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良研究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当代论文,价值论文,张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张良是汉初名臣，字子房，传为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人，出身于韩国贵族家庭。其祖父及父相韩五王，故史称“五世相韩”（注：《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均如是说。）。他一生的活动，约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正式归汉之前，即公元前206年韩王成被诛之前，为第一时期。 此期他以反秦复韩为己任，但同时也积极襄赞刘邦。秦灭韩，张良虽年少未曾仕宦，但他的家世出身，却使之与新生的秦帝国誓不两立。“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注：《汉书·张良传》。）。后终于求得“力士”，并“为铁椎重百二十斤”（注：《汉书·张良传》。），乘秦始皇东巡之机，在博狼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行刺，可惜误中副车。在秦当局严密的搜查下，“良乃更名胜，亡匿下邳（今江苏睢宁北）”（注：《汉书·张良传》。）。
据说在下邳期间，张良巧遇老父黄石公，曾为其拾得掉到桥下的鞋子，而博得老人的赏识，于是授予《太公兵法》，并告诉他说：“读是则为王者师。”（注：《汉书·张良传》。）从此使张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行刺的新道路。陈胜、吴广起义后，“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注：《汉书·张良传》。）归属沛公刘邦。“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为它人言，皆不省”（注：《汉书·张良传》。）。这样就使张良深深感到“沛公殆天授”（注：《汉书·张良传》。），遂暗暗下定了跟从刘邦的决心。不过，当时他却扮演着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充当刘邦的谋士，为其出谋划策，如献计以重宝啖秦将破晓关，化解鸿门危机，建言烧绝栈道等等；另一方面则积极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横阳君成为韩王，而自任韩司徒，恢复故韩国。
正式归汉至项羽败亡为第二时期。此期他一心一意为刘邦“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注：《汉书·张良传》。）。公元前206年，自封为西楚霸王的项羽，以韩司徒张良跟从汉王刘邦替其谋划的缘故，不遣韩王成就国，而将他带到彭城诛杀之。这样，就使张良彻底断绝了为故国效力的念头，而一心一意追随刘邦同项羽相抗争。在长达数年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作为刘邦的头号谋士，每逢关键时刻，差不多总是他替刘邦做出正确决策，使其立于不败之地。如：
汉三年，刘邦被项羽围困于荥阳，忧恐中同郦食其谋弱楚之计。郦生建议立六国后代，被刘邦采纳。正欲实行之际，为张所知。他立即向刘邦陈述了这一做法的严重失误，使刘邦恍然大悟，大骂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注：《汉书·张良传》。）当韩信破齐之后，欲自立为假王，刘邦闻讯大怒。是张良及时提醒他，使有所悟，遂借题发挥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注：《汉书·韩信传》。）于是遣张立信为齐王，如此避免了一场内变，使韩信继续甘心为刘邦效力。汉五年冬，刘邦追项羽至阳夏南，“战不利，壁固陵，诸侯期不至”（注：《汉书·张良传》。）。张良献计，让立彭越为王，取故楚地予齐王韩信。“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注：《汉书·张良传》。），从而使刘邦最终战胜项羽，统一天下。
从以上的实例不难看出，张良的谋略对于刘邦战胜项羽确实至关重要。难怪后来汉廷封功臣时，张良虽未尝有战功，但刘邦却替他请功道：“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注：《汉书·张良传》。）
刘邦实现统一后为第三时期。此期张良虽继续为新建的西汉帝国献计献策，但却抱定功成身退的决心，逐渐远离政治，道引辟谷，从赤松子游。西汉立国后，张良继续以谋士身份替刘邦出谋划策。如建议先封与刘邦有故怨的雍齿，以平息大臣争功；以精辟的分析使刘邦采纳刘敬都关中的建议；从刘邦击代，出奇计下马邑，及劝刘邦立萧何为相等等。同时，他还曾为吕后献计，使刘邦未易太子。不过颇值得注意的是：
1.此间张良明显表现出的知足思想。汉六年大封功臣时，刘邦以张良谋划之功，让他“自择齐三万户”（注：《汉书·张良传》。）。然而张良却谢绝道：“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注：《汉书·张良传》。）他又曾讲：“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注：《汉书·张良传》。）
2.张良虽为开国功臣，但始终未在汉廷担任要职，而最多不过当了一段时间的太子太傅。
3.以“多疾”故，道引辟谷，学仙道，欲轻举，常闭门不出，自称曰：“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注：《汉书·张良传》。）
这些表明，张良具有强烈的功成身退的意识。这位毕生为帝者出谋划策的人，最后也为自己谋划了一条退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狡兔死，良狗烹”的严峻形势，应该说他的这个选择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杨树达指出：“高祖所谓三杰，淮阴见诛，萧何械系，良之辟谷，所以自全耳！”（注：《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 页。）所见极是。总之，张良的一生是依靠智力而建功立业的一生。他以善于谋略、巧出奇计而著称。他作为刘邦身边的智囊团中的首席智囊，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二
对于张良这位智者，对于他“以三寸舌为帝者师”的富于传奇色彩的生涯，后世之人，特别是知识层，极为神往。因此，把张良视作智慧的化身而加以称颂赞扬，代不绝书。座落在陕西留坝县北的张良庙中现存的39面碑刻、51块摩崖题字，便是此类作品的集中展示。尤其回云亭前檐石柱上有幅对联写道：
鹿逐中原成功终非凭力士
狮醒大陆画策还欲问先生
作者将“智力”凌驾于“勇力”之上，固然有失偏颇，但却是对张良一生业绩做出的一个画龙点睛式的总结与概括。不过，纵观这些文字，虽多有精妙之处，但始终并未摆脱文人学士感慨世事、赞叹圣贤的窠臼，还远远说不上是对张良进行研究。
用近现代科学的方法，对张良作研究，始自本世纪初。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良》，是迄今见于著录的最早的有关专书。大约从50年代起，这方面的论文也日渐多起来。据张传玺等编的《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及《续编》著录，截止到1990年，共有文章34篇（含港台），其中：50年代，4篇；60年代，2篇；70年代，18篇；80年代，10篇。70年代之所以文章骤多，盖与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发表《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一文（注：该文署名康立，刊于《历史研究》1974年第1 期。），及粉碎四人帮后大家群起而批判此文有关。这样的政治因素影响，自然属学术研究的特殊例外。
细绎有关张良研究的30余篇文章，很容易发现，其不少都是介绍性的文字。这从一些文章的标题便可看得非常清楚，如：《赤松黄石话张良》、《铁血健儿博浪椎》、《博浪沙椎秦皇的张良》、《张良不贪功名富贵》、《大战略家张良》、《鼓荡秦汉风云的张良》等。从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来看，多系泛论性的综合型杂志而非纯学术刊物，还有不少则是报纸副刊，其篇幅有限，只适合简介而难以展开论述。另外有一些文章，大概只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不顾张良的历史实际，强加给他一种特定的头衔，如《杰出的革命军人张良》、《武成王庙的亚圣——张良》等等。这就使人不免有南辕北辙之感了！当然，真正的学术性文章也是占有一定比例的。此类文章，或对张良作全面论述，或就张良的某一方面展开更细致的探讨。其中争议较多的是张良籍贯问题。1980年在《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上便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不久在《山西师院学报》（后改名《山西师大学报》）上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争辩，有研究者还将有关张良籍贯的材料整理公布。此外，关于张良的卒年，也有学者提出“质疑”。
有关张良的著作，大体同文章的情况相类似。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兹将本世纪90年代以前出版的此类书籍列表如下（注：据张传玺主编：《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下编《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书名 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
张良孙毓修 商务印书馆
1918
张良《张良》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张良传注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张良(历史人物传记译注) 田瑞娟 中华书局 1983
张良郭文富 中华书局 1983
上表所列的5种书中，2种是古文译注，属于普及型读物，其余书名全同的3种，一是文革产品，根本不足取， 再是中华书局的以介绍为主的小册子，早期商务所出的一册，今天来看其观点、方法，也都较为陈旧。
总上所述，大体可得到如下的印象：自本世纪初开始的应用近现代方法开展的关于张良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成绩并不怎么突出。不妨这样讲：学术界关于张良的研究，直到目前仍处在浅层开发阶段。特别是研究者普遍没能抓住张良一生的主旋律——即智慧、谋略，去深入开展探讨，从而揭示张良这位历史人物的永恒价值。如此一来，就等于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白白浪费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三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历史的功能，主要在于开启智慧，开拓思想，提供经验和教训，使你不走或少走弯路，不犯或少犯错误，变得聪明起来。开展对历史上智慧、谋略等方面的研究，无疑是达到这一目的最便捷的路径。古人重视历史，历朝历代花很大的气力编篡历史，应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有总结历史智慧的成份。不过，开宗明义，把智慧、谋略作为专门对象加以整理研究，是从明代的冯梦龙开始的。冯梦龙（1574—1645年），字犹龙，晚明文学家、戏曲家，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文学、戏曲创作颇丰，以所集话本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最为有名。冯氏对历史也有较深的造诣。他曾把先秦至明代各色人物以智取胜的事例千余则汇为一册，分10部28卷，取名《智囊》。此书展现了古代中国人在治国安邦、治军用兵、断案决讼、平定动乱、经营产业、为人处世等方面的高度智慧，是我国首部专述历史智慧的著作。它问世后，受到不少学者特别是英雄伟人的喜爱。据说，毛泽东曾于1963年初专门从章士钊处借得一套线装《智囊》阅读（注：转自《智谋大全·前言》，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由此似可窥见该书的价值与意义。尽管出于时代的局限和客观的条件，冯梦龙对历史智慧的总结是直观的，仅仅做了一些分类排比性的工作，但他所走的道路，所揭示的方向，却是开创性的，是全新的。
如果沿着总结历史智慧的思路，去研究张良这个历史人物，那末，其天地便会顿感宽阔。因为张良的一生，就是运用智慧建立功业的一生，在他身上有着可供研究者发掘的巨大的智慧宝藏。前文已经指出，长期以来，张良研究中所缺乏的，也正是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对今后的张良研究来讲，如何尽快补上这一缺环，应是努力的方向。大家知道，我国历史上像张良这样智囊式的人物，有很多很多。特别是诸葛亮，由于小说戏曲的渲染，更是家喻户晓。传说他平时喜欢戴一种有青丝带的头巾——纶巾，而小说戏曲里又让他摇一把羽扇，如此一来“羽扇纶巾”便成为此类谋臣的标准形象，老百姓则称之曰“摇鹅毛扇的”。一般说来，差不多每个集团都有这样的人物，甚至连《水浒传》里也要塑造一位摇鹅毛扇的智多星吴用。历代智囊们显示发挥出来的智慧，令人叫绝称奇，对于历史的发展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自然成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永恒的价值。不少志士仁人都曾从这之中汲取过营养，或得到某种启示，从而成就了事业。像现代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便是运用历史智慧的高手。
由于历史智慧多是治国、治军方面的，而运用历史智慧的成功范例，也多属政治家或革命家，这样就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历史智慧只适用于政治或革命领域。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实际上，历史智慧不仅适用于政治或革命，而且也适用于经济建设，即令是受到当代社会高度重视的企业管理，亦同样可从历史智慧中汲取有益的借鉴，收到事半功倍的绩效。这方面，日本的企业家的事例是颇具说服力的。例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即运用我国古代典籍《论语》中的智慧，创立了所谓“论语加算盘”（或译作“论语和算盘”）的管理模式，经营五六百家大企业获得成功，从而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再如被日本誉为“企业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则是从我国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使濒临倒闭的松下集团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并发展为资产497.48亿美元、年营业额435.16亿美元的国际性的电子企业集团，在世界500家大企业中排名第17位（注：此系1990年的统计数字。）。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兹不一一。在日本运用中国的历史智慧来从事企业管理极为普遍，以致不时形成所谓的“热”，如“《孙子》热”、“《三国演义》热”、“《莱根谭》热”等等。日本企业界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当日本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麻烦时，需要从中国历史智慧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智慧的高度重视。我国近现代不少民族企业家，如荣德生、王云五、刘国钧、宋斐卿、穆藕初等，之所以能在旧社会民族企业起落无常、盈亏瞬变的险恶环境下，相对平稳地克服困难得到发展，也是同他们借鉴运用历史智慧经营管理分不开的。总之，这些中外的事实雄辩表明，我国的历史智慧对于现代化，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与巨大价值。
基于上述，在当今大力倡导对我国历史智慧的研究，显然是非常必要和极为重要的。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工作，逐步形成并建立一门新的学问——历史智慧学，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无疑，对智者张良的研究在这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传统类书中，每每把张良归入“美丈夫”之列，《太平御览》卷379 还引《汉书》曰：“张子房状貌如美妇人。”张良是否真正长得漂亮，自然已经无从稽考，但这种做法很可能是古人以智慧为美、以智者为美的审美情趣的曲折反映。今天，研究张良，就应该把他的“美”——即智慧，发掘出来，为现代化建设所用，为强国富民所用。而这，也就是张良研究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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