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边界论文,年中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一开始就受到世人的密切关注。但国内至今还没有出现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国外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印、英等国。印度学者由于既定的态度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英美学者虽然指出了美国大力干预冲突的原因，但没有挖掘出美国政策失败的真正根源。此外，国外学者普遍没有利用近期解密的有关美国档案和中国近年来公开的资料（注：印度学者的观点可见S.Gopal.ed.,India's Foreign Policy,vol.6(USA)(New Delhi,1994)。英美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有：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陆仁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Dennis Kux,India and the U.S.:Estranged Democracies 1941-1991(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Washington D.C.1992);Robert J.McMahon,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The U.S.,India,and Pakistan (Columia University Press,N.Y.1994);William Brands,India and the U.S.:The Cold Peace(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90).）。本文以上述资料为基础，就美国对中印边界冲突反应的原因及其失败的根源展开论述，并试图得出新的结论。
一 中印边界冲突前美国的有关企图
中国革命成功后，冷战就很快从欧洲扩展到远东，美国致力于在中国周围设置包围圈，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它甚至视中国为最危险的敌人。[1](p.234)在南亚地区，从印巴分治后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相互依存和并行不悖的两个目标：1.力促印巴和解以安定南亚局势，不仅可使共产主义“侵略”无可乘之机，更可使两国团结起来承担起冷战的重任；2.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加入到西方集团中来。因此，使印巴特别是印度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威胁”，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为构筑拒绝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美国曾向尼赫鲁政府施加压力，还利用中国解放西藏一事挑拨印度，企图借此改变印度的对华政策（注：有关论述可参见王琛《美国西藏政策的演变(1947-1951)》（《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在1950年11月联合国首次讨论西藏问题时，国务院就认为：“印中关系的更大破裂将导源于印度在藏事上对中共行动持积极的反对态度，它会使印度对共产主义更减少些中立和增加更多的现实主义，以致印度可能更愿意在反对苏联及其卫星国时在主要问题上支持美国。”[2](vol.6.pp.546,588)从5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在海外的秘密颠覆活动甚嚣尘上。在西藏，美国扮演了策划和援助1959年叛乱的主要角色。叛乱刚刚发生，艾森豪威尔就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指出：“现在尼赫鲁必须承认，共产党中国已更加强硬，下一个该轮到尼泊尔了。在此形势下，我们应该更积极地工作，促成印巴之间的和解。”代理国务卿迪龙强调说，支持叛乱者的目的除了长期困扰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外，还更在于对“自由世界”的意义（注：有关论述可参见王琛、周桂银《美国对1959年西藏叛乱的反应》（《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1959年5月和次年1月，美国煽动巴基斯坦领导人阿尤布·汗(Mohammed Ayub Khan)两次向印度提出共同防御中国“侵略”的建议。[3](pp.125-128)也就是说，利用西藏叛乱的延续，使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印巴两国恶化与中国的关系，巩固和扩大其冷战集团，从而更好地遏制中国。
在西藏叛乱之前，美国就开始密切注意并企图利用中印之间日益加剧的边界争端。
1956年，在与艾森豪威尔谈及中印边界问题时尼赫鲁称，他不明白中国的动机，而且对中国强化在喜马拉雅边境的地位感到不解。鉴于印度在中立主义政策上的坚定立场，深谙并声称理解印度外交政策的老谋深算的艾森豪威尔没有谈论边界争端，而只是简单地说他希望争端能得到和平解决。[4](vol.3,p.104)1959年5月，一些官员认为，可以借中印交恶之机把印度拉进西方冷战阵营。艾森豪威尔却不以为然，因为“印度从未表达过任何与西方结盟反对共产主义的愿望。如果它仍然拒绝成为抗衡中国的力量，我们就不必谈论它”。艾氏最后强调说，中印关系的恶化还不足以使尼赫鲁抛弃中立主义政策。[5](p.164)
但艾森豪威尔并不是被动地等待。
1959年9月1日，艾森豪威尔在伦敦会见印度驻联合王国高级专员、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接受了尼赫鲁的访印邀请，谈论了中印边境事态发展。在次日致尼赫鲁的信中，艾氏称他很痛苦地获知印度正在经受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于边界“入侵”和西藏的严重的麻烦，而这些困难与印度的朋友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有关。[6](pp.513-514)
随着中印关系由于西藏叛乱的失败尤其是中印边界争端而不断恶化，为拉拢印度，美国开始改变对“麦克马洪线”的政策。1959年11月12日，即中印关系因朗久事件再次恶化之后，尽管深知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但美国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却公开声明，美国政府“对任何一方所声称的最终边界都没有第一手的了解”，所以不便发表评论。但他又声称：“我知道我们以前没有承认它，我仅仅认为它一直就是那个样子，而且我认为它一直就在地图上那样印着，但我不认为它以前以任何方式被提出或者遭致质疑。”[7](pp.236-238)后来的发展表明，赫脱的声明的确是在为以后彻底改变政策创造条件。
1959年12月10日，艾氏在新德里与尼赫鲁会谈，他强调印巴两国应该直面北方而不是互为仇雠。于是尼赫鲁谈到美国对巴的军事援助，称他担心的是当印度打算回应中国威胁时巴基斯坦会在背后捅刀子。艾森豪威尔指出美国在相互安全项目下对外援助的本质条件，他特别强调说，尼赫鲁可以确信，只要他（指艾氏）在位一天，而且他确信其后继者也一样，美国将永远不允许巴基斯坦把美国援助的武器用于反对印度的侵略目的。他还透露，美国援巴武器的弹药供应没有美国的补充最多只能够供一周的消耗。[6](pp.523-524)
1960年9月，尼赫鲁参加联大会议期间，艾森豪威尔专程到纽约看望他，并详细问及中印边界谈判情况和边境交通，然后他对所有共产党人在任何谈判中的不妥协性作了一番评介，以资尼赫鲁参考。[6](pp.561-562)
10月25日，美国最高级别的《国家情报估计》指出，印度不结盟的基本国际政策将继续下去，但与西方关系将进一步改善，其原因是它对西方经济援助的需求、对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日益增加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威胁的恐惧。[6](pp.570-571)
二 中印边界冲突对印度外交的影响
西藏问题与中印边界争端是中印间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的问题。西藏问题的核心是中国是否拥有对藏主权。印度独立后虽然奉行反帝反殖的政策，但在藏事上却继承了英人的衣钵。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及其对印政策的实施、两国关系的增进以及尼赫鲁等对该问题比较现实的认识，1954年，印度放弃了继英而来的“在藏权益”并正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然而，这却都服务于一个既定的核心目标，即希望中国对他的“好意”作出报答，默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承认西藏自治及其作为印中之间一缓冲区的地位，从而保障印度的国家安全（注：尼赫鲁的政策目标在他对1954年两国关于西藏的协定的评价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他说：“我们仅放弃了事实上我们不能保持或实质上已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们放弃了应在西藏内部实施的某些权力。很明显，我们已不能再保有这些权力。然而，我们却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一个友好的边界和一个对该边界的默认”。有关论述可参阅王琛、张振江《论1947-1954年印度对藏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
“麦克马洪线”是在1913年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印政府以欺骗手段与西藏地方私自议定的中印东段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都不予承认。但对印度国家安全的认识决定了尼赫鲁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就未雨绸缪，开始构筑所谓的喜马拉雅防线，先行控制了中印间尼泊尔、不丹和锡金诸山国。[8](pp.1-25)为加强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的控制，印度政府于1949年专门在此设立中央直属的“东北边境特区”(NEFA)，1951年2月，在同意西藏代表赴京谈判的同时，又北进占领战略重地达旺。[9](pp.93-95);[10](pp.72-73)1950年，人民院一议员提及中国地图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尼赫鲁声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守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10](p.64)为此他将不惜抛弃中立与“与一个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并肩战斗”，“只要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与另一个相比不是那么罪恶昭彰”[11](p.498)。
尼赫鲁的上述政策表明了中印友好关系之下潜伏着的深刻的危机。就在两国关系渐入佳境的1954年，印度擅自修改了地图，把西藏西部的阿克赛钦(Aksai Chin)也画成印度的一部分。非但如此，印度还在中段向北推进，导致两国交涉不断。西藏叛乱发生后没几天，即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正式向中国提出要求，即把东段、中段和西段共十二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印度。尼赫鲁曾虚幻地认为中国已默认了他所要求的两国边界，幻想破灭后就公开向中国提出上述无理要求，拒绝作任何妥协，并企图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8月，印军甚至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朗久(Longju)挑起首次流血冲突。10月，印军在西段越过传统习惯边界，在空喀山口(Kongka Pass)挑起更严重的冲突。为避免冲突和和平解决争端，中国政府数次建议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并开始谈判。但是，中国的经济困难、中苏分歧的加深、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等等，使尼赫鲁一再拒绝中国合情合理的谈判建议，最终走上军事冒险的道路（注：中国领导人对尼赫鲁政策的估计，可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雷英夫著：《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210页。）。
对中国政策的误读，加之在武装占领果阿(Goa)后对自己军事能力的盲目自信，使印度领导人认为中国会随印军的前进而自动后撤。[12](pp.103-104.114)1961年11月，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实施“前进政策”，不断在争议地区派出巡逻队和建立哨所，甚至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把哨所建到中国哨所的后面。尼赫鲁企图以军事手段占领“印度领土”，然后迫使中国承认这种既成事实。
为稳定边境形势，使尼赫鲁回到谈判桌前，中国军队于1962年10月20—24日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迅速歼灭大批印度军队并收复大片领土，印度朝野一片惊慌。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John K.Galbraith)后来称，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印度军队的组织是如此的糟糕，“我们都以为印度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显然他们并不知道”。主管南亚、中东和非洲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肯尼迪总统的心腹罗伯特·科默尔(Robert Komer)也回忆说：“当中国人横扫印度军队时，我们简直是目瞪口呆。”[5](p.202)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为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提出三项建议：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双方尊重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双方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2.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中国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的边境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对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3.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与此同时，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再次阐明上述建议。然而，印度政府在收到中国建议的当天就表示拒绝。11月4日，周恩来为此再次致函尼赫鲁，但印度政府不仅不予理睬，反而进行战争动员，继续向中印边境增兵。[13](pp.504-505.510)
战争的失败使尼赫鲁在议会受到了来自本党的前所未有的反抗，要求外国援助的呼声不断高涨。他首先向一贯支持印度的苏联寻求援助，但此时的赫鲁晓夫却拒绝帮助而建议他接受中国的建议（注：1959年郎久事件后，苏联声明“中立”，其实是偏袒印度。中印冲突与古巴导弹危机几乎同时发生，赫鲁晓夫试图以支持中国来换取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苏联，因此声明支持中国和谈的立场。然而在古巴危机平息后，苏联立即故态复萌。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第229、249页。）。尼赫鲁的中立主义集团的领袖们建议调停这场争端。大失所望的尼赫鲁被迫向国人承认：“我们越来越远离了现代世界的现实而生活在我们自己制造的虚幻的氛围之中”。[4](p.233)
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开始改变策略，转而向美、英、加、法等西方国家求助。10月26日，尼赫鲁致信肯尼迪，在介绍了中印边界冲突的严重形势之后称：“在此危急关头，我自信将得到您的同情与支持。”为了保住面子，尼赫鲁希望美国不要以印度加入军事联盟作为回报。所以，驻美大使B.K.尼赫鲁在当面向肯尼迪递交信件时解释说，尼赫鲁总理在中立主义的和平阵营呆了这么多年之后，觉得很难向美国直接提出军备要求。大使称印度政府仍然在考虑“购买”武器，他希望肯尼迪在复信中将在”同情”而不是在“联盟”的基础上提供“支持”而不是提供“军事援助”。[14](p.50);[6](pp.352-353)
由于印度拒绝10月24日的停战建议和继续采取军事行动，11月14日，中国政府决定：“如果印度方面发动新的军事进攻，我们将本着自卫的原则，给它更大的打击。我们决不主动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并将寻求可能导向停止冲突、重开和谈的机会。[13](p.511)据此，中国军队于11月18-20日再次予以自卫反击。印军再次惨败，造成了印度更大的恐慌。加尔布雷思在21日写道：“昨天在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恐慌，公众士气如此的瓦解乃我一生所仅见。我开始怀疑印度的抵抗能力到底如何了。传播最广而且大家最深信不疑的谣言是除了占领这个城市外，一个500伞兵的分遣队将要在新德里降落。中国军队据说就要抵达斋浦尔郊外，好几个人告诉我考尔将军已经被俘。[15](pp.423-424)如果说上次尼赫鲁还能沉得住气的话，这次是真的稳不住神了。一方面，内政部不加审查就于20日命令各邦逮捕几百名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另一方面，惊惶失措的尼赫鲁顾不得与内阁商量就在20日接连给肯尼迪发出两封急信（实质性的第二封信写于这天深夜），不顾一切地向美国求救。按腊斯克所说，信件总起来看只有一个请求——印度愿意在抵抗中国“侵略”上与美国结为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军事伙伴。尼赫鲁称印度形势已臻绝望的边缘，中国的大规模进攻表明其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那块争议的土地。他建议印美结成军事同盟而且要美国直接参加战斗，请求肯尼迪立即派遣至少12个中队的超音速全天候战斗机及雷达通讯设施到印度，还必须派遣美国人员来操控这些飞机及设备，以保护印度城市免遭中国的空袭，直至印度人能独立地掌握它们。如果可能的话，美国还应再增派飞机，由美国人员亲自驾驶，帮助印度空军进攻中国军队。此外，尼赫鲁还请求肯尼迪派遣两个B-47轰炸机中队赴印袭击中国的基地和机场，印度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将立即赴美受训以尽快地掌握有关技术。尼赫鲁深知巴基斯坦对此的激烈反应。他保证说，所有这些援助及装备将只用于对付中国人。[16](pp.397-402)
如果说尼赫鲁的中立主义政策的底线是在国家陷于危殆时不惜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结盟，那么，他认为这个时刻已经来临。
三 美国在政治军事上援助印度
美国对中印冲突的反应与美国对华政策及南亚政策息息相关，它企图一方面全面加强印美关系，可能的话就把它拉入西方集团，另一方面企图乘机解决印巴争端，使两国联合起来对抗和遏制中国，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肯尼迪政府不仅密切注视着中印边界争端的发展，而且比其前任走得更远。肯尼迪的头号心腹助手西奥多·索伦森说：“尽管总统在全神贯注于对美国和西半球的更为直接的威胁，但却在思考哪一个危机从长远来看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从长远的意义上，世界上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间的一场全面战争，是可以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对抗相匹敌的。”[14](pp.501-502)
冲突开始后，美国立即支持和援助印度。
10月21日，国务院公报首次表明美国的官方立场：“对中国共产党人对印度猛烈的侵略行动深感震惊”，印度的任何援助请求都将得到“同情的考虑”[17](p.647)。国务院一面紧锣密鼓地制定援印的应急计划，一面推动印度提出正式请求。加尔布雷思主动通知尼赫鲁说，美国人民将“对他的请求作出反应”[15](p.377)。
10月22日，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受命劝导阿尤布·汗作出友好姿态，减轻印度军队在西线的压力，使印度能够尽可能多地把军队调往东部战场。”[16](p.349)26日，鉴于印度此前以现金购买的方式已不能满足形势要求，肯尼迪决定：一旦印度提出请求，就在军事援助的基础上向它提供武器和装备。27日，为了进一步博得印度的欢心，肯尼迪不顾“中华民国”的一贯立场，授权加尔布雷思声明支持印度对争议领土的要求，承认“麦克马洪线”为印中间的约定俗成传统边界线。加尔布雷思评论说：“这将消除所有的不明确立场，从而成为支持印度人的巨大动因。”[16](pp.350-353.367);[14](pp.378,382-383)
在26日接见印度大使时，肯尼迪表示理解尼赫鲁的处境，无意利用印度的不幸强迫它签订结盟的条约。27日，肯尼迪一方面回函尼赫鲁称“除了同情之外我还将尽可能地给予最有利于您的现实的支持”[16](pp.352-353,360)，另一方面指示加尔布雷思与尼赫鲁讨论印度面临的形势、印度的需求和愿望以及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的特殊的途径。[14](p.502);[6](pp.352-353)
根据通信的精神，11月3日，美国已向印度交付首批紧急军事援助，并提供了有关中国军事行动的情报。到10日，国务院宣布紧急的武器空运阶段已完成。为使西部印军能前往东部作战，美国再次劝说巴基斯坦利用该机会减轻对印度的压力，以为印巴和解奠定基础。[16](pp.366-367)14日，印驻美大使与主管近东及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斯·塔尔博特(Phillips Talbot)在华盛顿公开签署协议，为已开始的军事援助奠定了法理基础。塔尔博特称，援助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印度反对“中国彻头彻尾的侵略”，而美国的条件是：只要印度不把这些武器用于对付巴基斯坦，其所有要求皆可得到满足。[18](p.838)11月19日，肯尼迪召集国务院、国防部及白宫官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印冲突问题。肯尼迪接受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建议，决定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去新德里，估价印度军事需求的种类和数量以及援助的方式。他还接受国务卿腊斯克的提议，向印度提供12架C-130大型运输机赶赴印度，帮助把克什米尔前线的军队运往东部。[16](pp.395-399)20日，尽管印度没有提出请求，华盛顿应加尔布雷思的提议从太平洋第七舰队派出一艘航空母舰驶向孟加拉湾，只是在尼赫鲁提出请求24小时后危机已经度过，因而该舰在抵达孟加拉湾前又返航了。[15](p.424);[9](p.686)12月10日，肯尼迪批准向印度提供6000万美元的军援。16日，肯尼迪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在拿骚(Nassau)会谈，批准了总值为1.2亿美元的一揽子对印度的军援计划。[16](pp.434-438)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部分官员希望把印度的战争变为美国的战争，但肯尼迪还不愿走得那么远。西奥多·索伦森后来回忆说：“肯尼迪看不出把喜马拉雅山区的这场战争变为我们的战争，对印度、对美国或对自由世界有什么好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有天午夜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他不动声色地取消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会把我们直接卷进与中国的一场战争中去。”[14](p.503)
四 反应后果之一：改变印度政策的失败
在提供政治支持和紧急援助的同时，美国官员对中印冲突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印度在冲突中的失败极有利于美国南亚政策目标——提升美印关系、解决印巴争端及印巴团结防御中国“侵略”——的实现，从而服务于美国遏制中国的东亚战略。冲突伊始，科默尔就欢呼美国从这个“十年来最具决定意义的事件”中获得的“提升与印度关系的天赐良机”[19](p.287)。11月3日，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份部际文件认为：次大陆现存的权势结构已经动摇，该地区的新旧问题都应以一种全新的视野来判断，对美国而言，危险和机遇一并出现，其影响将超出次大陆的范围。鉴此，文件认为应重新界定美印之间的新关系。文件要求迅速和大方地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以树立印度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并证明不结盟的欺骗性。文件认为印度在中国“威胁”的现实面前惊醒之后将要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文件还满意地认为，印度被一个倡导和平共处的伙伴攻击，已使尼赫鲁等人被迫重新检讨其基本政策前提，不结盟政策的效力显然已深受怀疑；而且，苏联对中共提出的谈判建议的支持也使得印度重新检讨其政策假设，即：印度可以依赖苏联制衡中国共产党人并可获得苏联的军事上的支持。所以，美国应该尽一切可能鼓励印度外交的改变，为把它拖入西方阵营创造有利的条件。[16](pp.363-368)西奥多·索伦森说：“使总统非常满意的是，当印度军队明显地表现出不顶用时，那个尖刻的反美人物克里希纳·梅农不当尼赫鲁的国防部长了。随着比较年轻、比较亲西方的人物在尼赫鲁的政府中实力增强后，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至少暂时变得较为现实了。”[14](p.503)11月16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帮办卡尔·凯森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提议，把印度尽可能地向前推，给予足够的援助，确保它不按中国的条件达成谈判解决，并使之难以再回到中立主义立场上去。“战争的持续将服务于美国的重要政策目标：完全拒绝把‘积极的中立主义’作为外交政策，极大地提升印巴关系，对中国在亚洲的威望和权势而言是一个挫折。”[16](p.387)
正当美国官员满怀乐观情绪对提升美印关系寄予厚望时，中国的政策排除了印度倒向西方冷战集团的可能。11月]9日，周恩来两次到毛泽东处开会后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强调：尽管形势看起来很紧张，但应该从更深更远来看，中印两国关系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往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20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商定：采取主动积极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几乎就在尼赫鲁向美国发出求救信的同时，中国政府于21日零时宣布在24小时后单方面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把军队撤到1959年11月7日的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北20公里，脱离军事接触，为谈判创造条件。20分钟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班纳吉，通知印方中国政府以上声明的主要内容。希望印度政府作出积极响应，采取响应的措施。[13](pp.513-514)
对于中国政府的行动，《泰晤士报》评论说，全世界与其说是松了一口气还不如说是大吃了一惊。[9](p.471)加尔布雷思在日记中写道：“即便是拿破仑在世，他也将被彻底搞糊涂了。”[15](p.426)但是它最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地致力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政策。对中国而言，军事手段实属无奈之举。在取得军事胜利后中国的有关政策没有丝毫改变，其目的不是造成既成的占领现实，而是打破印度的“前进政策”并使之回到谈判桌前。[20](pp.209-210);[21](pp.471-478)上述政策既源于建国以来中国既定的对印政策，也是国际形势的客观要求。在中苏关系恶化、中美更加敌对及美苏共同支持印度的时候，把印度推进美国的怀抱显然会使战事持续下去，使中国不得不在此长期消耗，从而有违毛泽东的印度永远是中国的朋友而非中国的敌人以及中国的战略方向在东方而非西方的原则。[22](pp.376-377);[21](pp.471-478)对于美国的干涉企图及印度加入西方阵营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有着极为清醒的判断。印度接受了美国军事援助后，世界舆论已经倾向于认为它已改变了此前的外交政策，《人民日报》11月11日视之为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国及其不结盟政策的外衣最后脱落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标志。“尼赫鲁越是投靠美帝国主义，就越要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坚持反华，他越是坚持反华，就越要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尼赫鲁一步一步地丢掉‘不结盟’政策，正是他投靠美帝国主义和坚持反华的必然结果。”15日，在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中，周恩来提请他们注意“印度政府已公开向美国乞求军事援助”[10](p.424)。既然在首轮自卫反击后尼赫鲁的政策已有如此的变化，那么，中国领导人对印度再次惨败后尼赫鲁和美国政府如何反应当然心中有数。在24日的全国人大第70次会议上作有关报告时，周恩来指出：“对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看到美帝国主义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因为它一向敌视我们。就在这一次我们打击印度反动派的斗争之中，我们也是把美国突出出来的。[21](p.471)12月3日，在接见印尼驻华大使时解释为什么中国军队这么快退出时，周恩来称：“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不把印度推到西方去。”[13](p.517)中国在尼赫鲁慌忙求援和倒向美国的关键时刻宣布停火撤军，在很大程度上给了尼赫鲁政策选择的自由。极不愿意抛却中立主义的尼赫鲁于是就立刻向以前的政策回归。22日匆忙抵印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感到尼赫鲁前后的态度大相径庭：“尼赫鲁给肯尼迪请求援助的信把现实描绘得险恶万分，但当面对面地谈话时，他似乎又极力回避谈论这一点。”[23](p.331)25日，当谈到印度的军援请求时，尼赫鲁表示他现在已不那么着急，他相信中国人至少几个月内不会再展开军事攻势。[16](pp.414-417)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对形势的精辟判断和有关政策的高超运用及时有效地制止了印美可能的结盟。
五 反应后果之二：疏离巴中关系的失败
中国的短期和有限的军事行动不仅拖住印度不倒向西方，而且为巴基斯坦向美国施压创造了条件。巴基斯坦并未因印度遭到共产国家的“侵略”而接受美国援印的现实，西方与印度关系的加强正在巴基斯坦造成几乎是创伤性的反应。与此同时，中国对巴基斯坦改善关系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使巴基斯坦与美国开始加速分离。
巴基斯坦对印度深深的敌视和恐惧决定了在立国后向美国求助，也决定了在美国援助印度时与它分道扬镳。正如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11月3日的部际文件指出的，阿尤布·汗认为西方与印度关系的强化已危及巴基斯坦的安全，因为”在以前数十年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目标——直是企图通过与西方国家的特殊关系来消除它与印度之间的力量失衡”[16](pp.364-365)。为此，美国决策者要求巴基斯坦作出保证，减轻对印度的军事压力，使印度能够集中全力与中国作战，以此取得印度的好感和改善印巴关系，为以后的谈判奠定基础。10月28日，肯尼迪致信阿尤布·汗，首先对中印冲突表示震惊，然后通报了美国向印度提供紧急军事援助的决定，他保证给印度的任何军援都是“应急之需”而且“仅仅用于反对中国人”。他要求阿尤布·汗以——种宽广而非偏狭的观点来看待形势的发展，建议巴基斯坦利用中印冲突的时机，向印度提出单方面“非战”的保证，避免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使印度能集中力量“抵抗”中国的“入侵”。肯尼迪最后强调，美、巴、印三国应该携手对付来自北方越来越大的共产主义“威胁”，这种“威胁”应该压倒一切次大陆内部的任何地区争吵。肯尼迪保证说，如果巴基斯坦按照上述思路行动的话，将能比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有助于印巴间争端的解决。[16](pp.358-360);[3](pp.139-141.148)
然而，感到被出卖的阿尤布·汗拒绝考虑肯尼迪的上述解释和建议。11月5日，他在回信中不同意肯尼迪对中印冲突的分析，他认为这不是一场中国全面的军事挑战，而是有限的、不严重的边境冲突；他确信中国的目标只是收复自己的或是有争议的土地，美国如此大动干戈纯粹是小题大做。至于巴基斯坦向印度作保证一事，阿尤布·汗吃惊地指出：是印度一直威胁巴基斯坦而不是相反，其对西巴的威胁依旧，对东巴的威胁也日益增加。在此情况下，巴基斯坦根本不可能作出上述保证。事情的主动权掌握在印度手中，正确的选择是消除它对巴基斯坦的威胁，公正地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他要求肯尼迪就此向印度施加压力。尽管对美国援印武器不用于进攻巴国的保证感到满意，然而他感到这些援印武器还是不可避免地会用来对付巴基斯坦。他极为不满地指出，肯尼迪违背了此前数次所作的在军事援印决定出台之前一定与巴基斯坦磋商的保证，因而背叛了巴基斯坦这个忠实的盟国。[3](pp.141-144)
尽管对巴基斯坦的不满已有所预知，但其反应的激烈程度还是大出美国官员的预料。在阿尤布·汗向肯尼迪表示不满的同时，巴基斯坦国内的反美情绪高涨，游行示威接连不断。科默尔在12日对肯尼迪说：“当巴基斯坦人看到他们怀有的利用美国作为反印的手段随中印边境的硝烟升起而失去时，他们是真正受到了感情危机的折磨。”[16](p.375)科默尔在17日告诉腊斯克，上述反应表明，“巴基斯坦正在考虑对它与西方的同盟关系来一个改变，该政策已明显在考虑从东南亚条约组织及中央条约组织中撤出，同时与共产党国家建立更亲密的关系”[16](pp.398-399)。
科默尔的判断非常正确。当印度拟与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展开正式谈判时，传来了使美国官员沮丧和恼怒的消息。巴基斯坦不仅没有在美国的压力下停止与中国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12月26日，巴中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边界问题的谈判已“取得原则协议”。发表的时机是应巴基斯坦外长佐菲卡·阿里·布托(Zuifikar Ali Bhutto)的要求确定的。1963年1月，中巴两国又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巴基斯坦政府一方面感到美国已不足恃，需要争取中国对抗印度；另一方面也希望以巴中友好促使美国加强对印度的压力，使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妥协。[24](p.60)美国官员本来就对印巴谈判是否能取得进展心中没底，现在就更加忧心忡忡。1963年1月2日，阿尤布·汗致信肯尼迪和麦克米伦，指出在谈判开始后，特别是随着中国单方面停火的延续，印度代表越来越消极，他们整天在程序及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争论不休。加上尼赫鲁此前的表现，他完全有理由认为尼赫鲁缺乏谈判解决的诚意，其目的只是为获得西方的援助争取时间。“印度仅以谈判为代价就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这笔交易实在是划得来。”阿尤布·汗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美国不以援助为代价向印度直接施加压力，印度将不会做出哪怕一丁点的让步。所以，美英只有把军援和克什米尔问题直接挂钩，才有可能推动克什米尔问题迅速公正的解决，才有可能使他相信援印武器将不会用来攻击巴基斯坦。[3](pp.150-151)阿尤布·汗清楚美英不可能答应上述要求，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印度得到军援时而自己却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巴中关系获得了迅速发展。3月2日，巴基斯坦外长布托赴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在与周恩来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会谈中，布托说，由于巴基斯坦采取不介入反华的立场，东南亚条约组织已经失灵了，而且这种状况还将继续下去。他还说，巴格达条约组织也在起着类似的变化。此后，巴基斯坦在台湾、西藏、中印边界以及禁止核试验等问题上全面支持中国的立场。[3](pp.152-153);[25](p.23);[26](p.413)对于巴中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加布尔雷思评论说，克什米尔的解决将更加困难，而且，“一个美国坚定反共的盟国因为对一个中立主义国家的不满而与中国共产党人勾搭交易，这真是历史的嘲弄。”[15](p.457);[27](pp.178-180)
六 反应后果之三：美印关系的疏离
巴基斯坦不仅正在疏离美国并倒向其遏制的对手中国，而且，由于美国为克什米尔争端向印度施加压力，也造成印度的不满，使之开始向苏联靠拢。
肯尼迪不愿因援印而恶化美巴关系。1962年11月中旬，美国政府双管齐下：1.继续迅速向印度提供适当的军事援助；2.利用军援向尼赫鲁施压，使之重开克什米尔谈判的大门，以最终打破争端僵局，再次保证援印武器仅用于反对“中国人的侵略”，减轻巴基斯坦的恐惧，避免其倒向中国。“在几天之内，肯尼迪还派遣了以艾夫里尔·哈里曼为首的高级调查组，要他们提出确切的报告，在不把巴基斯坦赶入赤色中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如何最大地发挥作用。”[14](pp.502-503)，肯尼迪指示哈里曼在评估印度的军事需求时要就重开克什米尔谈判向尼赫鲁施加压力，使阿尤布·汗相信与美印合作将能最好地服务于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16](pp.387-396)11月22日，哈里曼等人经过长途不着陆飞行抵达新德里后，立即向尼赫鲁表达了长期援印的意愿。25和28日，哈里曼又两次会晤尼赫鲁。他说，鉴于巴基斯坦对印美日益增长的敌对和向中国的不断靠拢，为了有效地防卫次大陆，印度需要与巴基斯坦重开关于克什米尔的谈判。一开始尼赫鲁不愿让步，他认为在受到中国人的羞辱后公共舆论不可能允许他再忍受巴基斯坦的羞辱。在哈里曼的一再利诱威逼下，尼赫鲁勉强同意与阿尤布·汗开始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对话，但他要求后者对印度作出友好的姿态。[16](pp.414-417)在获得尼赫鲁的允许后，哈里曼和英国代表邓肯·桑兹立即赶赴巴基斯坦，在28、29日与阿尤布·汗展开长时间会晤，以平息他对美印新关系的怀疑。阿尤布·汗称，他理解美国有限援印的必要性，并且愿意加强巴美关系，但他又强调说，国内的压力要求他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有所作为，美国完全有能力帮他实现上述目标。在美英的联合压力之下，11月29日，尼赫鲁和阿尤布·汗签署联合声明，同意努力解决两国在克什米尔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分歧。[16](pp.419-421);[3](pp.148-149)
然而，国内压力使尼赫鲁几乎在刚刚签过字就想来个釜底抽薪。30日，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演说，对未来的谈判做出种种保留，告诉议员他并未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任何让步。这就证实了阿尤布·汗对尼赫鲁谈判意图的怀疑。邓肯·桑兹马上赶回新德里再次施压。12月1日，尼赫鲁只好声明没有给谈判设置任何先决条件。[3](p.149)
受到鼓舞的肯尼迪决定趁热打铁。12月16日，肯尼迪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批准总值为1.2亿美元的一揽子对印度的军援计划的同时，再次强调了打破克什米尔僵局的必要性。[16](pp.434-438)在22日给阿尤布·汗的信中，肯尼迪一面强调援印武器是为对付威胁印巴两国的共产党“侵略”，所以不能受制于克什米尔问题；一面指示加尔布雷思告诉尼赫鲁：“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不能逃脱那个与我们军事援印密切相关的克什米尔问题。因此，在克什米尔问题没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国很难进一步扩大援助。”[16](pp.458-460)
由于印度的三心二意及巴基斯坦与中国的接近，印巴在经过三轮谈判后在划界问题上仍然举步维艰，但美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努力。1963年2月21日，肯尼迪仍然强调要利用美国所有的影响争取问题的解决，他同意塔尔博特的意见，即印巴达成妥协的机会仍然存在，美国可以在下一轮谈判开始之前强化介入的力度，向它们提出克什米尔国际化及自治等选择方案。[16](pp.508-510)然而，4月8日，科默尔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沃尔特·罗斯托率团访问南亚后上书肯尼迪称，他们只能见到“前方隐约出现的一堵石墙”。果然，印巴发表公报，宣告了会谈的失败。加尔布雷思垂头丧气地哀叹说：“当一切结束时我们又回到了起点。”[16](pp.538-541);[15](p.509)
1963年8月16日，新任驻印大使切斯特·鲍尔斯向他的老朋友尼赫鲁奉上肯尼迪的一封信。肯尼迪承诺继续与印度讨论军事援印的五年计划，同时要求尼赫鲁重开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的谈判。然而，在27日的回信中，尼赫鲁在对美国紧急军事援助表示感谢后断然拒绝了肯尼迪的建议。他问道，为什么美国总是企图把印度对中国的困难处境作为杠杆，来逼迫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出让步呢？尼赫鲁抱怨说，巴基斯坦曾公开支持中国对印度的进攻，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在中巴边界协议签订后在数次讲话中倡议要与中国签订相互防御协定，已危及到印巴关系。然而正当印度国内反巴情绪高涨时，美国却逼印度妥协，那是印度人民和国会不可能接受的，任何一个总理这样作了，都会被赶下台。尼赫鲁接着说，在印中冲突问题上，如果巴基斯坦站在印度一边或至少保持中立，就会造成一种使他能够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作出让步的气氛。所以，美国如果迫使巴基斯坦放弃支持中国而不是迫使印度作出的让步，那才是更合乎逻辑的。[16](pp.624-625,642-645);[28](pp.243-244)与此同时，尼赫鲁在人民院的演说中强调，克什米尔现状的任何改变对克什米尔人民、对印巴两国都将是一场灾难。[16](p.663)鉴于巴基斯坦的立场，这实际上排除了谈判解决的任何可能，宣布了肯尼迪政府自中印冲突后努力促成的克什米尔谈判的最后失败。
肯尼迪至死在南亚问题上再也没提起精神。在鲍尔斯大使的努力下，1963年10月底，美印临时军援协定达成，美国决定在5年内每年向印度提供援助7500万美元。尽管得到了肯尼迪的支持，但军方和国务院官员坚决反对，他们担心愤怒的巴基斯坦可能会因此结束美国在其境内的空军基地和情报监听站的继续存在。肯尼迪去世后，他们继续采取拖延战术，最终使该计划胎死腹中。结果，对美国越来越失望的印度于1964年8月向苏联求助，其满载而归的程度远超过预期。此后，苏联与印度开始建立牢固的军事联系，无论对印度还是对苏联，这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16](pp.683-685)
美国政府对此一筹莫展。出于全球冷战的考虑，美国仍然希望巴基斯坦留在西方同盟之中，然而肯尼迪显然对它继续呆在西方同盟内的愿望已不抱多少幻想。美印关系的改善也被证明是短暂的。美国政府在中印冲突后希望和努力的结果是印巴两国、尤其是巴基斯坦与冷战对手靠拢，证明了美国政策的完全失败。这一点恐怕是肯尼迪和他那些“出类拔萃之辈”也没能预料到的。
七 结论
在中印冲突发生后，美国企图把印度拉入西方冷战阵营，解决印巴两国的长期敌对，保持美国主导下的印巴均势，以更好地服务于对共产世界的冷战。然而，尽管付出了莫大的艰辛，巴基斯坦还是开始与美国分道扬镳，印度也与美国疏离并向苏联靠拢，中苏两国、特别是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所操纵的南亚均势自此完结。
美国南亚政策失败的原因，在于过高的冷战目标和缺乏对南亚较前更加复杂形势的了解。首先，肯尼迪及其助手对前任政府所经历的南亚两国敌对程度缺乏了解，而且对更大的挑战——中印边界冲突——的后果认识不足。肯尼迪等人对南亚复杂形势的无知表现在以下政策假设之上：1.中印边界冲突不仅会使印度认清形势，抛弃它所珍视的中立主义政策，而且会使巴印联手反对美国所认为的南亚的共同敌人；2.中国对南亚的“威胁”将使印巴两国捐弃前嫌，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克什米尔争端；3.巴基斯坦对美援的依赖将会阻止它与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总之，肯尼迪等人认为，中印冲突对美国来说是利大于弊，美国可以利用中印敌对及其对南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强化美印关系和解决印巴争端，有效地维持服务于其全球冷战战略的南亚的均势。
但事实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巴两国貌似盟国，实际上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就动机而言，美巴同盟堪称同床异梦的典型。美国力图通过巴基斯坦的加盟构筑遏制共产主义的包围圈，而巴基斯坦则是借遏制之名行制衡印度、维护独立之实，这一动机决定了巴基斯坦不可能为盟国的冷战利益而牺牲它的自身安全。对尼赫鲁而言，只有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才能抛却中立主义外交政策，转而与他国结盟。而且，美国企图利用军事援助迫使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向巴基斯坦让步，这是印度不可能接受的。所有这些，说明美国在南亚印巴两国间存在一个它无力克服的结构性两难困境。这决定了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取得成功。
美国的这场失败固然决定于南亚地区的权势结构的分布状况，但也与中国政府在这场与印度的冲突中采取高超的战略战术息息相关。在这场角逐中，表面看是对印度，实际上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进行争取印度的外交折冲。中国政府一方面要打击印度的扩张冲动，使之回到谈判桌前，以安定我国的西南边疆；另一方面，中国还要掌握打击的力度、时机和时间，避免危及印度的中立主义政策，把它推入美国的怀抱。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美国正期盼印度外交政策的改变。打击过了限度，就只能是助美国一臂之力。所以，周恩来指出：“对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看到美帝国主义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因为它一向敌视我们。就在这一次我们打击印度反动派的斗争之中，我们也是把美国突出出来的。”[18](p.471)而及时地撤出，正是确保印度不倒向西方所必须的关键一步，中国领导人完全做到了知己知彼，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极其高超的运用，已臻于出神入化的境界，对尼赫鲁政策变化的时机的精确判断以及由此而来的停战撤军之举，更令人击节叹为观止。不仅如此，中国在军事政策上的有限性和短期性不仅打消了巴基斯坦对中国的顾虑，而且使之能够借此向美国施加压力，使美国要么减少或停止对印度的军事援助，要么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向印度施加压力。与此同时，对巴基斯坦加强与中国关系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由此加强了巴基斯坦抗拒美国的决心。所以中国领导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局势，利用美、印、巴之间的矛盾，通过对印巴、特别是对印度的正确的战略和高超的战术的运用，彻底打破了美国由中印边界冲突所引发的各种企图，使美国企图独自掌控南亚均势的政策至此宣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