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哲学：深挖理论 关注现实 反思方法——“十五”期间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价值论文,中国论文,现实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上的重大进展
(一)提出了哲学的价值论转向
“十五”期间，价值论在哲学中的意义日益突出，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受到重视。
冯平认为，所谓“哲学的价值论转向”，指的是价值问题在哲学研究中的凸现，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哲学研究视界的转换。对哲学价值论转向的分析包含三个层面：哲学观的变革，世界观层面的变革和相关的研究方法以及支撑这些研究方法的基本信念的变革、研究主题的变化。在西方哲学史上曾有过两次明显的价值论转向。第一次发生在古希腊由自然哲学到伦理学的转变之中；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中叶，它的标志是一种自觉的以价值问题为主题的哲学理念的诞生；目前哲学发展正在酝酿着第三次价值论转向。面对现代人类所面对的种种危机，反思20世纪哲学的发展，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应该推进哲学的这次价值论转向。[1]
孙伟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生活实践中价值问题的突显，“拟科学”的传统哲学本身也面临困境，当代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中已经或正在出现所谓“价值论转向”。价值论转向并不仅仅意味着价值论的出现，它还将导致哲学观、哲学研究视角、哲学思维方式，以及哲学精神等的革命。[2] 董世峰认为，价值概念群、价值领域、系统化价值理论的建立标志着近代哲学完成价值学转向。[3]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伦理学转向，一是基于研究重心由“应当”问题转换为“德行之所以然”的问题，二是基于研究范式上由目的论、德性论、义务论等转换为价值论。[4]
何仁富认为，尼采以强力意志永恒轮回的生成世界观、透视认识论和生存价值论颠覆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实现了形而上学的价值转向。[5] 谢军认为，哲学自身的危机和科学对哲学的挑战，唯科学主义的盛行促使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总体上呈现出价值论转向的特征。[6] 韦朝烈认为，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价值哲学转向的背景。[7] 陈新汉认为，中国的价值论在20世纪末实践标准的讨论中诞生。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多元价值及其冲突是价值论研究经久不衰的深广社会背景。价值论研究促进了哲学本体论的价值论转向和哲学认识论的价值论转向。[8] 江畅认为，哲学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以价值论为中心重新构建。从人类生存的角度看，不仅需要本体论、认识论的研究，但更需要价值论的研究。[9]
(二)提出了在实践基础上重建价值哲学的理念
冯平认为，价值哲学的本质特征是：以人类活动的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价值哲学的建立已成事实，分析哲学对价值哲学已遮蔽。要在实践基础上重建价值哲学。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石的唯物史观给我们研究价值问题以重要启示。价值问题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的问题。[10] 李德顺认为，马克思哲学以对人的本质和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解为基础，揭示了价值现象的秘密，从而确立了自己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11] 王玉梁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哲学观和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论指导价值哲学研究，科学地解决了价值本质和价值标准问题。[12] 何萍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属于现代人文主义哲学传统，马克思价值哲学有几个重要概念：“实践”、“共产主义”和“异化”。[13] 徐长福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包含许多维度，其中首要的是价值维度，即把实践作为世界的价值本质、人的终极价值，亦即价值本体来看待。[14] 马克思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人的本质概念：一是价值本质，关涉人的“应该”；一是事实本质，关涉人的“是”。[15] 李江凌认为，马克思确立了价值哲学的根本理念；开启了考察世界的价值视角；以实践作为价值的基础，现实地、社会地和历史地理解价值的本质。[16] 汪信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变，既是哲学理论本性的根本变化，也是广义价值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17]
(三)思想史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整理
冯平、陈立春认为，从乌尔班的《评价：其性质及其法则》开始，价值哲学的研究主题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由新世界图景的价值哲学建构，转向对价值哲学理论的研究。换言之，在此之后价值哲学研究结束了形而上学阶段，而进入了认识论阶段。在认识论阶段，评价问题成为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对评价问题的研究中，乌尔班开创了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经验论研究理路。我国近20年的价值哲学的研究范式与乌尔班开始的美国价值哲学的研究范式十分相似。[18] 李江凌认为，美国现代哲学家培里创立了一般价值论——价值兴趣论。它具有以下特征：生存论的思维方式，兴趣中心的理论主旨，自然主义的哲学倾向和经验描述的研究方法。[19] 黄涛从学术史上追溯和梳理了把握价值论自然主义径路的基本方式，着重研究了美国哲学家S.C.佩佩尔，认为他从目的性行为结构分析和选择系统理论两方面探究价值的来源和基础，为反思自然主义价值论径路提供了一个经典蓝本。[20] 董立河认为，怀特海构建了一种新颖的价值理论，主要包括“样式理论”和“感受理论”两部分。他的价值理论是贯穿于其早中晚期哲学的一条红线，更是其晚期哲学的核心。[21] 江传月研究了黑尔的价值语言，[22] 研究了刘易斯沟通事实与价值的方案。[23] 姜赞东认为，尼采不仅以生命为基础重估一切价值，而且初步地进行了自然主义价值的建构。他还开创了价值哲学的相对主义方向。[24]
程金生认为，价值本源问题是价值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它对价值的价值性进行追问。海德格尔反对主体性视野的价值哲学，主张基于存在自行发生立场的价值哲学，这种思想具有改变整个西方文化发展方向的意义。[25] 许为勤认为，布伦塔诺在价值的来源、价值的判断把握、价值的内观方法、及如何达到至善等问题上对价值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26] 郝亿春通过研究哲学史得出，道德价值开显的一条可能通道是情感——价值现象学。[27] 布伦塔诺借鉴描述心理学的方法，试图在其哲学理论中提供出普遍有效的“价值”来取代相对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价值”。[28] 邹伟忠认为，舍勒启发我们，价值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使得人格介入和参与到价值和价值本质的相互联系之中。[29] 董世峰认为，N.哈特曼价值接受理论的根本前提是人先天携带着“模糊的”价值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价值绝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之间的张力，同时显明整个价值柏拉图主义的二难困境。[30] 刘尚明、彭隆辉指出，迈农重新诠释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把价值奠基在情感和理智之上，并新颖地处理了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和个人价值与非个人价值的调和问题。[31] 颜昌武认为，文德尔班开创的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是对黑格尔之后以危机形式表现出的“哲学合法性”的探求，文氏继承了洛采的价值思想，并将其置于康德先验哲学的框架中，从而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先验价值哲学。[32] 魏义霞认为，中国古代与近代不同的价值旨趣和精神追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价值哲学的转型特征。[33]
(四)全球化背景下，价值冲突与人文精神的讨论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呈现多元化面貌的世界文化，是否应该并且能够同步地走向“全球化”？李德顺提出“内生式”的路线，即在尊重主体(国家、民族、群体和个人)权利和责任的前提下，通过开放式的实践过程去发现和确立具有合理性的共同规则。[34] 在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核心是价值和价值观上的冲突和融合。认真地对待价值观的“主体性”和“超知识性”、“多元性”等特性，将有助于“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35] 马俊峰认为，全球化时代需要各个民族国家超越民族主义的立场，从人类主体的高度和人类的价值视野来思考各种问题、谋划共同发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36] 在全球化条件下，我们有必要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待当今世界的价值观念冲突问题，寻求一种战略意义上的应对之策。[37]
晏辉认为，由市场经济直接推动的全球化过程引发了直击生活深处的价值冲突，使生活世界具有了价值二重性。而诸多价值冲突，最为深刻的根源在于做人的理念和做人的方式成了问题，从人性与文化即人文出发解读当代价值冲突是一种必需的维度，重建人文生态是消解当代价值冲突的根本路径。[38] 王伟民认为，我国转型期价值观念冲突表现为：主导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民族化与全球化的价值冲突；社会心理与社会理性的价值冲突。[39]
孙伟平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价值冲突的消解，普遍价值的形成，只能在具体主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交往和实践活动中，通过求同存异、相互协调才能形成。[40] 王南湜认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将导致全球社会结构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变，而这将导致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三大领域中价值的分离性发展。[41] 陈应春、董继祥、雷震认为，价值的绝对主义冲突往往导致比价值相对主义更加严重的后果。它的绝对性、极端一元性对世界的和谐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42] 陈新汉认为，人的存在及其活动是价值世界的核心，价值世界以人为本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要弘扬人文精神。[43]
(五)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考察
陈新汉认为，当代价值观研究是中国社会转型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反思。20多年来，我国价值观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再到热的历程。[44] 张理海认为，我国学界关于价值观(哲学)的研究、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大体走过了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的觉醒再到各种“学说”呈现的历史，表现出注重把价值观(哲学)研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注重对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的价值问题的研究以及注意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资源等特色。[45]
江畅认为，价值观念现代化的结果会程度不同地具有国家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特色。中国价值观念应该具备的自己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6个方面：1)追求和谐；2)关怀他人，3)重视整体，4)注重合作，5)崇尚道德，6)讲究情趣。[46] 伍学军认为，实用主义价值观与邓小平的价值观存在讲求实效的共同点和价值主体和价值标准的不同点，在邓小平那里，价值主体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价值标准是人民群众的幸福。[47] 吴文新认为，我国现阶段价值系统的主导内容为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和尊崇劳动等观念。[48] 马俊峰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重建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价值观。[49] 冯军指出，经济全球化时代，因其价值多元主体的存在，不仅文化的多样性长期存在，而且价值观念仍将继续呈多元化发展。[50] 张书琛通过社会调查探索了体制转轨时期珠江三角洲人的价值观，[51] 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正问题。[52]
王建国认为，市场经济中，“价值”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个人的“价值观”也呈多样性。应将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科学的价值观。汪辉勇认为，价值观既可以说是一种以价值为对象和内容的观念，也可以说是认识和掌握对象世界的一种方式。价值观最本质的内容是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53] 许斗斗通过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价值趋向的解读与分析，说明对价值理论的研究决不能避开对世界观的考察。[54]
二、理论上的重大分歧
(一)理解价值本质存在众多分歧
“十五”期间，理解价值本质出现三种模式：认识论模式、本体论模式和实践的模式。具体观点如下：
马俊峰认为，价值不是自然事物的属性，而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对象与人的关系。[55] 朱宝信不同意价值本质的“属性说”和“关系说”，认为价值具有属人性、关系性和被人赋予性等三个特性，因而价值本质是人依满足自身需要与否而对物所作的效用性评价。[56] 苏富忠提出价值的“授受关系说”，价值是在价体与主体的关系中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出发，形成了关于价值的授受关系说。[57] 王海明认为，价值只能定义为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效用，只能用主客体模式来界定。[58] 王玉梁也认为，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效应，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59] 赖金良不赞成“主客体关系模式”，因为除了导致一种关于价值本质的效用主义解释之外，这一方法论模式还意味着对人的拒斥和消解，它使价值论研究丧失了人学的基础。[60] 韩东屏认为，“元价值”是比“价值”更基本的概念，价值由元价值派生。各种价值理论体系，只有增设了“元价值”概念，才能避免价值定义的内在逻辑矛盾，即将人遗漏于价值定义域之外的问题。[61]
黄凯旋认为，顺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可把价值定义为“存在者存在的意义”。[62] 孙美堂认为，价值本质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应是关注价值之“是”，而不是它是“什么”。即是说，关于价值，关键的不是它是“什么”、它“所指”的那个质，而是它的动态生成过程、它的“是”、“在”( robe,sein) 。[63] 李江凌认为，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价值本质，就应该从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去理解。[64] 尹星凡认为，价值即意味着人们生活和实践的目的性，意味着人对自身生存需要、愿望和理想的追求；意味着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结果；也意味着与人们的目的相一致的实践活动和手段的必要性。[65]
(二)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
自然是否有内在价值和主体性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两个焦点。
余谋昌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20世纪的关键词，“自然价值”是21世纪的关键词。在理论转变和实践转变方面，都需要确立自然价值概念。[66] 孙宏义、张谨毓认为，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命中心主义的对立，就是要确立起一个新的价值主体：自然界。[67] 卢风认为，主体性是相对的，主体性可表现为不同程度。人不是最高的主体，更不是绝对主体，大自然才是最高的主体。非人存在物亦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从而有其内在价值和权利。[68]
韩东屏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认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并试图通过价值客观主义和泛主体论来提供理论证明。可是他们的证明并不成功，因为价值并不是自然物的客观属性，非人存在物也统统不是什么“价值主体”。[69] 江畅认为：从人类的实践后果来看，人类中心主义信念产生了双重效应，但它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人类中心主义不应放弃。[70] 李建珊、胡军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论提出的“自然内在价值”概念是对价值概念的泛化，错误地把价值的客观性等同于价值本身，把存在命题与价值命题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的理论，“自然价值”是自然对于整体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71] 袁祖社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并不等于否认自然具有价值。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应然基础，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的价值以新的涵义。[72]
贾向桐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各有局限，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则需要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新的人文理性尺度。[73] 刘英、方政认为，两者分歧的依据是人是否是价值的唯一载体；两者分歧的原因是对内在价值理解方式的不同。[74]
(三)如何看待“休谟问题”存在严重的分歧
在看待休谟问题上存在着三种角度：历史—文化背景的角度、哲学根据的角度和逻辑推演的角度。
龚群认为，休谟的事实与价值是在一种道德文化转换背景下区分的。新自然主义区分自然事实与社会事实，认为价值与社会事实内在相关，这一认识揭示了价值的源泉。[75] 周茜蓉、程金生认为，休谟对“是”与“应该”关系的理解具有历史—文化内涵，他的理解作为一种批判意识，在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方案知识学建构的内在困难。[76] 程仲棠分别对休谟法则即“不可能从‘是’推出‘应该’”的哲学根据和逻辑根据提出质疑。指出，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症结在于忽视社会事实的特殊性，社会事实具有内在价值。休谟法则与道义逻辑语义学是不相容的，它不是逻辑规则，而只是逻辑假说。存在着从事实命题推出规范命题或评价命题的有效推理，从而证伪了休谟法则。[77]
韩东屏认为，休谟问题乃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应当”不是由于有“是”，而是由于有“可以”才被提出的。推导过程的关键是“可然”到“应然”的过渡，基本方法是比较评价法。[78] 杨媛，陈晓平认为，借助于重复博弈模型，休谟问题以新的形式依然存在，休谟问题是不可能完全解决的。[79] 杨曾宪以系统价值学为依托，提出修正休谟法则的观点。[80] 李洪卫指出，艾耶尔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观点启发我们要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进行经验事实的互补，避免由于个别经验导致的武断、专权。普特南事实与价值相融通的观点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现象背后的价值蕴涵。[81] 李江凌认为，培里借助于兴趣来定义价值，试图沟通事实与价值，属于自然主义价值论，事实上，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合理地解释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82]
朱宝信认为，依据柏拉图的理念论，可以断定：事物既有物理性质的知识一面，又有向善性质的价值一面，因而是知识和价值的合一。[83] 杨国荣认为，存在的现实形态既关联“是什么”，即事实层面，又涉及“意味着什么”，即价值层面。存在把价值和事实相勾连。[84]
三、方法论上的自觉反思
真正独特的价值论研究方法的欠缺，是制约当前价值论取得重大进展的“瓶颈”。
崔秋锁认为，21世纪价值哲学发展的关键，是其研究方法的发展。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既是价值哲学走出目前困境的正确道路，又是其研究方法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合理方式。[85] 兰久富指出，国内价值哲学的研究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在研究目标上与具体人文学科相脱节，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不能摆脱知识论思维方式的束缚。价值哲学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与具体人文学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86]
张曙光认为，要使价值论研究有一个新的拓展，就必须走出认识论框架，重新解释“实践”并以实践概念所体现的生存现象学方法来透视价值。[87] 邹诗鹏认为，价值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也应该有其以生活世界为核心的存在论蕴含。[88] 孙伟平说，在拟科学、认识论的视域和研究方式中，很难接受和处理价值问题。[89] 程金生指出，价值哲学在我国进展并不明显之根源在于价值哲学的研究受制于知识的逻辑构造的问题意识大大多于受制于针对时代困境的问题意识。因此，价值哲学研究必须进行方向性的扭转：从面向知识逻辑转向面向存在的问题意识。[90] 晏辉提出，价值哲学首先要确立一种问题意识，本体论的研究范式保证价值问题研究的彻底性，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式保证价值问题研究的现实性。[91] 何萍认为，新世纪的价值哲学研究方法是哲学式的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是本体论的而不是认识论的。[92]
孙利天指出，后期海德格尔通过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力求超越把存在价值化的价值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过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摧毁了一切理性批判和价值选择的标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力求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重建某种普世的价值和伦理。这些当代价值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先验形而上学的思路。[93] 胡海波认为，只是按照西方“价值哲学”的理论范式，仍会致使哲学的“价值”概念抽象化，从而失落哲学与人本身。在中国哲学中，哲学就是一种价值性的思想。因此，通往哲学的价值主题，并非仅有西方哲学一条理论路径。[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