官，当然更是“朝廷之盛选”。 《通典》此话中的“诸官莫比焉”，也颇有深意。这里所谓的“官”，可能不是指一般的官员，而是一个狭义的专称，专指职事官的“官”。唐人对官(职事官)与职(使职)，是有很严格且明确划分的。最好的例子，便是白居易在《有唐善人碑》中，对他朋友李建一生的官历，所作的“官”(职事官)与“职”(使职)的分类(42)。如果此处的“官”字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中书舍人这种词臣，的确没有其他“职事官可以相比”，因为职务跟中书舍人相似的另两类词臣(翰林学士和知制诰)，都不是“官”(职事官)，而是“职”(使职)。 然而，我们今人无须拘泥于正规或不正规、职事官或使职的差别，纯以实际职务(同为词臣)和实际“权位”的观点去审视，自然便会以为，翰林学士比中书舍人的地位更高。这是今人观点和《通典》不同之处，也因角度不同而产生评价上的落差。 我们从其他史料知道，晚唐不少重要的职事官，都纷纷被不少使职分化职权，逐渐沦为闲官。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更有“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说法(43)。但在杜佑晚年的时代(德宗后期)，这种使职化现象，还不是十分彻底。使职还没有完全取代职事官。这两种官制同时在使用，形成一种双轨制。以中书舍人来说，它在德宗时代虽然逐渐被郎官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分割职权，但中书舍人仍在负责草诏，仍有一定的职务，还没有像晚唐五代那样成为闲散，或在北宋初成了寄禄官(44)。在这个背景下，《通典》在德宗晚期约801年，仍谓“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通典》对中书舍人的评价之高，我们也可看出，唐人始终对有官品的正规职事官，怀抱着一种难以舍弃的、长久以来的传统崇敬，而对无官品的使职差遣，一般抱持一种“暧昧”的态度。这点在知制诰升任为中书舍人时，史书都纷纷冠以“正拜”“正授”或“正除”等字眼，最可看出。换句话说，中书舍人这种职事官，即使已经成了闲官，它到底还是“正”的，知制诰却不是“正”的。事实上，杜佑一生担任过不少使职，如最重要的盐铁使等，他对使职是有亲身经验的。他甚至在《通典》中，还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形容唐代的官制为“设官[职事官]以经之，置使[使职]以纬之。……于是百司具举，庶绩咸理，亦一代之制焉”(45)。看来他对使职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对职事官。然而，即使如此，杜佑《通典》在记载唐代职官时，还是跟《唐六典》和两《唐书》职官志一样，对使职颇有“偏见”，只记载所有职事官，却不载绝大多数使职(仅记少数几种最常见者，如翰林学士等)，反映了唐人对使职的那种典型“暧昧”态度。(46) 唐代后半叶掌诰者，主要有三种词臣：中书舍人、知制诰和翰林学士，但三者的地位和权力大不相同。中书舍人为正规职事官，有官品五品，比较接近宰相，唐初甚至佐理宰相判案，别称宰相判官，但离皇权较远。知制诰是中书舍人的使职化，是一种使职，无官品，在唐后期他们的草诏地点和中书舍人一样，在中书舍人院，也比较接近宰相，常由宰相推荐任命，同样离皇权较远。翰林学士则是玄宗所设的使职，像所有使职一样，无官品，由皇帝钦任，视事地点在官城北区右银台门内的学士院，又称“内廷”，离皇帝的便殿和寝殿最近，和皇帝的关系最密切，在这三种掌诰者当中，最有机会得宠，掌握大权，左右政局。 因此，唐后期的文士，如果任官只到中书舍人，固然是非常不错的高官，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杜佑所说的“文士之极任”，但未必有政治上的实权。他们即使能再往上迁为侍郎或尚书等，也只能算是闲散一类的高官，因为侍郎和尚书等官，在唐后期大都已成闲差，但他们往往拥有一种文化权力，可以引领士风、文体、学术和文坛(如权德舆等大历诗人和韩愈等古文家)。如果真的要掌握政治实权，那最好能进身学士院，接近皇权，获得皇帝的青睐，才有可能逐步走向权力中心。这也符合唐朝官制的发展大势：在唐后半叶，许多重要的职事官都被使职化，逐步失去实权，任侍郎和尚书这类职事官者，大多无大作为。左右朝政的实权，都掌握在各种使职手上，如翰林学士、盐铁使转运使、节度使、内诸司使等使职。 ①赖瑞和：《论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清华大学学报》(待刊)。 ②赖瑞和：《唐代三大类型知制诰的特征与区别》，《文史》2014年第4辑。 ③[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卷17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56页。 ④《旧唐书》卷178，第4622页。 ⑤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并序》，收在[清]董诰编：《全唐文》卷538，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第5467页。 ⑥《旧唐书》卷168，第4386-4387页。 ⑦《旧唐书》卷167，第4370页。 ⑧[唐]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翰苑群书》卷6，傅璇琮、施纯德主编《翰学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37页。 ⑨《旧唐书》卷16，第492页。 ⑩[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卷61，朱金城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428页。 (11)[宋]王溥：《唐会要》卷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1-1112页。 (12)日本学者深受唐代律令制影响，称职事官(载于律令)为“令内之官”，称使职(不载于律令)为“令外之官”。见砺波护：《唐の官制と官职》，《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年，第238-244页。日本官制亦有令外之官，指日本律令以外的官。 (13)《旧唐书》卷166，第4333-4334页。 (14)岑仲勉：《元稹翰林承旨学士厅壁记校补》，《郎官石柱管名新考订》(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66页。 (15)《白居易集笺校》卷50，第2954页。 (16)[宋]李昉：《文苑英华》卷384，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第1957页。 (17)[唐]元稹：《元稹集》卷51，周相录校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89页。 (18)《元稹集》卷35，第948-949页。 (19)参考周相录：《元稹与宦官之关系考辨》，《元稹年谱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4-299页。 (20)《唐会要》卷55，第1111页。[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41，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779-7780页，也有一段类似记载，写元稹从江陵返回长安后，靠他在江陵时所熟识的宦官监军崔潭峻，把他的诗百余篇，献给穆宗而得到皇帝青睐，不久就以祠部郎中知制诰。 (21)赖瑞和：《论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待刊。 (22)例如，陆扬在《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详细讨论了六个“有代表性”的唐前后期词臣。其中三个(孙行、徐齐聃、韦承庆)在唐前期，三人都是中书舍人，可佐证本文所说，中书舍人在唐前期是最崇高清望的词臣。但陆扬所论的另三个玄宗末年和唐后期的词臣(窦华、杨收和卢文度)，则全都是翰林学士。更有意义的是，这三人都曾带有中书舍人官衔，但他们并不是在外廷的舍人院任中书舍人草诏，而是以中书舍人为本官，在内廷的学士院任翰林学士来掌诰(情况就跟本文所论的元稹和李德裕一样)。这亦可证越到唐后期，翰林学士的地位，就越远远超越了中书舍人，且唐后期高官，必须接近内廷皇权，才有可能走入权力中心。若单单只是接近宰相，在舍人院任知制诰或中书舍人，那也只不过是在外廷，政治权力有限。 (23)孙国栋：《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唐宋史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重排本，第91-146页，以及宋靖：《唐宋中书舍人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书中所作的中书舍人升迁研究。 (24)《唐会要》卷55，第1110页。《旧唐书》卷148，第4003页，也有一段相似记载，但无贞元“十八年八月”这个明确年月，失之含糊，今不取。 (25)《翰苑群书》卷6，第32页。 (26)赖瑞和：《论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待刊。 (27)《旧唐书》卷148，第4003页。 (28)中书舍人(以及唐后期的知制诰)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这只是大略而言；这种分工并非绝对一成不变，见张连城：《唐后期中书舍人草诏权考述》，《文献》1992年第2期。 (29)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12-418页，特别是第416页。 (30)李宝玲：《唐代“文宗”现象观察》，谢海平主编：《唐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2008年，第318-325页。 (31)《通典》卷26，第736页。 (32)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翰苑群书》卷6，第35页。参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郎官石柱理名新考订：外三种》，第263-266页：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04年，第543-550页。 (33)《资治通鉴》卷248，第8023页。 (34)孙国栋：《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唐宋史论丛》，第91-92页。 (35)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1-338页。 (36)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前言”，第1页。 (37)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0-51页。 (38)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4页。 (39)《通史》卷21，第564页。 (40)[日]北川俊昭：《通典编纂始末考：とくにろの上献の时期をめぐっこ》，《东洋史研究》57卷1号，1998年，第125-148页。 (41)赖瑞和：《唐代中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31页。 (42)赖瑞和：《再论唐代的使职和职事官——李建墓碑墓志的启示》，《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 (43)[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3页。 (44)赖瑞和：《论唐代中书舍人的使职化》，待刊。 (45)《通典》卷19，第473-474页。 (46)赖瑞和：《唐职官书不载许多使职：前因与后果》，《唐史论丛》第19辑，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