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文[1]2003年在《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问题应该说是一个老而常新的问题。在人类二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总是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经历了“守夜人”、“看得见的手”、“市场失灵弥补者”、“市场的伙伴”、“企业家政府”等多次变革。每一次政府角色的转换，既适应了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反过来推动了现代化的巨大发展。适时转换政府行为已成为现代化正常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世界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政府行为是影响现代化进展的关键变量。 把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可以辨别出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特殊意义和政府行为的合理取向。 西部农村是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西部农民是中国最贫穷的社会群体。西部农村现代化滞后已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国际局势和中国加入WTO、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国内形势，如何才能加快西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这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全局和我国能否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大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但这一方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 选择《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这一论文题目，就是探求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加快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无论是从选题本身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来讲，还是从其研究所涵盖的理论探索和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迄今为止，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制度约束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对中国落后地区现代化中政府的作用及其限度问题的系统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守夜人”理论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弥补“市场失灵”等理论，都不完全适宜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的现实，不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今日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作用和行为，需要作一些新的理论探索。本文的研究就是一种尝试。这种研究可以丰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行为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就实践意义而言，当前西部农村现代化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挑战与机遇并存。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及西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部地方政府进行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并使政府行为能在一个科学、制衡的制度框架内受到约束。这是加速西部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以研究西部农村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就政策意义而言，对西部农村地区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定位，提出提高政府行为有效性的途径和措施，可以为各级政府的西部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本文明确提出了在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要以“有效性”为基准进行政府行为的定位，实施“有限高效”的政府行为模式，并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地论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是以市场合理性为基准，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弥补市场失灵。但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原则的运用，是以市场的自然演进和成熟市场经济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用西方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范围与职能界定西部农村现代化中的政府范围与职能，必须的基本前提和假设前提不能成立，无疑是将一个有待发展、有待完善、还很脆弱的市场经济等同于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新型工业化国家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是以计划合理性为基准，注重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政府不仅弥补“市场失灵”，而且替代市场。这种政府行为模式是以强政府能力为基础的，往往会造成旨在补充、增进市场作用的干预最终变成了对市场的替代，使市场机制无法形成的情况，出现严重的“政府失灵”。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形势下，在西部各级地方政府能力普遍缺失的约束条件下，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只能以“有效性”为基准进行政府行为定位，实施“有限高效”的选择性政府行为模式，即政府根据自身能力，遵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选择、高效率地履行其职能，实现以较少的成本投入，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和发展进程的反复，达到提高发展水平和缩短发展时间的目的，从而加快现代化的进程。这既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又能够纠补政府失灵。 本文认为:实施“有限高效”的选择性政府行为模式，提高政府行为有效性是应对新形势的挑战，发挥后发优势，加速西部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提高政府行为有效性要求政府行为必须与其能力相适应，必须充分反映时代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并以政府成本—收益分析为政府行为选择的依据。政府只有将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够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同时不断提高政府行为的 “投入—产出”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在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政府失灵”，从而使西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实现跨越式发展。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思路?
王亚明[2]2017年在《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叁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促进农村社会整合与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农民阶层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这既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证明,也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所证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农民也出现了分化,农民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实现小康目标的直接动力。同时,农民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也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是转型现实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权利观是理解中国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理论,利益关系和利益协调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农民分化即基于承包制基础上的利益分化,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是由于利益矛盾引发,社会整合关键在于利益整合达到社会利益均衡,农村社会和谐是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中国农民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按历史进程而言,主要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制约性的农民分化,20世纪90年代地区流动性的农民分化,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是由市场化改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多种原因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变动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党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利益调节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行承包制、开展多种经营、试行和完善村民自治、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等,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极大作用。在农民分化过程中,东西部表现出很大差异,包括职业、收入和消费差异叁个方面。浙江和四川的农民分化具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农民分化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如不同地区农民内部不同群体规模、比例和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在浙江和四川内部是如此,浙江和四川比较也是如此。影响农民分化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文化和观念差异、产权制度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水平、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等方面。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农民分化在激发农村社会活力,大量增加社会财富,普遍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阶层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为农村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上的矛盾。深入研究农村阶层矛盾,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农村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减少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阻力。论文对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社会急剧分化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中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西部农村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以社会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社会整合作用。为了推进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论文提出了促进农民分化与社会和谐的原则、方法和具体对策。这些原则主要是公平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方法主要有: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农民民主为重点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等。农民分化既是农民个体市场化的行为,也是资本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城乡发展和现代化的全局才能对农民分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农民分化是社会系统变迁中的重要一环,农民分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密切相关。促进农民分化,解决农民分化中出现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需要有全局视野,也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和社会形成共识和凝聚力。要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西部地区探索赶超型战略的决心和路径,同时,包括国家政策和东部生产要素在内的外部资源也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徐云松[3]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李培文[4]2004年在《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中政府行为定位的新视角》文中认为科学合理的政府行为定位是西部农村现代化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只能以"有效性"为基准进行政府行为定位,政府行为必须与其能力相适应,必须充分反映时代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并以政府成本收益分析为政府行为选择的依据。政府只有将能力集中于它能够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同时不断提高政府行为的"投入产出"效益,才能在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政府失灵",实现以较少的成本投入取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目标,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和发展进程的反复,达到提高发展水平和缩短发展时间的目的,从而使西部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赵常兴[5]2007年在《西部地区城镇化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走向文明和社会进步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西部城镇化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滞后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不但严重阻碍了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也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全局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本研究以西部地区城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它的基础条件、发展历史、现实状况及未来发展战略进行探究,系统地梳理了西部城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运用双向思维分析了西部城镇化基础条件的优势与劣势、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探究西部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期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本研究首先全面分析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基础性条件。影响西部城镇化的基础因素包括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文环境等。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优劣共存,既具有资源禀赋优势,又存在地形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等制约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人文环境错综复杂,大大增加了城镇化推进的难度。通过对基础性条件进行分析,指出必须正视现实、立足区情、因地制宜来推进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回顾了历史时期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过程,总结出它的阶段性特征和政府主导性特征。第一,阶段性特征明显:封建社会时期得到发展的城市主要是各级行政中心,政治职能明确;在近代的发展基本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影响,西部城镇化发展起伏波动,有前进也有倒退;改革开放以后,西部城镇化实现了健康发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第二,政府的主导性特征突出,决定着西部城镇化的方向和发展速度。进一步展开对西部地区城镇化现实发展状况的分析。首先,概括了西部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其次,剖析了制约西部城镇化发展的多方面因素,除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等常规因素外,还提出政策与制度障碍和地理空间格局不经济限制了西部城镇化的推进;最后,分析了促进西部城镇化发展的有利机遇和动力条件,主要包括国家扶持、政策倾斜、比较利益驱动、信息化与信息技术发展和制度创新等。探讨了西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行为选择和制度创新。西部城镇化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模式,决定了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本研究分析了政府的角色定位;探究了政府行为选择的重点,如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与城市发展规划、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进一步提出政府应当适时开征生态资源税,建立和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以制度创新促进西部城镇化协调持续发展。探寻了西部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建议充分发挥西部资源优势,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建设资源性城镇;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将生态移民与城镇化相结合,走生态型城镇化道路;依托主要交通干线发展城镇密集带;在边境地区发展边贸驻军型城镇;依托特色旅游资源,发展特色旅游型城镇。各地区应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城镇化模式,促进本地区人口和产业的非农化。最后,对西部地区城镇体系构建和未来城镇化发展战略提出构想。论述了西部地区城镇体系构建的目标,即:建立各等级城镇合理均衡分布的规模结构、功能明确分工合理的职能结构、“点轴面”立体布局的空间结构。提出未来西部城镇化的总体发展战略,即:以突出西部特色、走多元城镇化道路、在局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总体指导思想;以生态保护、城乡统筹、外延扩张与内涵提高并重、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兼顾地区差异和可持续发展为指导原则;以本世纪中叶基本完成城镇化、促进城镇质量全面提升为战略目标;以发展大中城市为战略重点;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本研究最后指出:基于西部地区特殊的区情,发展小城镇切忌遍地开花,应主要选择以条件较好的县城和重点中心镇为发展对象,有重点地适度发展。
王洪涛[6]2013年在《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地理自然生态条件差异以及人类个体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贫困问题是当今的世界性的课题。贫困不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中国的贫困主要在农村,而农村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是中国自然条件最为恶劣、少数民族最为集中,贫困发生最为广泛的地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独特的区域性个性,表现为高原山区的特点、少数民族的特点和边远地带的特点。西部贫困地区的贫困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形成的一种综合现象,是历史的积累。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格外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针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居住分散、地理条件恶劣、交通闭塞、经济较为落后的状况,实施特殊民族政策以帮助其脱贫,并且进行扶贫开发的30余年来,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种种原因,我国西部农村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地区,贫困问题仍然格外严重,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绝对贫困人口多、面广、程度深、返贫率高,由此构成了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严峻挑战。对中国西部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加快贫困户的脱贫步伐；有利于实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利于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找出制约我国西部农村的贫困因素,对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可以探索出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有效途径。本文梳理了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基本理论,从贫困的内涵、分类和测定方法入手,对贫困与反贫困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在此前提下,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必要性,认为西部农村反贫困是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应然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民族团结与发展的推动力。在分析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对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状况、特殊性和反贫困历程进行了阐述,并进一步分析了制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因素。针对制约因素和在反贫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探讨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推动力和模式选择,认为西部地区农村应当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应采取多元化的反贫困模式,最终提出了推进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方式的创新：坚持开发式扶贫和社会保障相结合；坚持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外部支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阐述了主要脱贫途径选择：一是走农业产业化道路,消除或减缓贫困；二是严格控制贫困地区的人口过快增长；叁是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制度；四是易地扶贫搬迁。指出了主要扶贫方式的选择,也就是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的协调统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周鹏[7]2013年在《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活动迅速扩展,地区资源耗竭和环境问题正在演变为全球问题,全球生态经济环境整体呈恶化趋势。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庞大,人均资源占有较少,资源环境发展失衡,土地可使用率较低等因素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欠发达,农牧民存在过度垦殖、过度放牧的问题。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农牧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致使一些地区陷入了“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中,要打破这一怪圈,促进当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进行生态移民建设工程,把西部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农牧民转移出来,使生态贫困地区的生态、经济得到良性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环境良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建设要求。“十八大”正式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强调“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生态移民作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扶贫开发的重要举措,被广泛实施于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和扶贫开发中,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同。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移民的可持续安置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重要举措。生态移民问题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问题。研究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问题目的于全面总结我国生态移民历史经验,探讨西部地区农村牧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生态移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实现农牧区、农牧民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人口迁移定律、可持续发展理论,公平理论、生态恢复与生态经济理论、生态移民制度选择影响因素理论、外部性理论等为基础,以实地调研、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等为研究方法,在比较全面梳理国内外学界生态移民研究已有成果及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国家“十二五”规划及国家《生态移民建设规划》,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生态移民问题进行研究,根据我国西部地区地理区位条件和现实条件,通过对不同类型移民模式的探索来选择适合西部地区的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对整个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评价,一方面有助于完善我国生态移民理论,为后续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发现生态移民可持发展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原则、移民过程及后续发展的耦合机制和实现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蔡竞[8]2002年在《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任何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和相关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客观差距，尽管西部各地致力于区域经济增长，但受制于交通闭塞、通信落后，加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非一日之功，因而整体的城市化水平很低、城市总数少，发展不平衡，未能形成具有聚集效应、释放能量大的不同层次的中心城市。可以说，城市化滞后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尤其是西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围绕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去选择适宜的城市化路径和方针；如何加强城市建设与管理；如何合理发展大中小型城市（镇）；如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如何建立协调的城镇规模体系；如何建立科学的制度支持系统和指标体系……，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基本建立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背景出发，以四川城市化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翔实的调查与研究，并力求将发展的路径上升到政策的高度，冀望能有助于加快西部地区特别是四川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以实现推动一、二、叁产业良性互动，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融共长的目标。本论文共分为9章。论文最开始为总论部分。点明了研究的背景、目的以及国内外城市化研究的现状，重点阐述了国内外城市化研究的各种代表性理论：西方城市化研究的代表性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化观点和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城市化研究的代表性理论。第一章：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发展战略。回顾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我国与西方的发展历程，对传统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认为传统发展模式发展到今天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可持续发展模式正日益受到各国的青睐。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可持续发展思想更具指导意义，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可以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历程中所走过的弯路，更好地推进城市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与指标体系，提出了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与原则，并且指出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持续的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经济系<WP=4>统的高度统一。第二章：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普遍规律与发展趋向。界定了城市、城镇的不同涵义，简略回顾了城市的产生过程、发展阶段及其动力机制，概括了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几种经济规律，重点回顾与展望了世界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和趋势。第叁章： 四川城市化水平与全国及东部、西部与西南地区的比较分析。论文从城市化进程、城市经济功能、城市服务功能、城市环境和生活水平等几方面，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与数据分析，对四川城市化水平与全国、东部、西部及西南地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比较，重在说明四川城市化发展的滞后与加快城市化发展的迫切性和长期性。第四章：加快四川城市化进程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加快城市化的有利因素颇多，如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总体趋好、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力度加大、四川经济发展加快且人口增长趋缓等等。但是，四川城市化发展也面临许多不利挑战：体制性障碍未能消除，产业结构尚不合理，不利的区位制约，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城市区域经济布局很不合理等。第五章：四川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指导原则与实施规划。从宏观上提出了加快四川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指导原则和发展目标，重点设计了四川城镇的发展规划：城镇空间规划和城镇人口规划，包括建制规划、规模结构规划、职能分工规划、空间布局规划。建立了城镇建设的各项指标：用地、园林绿化、能源、道路交通、给排水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等指标体系。第六章：四川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方针与路径选择。首先，提出要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在追求水资源和土地等稀缺资源的高效利用、改善城市环境和提高人口素质上加大力度。其次，根据城镇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了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支持系统。最后，结合我国尤其是四川实际，提出要改善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优化城市发展环境的主张。第七章：四川不同类区城市化发展的实证分析。以四川叁个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区：特大中心城市--成都、现代化大城市和中国西部科技城--绵阳、资源开发型城市--攀枝花为例，阐述了四川不同类区城市化发展的现状与发展途径。第八章：新世纪初四川城市化发展的对策研究。该章也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和归宿所在。论文对加快四川城市化发展，重点从以下几<WP=5>方面进行了展开：要通过推进工业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视发展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以及发展现代都市农业，增强城镇经济辐射力和带动力；要建立规模合理、等级有序的城镇结构体系；要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进程；要尊重客观规律，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要树立现代城市形象，营造新型城市社区文化环境。本研究似有如下主要创新之处：1. 论文选题具现实性、前瞻性与综合性。在我国，对于城市化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开展过不少的论证，出台过一些政策性文
杨令平[9]2012年在《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的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路线图。从我国东中西叁大区域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由于西北地区义务教育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谷,因此毫无疑问,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攻坚部位在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并发挥作用,但政府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既可能表现出积极的作为,也可能表现出消极的行为,从而使得政府既是加快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积极力量,同时也是延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源。因此,政府行为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是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本研究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文献法、比较分析、调查方法、理论分析等相关研究方法,以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为研究对象,对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及政府行为的相关理论、政府行为的作用机理、内容和行为方式、评价标准、成效与问题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与分析,借鉴国外部分国家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的实践,提出了优化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思路与策略。本研究主要内容有：第一,梳理了相关理论。社会正义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公共服务理论、政府行为扩张理论和官僚行为增长论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厘定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边界。在系统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作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主要责任人的合理性,阐述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作用机理、主要内容和行为方式。第叁,建构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政府教育行为的内容和方式,明确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的行为方式定位,初步建构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评价指标体系。第四,论证了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成效、问题及危害。选取西北地区有代表性的7个县,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和手段,对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考察与分析,描述了政府行为的主要成效,即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初步建立、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师资队伍得以显着提升、教育均衡化水平明显提升。阐释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存在的发展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越位”与“缺位”现象明显、“政府悖论”现象和政府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等问题。分析了政府行为问题可能导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交易成本增加、寻租及腐败现象严重、公共政策失灵和虚假均衡发展等危害。第五,剖析了政府行为问题的成因。从公共管理学、新制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剖析了政府行为存在问题的原因,指出导致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行为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政府的“经济人动机”、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相关法律规章制度缺位是导致其行为问题的主要根源。第六,提出了政府行为优化的思路与策略。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优化是一个渐行渐进、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系统工程。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优化的总体目标总体目标是坚持科学、全面、均衡的治理理念,实现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具体标准是实现政府交易成本降低、政府理性得到增强、政府行为有效且有限、政府义务教育服务水平提高等。总体思路是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和城乡一体化之路。具体策略有：改善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发展的社会保障条件,应消解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形成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制度创新与政府再造,应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建立科学的政绩观和官员考核制度、健全和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管理体制机制；勘定政府行为边界,应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健全政府行为效能提升的长效机制、加强政府监督机制建设。
成卓[10]2009年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席卷全球的知识经济浪潮推动和经济区域化、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的国际环境中,人类跨入了崭新的21世纪。然而,作为全世界广泛关注的“3P”问题(poverty(贫困)、population(人口)、pollution(污染))之一的贫困问题,依然犹如“幽灵”般笼罩和游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里,挥之不去。据联合国统计,2006年全世界仍有8.54亿人长期遭受贫困和营养不良之苦,有超过10亿的极端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世界各地还有11亿多城乡居民喝不上清洁的饮用水,更有26亿人连基本的卫生设施都没有。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全球贫富国家人类发展差距依然在扩大,在人类发展属于低水平的31个国家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占28个,而人类发展指数排名第1的挪威比排名最后的尼日尔人均富裕程度高40倍,人均预期寿命要高一倍,更惊人的是贫富个人间的收入差距,全球最富裕的500个人的收入,超过了最贫穷的4.16亿人的总收入。即使在同一国内贫富差距也相当巨大,在美国最富裕的20%的人口人类发展指数与世界最高的挪威一样,而最穷的20%的人口人类发展指数只相当于排名第50位的古巴。贫困作为一种无声的危机,严重阻碍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是导致当前区域发展失衡、地区冲突不断、恐怖主义蔓延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反贫困治理便成为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作为世界反贫困治理的重要实践者与开拓者,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一直致力于彻底消灭贫困的努力。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实施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全面的反贫困治理。以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叁中全会和1979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为起始标志,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大致经历了制度性变革推动下的大规模缓解贫困阶段(1978—1985)、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区域性扶贫开发阶段(1986—1993)、政府主导型的八七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农村反贫困新阶段(2001—至今)这样四个阶段,期间通过中央政府的强大主导、社会各界的倾力支持以及贫困地区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走出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反贫困之路,形成了一整套“综合开发、全面治理”的卓有成效的反贫困战略模式,农村贫困人口总数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1/4降至目前的1/20,贫困发生率也由1978年的30.7%奇迹般地下降到2007年的1.6%。就2007年来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较2006年减少了1378万,其中人均纯收入低于785元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148万减少到1479万,人均纯收入在786元—1067元的低收入人口从3550万减少到2841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仍有4000多万数量庞大且脱贫难度较高的农村贫困人口,他们的形成往往基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薄弱的基础设施、低下的自身素质、落后的生产方式、传统的社会资本、不足的资金投入以及不尽完善的扶贫制度、扶贫机制和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制约和阻碍,导致贫困人口呈现出数量依然较多、分布相对集中、贫困程度较为深重等严峻的发展态势。同时,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点,如西部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贫困人口边缘化分布趋势显着、老人、妇女、儿童贫困发生率较高以及人口文化素质与贫困发生率成反比等特点。如果任由这一趋势恶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将很不利于中国政治局势的稳定、经济水平的提升、和谐社会的构建、资源环境的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因此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我们必须尽快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与持续发展找寻一条可行之路。本文从促进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这一视角入手,基于发展经济学的定义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应当包括叁个层次,一是促进贫困人口脱贫,即满足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二是鼓励贫困人口生产,即为贫困人口实现基本生产需要的满足创造条件；叁是促进贫困人口发展,即加强对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巩固脱贫成果,推动其走上持续发展的致富之路。在明确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内涵的前提下,本文系统分析和论述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严峻态势及特点,分析了贫困人口形成的原因及贫困人口过多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基于贫困地区在地域分布上显着的生态脆弱性、资源富集性、民族性、老区性、边境性等特征,将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功能定位确定为五个,即：中国重要的生态脆弱区、中国宝贵的战略资源储备区、中国原生态文化的发源区、中国革命贡献区以及中国国防安全的前沿阵地。而在明确了贫困地区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本文总结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五个战略转型,强调当前必须从总体上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型,从模式上由开发式扶贫向发展式扶贫转型,从体制上由政策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型,从机制上由纵向扶贫向横向扶贫转型,从目标上由救济式扶贫向能力扶贫转型。只有实现了这一系列的转型,才能真正促进贫困人口从满足基本需要能力做起,逐步培育其基本的生产能力,最终实现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在宏观的指导方针确立之后,本文结合基本需要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的要求,就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从制度安排、机制设计、战略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较为独到的见解。首先,就制度安排来看,本文认为制度和治理是反贫困的关键环节,扶贫制度安排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当原有制度安排阻碍或限制了经济社会前进的脚步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就势在必行了。因此,针对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进程中存在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本文主张必须从确立法律制度、完善政策体系、规范管理制度、实施扶贫计划等四方面进行调整,从而依靠健全的、有效的制度力量指导和规范反贫困的行动；其次,就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机制设计来看,本文指出扶贫机制改革的基本前提是以人为本,规制和协调政府行为是机制重建的内在要求,同时在机制设计理论指导下推进农村贫困地区实现激励相容也是机制重建的重要内容。鉴于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机制设计存在的问题,本文强调必须从建立传递机制、创新整合机制、完善参与机制以及强化监督评估等四方面进行反贫困的机制建设,进而通过合理的、高效的机制运行来推动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最后,就战略对策来看,本文认为应当从加强社会服务、控制人口规模、提升人口素质、开发社会资本、鼓励移民搬迁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六个方面具体落实。在阐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时,本文特别强调由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覆盖面小、结构不尽合理、保障资金筹措困难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应当从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做起,首先保证贫困人口基本生存能力的满足,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农村贫困人口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甚至教育保障等方面逐步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以雄厚的社会保障实力辅助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实施,切实促进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总之,中国农村反贫困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现阶段从宏观上确立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制度安排、机制设计以及与之相应的具体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的战略对策,全面、彻底、高效地推动贫困人口永久地告别贫困走上富裕之路,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落实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 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李培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3
[2]. 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D]. 王亚明. 浙江大学. 2017
[3].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4]. 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中政府行为定位的新视角[J]. 李培文.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5]. 西部地区城镇化研究[D]. 赵常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6].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D]. 王洪涛.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7].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研究[D]. 周鹏.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8]. 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研究[D]. 蔡竞. 西南财经大学. 2002
[9]. 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杨令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10].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发展问题研究[D]. 成卓.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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