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党政治视域下的效率与公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政党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909(2014)12-0033-07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今天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是硬道理，我们需要效率来实现国家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时，我们也深切地体验到，高速发展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发展不平衡，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安全感和平衡感缺失……这些都给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挑战与考验。执政党如何在发展的进程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的确已经成为我们执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课题。这个课题的解决或许同样需要世界眼光、全球视野。本文尝试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进程中，从不同政党执政的历史中，来观察在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处理上，执政党的得与失、成与败，从中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效率与公平：西方左右翼政党各执一端带来的问题 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具体地说，近现代政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治组织。在工业文明时代，政党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正是政党身上的阶级烙印，使其有了左右翼之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被称为右翼政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被称为左翼政党。从现代政党执政的历史看，效率与公平，向来是左右翼政党各执一端的牛耳。不同政党的代表性和阶级性，决定了它关注点的侧重。右翼代表资本的力量，为资产阶级服务，更关注效率问题；左翼代表劳动者的力量，为工人阶级服务，更关注社会公平问题。 但是，政党执政的历史清楚地说明，社会的发展无论是向右，还是向左，一旦其天平倾斜后，都会给社会的发展带来问题和麻烦。向右，只追求效率而不管不顾社会的公平，社会就会分化，乃至分裂，社会矛盾就会不断加剧，社会的阶级、阶层对抗就会愈加剧烈；向左，社会的公平是有了，但是，效率问题又凸现出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动力又成为问题。 现代政党执政的历史是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开始的。早期的各国政治舞台曾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统天下。资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后，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资本最大限度的增值，它一心追求效率，不顾及社会公平，从而使劳资之间的矛盾与对抗日益加剧，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工人阶级政党也在工人运动中产生并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遭遇危机和挑战，工人阶级政党开始了自己的执政史。 工人阶级政党上台执政后，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克服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弊端，强调社会的公平，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领域实行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原则。在西方国家，左翼政党执政后，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大力推行福利政策，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均能享受社会福利照顾的福利制度、福利国家。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劳动者政权和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 压力下，资产阶级政党为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开始了政策调整。它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本国左翼政党的政策，而且，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成就，进而要向其学习。1965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在美国的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了《资本家宣言》，宣称要“借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1](P227)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的实现，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因为随着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和缓解，效率问题又摆在面前。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发源地欧洲国家，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左翼党——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在福利政策的推动下，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福利社会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满足了社会中下层人民的部分需要，体现了社会的公正与公平，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但是，福利政策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出现了难以治愈的“福利病”：税赋沉重、政府开支过于庞大、官僚主义盛行；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降低，对福利的依赖性增大；社会福利“能增难减”，改革困难重重。像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福利国家制度就陷入全面危机。1979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大力削减社会福利，扭转了福利开支不断增长的势头，给英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公正的问题，导致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上升，最终导致其下台。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面临的依然是改革英国公共服务体系的难题。为应对全球化，提高英国的经济竞争力，不改革肯定没有出路，然而，改革却异常艰难，布莱尔的改革举措一直受到党内左翼的反对，一些工党议员和部分民众指责布莱尔是撒切尔夫人的接班人，社会政策比保守党更右倾。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政府，在推出了“2010年改革方案”这项针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举措后，陷入执政危机，被迫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在2005年9月的选举中德国社民党丢掉了总理的宝座，施罗德被默克尔取而代之，德国社民党只能与获胜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大联合政府。 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理想和憧憬，极大地激发起人民的热情，焕发出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特别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实现后，发展速度惊人。在1936年就宣布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就是说，苏联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二战时又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的入侵，战后战争创伤恢复得也很快。可是，当革命的热情和建设新社会的激情随着岁月的流逝减退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使社会经济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那时无产阶级执政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正像人们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到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被耗尽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开始在原地打转。70年代，经济困难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主要经济效率指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未能达到。到1982年，战后第一次人民的实际收入跌到零增长。在东欧国家长期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不仅没有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拉大了与后者的距离。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前是名列世界前10位的工业富国，其经济实力超过奥地利，但是，到1989年，奥地利人均国民收入居世界第11位，而捷克斯洛伐克人均国民收入滑落到第33位[2]。 二、效率与公平：发展中国家执政党面临的挑战与考验 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与发展，执政党同样面临着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看，效率与公平更像是横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坎，因为跨不过去而下台的政党还真不少。我们通常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或“拉美陷阱”，实际上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处理效率与公平时出现的问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世界上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过的“发展风险期”现象。即当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出现的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矛盾最易激化的现象。 所谓拉美陷阱，是指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到21世纪初，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这时期，失业率持续攀升，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和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群众的抗争此起彼伏。 在传统农业占很大比重的情况下，特大型企业，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中小企业数量少，导致过多剩余劳动力，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业人口较多，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沉重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潜伏危机，甚至发生动荡。这种状况被称为“拉美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也好，拉美陷阱也罢，经常导致的后果是执政党的政府下台。像巴西，在2002年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到国民人口总数34％。一边是现代化，一边却产生了那么多穷人；有增长、无发展，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在当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执政的社民党候选人败北，代表中左翼联盟的劳工党领袖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卢拉政府上台后，接连推出了家庭补助、教育补贴、东北地区电力发展计划等一系列帮助贫困人口和地区的措施，直接受益人口达1亿多，使全国的贫困人口减少20％，在2006年的大选中卢拉再次当选。 长期单独连续执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同样陷入拉美陷阱，导致在2000年的选举中下野。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也是拉美地区的第一大党，从1929年上台执政到2000年下野，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1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仅次于苏共的政党。有人说，20世纪的墨西哥是革命制度党的世纪。的确，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长期执政曾使墨西哥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政治奇迹，当拉美大多数国家政局动荡，政变频繁，军人独裁统治时常出现时，墨西哥一直保持政局稳定，政权更替有序；另一个是经济奇迹，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墨西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从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历程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政绩斐然，它的执政地位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在1982年以前的历次总统大选中，它的得票率均超过90％，牢固地控制着国家各级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但是，到80年代以后革命制度党的影响下降。原因便是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没有处理好社会公平问题。墨西哥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藏，为开发石油资源，政府开始大量举债，偏偏这时遭遇世界经济危机，石油价格大跌，墨西哥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1982年债务危机出现，墨西哥只能采取紧缩政策。到80年代它又加入北美自由贸易总协定，接受美国的影响开始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模式，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封闭的内向型转到了开放式的新自由主义。 由此而来的后果是：墨西哥民族工业受到强烈冲击，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工人越来越多；在农村停止了土地分配，1992年墨西哥修改宪法，废除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大量得不到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有的地方发生了农民暴动；1994年底、1995年初又爆发金融危机。这些都加剧了贫富分化，伤害了中下层民众的利益。据官方统计，到20世纪末，墨西哥贫困人数达4600万，其中赤贫人数达2700万。而占全国人口10％的富人却拥有全国80％的财富。这种状况，必然引起中下层民众对革命制度党的不满，同时使反对党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削弱和动摇了革命制度党赖以执政的社会政治基础。 2004年印度的大选结果，也是同样的问题。以印度人民党为主组成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在总理瓦杰帕伊的领导下，连续两届执政8年，政绩显赫。对内实行经济改革，大搞计算机革命，大力推行私有化，使印度连续8年GDP增长率达到5.8％。此外，在外交、军事等方面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IT产业，受益的主要是城市的中产阶级，普通百姓并没有得到实惠。相反，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广大的农村、农民并没有能从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得到好处，很多人的利益还在发展中受损。特别是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同时，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具体事务上，如水电、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道路交通等方面，全国民主联盟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但是，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却自信满满。瓦杰帕伊提前一年解散议会，举行大选，认为胜券在握，并在大选中提出很多恢弘的口号：“让印度大放光芒!”“把印度办成世界的办公室!”等等。此时，在野的国大党提出的口号，则是要改变印度贫富不均的状况，要改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的生存状况……最终印度大选出现“泥巴打败了鼠标”的结果，民众用脚投了执政党的票，在野的印度国大党击败全国民主联盟上台执政。 三、效率与公平：鱼和熊掌兼得的瑞典社会民主党 左右翼政党执政的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都告诫我们，效率与公平在政党执政的现实中的确是一对复杂的矛盾。以至于效率与公平，在有些人看来，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讲效率，就会损失公平，要公平，效率必然打折扣。那么，执政党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能否寻得平衡呢?从世界政党执政的历史中，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个鱼和熊掌兼得的成功案例，这就是瑞典社会民主党。 瑞典是个令人称羡的国家。它是当今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十位；其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更是享誉全球，被誉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橱窗”、“福利国家的样板”，亦被称为“瑞典模式”，而成就这一切的正是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一般称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年，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该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为瑞典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自1921年以来，无论执政还是在野，它都一直保持着瑞典第一大党的位置。其执政历程虽说几经沧桑，然而更多的是辉煌。瑞典社民党1917年首次入阁，1920年3月首次组成一党政府。1932年秋，该党取得国会选举的胜利，此后连续44年稳坐执政宝座。在1976年的议会选举中，该党仅以11个席位之差败给了非社会主义方向的政党联盟，丢掉了执政宝座。1982年9月，社民党重整旗鼓，在左翼党的支持下取得议会多数，再度上台执政直至1991年。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中，社民党再次受挫，失去政权，瑞典保守党上台执政。1994年社民党在大选中获得45％的选票，组成政府。进入21世纪，欧洲政治时钟开始向右摆。执政的左翼政党大多数或者下野或者处于困境中。而瑞典社民党却一枝独秀，在2002年9月的全国大选中不仅保住了执政党地位，而且得票率增长了3.4个百分点，从而成功地击败了国内外右翼势力的进攻。但是，在2006年的大选中，瑞典社民党没能逆风而立，又一次走下政治舞台，连续两届在野。在2014年的大选中，瑞典社民党再次赢得选举上台执政。时至今日瑞典社民党已有近70年的执政史，并创下迄今为止社会民主党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 在一个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下，瑞典社会民主党何以能创下如此辉煌的执政记录呢?这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定地走适合本国国情的“中间道路”并坚持与时俱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瑞典社会民主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最忠实的信奉者和实践者。该党主张以和平、渐近、改良的方式改造社会，消灭阶级差别、争取平等，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其历届领导人都认为，实现目标的进程是长期的、渐进的，社会改革必须以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和不引起社会剧烈动荡为条件。为此，对内，它实行政治多元化和民主自治制，实行混合经济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积极推进福利政策，提出社会需要充分就业；对外，主张和平、中立。尽管自20世纪70-80年代起，瑞典模式也暴露出自己的问题，从而陷入困境，但是，瑞典模式的成就仍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事业中迄今最成功的实践。由于瑞典社民党长期执政，“社民党的政策一向是瑞典国策的同义语”，因此，瑞典社民党被人们称为西方社民党的“典范”、“欧洲社民党最顽强的堡垒”。就连一党连续执政了74年的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表示，苏联最愿借鉴的是瑞典模式。 瑞典模式之所以引人注目，令人向往，实际上得益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对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和努力实践。 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之时，瑞典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称“海盗之国”，居民多为海盗及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政治生活也封闭保守。所以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早期活动是与其他政党一起争取政治民主，实现男女普选权。1921年这一斗争取得了突破性胜利，男女普选权开始在瑞典实行。此后社民党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怎样对瑞典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每次选举，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两大竞选联盟争辩的主要话题都围绕社会主义展开。非社会主义党派指着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质问，那是否就是社会民主党所要推行的发展模式。社会民主党历来支持社会变革，并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又拒绝诉诸革命手段。那么，它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面对这一严肃的课题，瑞典社民党开始了“中间道路”的探索。社民党强调，它所要建立的“民主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以私人所有者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国家所有者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党的第一位领袖亚尔玛·布兰亭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我们想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仿效任何理论模式，而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在生活本身教益的基础上。”这成为后来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探索社会主义新途径所遵循的思想原则。 1925年阿尔宾·汉森接任党的主席，不久便提出“人民之家”的思想。他把国家比作一个家庭，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像好的家庭一样，没有特权和剥削者，而只有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他提出要在瑞典建立“人民之家”，开始了以普遍福利为目标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实践，为瑞典社会民主党1930年代的福利社会主义和合作妥协政策铺平了道路。 二战后，瑞典社民党在1944年纲领中删除了“剥削理论”，代之以社会需要充分就业的篇章；社会化的口号也被加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口号所代替。该党还制定了一个27条的战后规划，详细说明它打算怎样改革瑞典社会。按照这个规划，社民党继续推进社会改良主义政策和福利建设计划，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1960年代末，瑞典建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福利制度与设施，为它的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创下了“令人神往的功业”。瑞典的社会福利，在世界各国中是最多的。除了同其他西北欧国家一样都有法定的四大保险，即退休养老、公费医疗、失业和工伤以外，还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社会福利项目。例如，在生育方面，一个妇女生了孩子以后，不仅可以享受长达一年半的带薪假期，其中一年为100％，半年为90％。而且在第18个月时，如果检查确认又怀孕了，还可以继续享受90％的带薪休假，一直到孩子出生，重新享受18个月的带薪假期。同时，夫妻双方可以协商，如果女方工作比较重要，不能或者不愿在家休息这么长的时间，也可以由男方代替在家休假[3]。在很多小事上福利社会也给予关照，如街头有很多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只要你缴上20克朗押金，就可骑走，自行车归还后，押金还可取回。 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瑞典社民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社民党表示：它反对资本主义，但需要市场经济；它肯定市场经济的重要调控作用，但强调不能对其放任自流，要通过立法对市场经济的消极加以限制。社民党致力于建立一种生产秩序，以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对生产方向和分配施加影响。因此，在福利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瑞典社民党又先后提出“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都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是对“中间道路”不断探索的结果。职能社会主义主张实行混合经济，并通过经济民主化立法，对构成所有权的某些职能实现社会化，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基金社会主义对所有者的要求更进了一步，它提出在现存体制内，通过工人集体控制企业利润和股份，进而逐步控制资本所有权，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福利，实现经济民主，最后进入社会主义。 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了大量的努力。几十年来，他们正是依据自己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把握，来建设自己的家园。所以，人们用两点来概括“瑞典模式”的成功：一是社会福利政策；另一个就是阶级合作。所谓阶级合作主要表现在政党间的妥协与合作、劳资双方的妥协与合作、各利益集团间的妥协与合作上。通过福利政策和阶级合作政策，使瑞典社会民主党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执政环境，实际上成为社民党执政优势的保障机制。阶级合作政策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瑞典能够把“蛋糕做大”，而福利政策又使在“蛋糕的切分”中，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工人的利益要求。所以我们说，瑞典社会民主党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执政党。 四、启示 综上所述，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世界政党执政的历史，既给我们带来了成功的案例和经验，也给我们提供了失败的经历与教训。从中我们能够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1.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是当今政党执政的理性选择 效率与公平无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个基点，因而也是政党执政所追求的两个目标，它关系到民生与民意。如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与公平地分配财富，既关系到一个社会能否健康与稳定地向前发展，自然也关系到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命运。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怎样才能既有高速的经济发展，保持国家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又能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防止社会的过度分化乃至分裂，给国民以安全感和平衡感?亦即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得平衡，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对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而言，简直就是一种考验：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执政党的寿命就可以延续下去；解决得不好，执政党的地位就难以巩固，执政寿命就有可能寿终正寝。因此，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走钢丝，寻求平衡，已经成为各国执政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和所追求的目标。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许多国家的政党为了上台执政或延续执政寿命，都在忙着进行理念的更新、政策的调整，试图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以顺应民意，赢得信任和支持。鱼和熊掌兼得并不容易，但是，执政党的使命和历史命运使其不得不做出这种理性的选择。像欧洲主要国家的主流政党，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上台执政后，其政策的指向非常明确，既要注重效率，也要维护社会公平。近二十年来，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对欧洲模式，即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改革，目标非常明确：既要关注劳动者的利益，又要给企业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需要观念的与时俱进和政策的适时调整 左右翼政党执政各执一端的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清楚地告诫我们：对现代执政党而言，效率与公平已经不是谁优谁劣，谁先谁后，该不该兼顾的问题，更不是左右翼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所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效率与公平，更像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两条腿：国家和社会要健康发展，路要走得远，走得长，靠一条腿是不行的，只能靠两条腿走路。执政党在治国理政中，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不能囿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否则很难两条腿走路。 因此，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为了执政，进行思想理论的更新，不拘泥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教条，并在思想理论更新的基础上适时地调整政策。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之所以能在世纪之交的三届议会选举中，连续赢得胜利，在台上执政，就得益于工党勇于更新思想观念，挑战传统理论。同时，为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工党在全球化条件下执政的新理念，它要建设的是具有英国特色的社会民主主义。它保留了对社会正义的承诺和中左派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些目标时的手段又是灵活的、创新的和前瞩性的。它既超越了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超越了把公共投资、并且常常也把社会和集体努力的重要观念当作罪恶而加以拒斥的新右派。工党的“第三条道路”不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的另一种选择，而是在欧洲的左与右之间进行的选择。即在社民党的传统和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找一条通向全球化的新路。“第三条道路”有一套庞杂的思想体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套庞杂的思想看起来非左非右，实际上是左右逢源，本质上是既要经济发展的效率又要社会公平。 我们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得益于解放思想，冲破极“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调整政策，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正是效率的提高，改变了贫穷社会主义的面貌。 3.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是需要自觉地坚守的 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不仅来自于理论，更来自于实践。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奉和信念更多来自于社会主义原则真实地实现，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体验。社会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和多种多样的实验，但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不会变的，那就是公平、公正、平等、自由。所以要想使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成为人们的信仰，就需要把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转化为现实，让人们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给人们更多的安全感和平衡感。 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曲折的经历中，我们懂得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道理。在中国和越南，为了发展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走出了计划经济的牢笼，混合经济、市场经济基本确立起来。但是，在加速发展的进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其中的一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公平原则的缺失。因此，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需要重申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坚守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原则。正像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所说：“我们已经变革，不是要忘记我们的原则，而是要执行它们，不是要失去我们的个性，而是保持我们的实用性。”[4](P59) 从政党执政的历史看，如果仅就经济发展的效率而言，资产阶级政党已经做到了。发展经济历来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长项，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议题向来是资产阶级政党挥洒的舞台。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和危机，是其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工人阶级左翼政党之所以能够走上政治舞台，大张旗鼓地建设福利国家、福利制度，并迫使资产阶级政党也不得不关注社会福利，就是顺应社会民众的需要，解决社会的公平问题。瑞典模式的声誉和吸引力，就在于它在发展的同时，坚守社会主义的原则，有效地解决了社会公平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存在。但是，既然是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就有必要坚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原则，并在治国理政中建立起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通过现实的政策，实行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给社会成员创造更平等的机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而言，在公平问题上应该下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在社会公平方面，我们只有做得更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社会主义才能更有吸引力和号召力，我们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4.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转型期的社会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 效率与公平在现实中的矛盾如何解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既需要解决观念认识问题，也需要政策配套，制度安排和利益整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可谓是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执政党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是有形的，易使政党政绩显性化，为社会成员所感知。社会公平是无形的，因为人们的公平观不尽相同。有的把收入差距的大小作为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有的认同按劳分配；有的赞同机会均等即是公平；有的则认为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只是单纯的结果公平。正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5]。 尽管如此，人们依然认为执政党应该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的、团结的社会。而一个好的团结的社会，一定是为多数人，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福利。政党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价值目标，就会有什么样的公平观。不同的公平观在政党治国理政时转化出不同的政策。它既影响公平，也影响效率。公平能够带来社会的高度认同和社会成员的团结，能够更好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反之，就会出现社会认同低，社会分化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加剧，人们就会懈怠消极。特别是在温饱问题解决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幸福追求和体验的境界会提高。物质的成份不那么重要了，而制度的公平、规则的公平、机会的公平会加重人们的心理体验和感受，影响人们的幸福指数。所以，执政党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要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目标，要以决心、远见和明确的目的对待这一问题。为避免社会在转型的进程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需要执政党进行顶层设计，澄清思想理论上的认识，以明确的公平观进行体制机制的建设和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 总之，在社会主义国家，效率与公平问题能否很好地把握，对执政党而言，其面临的考验或许比其他政党更严峻。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便是公平、公正，所以，发展固然重要，公平更是共产党执政所应追求的目标。这是由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然而，市场经济的法则又是残酷的，这就需要执政党有更高的智慧，来驾驭市场经济，只有这样才能经受住各种各样的挑战与考验。标签：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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