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构论文,周年论文,价值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史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始终会遇到一个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深刻的问题：“搞社会主义是为了什么？”即社会主义的价值何在，社会主义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抛头颅、洒热血，一往无前地努力奋斗吗？事实上，对这个社会主义本身的价值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楚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揭示，深刻地概括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同时又是对过去社会主义认识在价值结构上出现的混乱的纠正，是面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构。
马克思主义赋予社会主义什么样的价值结构
社会主义的价值性，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深入分析而得出的一种结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合理、理加公正、更有效率的社会。
一般说来，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的价值性方面的区别，似乎不在于价值的目标不同，而在于价值结构的区别。
在价值目标上，就表面来看，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资本的积累，是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所代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序状态必然被社会主义生产的全社会有计划调节状态代替，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人平等所代替。
在价值结构上，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则截然不同。空想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他们首先从抨击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不平等、不合理的弊端出发，将社会主义定位为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甚至视生产力的发展、丰富的物质生活为邪恶的根源，将禁欲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生活准则。其次，从他们理性的观念出发，空想社会主义者将公有制作为一种根本的目的来追求，在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企图靠他们自己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示范来强加于社会。最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价值性最为无知的就在于对生产力的理解，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理性和正义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价值目标不可谓不远大，但在价值结构上却是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追求抽象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否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崇尚抽象理性原则的秩序。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首先就在于社会主义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全部《资本论》的分析，最根本的结论就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必将炸毁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外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说：“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0页。）其次，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方面的合理性。它为广大人民提供了真正的平等、自由、民主、人的各种权利，而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都被资产阶级从表面上虚伪地加以承诺，而事实上并不存在。最后，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又在于它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条件，全体人民的富裕代替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两极分化。
由于马克思主义赋予社会主义社会以全新的价值结构和价值秩序，因而使其在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上也与空想社会主义具有了深刻的区别。就价值结构来看，社会主义首要的是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或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基础上，而其他各个制度层面的价值性，就在于这种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能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在精神与体质上自由全面地发展。这样的价值秩序是沿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制度的效率性与公正性——物质和文化的富裕与繁荣而由表及里地深化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实质上蕴涵着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深刻而科学的理论证明。
20世纪社会主义发生的价值结构位移
20世纪，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位移现象，因而，也导致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发生重大的偏差。
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到本世纪70-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挫折与解体，中国共产党人遭受的“文革”灾难性浩劫，都出现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重大理论与实践的失误。其中，对于社会主义价值性的认识偏差，可以说是导致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错误的深层原因。
对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认识偏差，是从本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的。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实践的尝试，当然也是对社会主义价值性的第一次检验。由于是在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这种社会主义实践的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述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原来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的价值性，在俄国革命胜利以后，还只是一种可能，而并不是既成事实。一方面，由于不具备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列宁十分突出地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是发展生产力，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他说：现在的俄国“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没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列宁同时又十分重视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和组织性这些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制度建设。如果这两方面统一在一起，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性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各种制度的建设服务和服从于这个第一性的价值目标，应该说还是符合社会主义价值性的内在要求的。但是，这种价值结构的秩序性在当时列宁的认识中并不十分明确。由于俄国的落后，列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同时，也是由于俄国的落后，列宁又希望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基本经济关系的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迅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战时共产主义的实施就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这种价值目标和结构的二元性表现得非常明显，以至于他在晚年产生了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这些制度的建立仍不能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呢？在最后的思考中，列宁产生了新的想法，即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各个层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新经济政策就是如此。但是，这些认识没有理论化、定型化。
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导致社会主义价值结构发生重大偏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马克思曾经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弊端，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将实现全社会有计划的调节。列宁称社会主义是“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能够“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755页。）。事实上，是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一过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段。斯大林是计划经济的创始者，但是他在理论上明确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并不多见。在他最著名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论述较多的只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多地将社会主义与“计划”、“比例”等等联系在一起。在实践中，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模式，加上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抽象，“计划经济”才较多地出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这种认识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事实上造成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价值结构的位移，似乎搞了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搞了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就在于实行计划经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价值结构秩序中第一性的地位，就在这种认识的位移中被悄悄地消解了。
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极“左”思潮与实践，造成了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根本性混乱。自从50年代中期中国党内“左”倾思潮抬头，直至“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泛滥，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用邓小平的话讲是到了“荒谬至极”的地步。社会主义就是贫穷，社会主义就是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就是在社会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社会主义就是要不断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继续革命，等等。因而，在价值目标上，社会主义已经远远脱离现实，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境地，抽象的原则已经高于一切。在价值结构上，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秩序被完全颠倒过来：在社会主义的价值性中，第一位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其次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再次是纯洁的思想道德水准，全体人民都生活在一个“无私”的境界中。这些几乎与空想社会主义别无二致。
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价值重新审视
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大差别，就是从来不把某种抽象的原则作为目标来追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遭受“文革”灾难性浩劫和目睹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步入深渊的惨痛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思考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是什么样的关系？二是社会主义怎样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邓小平在1986年9月2日会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集中概括了这两方面的思考。他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1-172页。）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开始重新进行价值审视！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为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价值秩序提供了正确的出发点。在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邓小平多次严肃地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反复地向全党强调，首先必须明白我们搞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就在于比资本主义更能发展生产力。这些构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首要内容，也是他重构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科学出发点。从这一点展开，邓小平纠正了过去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位移现象。首先，现在的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例如，过去我们认为自己搞了社会主义，但是，邓小平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正是过去的教训促使我们思考，促使我们认清“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促使我们提出了改革，“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其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生产力。改革必然要涉及过去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体制，而长期以来我们又是将这种体制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这种体制恰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计划经济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怎样走出这个怪圈？邓小平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邓小平认定要坚持的，是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一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告诫全党，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就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把“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纠正过来，一方面，将长期以来形成的导致社会主义实践出现误区的计划经济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次中剔除出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重新建构社会主义的价值秩序，确立了科学的起点。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合理的价值结构和正确价值秩序的深化。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第一要素，但不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全部内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怎样才能使全体人民富裕呢？邓小平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除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外，还有一个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首先，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其次，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还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以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价值目标。邓小平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139、172页。）。所以，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本质完整地表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重构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线；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同资本主义划清了界线。
面向21世纪社会主义价值重构的意义
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涵，全面地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规定的价值要求，对于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具有重大和根本性的意义。
首先是理论上的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又一次观念的飞跃。
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构，为我们全面科学地把握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了转变观念的根本的思想理论基础。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一次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从制度层面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层面的现代转型。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构，看起来好像只是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内容的重新排序，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内涵在当今社会的现代肯定，但实质上可以说，它使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中，实现了又一次面向现代社会的观念飞跃。
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现存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制度，而且还是一种人类的生存价值和文化所体现的文明体系。邓小平理论并没有把社会主义仅仅视为一种现存的、前人留下来的、不可变更的制度框架，而是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他从我们搞社会主义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角度提出问题，提出我们这些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生存的标尺究竟是设定在既定的、前人留下来的经济、政治制度上，还是设定在现实的基础上？究竟是设定在抽象的原则上，还是设定在中国人民的生存目标和生存价值的基础上？因此，他可以大胆地怀疑以往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制度的合理性，可以勇敢地提出前人所没有提出的制度选择，可以讲“老祖宗”所没有讲过的话。从现实出发，从中国人民的生存目标出发，从中国怎样融入当今世界的现代文明出发，来重构社会主义的价值结构和秩序，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一种对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更为现实、更为科学的认识。
社会主义价值的重构，使一场比现存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制度体系的转型更为根本的变革。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发展进程中经过多次重大变革。列宁当年的革命，建立在他准确分析世界形势和格局的基础上。他从当时俄国人民实际生存的可能性出发，从当时俄国沙皇统治的反动性着眼，作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革命性判断，领导了这场重大飞跃。毛泽东既没有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的现成的革命，秩序性安排，也没有接受中国历史和当时的现实给中国民主革命所规定的程序性公式，而是作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科学判断，领导了中国革命的又一次飞跃。如果没有列宁和毛泽东在理论层面的价值性判断，而是按照当时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制度体系的自行演化，是不可能出现这种革命性变革的。由此可以说，高于现实的理论性的革命性判断，在特定情况下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就是理论的能动性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面对的是“文革”十年内乱留下的满目疮痍，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到处是极“左”的痕迹，人们头脑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非常混乱。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首先的拨乱反正是在思想领域，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而这一过程中最根本的是社会主义价值的重构，使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升到新的科学的水平。正是有了这一价值的重构，才有了20年来深刻的改革，才有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各种制度的创新和转型。社会主义价值结构的重构，将改变世界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评价：社会主义将是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对世界进步具有巨大推动力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对外威胁世界和平，对内不断大搞阶级斗争的社会制度。
其次是实践空间的拓展：建设面向21世纪的新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构，越来越使中华民族具有了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信心。对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构，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制定了国民经济“三步走”的战略，我们规划了中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进程，我们实现了持续20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我们正沿着温饱——小康——基本现代化——完全现代化的中华民族崛起之路前进。这是自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落伍以来，第一次真正开始为民族的崛起而自觉奋斗，第一次清醒、主动地力争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正在做的一切，正是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内容的实际展现。
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构，越来越深刻地指导着我们在改革中的制度创新。基于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革命性飞跃，我们正一步步深化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改革创造了社会主义崭新的生存形式，例如联产承包、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为了保证在21世纪创造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坚持这种价值目标和秩序，以便在未来任何惊涛骇浪中始终保持清醒和正确的前进方向。
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构，越来越使我们更加理性地对待未来的外部世界。对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构，20年来已经使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已经深入人心地成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选择。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将更深刻和长期地面临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的制度建设的挑战，面临资本主义社会一浪又一浪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面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先进的管理经验的挑战，面临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影响。从社会主义本质所揭示的价值目标和价值结构出发，我们一定能更加理性地对待未来的外部世界。这些挑战不但不会构成社会主义的生存危机，反而将成为社会主义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新世纪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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