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意谓”——以知识和技术为中轴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尔论文,意谓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轴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110（2007）04—0021—04
在社会学的发展中，人们常提到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1919——）。但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史中，很少有人论述贝尔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历史关联。在1989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中，赵一凡先生在介绍贝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还特意提到了贝尔本人愿意接受“后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1][p.5]在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贝尔不仅详尽地论述了他早在 1959年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还对此前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进一步加以阐述。也正是在贝尔的这部著作中，他以题为《后马克思主义：西方的对话》的一节篇幅谈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一、后马克思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理论支撑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贝尔想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理论支撑，所以他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域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作了一定的阐发。虽然他并未赋予“后马克思主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他还是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一般说来，贝尔是用后马克思主义指认秉承马克思学说的某一方面而又与马克思本人进行对话的一类学者。
首先，针对爱德华·希尔斯对后工业社会概念的评论，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可以从马克思本人那里获取借以构想的根源。但是，“很奇怪，希尔斯教授没有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马克思，或许因为我们已经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了。”[2][p.65]圣西门把历史各阶段描述为有机社会和关键社会的交替盘旋，而孔德则看到社会从神学阶段到形而上学阶段到科学阶段的理性进展。如果不问理论，这两者都很深邃，可是我们对社会变革的兴趣根源必然是马克思。“西方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沃纳·松巴特、马克斯·韦伯、埃米尔·莱德勒、约瑟夫·熊彼特、雷蒙德·阿伦——正如我设法说明的，都是和马克思的不同图式的‘对话’”。[2][p.51]贝尔认为，马克思把社会变革归根于社会结构或体制（而不是心理状态，虽然他对待思想过于傲慢或者把思想作为附带现象）。如果我们设法说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预言开始。但是，我们这样做，却面临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可以设法表明，这种对未来的看法并不是一个图式，而是有两个图式，而大部分社会发展理论正是对这两个不同方向的图式做出反应的。
其次，贝尔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社会状况和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变化状况做出了比较：“马克思曾经把任何已知历史阶段的这种生产方式的定义说明为生产力（技术设备和劳动组织）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而源出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相应情况。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马克思还曾进一步断言：生产的中央集权化和集中化会成为商品生产的‘桎梏’，但在《资本论》以后的百年中，西方世界却出现了生产率的大提高和当代任何空想家所从未梦想到的技术发展。”[2][p.84]贝尔把对后一阶段状况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称作“后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关系性质的模糊和技术的成功，把生产“力”带到了中心地位并重新提出把工业社会的概念作为有别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另一种可能。
最后，贝尔指出，古典经济学家们，即使迟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都认为人口和土地是经济成长的限制性变量，认为一种谨慎小心的经济最终都会以某种“停滞状态”告终。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必然是积累，然而垄断不可避免地要降低成长的速度，制度本身则可能由于其‘矛盾’而崩溃。好几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期望出现‘经济成熟’的新情况，其基础或则是新大陆上市场和投资机会的枯竭、人口增长的放慢，或则是由于铁路、电学和汽车的推动力减弱而使新的技术进展不再成为商业活动的‘长波’。”[2][p.221]对贝尔而言，“经济成熟”的魔怪现在已经基本上消除了。主要原因是技术的开放，而且已经发生了两个变化：一个变化是科学与发明系统地结合起来了，主要是通过从事研究与发展的机构。另一个变化是，通过创造进行技术预测的新技术来努力“探测技术的海洋”，它将展现出发展的未来领域，它将使工业或社会根据资本的可能性、需要和产品来系统地计划未来。科学和革新的这种新的融合，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技术成长的可能性，是后工业社会的基础之一。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贝尔就是这样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受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中的“后”字启发而引发的概念，但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只是提出了问题的框架，到底要赋予它什么内容，似乎还不十分明确。所以，这还需要我们了解贝尔的以知识和技术为中轴的后工业社会的理论。
二、知识与技术：后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
自诩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贝尔，沿用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某些基本观点，以同马克思讨论发展问题为起点，运用知识与技术中轴原理的范式，构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因此，贝尔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它是对后工业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理论观照和提升。
对贝尔而言，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在识别一个新兴的社会制度时，人们不仅要根据推断的社会趋向来设法了解基本的社会变化，而且要根据成为社会制度中轴原理的某些明确特点，才能确立一种概念性图式。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我确实认为，社会的主要秩序或领域可以通过识别中轴体制或原理而得到最好的研究，因为这些体制或原理是其他体制结构汇聚的主要路线，它们是社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中轴体制是私人所有制，在后工业社会里，中轴体制是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2][p.132]对于马克斯·韦伯来说，合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贝尔选择的是知识与技术的变化这一中轴。因此，“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强调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组织新技术、经济增长和社会阶层的一个中轴。在工业社会资本优先，在后工业社会知识优先。“后工业社会的根子在于科学对生产方式不可抗拒的影响”。[2][p.415]
贝尔认为，19世纪时把科学视为一种有限的、可穷尽的知识领域，认为其各方面的内容最终能充分加以探索。与此相反，我们现在认为知识是无限的，其标志是知识有各种各样的分解形式。每一次进展都时快时慢地打开一些新的领域，这些领域又依次产生出它们自己的分支学科。而且在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技术一直是区分社会时代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因为实行一种新的度量制或者扩大我们对自然界的控制，就是技术改变了社会关系和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随意列出技术促成这些变化的五种方式：第一，通过以较少成本生产较多商品，技术就成为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主要火车头；第二，技术已经产生了一个过去社会从未有过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新阶级；第三，技术产生了一种新的功能合理性；第四，运输与通讯革命作为技术的一个后果，已经使经济上产生了新的经济互相依存和新的社会互相影响的情况；第五，美学感觉，尤其是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激烈的变化。[2][p.211]因此，对贝尔而言，知识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中轴，它是一种基本资源，另一个中轴是技术。知识与技术体现在社会体制中，并且通过人表现出来。显然，后工业社会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知识社会：首先，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与发展（更直接地说，由于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了一种新型关系）；第二，社会的力量——按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和大部分就业情况来衡量——越来越多地在于知识领域。
在未来的社会里，不论人们如何下定义，科学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将会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但是，贝尔指出，如果对这些不同的作用要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概括的话，讨论这一阶层或其中一部分人的权力时必须澄清四个问题：第一，技术专门才能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范围和限度；第二，对于这种出售“知识”而不是出售商品的新型工业的估价，以及这些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性；第三，以技术而不是财产为基础的任何新社会阶级的内聚力的基础；第四，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并取代老资本家阶级的可能性。[2][p.91]对贝尔而言，这些就是马克思以来的西方社会学著作中提出的种种社会发展。它们含蓄地阐明了马克思的第二图式，但是指出的发展方向是马克思未曾想到过的。在这些概念中，生产力（技术）取代了社会关系（财产）而成为社会的主要轴心，从这一点上出现了雷蒙德·阿伦等人著作中关于工业社会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被视为正在发生变化，但在韦伯和熊彼特看来，这种变化并不趋向社会主义而是趋向某种形式的国家主义和官僚科层社会。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并且对于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社会运动来说，这些社会发展的理论在学术上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因此，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强调科学的作用与认识的价值为社会基本结构之必需；第二，它使决策更具有技术性，这就使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更加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第三，它使现有的脑力劳动科层化倾向不断加深，从而造成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的目的和价值发生一系列变化；第四，它产生和发展了技术知识分子，从而提出了技术知识分子与文科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2][p.54]总之，对贝尔而言，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不是一幅完整的社会秩序的图画；它是描述和说明社会上社会结构中轴变化的一种尝试。
三、贝尔与马克思的对话
贝尔非常愿意被人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所有涉及社会演变的现代社会学说，都是在与马克思对话，既然是对话，也就难免有争执、冲突以至被背叛。通过对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解析，可以看出，贝尔与马克思思想的交锋贯穿整个后工业社会理论。
贝尔认为，先进工业社会中社会发展的理论问题，必然要以马克思为起点，但是按照两种人们不太熟悉的途径。有关资本主义未来的一般观点，来自《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在该书中预告了企业的集中化，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不太被人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零零星星地描绘的一个很不一样的，极其引人入胜的社会发展图式。马克思预言企业管理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预言了人数大大多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白领管理阶级的兴起；以及通过银行体系的集中化来取得资本的新方式。在贝尔看来，实际上，资本主义是按照马克思的第二个图式，而不是按照第一个图式发展的。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曾经有农场主、手工业者和独立自由职业者的一个“旧”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人们对于正在出现的经理、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等的“新”中产阶级又要说些什么呢。贝尔认为，这就是第二种图式的基础。马克思以格外敏锐的目光来观察这一现象。但是，“关于历史证据，由于马克思表明利润率的下降并无内在倾向，国家能干预和缓和经济危机，以及技术已成为资本再投资的一个公开方面，因此马克思在第一种图式中提出的倾向已经有了修改。并没有证据说明资本主义一定会由于制度内部的经济矛盾而崩溃。”[2][p.73]
那么，旧社会内部的“新社会”结构怎么样呢？贝尔称之为第二种图式的社会发展怎么样呢？这些因素在马克思以来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进化的概念中起的作用是什么呢？贝尔认为，“如果人们读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他们就会见到：事实上，几乎所有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的对话。”[2][p.73]
对贝尔而言，在马克思以后的西方社会学著作中，有两个主题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或工业社会转变的中心问题：一个是企业的官僚科层化；另一是新阶级之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地位，从而改变了阶级体系的社会学性质。马克思曾经预见到许多这类变化。他写道：股份公司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p.493]但是贝尔认为，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成为一个新阶级的问题。他也没有多谈官僚主义的问题。在20世纪中叶，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一切社会的中心问题。“说来奇怪，只有在一篇论文，即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才正视这个主题。后来，除了附带提到以外，这个题目似乎已不成为马克思关注的中心。或许，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基本看法。”[2][p.93]贝尔强调，正在兴起中的新社会里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一个新型社会的出现带来了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中心问题。现在，财富、权力和地位不是阶级的标准，而是各阶级所寻求或获得的价值。社会上的阶级是根据划分阶层的基本轴心而产生的。西方社会划分阶层的两个主要轴心就是财产和知识。最终说来，阶级并不意味着一个特殊的人群，而是把取得、掌握和转移不同权力及其有关特权的程序制度化的一种体系。
马克思提出了如何确定社会定义的问题，他的主张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下层建筑，以及由此决定的上层建筑。贝尔认为这是单一的因果论。他认为中轴原理和中轴结构的思想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这只能用经验关系论来说明），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它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对贝尔而言，概念性图式和中轴原理之所以有价值，是它允许人们用多方面的立足点来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但它并不摒弃在特定计划内理解关键结构或中轴原理的“首要逻辑”的价值。因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名词，都是马克思主义结构内以财产关系为中轴的概念顺序。前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些名词是以生产和使用的各种知识为中轴的概念顺序。“以中轴为基础，我们可以突出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样，人们在解释社会变化时，就可以避免片面决定论，如经济决定论，或者是技术决定论，然而又能够在一个既定的概念内挑出一个首要的逻辑。人们摒弃了因果关系论，但又强调了它们的意义。人们也能够在解释社会方面创造一个‘互补性’原理。”[2][p.17]
总而言之，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建立在同马克思就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对话的基础上的。贝尔提出了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分析，但是他的若干观点和论断也还有待证实。然而，贝尔之所以在后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他开创了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中寻找后马克思主义因素的先河，这一点给我们很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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