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分化及社会结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中国农村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农民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在世界农业人口中也占很大比重（40%）。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化，到1996年，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35亿[2]，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 另外还有6000万～7000万跨地区的农民工，从事非农劳动的农民总数约2 亿左右。这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是空前的，是生产力的大解放，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表现，是对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是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由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重大转折。
一、农村劳动力分化的形式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实行“工、农、商、学、兵”的方针，开始发展社队（即公社、大队）工业，农业劳动力在公社内部开始分化，社队工业有了明显的发展，到1976年底社队工业有111.5万个， 工业产值243.5亿元，其中社办工业产值123.9亿元，占社队工业总产值的50.9%[3]。到1978年社队企业产值达到493.1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4%，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7.2%[3]，其中从事社队工业的劳动力为1734.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 这是改革开放前的状况。
1979年农村率先改革，首先突破了人民公社的体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全面高速增长；其次，乡镇企业（1984年社队企业易名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在农民这两个“伟大创造”中，农业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化。除了常规的升学、参军和国家建设征地“农转非”外，这次分化多数是农民自发开展的，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
1.离土不离乡 这是农业劳动力分化的基本形式，即在社区内，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上有两个大的突破：一是对社队企业实行的“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方针和“三就地”（原料、生产、销售）原则有了突破，在农业上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同时，乡镇企业实行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综合经营，形成“五轮并进”的局面；二是对社队企业的单一的集体所有制有了突破，出现了乡村集体、个体、联户、私营的多种所有制，形成“四轮驱动”的格局。在农民家庭中形成工农业劳动力并存的“兼营户”。
2.离土又离乡 随着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有一部分农民突破乡村社区范围，进入县城或县城以上的城市兴办二、三产业。有些城市政府为了发展城市经济，吸引农民进城，采取了扶持和鼓励的政策，主要是通过给进城农民解决户口问题，收取一定的“城市建设”费，与城市人口一样享受同等待遇。这种地方性的变通政策，对农业劳动力的分化，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全国性统一的政策，有些地方变成了“卖户口”，终被取缔。在一些大城市对农民进城兴办二、三产业的，实行“蓝印户口”的办法，只取得城市户口的合法地位，但与城市人口的待遇并不相同。
3.离乡不离土 在离乡外出的农民中，大部分是在城市里从事二、三产业，少部分仍从事第一产业。这是由于一些大城市郊区农村绝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已转移到非农产业，无力也无心经营农业，于是把承包的土地转包给外地的农民，既有季节性的，也有常年性的，因而出现了易地务农的情况。目前，一些特大城市郊区的菜地基本上依靠外地农民耕种。
4.农民城 以乡镇政府所在地为依托，采取由农民投资的办法发展城镇建设。最早出现的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人称“中国农民第一城”。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办法（每户42平方米），收取城镇建设设施费，在一片滩涂上建设成已有13万人的繁荣的新型城市。进城农民不再承包乡村的土地，解决了“两栖”农民的问题，为乡村土地的集中形成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像这样的城市在温州地区已有138个， 由农民投资100多亿元。龙港镇为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5.民工潮 主要是指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对此开始时有很大的争议，有人把这些农民称之为“流民”，视作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采取种种限制的措施。但是由于城市有些工种靠本地人难以解决，这种需求自然变成一种“拉力”，因而民工潮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流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农业部1993年做了一次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跨地区流动的劳动力达6450万人，与劳动部门当年测算的7000万人大体相近，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5%，是农村人口总数的7%，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 流动范围大体为“三三制”，县内的、省内的、省外的各约占1／3；男性占51.9%，女性占48.1%[4]。民工潮成了市场经济的大学校， 是农民的“黄埔”，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资金。1996年仅四川省收到“打工族”的汇款即达202亿元。但是民工潮遭受了许多责难， 责难最多的除了影响社会治安和交通外，就是超生，所谓“超生游击队”。但是调查表明，由于接受了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农民工自觉节育比在农村时好。目前，这些“打工族”已经成为城市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6.都市中的农村 在跨地区流动的民工中，有一部分集体外出的民工集中在都市近郊建起了外地的“农民村”，如在北京郊区的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他们租用当地农民的房子，集中生产某种产品，在当地或外地销售（甚至包括出口）。当地政府发给暂住证和营业执照，合法经营，照章纳税。他们的子女教育、医疗、资金甚至安全等都自己解决，这些“农民村”甚至是移动的，从此地转移到彼地，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7.新的华人街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有条件的则走向国际，在国外建立和扩充华人街。最典型的是在法国巴黎的“温州街”。该街位于市中心三区，由6条街组成，以经营皮革制品为主， 以物美价廉著称，深受法国人的欢迎。在这里居住的有10万左右的温州人，尽管在语言、文化、生活上与当地有很大差异，但他们能在这里打开局面，是很了不起的。目前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万温州人。
8.第二次创业 这是农民的反向流动，是更高层次的回归。外出的农民工，在外地和国外兴办二、三产业，学习和掌握了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技能，成为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企业家，为使自己家乡更快富裕起来，带着资金返乡创业，称之为“第二次创业”。1996年四川省返乡二次创业的“打工族”就有34万人。四川省政府于1997年1 月成立了“创业之星工作委员会”，为“创业之星”提供各种服务。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分化，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封闭的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农村劳动力的分化是一次新的农民运动，新的农民进军。它顺应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潮流，以快速的步伐，弥补了过去封闭的“失误”，缩短了与世界的差距。这种分化的确是农民最勇敢的一次革命。
二、农村劳动力分化与经济结构
农村劳动力的大分化，必然反映出农村经济结构的大变化。主要表现在：
1.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 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种植业内部，1978～1996 年，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由80.34%下降为73.43%，而棉花、油料、糖料、蔬菜、果园的播种面积由11.3%上升为26.1%。
第二个层次是在农业内部，1979～1995年，种植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由78.07%下降为58.43%；而林业由3.58%下降为3.49%；牧业由16.82%上升为29.72%；渔业由1.53上升为8.36%。养殖业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
在此期间，农村劳动力总数由30368万人上升为45041.8万人，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由28455.6万人上升为32334万人，但农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力的比重由92.9%下降为71.8%。
表1 农作物播种面积 单位：千公顷）
农作物总 粮食作物 经济作物
播种面积
面积
% 棉花油料
糖料
197815010412058780.34
48676222879
199514987911006073.43
5422
13101
1820
经济作物
蔬菜果园 合计 %
1978 333116571696511.3
19951061680983905726.1
资料来源：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1995、1996。
由此可见，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与农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的下降是相适应的。在农业内部，种植业的比重下降而多种经营的比重上升。在种植业内部，粮食播种面积的比重下降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上升。这种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不仅对改善农产品的市场供应，满足国民经济对农产品的需求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发挥农民劳动力的潜力，增加农民的家庭收入，有明显的效果。
2.农村内部的经济结构 1978～1994年，农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68.6%下降为25.7%，非农业产值由31.4%上升为74.3%，也就是四分天下有其三。其中工业由19.5%上升为58.4%；建筑业由6.6%下降为6.4%；运输业由1.7%上升为4.1%；商业由3.7%上升为5.5%。由此可见，农村工业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在这个期间，非农业劳动力由2182.4万人上升为11964万人，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非农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由7.1%上升为26.8%。 也就是说1／4多的劳动力创造了近3／4的产值，形成了“工商建运服”综合经营的格局。
在这个期间，非农产业的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96年，全国各类乡镇企业的经营收入达68343亿元， 其中乡村集体企业为36617亿元，占总收入的53.58%，而非集体企业，包括个体、联户、私营企业为31726亿元，占总收入的46.42%。各类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16050亿元，其中集体为11149亿元，占69.46%；非集体为4901 亿元，占30.54%。由此可见， 非公有制企业不再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而是成为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与公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在农民的收入结构的变化上。农民收入中的货币收入的比重上升，实物收入的比重下降。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元，1996年为1926元，货币收入的比重由41.92%上升为68.66%；而实物收入的比重由58.08%下降为31.34%。 与此同时，农业收入的比重由92.08%下降为69.39%，而非农业收入的比重则由7.92%上升为30.61%。
3.城乡经济结构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分化，农村产业结构的大变化，我国农村形成了以第一产业农业为基础，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总量和增量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1993年农村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一、二、三产业）占全国53.2%，首次超过了城市的46.8%，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1995年，农村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7.1%，城市占42.9%。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第二产业，农村为24.7%，而城市为24.1%，农村也高于城市。只是第三产业农村为12.5%，而城市为18.8%，农村低于城市。至于第一产业农村为20.6%，而城市为零。1996年这种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村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58.3%。其中第一产业为20%； 第二产业农村为26.9%，而城市为22%，农村仍高于城市；第三产业农村为11.4%，而城市为19.7%，农村低于城市。可以预期，随着小城镇建设的发展，第三产业也会很快发展起来，可能赶上和超过城市。另外，从增量上分析，1996年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7%，其中农村一、二、三产业贡献为8.33， 城市二、 三产业贡献为1.37。由此可见，除去农村外，城市的增长率仅为1.37%，是低速的， 而高速增长是靠农村支撑的。
表2 1992～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
1992 19951996
GDP增长率 14.2 10.5 9.7
城市部门贡献 5.09 1.211.37
第二产业 3.11 0.140.20
第三产业 1.98 1.071.17
农村部门贡献 9.11 9.298.33
第一产业 1.15 1.031.04
第二产业 5.80 6.745.69
第三产业 2.16 1.521.60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经济绿皮书》1995、1996。
三、农村劳动力分化与社会结构
农村劳动力的大分化，引起农村社会结构的大变化。
1.人口结构 中国由于农业社会的历史很长，农村人口始终处于高位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实行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方针，城市化严重滞后，农村人口占80%以上的局面基本未变，城市化水平很低。1949～1978年近30年时间，农村人口的比重由89.4%仅下降为83.6%[5]。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向非农业，农业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1995年全国人口为121121万人，而农村人口为85947万人，占总人口的70.96%，城市化的水平为29.04%。 这是根据户口统计的，如果把农村约2 亿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及其供养的人口计算进去，纯农业人口实际为45947万人，占总人口的38%。 过去人们常说，占人口80%的农民种地，这已经是历史。解决这个统计上的失真问题，最终要靠户籍制度的改革（目前已将农村集镇的常住人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2.职业结构 农村劳动力的分化最明显地反映在职业的分化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认为，“农业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已仅仅成为一个户籍的或居住地域的概念，在现实中已分化为农业劳动者、乡村工人（包括乡镇企业工人和农民工）、乡村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乡村个体工商业者、乡村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8个不同利益要求的职业阶层。 各阶层所占的比重为：农业劳动者55～57%，乡村工人24%，乡村雇工4%，农民知识分子1.5～2%， 乡村个体工商业5%，乡村私营企业主0.1～0.2%，乡镇企业管理者3%，农村管理者6%。这是1989年研究的材料， 反映了当时农村职业结构的实际，近10年来又有很大变化。
由于乡镇企业主体是工业，而工业的门类很多，因此从事工业的原农村劳动力几乎分布在所有的工业行业，包括冶金、机械、电子、化工、轻纺、服装、建筑、能源等。1996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构成为：农业2.48%，工业58.19%，建筑业14.42%，商业10.25%，服务业6.76%，交通运输业7.9%。第二产业合计占72.61%， 第三产业合计占24.91%[2]。
3.家庭结构 一是家庭的资产结构。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户家庭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随着劳动力的分化和职业的变动，家庭也拥有相当数量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从“无产者”成为“有产者”。1978年人民公社拥有固定资产849亿元，到1986 年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达到2393亿元，其中集体所有和农户所有各占一半[5]。到1995 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16050亿元，其中个体企业为4901亿元，占30.54%[2]。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农户集体投资2412.6 亿元，农户投资1919.9亿元[12]。由此可见，目前农村家庭已成为拥有相当数量资产的生产经营单位，这是农村改革的重大成果。二是农村家庭的经营结构，由单一经营农业型转为多种经营型，由专营第一产业转为兼营二、三产业，其中一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家庭，由以经营农业为主的第一兼营型转为以经营工商业为主的第二兼营性。中西部地区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这是劳动力分化的必然演变过程。三是家庭人口结构，人口的规模逐渐变小。过去农村家庭一般是三代同堂，也有四代同堂的；现在三代同堂的日渐减少，每户3～4人的占70%以上。由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家族制度的影响虽然比城市还要大得多，但正在日渐减弱，这是由于家庭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正在解体。当然以家庭的亲属关系形成的家庭网络，在农村经济社会活动中仍然呈现强劲的作用。
4.婚姻结构 由于农村逐渐走向开放，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婚姻上的重大变化。一是通婚圈扩大。过去由于封闭，通婚圈很小，近亲通婚的很多，新的婚姻法在一些边远山区难以实施，痴呆傻人口难以杜绝。在劳动力流动以后，异地通婚的数量增多，这不仅对改善人口的素质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有重要影响。二是在劳动力流动以后，流动人口的晚婚率、计划生育率和综合生育率比不流动的都有所提高。三是自主婚姻显著增加，据典型调查，一般农村婚姻当事人自己作主的占53.2%，父母作主的占46.8%，在劳动力非农化程度高的农村，自主婚姻的比例还要更高些。四是过去农村家庭户主都是男性，近些年来，由于妇女务工经商，特别是去外地务工经商，有的成为企业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户主变为女性，这是妇女解放的又一重要标志。上述婚姻结构的变化尽管还是局部的，但它的社会意义是巨大的。
5.文化结构 在农村劳动力分化中，不论是就地在乡镇企业劳动，或是跨地区打工，这部份人文化素质都相对较高。据调查，1993年跨地区外出的劳动力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0.3 %，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5.5%，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劳动力总数的20.3%。外出劳动力具有技术特长的占33.7%，占农村有技术特长的劳动力总数的29.9%。外出劳动力又以青壮年为主，35岁以下的占71.8%，占农村35岁以下劳动力总数的21.2%[4]。 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1996年在乡村集体企业5953万的职工中，大专以上占1.3%，中专占2.9%，技校和高中及以下的占95.8%。 乡村集体企业中有高级技术职称的占0.3%，中级技术职称占1.4%， 初级技术职称占4%；乡村集体企业职工35岁以下的占64.9%，36～50岁的占29.7 %， 50岁以上的占5.4%。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分化和转移到非农产业， 家庭收入比务农的要高，因而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辍学的比较少；在家庭消费中文化教育消费占的比重明显高于一般农户，这有利于农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近些年来，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开始走向农村（主要在乡镇企业），这对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将会发生新的重要影响。
在乡镇企业中，技术教育明显加强。在上岗前接受培训的企业日益增多。仅1996年乡村集体企业培训人员就达719万人， 占职工总数的12%，一些外出劳动力多的地区劳动服务部门与调入地区合作，实行岗前培训，为外出人员的顺利就业创造了条件。
四、结束语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分化，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是一场巨大的革命，既是经济革命，又是深刻的社会革命。亿万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以坚韧的精神，既改变着农村面貌，又陶冶着自己，在由传统的封闭状态走向现代开放文明中是一个重大转折，也在中华民族农民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农村劳动的分化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无论从存量看还是从增量看，完成这一分化过程仍然是十分艰巨的，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由于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极不平衡，分化的方式和速度会有很大差异，呈现区域性的特点。但是，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是以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为前提条件的。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高，这里的劳动力不足，因而吸纳了大量外地劳动力，并超过本地劳动力。这个事实给我们以启迪：在人多地少的中国，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业的现代化是能够实现的。
人们担心的负面影响，如工业布局的分散、耕地的大量占用、环境的严重污染、农田劳动力素质的下降等，都是值得十分重视的，这些问题均有待于在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中，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中逐步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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