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柏林墙的决定是如何通过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林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夜间、10日清晨倒塌， 是“冷战”结束的明显标志：东德制度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体现欧洲分裂的柏林墙是如何建造的？哪些人参与讨论？是如何讨论的？建造它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
苏联和东德领导的意向，即消除二战后把德国和欧洲分开的“铁幕”的最后缝隙，早在50年代初就产生了，但在斯大林去世后被暂时搁浅。1961年中期，这个想法重新抬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难民，通过开放的边界，源源不断地流向柏林。1961年8月13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柏林之间的边界关闭。尔后，蒙上带刺铁丝网的钢筋混凝土墙把城市分隔开来。德国西部称它为“无耻的”墙，而在德国东部称之为“反法西斯的护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巩固边界的措施，与其说不容许“西方间谍”向东方渗透，不如说是防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逃向西方。
其实，西方政治家强硬地反对把东部德国人与其西部的兄弟姐妹隔离开来的意见，完全是口是心非：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多次秘密会议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即如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柏林建造一堵墙，那么这将是摆脱德国危机（1961年夏达到顶点）的最好出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福布赖特（У.Хулбрайт）在1961年7月30日的声明中论述了这一思想：“我认为，东部德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关闭自己的边界。我想，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于1961年8月13 日晚上听到柏林事件的消息时，甚至欢呼：“谢天谢地！”
于是，赞同完全关闭“铁幕”的不仅仅是东方。西方领袖的立场可以解释为：如果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尽管暂时可以巩固以乌布里希（В.Улъбрихт）为首的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的政权——乌布里希称1961年8月13 日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二个生日”，——那么从长远的角度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西德和西柏林的自我隔离就意味着，不仅东德的制度、而且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遭到失败。这样，对这种竞赛的积极宣传者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说，柏林墙在客观上是政治和个人的失败。但为什么柏林墙的建造会得到克里姆林宫的同意？
美国研究者哈里森（H.Harrison）在详细研究了俄罗斯和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档案资料后，对这个问题作如下回答：一切都要归咎于乌布里希；他在赫鲁晓夫的巨大压力之下，采取了这一不得人心的措施，因为赫鲁晓夫恫吓，在开放边界的情况之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面临彻底崩溃的前景。
1961年8月13日事件，对哈里森来说， 是她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提出强大伙伴和弱小伙伴之间关系概念的基本论据。按照这一概念，在“冷战”时代，弱小伙伴成为制定主要政策的原因；根据哈里森的形象说法，“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
1993年，统一后的德国法庭，决定揭露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在用暴力对待企图越过柏林墙方面个人应负责任的程度。提出的问题是，谁是建造柏林墙这一政治决定的首创者。出庭作证的原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参赞克维钦斯基（Ю.А.Квицинский）称乌布里希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另一个原苏联的外交官法林（В.М.Халин）不同意克维钦斯基的看法。法林认为，赫鲁晓夫始终决定一切。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关系的特点，不仅是批准，而是某人在某种程度上与莫斯科系在一起。
这一争论， 只有研究文献资料才能解决， 那些早就众所周知的对1961年8月13日事件提出的官方说法的文献资料，带有宣传的性质， 并包含着不少矛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于1961年8月12 日提出的文本说到，“根据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声明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院的决议”采取行动。但人民院审议并作出这个决议，没有说服力。令人不解的是，由谁在何处制定并通过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声明：它出版的文本，没有包含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消息。
1961年8月6日，报刊报道了以下消息，即于8月3日至5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华沙条约缔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有关准备签订德国和平条约问题”的会议。 消息透露出这样的意向：会议参加者将于1961年底与德国签署和平条约，但没有一句话说到柏林边界状态的任何变化。可以推测，在这次会上，通过了建造柏林墙的决议。官方的消息只是虚伪报道，以便确保8月13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这种推测源于两个事实：西方一点也不了解有关的准备行动，从来也没有说过与德国签署和平条约。
然而，推测不是证据。1961年8月13日事件之前过程的真正揭示， 是由于研究者直接获得了1961年8月3日至5 日召开的莫斯科会议的文献资料。从1993年起，部分文献成了历史学家的财富，只是在对这些文献资料的评价上，分歧很大。
赫鲁晓夫回忆录对1961年8月13日行动之前的经过活动， 没有加以澄清。导致建造柏林墙的事件，赫鲁晓夫是这样写的：“乌布里希请求我们支援劳动力。当然，我们应当给予帮助，但只能是一些辅助工，我们自己也很缺少熟练工人。我说乌布里希同志：德国把战争强加给我国。苏联人民遭到血腥的大屠杀。我们取得了胜利。我国工人不能为你们做清扫厕所的工作。这不只是一种屈辱。这一建议将直接激怒我国人民。因此，我们不能这样做。您应该量力而行。乌布里希做了什么？他把门敞开着。如果他对自己的人民诉诸纪律或运用行政措施，德国人、特别是有高度技能的工人就要逃跑……我早就有确立某种控制的想法，关闭出口和通道……乌布里希从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别尔乌辛（Первухин）那儿知道我的计划后，喜笑颜开地说：‘我完全同意！这就是真正的援助！’我国领导讨论了行动计划，并一致通过了尽快予以实施的决定。与乌布里希商定，召开华沙条约所有缔约国代表的会议。只有共产党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参加。会上作简要的报告，并提出这样的行动策略：在某个时候，建立栏木和其他边界的标志物，军队开往这条边界，德国士兵在前面，开始进行控制，而在某个很远的地方，是我国军队的散兵线。大家选定8月13日。 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但我表示怀疑，我认为这个数字对我们是吉利的。”
这样，赫鲁晓夫就使自己摆脱了关闭柏林边界决定的首创者、设计师和主要辩护人的角色。事实上，这个决定还在莫斯科会议开始之前就已蕴酿。
赫鲁晓夫实际上说了什么？
在1961年8月3日至5日的莫斯科会议上， 赫鲁晓夫演说的大部分内容是回忆他与访问莫斯科的西方特使会见和会谈的情况。赫鲁晓夫在谈到与德国缔结和约的问题时说： “签订对德和约，帝国主义阵营不会获得任何利益，相反，甚至要失去所有的利益”。“和平条约将使这种分裂（即德国分裂）合法化”。“将把他们西方大国赶出西柏林”，——这是苏联领袖的原话。
赫鲁晓夫在演说中，是否参与了这一决策？直接的参与——没有。在任何场合，苏联领袖对哥穆尔卡（Гомулка）讨论和平问题的呼吁没有作出反应。但可以揭示赫鲁晓夫对波兰领袖发言的间接反应。“人们有时说，他们（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高”，——赫鲁晓夫在暗示哥穆尔卡的发言时说，并向他提出，但没有指责为“民族局限性”。赫鲁晓夫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甚至需要牺牲其他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来提高生活水平。“尤其是，柏林应当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因此，赫鲁晓夫甚至在关闭柏林边界的9天前还认为， 维持柏林现有地位以及两种社会制度在德国国土上竞赛是最佳方案。
然而，下列建议的提出，证明最佳方案并不是唯一的：“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可以关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
在赫鲁晓夫的演说中，曾暗示对柏林危机的发展，将实施强硬的方案。这个结论可从以下一些话中得出：“现在，我国军队将根据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的协定，采取某些措施”以及“坦克将部署在全部国境线上”。未必可以认为，这是因宣布缔结和平条约而要采取的措施。如果这个决定打算在1961年底作出，那么为什么在8 月就要把“坦克布置在全部国境线上”？
尽管参加会议的任何人都没有向赫鲁晓夫提出问题，但在几天后就获得了答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翻译埃别尔莱（Э.Эберлейн）回忆起，8月12日夜间、13日清晨， 位于柏林郊外的政府府邸情绪剧烈，他为柏林附近的公路上出现许多苏联军事技术人员而大吃一惊。
如何解释这种情况？赫鲁晓夫的意图，是维持原状，而不是关闭柏林的边界，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意图，而选择摆脱危机的强制手段，首先由哥穆尔卡提出，是否合乎逻辑？
同盟国不愿意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迫切的经济援助（指熟练工人——译者注），这在实质上注定要解决关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柏林的边界问题。然而，在华沙条约成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就准备缔结德国和平条约问题的会议的速记记录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决定公开讨论过，况且，会上也没有核准。赫鲁晓夫的助手之一特罗扬诺夫斯基（О.А.Трояновский）在回忆录中宣布：这个决定是秘密通过的，没有正式的记录。苏联外交官科尔尼延科（Г.М.Корниенко）认为准确的日期，是赫鲁晓夫于1961年 8月5日批准乌布里希关闭边界。也许是8月5日早晨，在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非正式会晤的过程中，讨论了这个决定。
用于作出决定的时间很少。哥穆尔卡说，“相应的措施”必须在“当天”通过。卡达尔则根据乌布里希的报告，称8月15 日为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运动”的开始之日，也就是说，这是最后的期限，在此前还可以控制流向西柏林的难民。显然，通过决定的时间，发生在这两个日子之间的8月15日，决不是偶然的。
但存在的问题是，苏联和华沙条约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机构怎样签署这个决定。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取得利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和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部档案的许可。
我们希望，我们公布的文献资料能引起专家的关注，并吸引他们参加到讨论中来，以弄清建造柏林墙的最终决定是何时和怎样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