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 ：探究政策过程中的社会建构效应 *
李文钊
内容提要 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安妮·施奈特和海伦·英格拉姆提出，她们从1993年开始试图发展的一个从社会建构视角理解政策过程的新理论，通常也被称之为社会建构框架。社会建构框架并非全新的理论，它是在借鉴多元主义理论、政策科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后现代公共政策理论基础之上建立的，是对这些理论的完善和超越。社会建构框架的主要理论基础有三个，即政策设计理论、社会建构理论和政治理论。民主的政策设计是该框架强调的内容，而其理论特色是对政策过程中社会建构效应的关注，并思考社会建构对于政策过程的影响途径和机制。以目标群体的权力和社会建构两个维度为基础，将目标群体划分为四类：优势者、竞争者、越轨者和依赖者，并详细讨论了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政策意蕴和政治后果。在此基础之上，该框架形成了有关政策过程的五个基本命题，即配置命题、反馈命题、起源命题、社会建构变迁命题和政策变迁命题。社会建构框架对于中国的政策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关键词 政策过程理论 民主 政策设计 社会建构 中国启示
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安妮·施奈特(Anne L.Schneider)和海伦·英格拉姆(Helen Ingram)于1993年开始试图发展的一个从社会建构视角理解政策过程的新理论，通常也被称之为社会建构框架①。与其他政策过程理论相比，该理论非常关注政策过程中政治现象和社会建构现象，认为政策过程不仅受到权力影响，而且还会受到观点、符号和意义等社会建构的影响，并且将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作为政策过程的中心来考虑，讨论其对政策过程的影响。此外，该理论认为应该打开“政策内容”的黑洞，才能够真正理解公共政策，他们认为公共政策是一个复杂的和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于是提出了分析政策内容的政策设计框架。因此，该理论的主要特色是从政治和观念双重视角理解政策过程，并且通过引入政策设计来分析政策内容，形成了社会建构、政策设计与民主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社会建构框架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名称标识，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该理论的传播和扩散。该理论的提出者分别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称谓来指称该理论，如：“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②、“为了民主的政策设计”③、“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④和“民主的政策设计：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⑤等。为此，我们将交替使用“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和“社会建构框架”来指称这一分析框架，民主的政策设计是其着重强调的内容，而社会建构则是其分析视角。这一分析框架在国内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只有一些零星的介绍，更谈不上系统性的深入评述和翔实的案例研究。因此，本文将对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述，理清该理论的来龙去脉、理论基础、框架构成要素以及该理论的应用、评价与展望，并揭示其对于中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挑战政策过程的四种传统理论
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虽然引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然而其主要对话的理论仍然是政治理论，尤其是多元主义政治理论。施奈特和英格拉姆将多元主义的政治理论总结为：“按照多元主义理论观点，社会中政府的恰当角色是生产公共政策，这一公共政策能够代表选民利益，解决冲突，反映不同竞争性视角的理性融合，确保集体所偏好的经济和文化特性保持稳定。”⑥。多元主义并不关注公共政策本身，由于对政策过程的强调，这使得该理论认为一旦政策过程本身具备“民主”或“半民主”的特征，其所生产的公共政策本身就具有合法性，也是“好的”的公共政策。
施奈特和英格拉姆认为多元主义的政策分析和研究传统为政策制定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洞见。并且，多元主义政治理论为政策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如：
“谁有影响力？当选的领导者向谁负责？谁从公共政策中获益和受损？公共政策反映了谁的偏好？政治制度或过程(如竞争性选举)会对政府服务的人员利益产生影响吗？社会中权力分配反映了多元主义竞争，或者系统仅仅是精英主义？谁在参与，以及参与增加了其所偏好的公共政策可能性吗？”⑦
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规范倾向，而多元主义政治理论却从实证的角度去对其进行解读。这使得多元主义缺乏一个外在标准来对政策设计好与坏进行评判，它没有重视公民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该理论缺乏对民主的规范性的关注。针对多元主义的公共政策理论，很多学者提出了替代性理论构想，如政策科学、公共选择和批判性理论。
社会建构框架的第二个命题与政治有关，它强调政策设计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命题与配置命题相反，将政策设计看作是自变量，讨论政策设计对目标群体的政治影响。这一命题有学者专门发展了政策反馈理论，讨论政策对政治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政治对政策的影响
。对于政策反馈命题而言，政策设计是研究的起点，政策设计不仅会对公民的政治态度和参与行为产生影响，而且还会对后续政策设计产生影响，这也是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于是他们形成了基于公民权的政策反馈命题
：
公共选择理论是替代多元主义政治理论的第二种主要理论视角，其核心是使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来对政治问题进行研究。公共选择理论框架更多地提供了一个分析政策失败的理论视角，它将现有公共政策失败归结于政府过多干预，并且强调政府行使了很多应该由市场、社会等其他组织行使的职能，这也是政策失败的原因。对于公共选择理论，批评者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其规范性标准(帕累托)充足性的讨论，认为该标准过于严格，不符合社会实际；二是对于个人自私假设及其推理是否符合经验，以及这些结论对于民主的意蕴。
批判性理论是替代多元主义政治理论的第三种理论，也是公共政策研究进行后实证主义转向的重要理论基础。批判理论特别关注发达社会的剥削和主导，强调根本性参与，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的非等级化。批判理论的核心主张和观点是：公共政策应该实现理性变革，从技术理性向交往理性转变，并不认为科学知识比其他类型知识水平高，重视理想的话语环境，注重对行动本身的改变；民主的批判性理论有时也被称之为对话、审慎、交往和参与；行政的批判性理论，以及主张规划、政策分析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实证主义方法
。
针对批判性理论也有一些“批评者”，这些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批判性理论是否能够对实际起到指导作用；批判性理论是否对当代社会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交往理性和理想言语环境是否只是用一些人的权力取代另一些人的权力，而并没有真正实现所有人期望的结果；批判性理论需要实现多大程度的根本性变革？尽管如此，施奈特和英格拉姆仍然认为批判性理论对政策过程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洞见，他们指出：“交往理性和交往伦理应该能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它将抛弃一些过于强调竞争、自私利益和策略性特征的多元主义，并且用一种修正的制度文化来取代它，这一制度文化中的‘博弈规则’会强调合作、集体善，以及针对所有受影响群体的更多的对话、开放和公正。”
施奈特和英格拉姆认为多元主义及其替代性理论对于政策过程研究都有贡献和洞见，不过，这些理论之间由于没有对话，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政策过程的复杂理论。于是施奈特和英格拉姆试图提供一个整合性框架来理解政策过程，他们将其理论称之为“民主的政策设计理论”或“社会建构框架”。
社会建构框架的理论基础
施奈特和英格拉姆认为，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目标群体进行成本和收益分配。他们根据表2中目标群体的分类，以及引入成本和收益两个维度，可以找出八种类型的政策设计模式。但是，对于官员而言，对每一类群体给予收益或成本的配置，都可能面临着不同的政治风险和机会(见表3)
。
社会建构主义是施奈特和英格拉姆所发展的政策过程理论最大的特色之一，这也是很多研究者甚至他们自己将其理论称之为社会建构框架的原因所在。对于什么是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学科和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指称。亚贝尔·古贝瑞姆和詹姆斯·霍尔斯坦称之为“建构主义镶嵌”(The Constructionist Mosaic)，指出“建构主义现在属于每一个人，不属于任何人，它自己本身就属于一个高度杂色的镶嵌”
。他们认为，建构主义并不是从同一个知识和思想来源进行扩散的过程，而是一个不同研究者使用多样化但有一定共识的理论、研究和方法进行镶嵌而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在他们看来，从一开始建构主义视角就强调社会事实的不同轮廓，以及社会事实被收集、赋予意义的过程，建构主义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观点，他们认为“主导的观点总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和地方对于参与者而言并非简单地在‘哪里’。相反，参与者主观建构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和其组成要素。”
对于建构主义的共同特征，亚贝尔·古贝瑞姆和詹姆斯·霍尔斯坦指出：“建构主义研究通常会关注什么(What)被建构和建构是如何(How)被展开等这些实际工作。建构主义词汇不会轻易处理实证主义研究取向所主导和关注的为什么(Why)问题。”
相当一部分学校的体育教师不敢让学生踢足球，怕出现伤害事故，他们做的最多的、也是做的最好的就是让孩子跑步、做操。笔者观摩过一些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教师按照教材传授运球、传球、颠球、射门，为了增加趣味性，一些教师融入了移动对传、运球绕杆、多部位颠球、射门比赛等教学形式。甚至一些教师用大量的时间让小学生做各种无球练习。唯一不常见的就是比赛。笔者曾经问一些教师：为什么不让学生在比赛中学习运球、传球和射门？为什么运球绕杆而不绕人？答案不言而喻，减少对抗，避免受伤。但显然，仅仅会运球、会传球、会射门，并不算会踢足球，即便是会颠球也不算。会踢球应该表现为能够在比赛中感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批判主义理论和解释主义理论，它反对哲学中的基础主义。正如温伯格所言，“建构主义研究是指那些试图寻找，至少部分试图寻找用更流动、特殊的和社会情景概念来取代固定的、普遍的和社会情景无涉的概念来指称事物。”
通常认为，建构主义更多受到了批判理论和解释主义理论的影响。批判理论不仅强调要理解和解释社会世界，而且从社会进步的角度对社会世界进行批判。解释主义理论则试图从本体论上区别“社会”和“自然”，并且从其内在含义出发去对社会生活进行发掘。
政策设计理论是社会建构框架的另外一个理论来源。施奈特和英格拉姆指出：“即便对设计进行系统研究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是新生事物，然而社会关系、政策和制度是由人类自身决定，而不是由神或自然法预先注定的观点是自由民主思想的信条，并且根深蒂固地植入美国政治文化之中。”
设计的思想与公共政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政策设计或者政策工具的途径
。施奈特和英格拉姆认为达尔和林德布罗姆是首次将设计视角引入公共政策的学者，他们于50年代开始讨论政府为了实现政策目标可能有哪些创新性设计形式组合，并且认为新政策技术的快速发明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政治革命。”
达尔和林德布洛姆在《政治、经济与福利》一书中否定了一些研究社会的简单思维，如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两分法，认为应该理解社会计算和控制过程的四种复杂技术，即价格系统、等级、多元主义和讨价还价，这些是政策工具思想的最早萌芽。米歇尔·豪利特和劳尔·拉加诺对政策设计理论的兴起和衰退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政策设计受困于细微差别和复杂性。正如戴维斯·博布罗恰当的词汇所言，政策设计无处不在、必要和困难，但是非常诧异的是在当代政策研究中很少受到研究和理解。”
通过政策设计/政策工具研究史的回顾，他们发现政策设计植根于政策科学的起源之中，繁荣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由于治理理论和全球化研究的兴起，导致了政策设计研究的衰退，他们呼唤政策设计的重生，研究者需要对政策设计/政策工具再关注和再发掘。
民主的政策科学构成了施奈特和英格拉姆所发展的政策过程理论的第三大理论来源，他们关注公共政策对于民主意味着什么，民主社会是否能够产生合适的公共政策。这一理论来源最早起源于拉斯韦尔关于“民主的政策科学”的阐述，在拉斯韦尔的设想中，政策科学需要服务于民主价值，实现人类尊严
。社会建构框架是对“民主的政策科学”的复兴，它让研究者重新关注民主与政策科学之间的关系，并为民主的政策科学研究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讨论民主社会中退化的政策制定系统(Degenerative policy-making systems)。对于民主与政策科学之间关系，德利昂进行过深入和系统研究。德利昂研究了民主与政策科学之间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了政策科学逐渐失去民主传统，背离拉斯韦尔的“民主的政策科学”的设想，追求科学主义范式，以及一些学者重新建构基于民主取向的政策分析尝试，基于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提出了将民主与政策科学进行有机结合的参与式政策分析设想
。英格拉姆、德利昂和施奈特于2016年撰写了“公共政策理论与民主：在角落中的大象”一文，认为“民主既是很多国家治理的中心也处于困难之中，但是公共政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派)好像没有看到它，或者习惯性将它限制到分析的边缘。”
他们认为现有的主要政策过程理论框架和研究途径对政治和民主的关注不够，如IAD框架有民主治理传统，但是由于它过于关注民主治理的条件，而忽视了对民主价值本身的重视；ACF框架研究不同联盟对政策过程的影响，注重政策过程中的政治性，但是它仍然强调从科学角度进行客观分析，忽略不同政治体制对政策过程的作用；PET框架与民主理论存在清晰联系，但由于研究者关注政策变迁问题，这使得民主与政策之间的逻辑联系没有受到重视。
对于演奏技巧而言，有自己能够熟练运用的地方，也有让自己感觉不舒服的地方，尤其是一些指法。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学生不能因为演奏有难度就放弃练习，反而应当有针对性地增加练习时间和次数，这样才能提高演奏能力和水平。例如在一些知名乐曲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自己难以理解和掌握的技巧，不论是音准、节奏还是力度上都存在不足，因此，教师应当有计划地加强学生对这些部分的练习，多次反复训练，从而使学生掌握其中的精髓，更好地演奏曲目。
社会建构框架的研究问题 、假设 、要素和基本命题
基于对现有政策过程理论的挑战，施奈特、英格拉姆提出了一个探究社会建构对政策过程影响的新框架，试图恢复拉斯维尔的民主的政策科学传统，使得公共政策为民主服务。目前，他们构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建构框架图，其核心构成要素主要有三个，即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政策设计和民主价值，强调政策设计与社会建构之间双向因果关系(见图1)。
图 1反馈效应 ：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 
1.社会建构框架的研究问题
秦安县规划生态造林640 hm2，行道树绿化150 km、果椒园建设0.2万hm2，规划春季新建花椒园0.093万hm2。截至目前，已完成生态造林587.8hm2、71.31万株；栽植行道树170.7km、17.52万株；栽植花椒0.097 万 hm2、64.04 万株。
社会建构框架的提出者主要是希望对民主社会的一系列持续困境进行解释，这些困境是其他分析框架所不重视和基本不关注的。他们的一个基本设想是民主社会的公共政策应该服务于民主价值，但是现实中的民主政治却是堕落的政策制定系统。为此，社会建构框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
：
·尽管每一个公民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政策设计倾向于主要将利益分配给一些群体，而将负担配置给另外一些群体？
·一些政策不能够实现政策目标，为什么他们能够持续存在并且扩大？
·一些负面建构群体为什么能从政策制定者中获得更多的正面社会建构和更好的对待，而其他负面建构群体却不能够？
文献[6-9]针对几种较大口径管道的打磨机器人进行了结构设计，实现利用行走机构完成管道内部的打磨工作；文献[10-11]提出了适用于小口径管道工作的小型机器人，它可携带特殊设备，完成对小口径管道内部的打磨、检测等工作；文献[12-14]分别针对V形刚构桥、扭杆结构和直线导轨建立了可靠性设计模型并进行了动态可靠性分析；文献[15-17]利用随机摄动方法完成了对机械零部件或机构的可靠度和灵敏度分析，为机械构件的设计奠定了基础。但很少有采用随机摄动方法对打磨机器人进行可靠性分析的研究。
·为什么政策设计有时会偏离典型的权力和社会建构的再生产而引发制度、权力关系和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变迁？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这些研究问题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解释政策设计是如何产生的？第二类是讨论政策设计的效果问题，即政策设计对民主社会意味着什么？第三类是讨论政策设计和目标建构的社会建构为什么会稳定或变迁？
（1）collection of R.p=p，{R.s}is grouped by different R.s
2.社会建构框架的基本假设
好的阅读习惯是阅读质量的保障，但是习惯不会凭空养成。整本书阅读正是培养阅读习惯的有效途径。整本书阅读要求学生必须自学、自读，自己去理解书中的内容，教师不仅会就他们不理解的内容进行讲解，还会对他们进行方法的指导。由于整本书在内容上有连贯性，有利于吸引读者兴趣。我们可以从简单有趣味的读本入手，如小说、诗歌、人物传记等，然后随着学段的不同，有针对性的提升阅读难度，增加文章的长度，使学生在不断的过渡中掌握阅读方法，逐渐可以阅读一些难度较大的读本，比如，哲学著作、学术著作等。这样循序渐进的学习，对于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是很有帮助的。
与其他研究框架相比，社会建构框架并没有形成自己明确的假设。不过，乔纳森·皮尔斯等学者对社会建构框架的基本假设进行了总结，他们将这些假设概括为三类：一是人的模型；二是权力；三是政治环境，一共由8个假设构成(见表1)
。
表 1社会建构框架的基本假设
2005年，施奈特和英格拉姆编辑出版了《值得与赋予：社会建构与公共政策》一书，将社会建构框架应用于具体案例研究中，这是理论研究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产物
。越来越多的学者用社会建构框架来对美国公共政策进行案例研究，这是社会建构框架被接受的真实体现。在该书中，施奈特和英格拉姆提出了社会建构通常会将群体划分为值得和不值得，给予值得的群体赋予利益，而对不值得群体实施惩罚，群体的社会建构对于公共政策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前的研究相比，施奈特和英格拉姆进一步丰富了群体的社会建构的内涵，并且讨论了群体的社会建构的来源、社会建构在治理中的应用、社会建构本身的持续性、社会建构和公共政策本身的变化、制度和文化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公共政策和社会建构本身之间的相互强化、社会建构本身对于公民偏好、身份、社会运动、参与和民主的意蕴。正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之下，不同领域的作者以美国不同时期的公共政策案例为基础，讨论了群体的社会建构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双向互动，这些案例包括美国退伍军人、日裔美国人、移民政策、非裔美国人和美国福利政策等。
社会建构框架的主要构成要素有三个，分别是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政策设计和政策反馈效应。对于社会建构的内涵，施奈特和英格拉姆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定义，他们指出：“社会建构是关于特定群体的原型，这些原型主要由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媒体、文学和宗教等创造。”
对于社会建构而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正面建构，另一类是负面建构，前者通常会使用“值得”“智慧”“诚实”和“公共精神”等词汇来形容，而后者通常会使用“不值得”“愚蠢”“不诚实”和“自私”等词汇来形容。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则是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认识到目标群体作为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群体的一些基本特征；二是这些基本特征包含着一些被赋予的特殊价值、符号和形象。在施奈特和英格拉姆看来，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通常会考虑两个主要变量，一个是目标群体本身拥有的权力，另一个是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于是，他们根据权力和社会建构两个维度将目标群体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优势者、竞争者、依赖者和越轨者(见表2)
。
表 2社会建构和政治权力 ：目标群体的类型
社会建构框架的第二个构成要素是政策设计，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般而言，政策设计作为结果变量，受到目标群体社会建构的影响。与此同时，政策设计也作为自变量，会对民主产生影响。前者被称之为目标群体命题，后者被称之为反馈效应命题。施奈特和英格拉姆将政策设计直接定义为政策内容，认为包含着一系列的基本要素或设计，与建筑物的结构类似。这也构成了社会建构框架的另外一个理论贡献，他们对政策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并发展了政策设计理论，认为政策设计并非由单一要素构成，而是由一系列存在逻辑联系的基本要素组成。目前，政策设计缺乏一套系统的框架性理论来对不同政策设计进行分析，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们发展了政策设计理论，提出了分析政策设计的框架结构(见图2)
。
图 2政策设计结构的框架
从图2可以看出，政策设计框架结构图受到了项目评估中逻辑模型的影响
。图2所展示的政策设计结构主要包括六个要素，即目标/问题解决、目标群体、主体和执行结构、政策工具、规则、理性和假设。此后，施奈特等进一步将政策设计的六个要素扩展为九个要素：问题解决和目标确定；收益和成本的分配；目标群体(政策舞台中参与者，他们获得或可能获得收益与成本)；规则(政策方针，规定谁可以在何时如何获得什么，以及谁有资格获得等)；工具(对机构和目标群体按照政策方针执行的激励或非激励)；执行结构(整个执行计划，包括获得执行机构服务的激励和资源)；社会建构(“世界创造”，现实的形象，人们使用的原型，这会让人们去感知他们认知的世界)；理性(政策的论证和合法性)；基本假设(关于因果逻辑的基本假设)
。
社会建构框架的第三个构成要素是政策反馈效应的测量。这是社会建构框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它不仅考虑社会建构对于政策设计的影响，而且进一步分析政策设计对于民主社会的意蕴，探讨政策设计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公共政策与政治之间的连接关系。关于公共政策对政治的影响，社会建构框架主要用三个指标来衡量，即信息、态度和参与。施奈特和英格拉姆指出：“政策设计会向目标群体传递信息，告诉他们作为公民的状态，以及他们和他们一样的人民是如何被政府对待的。这些信息本身会进一步内化为公民权的概念，并且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参与情况。政策会传递民众属于哪一类群体、这一类群体有哪些特征、他们应该从政府获得什么以及对他们有什么期望的经验”
。对于公民获得的信息而言，既包括他们对政治的观察和媒体报道，也包括他们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直接经验和感知，这些经验会形成他们自身在政府中形象的感知。这些感知也会影响他们对政府的态度，如持正面态度或负面态度，并进一步形成积极参与政治或消极不参与政治的行为。政策反馈效应形成了“信息——态度——行为”的逻辑链条，这既是探讨公共政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一种视角，也是评估公共政策的一种新的维度。
应用“XBRL+大数据”提升大数据思维下管理会计价值——以中石油湖北销售公司为例王嘉良 陈 桢 朱 华4-109
任何分析框架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知，并进一步为改善现实提供建议。施奈特、英格拉姆和德利昂等三位研究者将社会建构框架的基本命题概括为五个，即配置命题、反馈命题、起源命题、社会建构变迁命题和政策变迁命题
。
(1)配置命题
社会建构框架的第一个命题与资源的配置有关，这也是政治学的传统命题。社会建构框架在认同权力对政策过程影响的同时，提出了另外一个影响资源配置的变量，即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认为社会建构本身具有配置效应，它会对政策过程产生影响。于是，形成了社会建构框架的配置命题
：
“命题1：公共政策对目标群体收益和成本的配置，既依赖于他们的政治权力，也受到他们自身正面或负面社会建构形象的影响。”
检验检测中心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必须要采取科学、公正、高效的现代化方式，为科学监管、依法行政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全面推动食品安全检验检测基础设施和体系建设，为保障一方食品质量安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1]。
施奈特、英格拉姆和彼特·德利昂提出的社会建构框架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主要有三个：社会建构主义、政策设计和民主的政策科学
。而社会建构、政策设计和民主也构成了他们的分析框架的三个核心关键词，所有理论、假设和命题都是围绕着这三者关系展开。
从表3可以看出，同时具有政治权力和正面社会建构的优势群体会被政策设计者给予更多的收益分配，而不具有政治权力和正面社会建构的越轨群体则会受到惩罚，这样的政策设计具有最大的政治机会，政治风险较少。这导致的结果是公共政策不能够公平、公正地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使得一些群体获得过多收益，承担过少的负担，另一些群体承担过多负担，获得过少的收益，收益与负担并不与他们的实际需求相对应，也没有得到公正配置。
表 3目标群体收益与成本配置的风险与机会
(2)反馈命题
政策科学框架有不同的主题，但是其核心主张是政策分析应该按照适当的科学标准来生产有用的信息为决策者服务，来帮助问题解决和实现目标，改进决策过程的质量⑧。一般而言，政策科学的核心主张和观点是：“帮助决策者决定什么是期望的；找到实现目标的替代性方法；找出每一个替代性方案的可能后果；按照决策者标准对替代性方案进行排序，并且为决策者呈现相关信息；……帮助执行机构发展适合的执行技术和理性决策方法；对政策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提供可靠和有用的信息。”⑨不过，政策科学框架由于太重视理性的作用，使得它本身受到批评，这一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描述认为：当科学和技术成为特权，代替其他类型的知识和决策过程时，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另一种更为狭义地关注科学政策分析工具的规范性和实际性局限。”⑩
“命题2：政策设计会对目标群体产生物质和符号(声誉或解释性的)效果，这些效果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这些效果主要是通过对机会的结构化来实现，这些结构化机会塑造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关于政府如何工作以及他们是被如何对待的敏锐信息。”
反馈命题提出了政策设计对政治影响的机制和途径。政策设计对政治影响的机制主要是通过物质利益和符号利益来实现，前者意味着目标群体能够直接获得好处，后者意味着目标群体能够获得很好的声誉。虽然对于哪一类政策设计会产生物质利益或符号利益，不同学者之间存在争论。施奈特、英格拉姆和德利昂认为，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同时具有物质利益和符号利益，即便一些修饰性政策也会影响公民的态度和参与。一般而言，符号利益也会传递政策设计对目标群体看法的信息，信息体现了对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而这些信息，以及目标群体与公共政策的接触会进一步对公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产生影响。
(3)起源命题
社会建构框架的第三个命题是有关社会建构起源的命题。在讨论社会建构的起源时，社会建构是作为因变量存在的，它本身需要得到解释。对于社会建构起源的讨论，可以使得社会建构框架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将社会建构框架与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对于社会建构起源的讨论，也会促使社会建构框架关注其微观假设，有利于其发展一个更具科学性的理论框架。为此，在2014年的修订中，施奈特、英格拉姆和德利昂提出了起源命题
：
“命题3：社会建构起源于情感和直觉反映，这随后会被对证据的选择性关注所论证。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选举的政治官员，会在他们的理性和政治要素选择中对这些情感性和直觉性判断进行反映和探究。”。
这一命题对社会建构的起源进行了回应。很显然，施奈特和英格拉姆认为过去二十多年有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研究，社会建构是重要的，社会建构会对人的认知、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社会建构框架只是在公共政策领域探讨了情感、直觉、习惯和心理反应等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会与一定的符号、原型和价值语言联系在一起，会促进观点的形成和决策的产生，并在政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建构是心理、道德直觉和选择性认知偏见共同作用的结果，经常会使用一些启发式决策，如“快思考”“可获得性”“证实偏见”“非证实偏见”“锚定效应”，这使得人们在思考中会形成一些偏见、原型、标签、污名等看法。此外，群体本身也会有最大化差异的倾向，这也会促进群体自身的社会建构形成。
（2）调结构，促进水运转型升级。坚持将运输服务作为水运发展的根本追求。加快发展专业化船舶运力，培育壮大骨干港口和航运企业，积极发展航运服务业。建立完善物流信息平台，实施集装箱运输组织优化工程，大力发展江海联运、多式联运等新型运输组织方式。积极发展“水运+旅游”，打造一批水上旅游精品航线和品牌。整合全省港口资源，构建水运与其他运输方式协同的现代物流供应链，推动形成港、产、城良性发展互动机制，实现“港尽其用、货畅其运”。
(4)社会建构变迁命题
结构力学(一)核心课程建设通过不断的摸索，构建理论与实践开放的实践教学体系；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以提升教学质量为目的，以提升教学方法与手段、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及师资建设为手段，以充分保障实践环节的实施。最终实现培养出有较强团队协作能力，足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学生。同时为他们后续的专业学习和未来的岗位需求打下坚实的基础。以探索一条符合卓越工程师培养需求的实践化改革之路。
社会建构框架的第四个命题是有关社会建构变迁的命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社会建构框架本身的预测性。对此，德利昂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施奈特和英格拉姆的社会建构的框架缺乏关键一环：群体或个人是如何实现从一种类型的社会建构向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建构的转换，以及这种转换对于政治过程的意义？
德利昂的突出贡献就是开展社会建构变迁理论的研究，尤其是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如何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为此，施奈特、英格拉姆和德利昂提出了社会建构变迁命题
：
“命题4：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能够变迁。政策设计是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推动变迁的力量。改变社会变迁的种子能够在此前政策设计中非期望或非预期的结果中找到。”
命题4进一步强化了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讨论此前的政策设计会关注、强化或改变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由于政策设计的惯性，以及社会建构中情感和习惯因素，使得即便目标群体自身也会常常抵制社会建构变迁。值得会成为一种决策启发法，它经常会被提起和使用，但是很难被改变。政策设计的反馈效应也会强化这一趋势。
乔纳森·皮尔斯等学者在对社会建构框架的应用回顾中，也分析了社会建构变迁问题，讨论了导致社会建构变迁的主要动因。他们在总结施奈特和英格拉姆提出的社会建构变迁的模型时，将社会建构变迁的动因，主要分为四类：对目标群体看法的改变，如从值得群体向不值得群体改变，或者相反；外部变化事件；机会；企业家的技术性操纵。随后，他们将社会建构变迁的动因总结为两类，一类是来自外部，一类是来自内部，并且具体提出了九种导致变化的因素：“外部因素：(1)制度；(2)其他政策子系统的政策；(3)反馈效应；(4)外部动荡；(5)精英或媒体的公共叙事；(6)学习。内部因素：(7)倡导群体的组织或动员；(8)群体规模、行为和资源变化；(9)政治的、道德的和政策的企业家的发展。”
发扬企业的精神对于企业来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精神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它在企业的管理及发展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只有具备良好的企业精神，企业才会有更加远大的战略目标，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企业精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热情，使他们谨记企业精神，时刻提醒自己的工作任务，勿做有损企业形象的事情，使这份工作变得更加有使命感，遇到问题也会积极地解决，而不是选择放弃，企业精神对员工和领导者的指导作用就在于此。
(5)政策变迁命题
社会建构框架的第五个命题是有关政策变迁的命题。该命题是试图从社会建构框架的角度来理解政策变迁的逻辑。与社会建构变迁命题一样，政策变迁命题也是此后增加的内容。不过，施奈特和英格拉姆认为最近二十多年虽然发展了很多政策变迁理论，如倡导联盟理论(ACF)、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IAD)、路径依赖理论(PD)以及间断均衡理论(PET)，但是这些理论都没有回答拉斯韦尔的核心问题，即谁能够从政策变迁中获利，谁会在政策变迁中受损，他们认为社会建构框架能够理解谁能够从政策变迁中获益
。于是，形成了社会建构框架的第五个命题
：
根据全市土壤监测结果显示，全市的化肥利用率不高，氮肥利用率大约为25%-35%，磷肥利用率约为15%-25%，钾肥的利用率约为40%-50%，平均利用率只有35%。当化肥进入土壤之后，一部分被植物吸收，另一部分会被土壤吸附固定，剩余部分进入环境。近年来，农民施用化肥量平均每公顷1200 kg，比十年前增加了近1.2倍左右，但是肥料利用率低，肥料养分流失严重，对土壤环境造成污染[1]。
“命题5：政策变迁的类型和模式会依据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和权力不同而不同”。
根据命题5，他们认为社会建构框架为路径依赖理论和间断均衡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解，该框架回答了在什么情况下政策更有利于形成平衡和产生正回报效应。路径依赖理论只是强调当一项政策能够产生正反馈时，该政策更可能会持续。社会建构框架则认为，路径依赖只可能发生在两种政策情景之中：一种是给予优势群体利益，另一种是给予越轨群体惩罚。在这两种情况之下，都会产生路径依赖，其结果是优势群体会得到更多的照顾，而越轨群体则会得到更多的惩罚。每一种情况都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发生转折。但是，对优势群体实施必要的惩罚时，这些政策则会受到优势群体不同程度的抵制，这些抵制可能发生在法律层面，也可能发生在执行层面，总而言之，有可能导致政策本身的失败。同样，对于越轨群体给予适当照顾，也不会具有持续性，其他社会群体本身会给予反对。社会建构框架认为公共政策会产生更多的路径依赖、更多的抑制变迁，尤其是发生在对优势群体给予照顾和对越轨群体实施惩罚这两类政策领域。当然，一旦命题4中提出的社会建构发生变迁，目标群体从一种社会建构向另一种社会建构转变，这本身也会为改变政策的路径依赖、打破政策平衡的路径创造条件，这也是政策发生变迁的窗口和时机。社会建构框架为政策变迁的平衡与中断提供了一个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社会建构框架的应用 、评价与展望
3.社会建构框架的构成要素
2014年，乔纳森·皮尔斯等研究者发表了“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过去应用的回顾”一文，对1993年至2013年发表的社会建构框架的应用性论文进行了系统的回顾
。他们使用Google学术，将所有引用施奈特和英格拉姆于199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1997年发表的学术著作进行编辑，他们对仅仅是引用他们的著作而没有进行实际应用的论文删除，一共找到了123篇使用社会建构框架的论文，其中111篇理论应用论文，12篇理论建构论文。他们对这111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社会建构框架应用研究的一些特点：最近理论应用的论文大大地增加；社会建构框架被各种不同类型的学者广泛地应用于不同政策领域中，包括社会福利、卫生、犯罪、移民、教育、环境等，并且这些政策也体现为国际、联邦和州等不同层次；这些理论的应用更多地使用在有关目标群体的命题中，而不是该框架的反馈命题中；很多学者对于目标群体不同类型之间的变化很感兴趣，并且试图发展导致目标群体类型变化的机制。可以预测，未来会有很多学者使用社会建构框架进行案例研究，并且也会使用更多的定量经验研究来对社会建构框架的命题进行检验，以测验框架本身的效度。
正如社会建构框架的创立者施奈特和英格拉姆所言，社会建构框架重建了公共政策的政治传统，通过引入社会建构视角，打开政策内容的黑箱，避免了单纯从权力角度讨论公共政策的局限性，讨论了公共政策对民主的意蕴，为政策过程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
社会建构框架在提出新的理论洞见和解释力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社会建构框架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特色是从单向因果关系向双向因果关系转变，强调复杂的因果机制。一旦主张复杂因果机制，这使得研究者面临着较大困难，需要协调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分析框架之间简洁性的矛盾。正是这一原因，使得社会建构框架目前还没有形成令人信服的框架结构图，来对其所试图阐述的复杂因果机制进行包容。
社会建构框架对微观理论不太重视，没有打开政策设计的选择过程，仍然遵循多元主义传统，强调从输入对政治结果进行解释。目前该理论仅仅是强调从权力与社会建构两个维度区分不同群体，并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给出一个预测，认为政治官员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采取不同类型的政策设计。但是，一旦决定政策选择的政治过程涉及不同的政治行动者，这些不同的政治行动者不同的偏好、价值观和主张，对于社会建构存在不同认知时，公共政策是如何产生的？对此，社会建构框架并没有给予深入分析。
社会建构框架对于该框架的核心内容社会建构变迁和政策变迁讨论并不多。目前，该框架虽然提出了五个基本命题，后面三个命题主要涉及社会建构变迁和政策变迁。但是，该框架仍然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建构变迁理论和政策变迁理论，并且也没有进一步讨论社会建构变迁如何影响政策变迁。社会建构框架目前更多地回答了社会建构如何影响政策选择，以及政策选择如何对政治产生影响，这些仍然是一个静态理论。对于社会建构变迁和政策变迁这些动态过程，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解释框架。这也是德利昂对社会建构框架的主要批评。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社会建构演化和变迁理论，这也使得社会建构忽视对个人假设的关注。由于不重视政策变迁，社会建构框架也没有很好地回答导致政策变迁的动因和机制，没有能够将不同因素的重要性进行区分。
2009年，社会建构框架的创始人之一施奈特与其合作者西德尼讨论了政策设计和社会建构理论的未来和下一步研究设想。施奈特和西德尼对社会建构框架的几个重要内容进行了分析，这些内容包括：政策设计的中心位置、社会建构的关注、政策结果的关注和规范及经验研究和理论的整合。此外，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建构框架未来五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即：“(1)扩展对社会建构的研究，社会建构是公共政策领域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对知识的社会建构的研究；(2)进一步经验性地和理论性地研究和发展政策设计要素与目标群体之间关系；(3)经验性地调查和理论化政策设计对后续的政治声音、社会运动和政治过程的其他方面的影响；(4)将经验研究和规范性民主理论融合；(5)将政策设计与其他政策理论进行融合。”
社会建构框架对中国政策过程研究的 启示和借鉴意义
社会建构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范式和分析视角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哲学思想，正在被应用于语言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公共行政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中，但是在公共政策研究中涉及不多，处于待开发的状态。因此，社会建构框架对于中国政策过程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需要探讨在中国情景之下，社会建构框架应用的适用性、优势、问题以及修正发展。
1.中国政策过程中存在着社会建构现象
政策过程理论通过解释政策过程中的现象与事实，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模型，诊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给出改善政策过程的建议，以实现人类尊严的目标。社会建构框架发现了观念、价值、话语和形象等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不同的群体不仅会为权力斗争，也会为“形象”竞争。社会建构框架也提供了一个连接社会过程与政策过程的新视野，社会过程通过“形象建构”来对政策过程产生影响，而政策过程反过来也会对社会过程进行价值和观念输出，观念及其竞争成为政策互动和推进政策变迁的重要因素。
那么，社会建构框架是否适用于中国政策过程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键取决于中国政策过程是否存在社会建构现象。一旦我们认识到人是观念的动物，就会发现中国政策过程也存在大量的社会建构现象。事实上，社会建构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运行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思想建设，强调以先进的理念武装头脑，信念、信仰和价值在共产党自身运行中发挥着关键而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特别强调通过群众路线来做好说服工作，让群众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宣传部和统战部都是党的重要工作部门，前者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让党的观念、思想和路线更好地被社会接受，后者则是在不同阶层和群体中形成共识，这些工作都是有关观念的工作，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强调文化自信，倡导全球命运共同体，这都是希望通过观念的建构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中国的政策过程也非常重视观念的碰撞和共识的形成，公共政策成为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
。政策过程中的问题发现、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变迁等每一个环节，观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群体之间不断地进行建构与被建构，这也导致了政策的得失和利益的分配。而社会建构框架专门讨论的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更是在中国政策过程中不断地上演，如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建构、对“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建构、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建构、对“基层干部”的社会建构等，这些不同的社会建构最终导致了不同的公共政策产生。
社会建构框架为我们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提供了新的模型
。社会建构框架会重视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这会引导我们去观察政策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尤其是存在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的社会建构，他们的理解是如何被定义的，这些不同形象的社会建构是否会对他们在公共政策中的得失产生影响。例如，在新能源产业政策中，是否应该给予补贴，支持者和反对者对补贴政策有不同的建构，支持者认为新能源汽车补贴可以减少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反对者则认为新能源汽车公司通过造假来骗取政府补贴。社会建构框架还会引导我们去对政策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从政策设计的角度理解政策，讨论政策文本中可能包含的社会建构含义，如不同目标群体在公共政策中是如何被定义的，这些定义是否存在肯定或否定的内涵。例如，在政府出台汽车限购政策中，会强调汽车对环境的污染，造成交通拥堵等社会建构。与此同时，通过关注公共政策的反馈效应，进一步探讨公共政策可能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偏好和价值观的影响。
2.社会建构框架提供了理解中国政策过程的新视角
通过社会建构框架的引入，可以为理解中国政策过程及其秩序形成提供新的视角。政策是如何产生的？政策是如何发生变迁的？理想的政策过程应该是什么？这些问题对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者具有强大和持续的吸引力。对于中国政策过程的研究而言，目前西方几大主要的政策过程理论都被相继引入。一些学者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公共政策案例相结合，探讨理论框架的适应性，提升中国政策过程的理解力，典型的代表包括多源流理论、倡导联盟框架和间断-均衡理论等
。遗憾的是，将社会建构框架应用于中国政策过程的具体案例研究中，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有待加强。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对具体个案分析和比较研究，分别对政策过程中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进行分析，了解中国政策过程背后的社会建构逻辑和政治逻辑。这也为改善中国政策过程，提供了实证和经验基础。
静心思索我校师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之路，有艰苦的付出，也有成功的收获。本文中所阐述的系列做法符合我校的校情和学情，在提高我校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中已经取得较好的效果。由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仍存在诸多的不尽人意。2017年，我校申报了《大规模普通高中教育信息化水平提升的行动研究》的龙头课题，相信随着课题研究的开展一定能让我校师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再上新台阶。
3.社会建构框架可以加深对中国政策过程中合法性问题的理解
4．基本命题
通过社会建构框架的引入，可以深化对中国政策过程中合法性的认识。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是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通过引入社会建构视角，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可以从政策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形象来预估政策被接受的情况或者可能受到的抵制。对于合法性的预评估，可以减少公共政策被抵制的程度，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一项公共政策背后的社会建构基础，可以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动力和阻力，政府需要通过社会建构方式来使得公共政策具有合法性，从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合法性评估是另一种形式的可行性评估，它涉及观念的可行性。
社会建构框架告诉我们，政策设计会更多反映社会优势群体的利益，会对社会越轨者实施更多的惩罚。一般而言，公共政策按照这个模式进行操作，通常会有较大的“合法性”。一旦进行“反向”操作时，就需要考虑合法性危机。当一项公共政策试图对社会优势群体进行调控时，政策制定者要思考该政策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如何应对目标群体的挑战。否则，很可能导致很多短命的政策，即政策出台之后，由于目标群体的普遍抵制和不服从而使得政策失败。例如，中国曾经出台闯黄灯处罚政策，由于其社会建构基础比较弱，机动车群体的普遍反对，最后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中国一直在思考房产税问题，房产税同样也属于对优势群体实施惩罚性措施，这些政策的阻力也比较大。而对一些社会的“越轨者”群体给予照顾，也会在社会中产生“不应该”和“不值得”的评论。例如，对艾滋病人给予免费求助的政策，会引起社会的“负面”评价，认为这会鼓励这种行为，他们认为个人应该对这种行为负责任，而忽略了这种行为的“负外部性”。
当然，由于社会建构本身处于变化过程中，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政策能力也处于变化过程之中，这使得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显得更为复杂。例如，十八大之前，曾经多次动议过公务员车改问题，但是由于公务员群体的反对，最后都没有成功实现。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使得公务员群体从一种优势群体向一种竞争性群体转变，与此同时，中央的政策能力提升，出台了很多约束公务员群体自身的公共政策，这并没有引起合法性危机。
4.社会建构框架可以更好地理解行动者在中国政策过程中作用
通过社会建构框架的引入，可以理解中国社会不同群体是如何通过社会建构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这是社会建构框架的核心命题和内容。传统上，对于不同政策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我们重点关注其拥有的资源、关系和网络，缺乏对意义、观念和符号的重视。在引入社会建构框架的视角之后，我们可以去分析中国政策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建构自身的形象，并且通过这种社会建构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使得公共政策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的。当然，在政策过程中，到底是社会建构发挥更大作用，还是利益和权力发挥更大作用，这是一个有待进行经验研究的问题。
理解不同行动者如何通过社会建构来实现自身利益，倡导有利于自身政策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网约车政策。中国在网约车合法化的进程中，就存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建构，网络车是“共享经济”，还是“黑车”，这些不同的社会建构会影响政策制定者对其采取的政策措施。从目前的实际政策看，网约车虽然获得了合法身份，但是由于严格的地域和身份限制，使得网约车发展受到较大限制。这一结果的取得，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传统出租车对网约车“负面形象”的建构，如网约车的安全问题、交通拥堵问题、合法化经营问题等。当然，当前网络车负面问题的频频出现，也会强化“负面形象”建构，这进一步会使得政府出台更严格的约束性政策。这也进一步说明，无论是社会建构形象，还是公共政策本身，都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
正如没有一劳永逸的公共政策，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形象和标识。正是因为社会建构形象和公共政策本身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使得两者处于不断变迁之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城市政策中城管和摊贩之间的互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形象，也导致了不同的公共政策
。变化的社会建构和公共政策，既为理解政策过程带来了难题和挑战，也是理论研究最值得重视的内容。
5.中国政策过程实践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社会建构框架
通过社会建构框架的引入，除了可以检验基本命题对于中国政策过程的适用性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实现理论的发展。前者扩大社会建构框架的外部有效性，后者则有可能发展新的理论。在将社会建构框架与中国情景进行结合时，检验理论的有效性和发展新理论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也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理论的必经之路。
一方面，对社会建构框架的基本命题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检验。尽管中国政策过程中存在大量社会建构现象，但是社会建构框架提出的五个命题是否适合中国情景，仍然需要检验。对于配置命题而言，在中国，当目标群体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是否在公共政策中给予更多的照顾？目标群体具有不良的形象，是否会给予更多的惩罚？在反馈命题方面，中国的公共政策在对公民认知、态度、参与和权利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公共政策是否不利于中国政治价值的实现？在社会建构的起源和变迁命题方面，中国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形象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如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形象的起源和变迁问题，以及他们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领导干部的社会形象的起源和变迁问题，以及他们与针对他们自身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政策变迁命题而言，一个目标群体的社会建构形象的变迁是否会推动政策变迁？例如，农民工形象的变迁，是否会导致公共政策变迁。这些都是可以进行实证检验的命题。
另一方面，在对这些命题的检验过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发展社会建构框架，增加其中国特色，探讨新的命题。例如，讨论在一个转型国家中，社会建构面临着什么样的独特特征？有哪些独特逻辑？当中国政府在社会形象建构和公共政策出台同时拥有较大权力时，它会如何平衡使用这两种资源以实现其政策目标？在复杂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之下，当一项公共政策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分歧时，这些不同层级的政府是如何对公共政策进行社会建构的。这意味着，在中国，不仅存在不同目标群体之间竞争和社会建构，也同样存在不同政府之间的竞争和社会建构。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竞争与社会建构，比较典型的包括住房政策、土地政策、环境政策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并且有可能推动社会建构框架进一步的发展。
①②A.Schneider & H.Ingram,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arget Populations: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s and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No.2, Vol.87(1993), p.334,pp.334-347,p.335,p.336.
③⑥⑦⑨⑩Anne Schneider and Helen Ingram， Policy Design for Democracy ，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7,p.1,p.13,p.25,p.31,p.36,p.53,p.65,p.68,p.83,pp.140-141,pp.113-114.
④Ingram, H., Schneider, A., & Deleon, P.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Design”, In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 edited by Paul A. Sabati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7, pp.93-126,p.93.
⑤A. L.Schneider, H.Ingram, P.Deleon, “Democratic Policy Design: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arget Populations”, In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 edited by Paul A. Sabatier & Christopher M. Weibl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14, p.105, p.106,pp.105-149,p.108,p.109,p.116,p.121,p.124,p.129.
⑧这里的政策科学是狭义的政策科学，即关注“政策过程中的知识”，主张使用政策分析方法来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帮助提升决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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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政治周期、制度摩擦与中国政策的间断性：基于1992-2016年的中国预算变迁数据的实证研究”(项目号：7187419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文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王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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