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评议的局限性和改进之策
文/杨正瓴（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
同行评议，是指在论文发表、基金资助等学术活动中，由一个或更多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评价，来决定论文发表、基金资助等结果的活动。
当前，同行评议在维持和提高科技工作的质量和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程序保证作用。同行评议，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对科技劳动结果的价值确认、分配稀缺资源等方面的相对公正性和客观性。
1665年伦敦出版的《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最先使用同行评议。二战之后，特别是1970年代之后，同行评议才步入制度化、社会化的阶段。同行评议的历史，大体归纳在2016年《Nature》的“Peer review:Troubled from the start（同行评审：从一开始就遇到麻烦）”一文中。
与同行评议相关的另一个活动是历史检验。二者都是对科技成果价值的评价。差别在于：同行评议一般是少数人主观的、短时的评价，其时间范围常在天、月的尺度。历史检验通常是人类的客观实践，其时间范围常在月、年、十年、百年或更长的尺度。显然，只有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科技成果或劳动的真实价值。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同行评议的局限性，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1）2012年《Nature》的“Conform and be funded”。该文对本世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资助的项目研究表明，大多数NIH的项目评审人得到了NIH资助，却没有发表高引用论文。反之，大部分高引用论文并没有得到NIH资助。
通兵法，擅谋略，谢星对抗北方异族时，师华年担任军师职务，出谋划策。这一役之后，武功全废，归隐山林，颇受江湖众人敬仰。
二战之后，人类的科技增长进入相对平缓的时期，明显表现出重大创新减少但一般性创新活跃的特 征（Dong J、Li W、Cao Y等，2016）。能够基本上识别出良好科技成果的同行评议，在此条件下充分发出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引出一个问题：同行评议的制度化、社会化，和此时科技增长的平缓期出现，有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同行评议是否扼杀或阻碍了重大科技成果的出现？
（9）2019年《Nature》的“Large teams develop and small teams disrupt science and technology”。该文对1954—2014年间超过6,500万篇论文、专利和软件产品，以颠覆性指标（Disruption）作为科技成果的创新性量化指标，分析后发现：3人以下的小团队创新性明显比大团队高，即提出新的想法、发现新的机会；反之，大团队往往跟随在小团队后面进行后续的研究。进一步对2004至2014年发表的论文分析发现：小团队得到资助后，其论文的创新性变得和大团队类似。这可能是保守的资助评审过程（conservative review process）扼杀了小团队的创新性。
在更早些的1948年，著名物理学界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死后留下定理：“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不是通过说服其反对者让他们明白过来而实现的，而是由于其反对者最终死去，与此同时熟悉这个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
简单地说：同行评议是依靠旧知识来评价新知识，本身就具有误判的可能性。当代科技分工越来越细，还造成专家知识的主观性和有限性，进一步造成了同行评议局限性。
随着新一轮的教材的推广，笔者通过相关的调查发现，许多学生对预习提示使用的并不合理。笔者通过相应的调查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国外一些基于大数据的实证定量研究，大体上证实了上面的看法。一些代表性的研究结果有：
1962年1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
（2）2015年《PNAS》 的“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tific gatekeeping”。该文对1,008份顶级期刊的稿件评审意见分析后发现，同行评审能够识别出良好的研究论文，但一般不能识别出高创新性的稿件。高创新性稿件，往往被高影响因子期刊拒绝，之后发表在低影响因子期刊上。
为保障人类科技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充分利用同行评议的优点，竭尽全力避免同行评议的缺点。
（3）2016年《Management Science》的“Looking across and looking beyond the knowledge frontier: intellectual distance, novelt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cience”。该文用“知识距离（intellectual distance）”作为评审人和申请书之间的“同行”量化指标，对随机挑出的2,130对“评审人—申请书”（evaluator-proposal pairs）分析的结果表明：知识距离越近，评审人给申请书的评分越差；新颖性中等的申请书得分最高，高新颖性申请书的得分远低于没有新颖性的申请书得分。
课堂教学的容量并不是越大越好，过度填塞知识反而不利于“消化吸收”．一整节数学课如果都是教师在讲授，学生很容易觉得枯燥乏味，注意力不容易集中．适当留白，包括安排小组合作、探究性学习活动等，则可以调节教学的节奏，避免紧张、沉闷的课堂气氛，使教学节奏松弛有度，提高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4）2016年《PNAS》的“Peer review and competition in the Art Exhibition Game”。该文构造了一个由23,627评审者参加的the Art Exhibition Game试验。结果表明：同行之间的竞争，使得更多高质量的作品被故意拒绝。这个结果，有可能解释众多的突破性的科技成果只能在低影响力期刊发表。
（5）2016年《Nature》的“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consistently lower funding success”。该文以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Discovery Programme）2010—2014年间受理的18,476申请书为例，采用跨学科距离（interdisciplinary distance，IDD）作为“创新性”的量化指标，发现创新性越高，获得资助的概率越低。
（6）2017年《Nature》的“Blinkered by bibliometrics”。该文认为，大家嘴上都鼓励高创新的研究，而评审过程却是鼓励保守的、安全的研究。高创新性论文也倾向于发表在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上。
（7）2017年《Research Policy》 的“Bias against novelty in science: A cautionary tale for users of bibliometric indicators”。该文以2001年Web of Science收录的百万篇论文为例，以“组合新颖性”作为创新性的量化指标，分析后发现：在论文刊出的头三年里，高新颖性和其他论文的引用量差别不太明显。在刊出后的第15年，高新颖性论文在学科内和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会明显高于其他论文。主要结论：短期评价指标（如三年以内）阻碍了科技创新。
（8）2018年《Science》 在“Science of science”一文中，确认了上面第（3）（5）（7）项的发现。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脉络可见，试图打造在资源配置中统管一切的全能政府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全能政府模式是通过行政权的运用来达致经济决策与执行的高度统一，而不是考虑如何通过市场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此相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一种相对消极的权力模式对待新的经济发展形态，主动将管理权部分地让渡给社会民众，通过社会民众自发自为的管理替代强力约束。但是，如若一味地追求无为而过度推崇负面清单模式，也可能会产生混乱。
2014年丁肇中说，科学是多数服从少数，只有少数人把多数人的观念推翻以后，科学才能向前发展。因此，专家评审并不是绝对有用的。因为专家评审依靠现有的知识，而科学的进展是推翻现有的知识。
1978年华罗庚提出“早发表，晚评价。”“努力在我，评价在人。”强调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
简言之，同行评议的局限性在于：（1）是用旧知识来评价新知识，具有鼓励保守（而不是鼓励创新）的先天特性；（2）“评审—被评审”人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会限制评审意见的科学性和客观性；（3）评审的时间太短，评审专家只能依据“不全面”的信息进行主观的推断或猜测。
回顾一下人类的科技史，不难发现：人类科技史上的3个“奇迹年Annus mirabilis”，作为现代科学诞生年的1543年（维萨里的《人体构造》和哥白尼《天体运行论》）、1666年（牛顿）和1905年（爱因斯坦），科学巨人们所创造的科学奇迹，以及构成现代科技体系的大多数重大科技成果，都不是在同行评议下完成的。
“哦，祝贺你。”李静说完用哈哈打圆场。但殷桃曾经磨刀霍霍，特幸福地说，“对，我感觉这是独特美妙的时辰。”
在当前的互联网金融融资中，平台方面缩减对企业投资数额的主要原因为投资者对企业的综合实力和运行模式缺乏了解，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只能采用这种做法，所以在融资过程中，一个重要措施为提高中小企业的运行和发展的透明度。由于大数据技术有很强的数据收集能力，结合当前开发的其余互联网技术，能够让投资者对企业的运行情况和运营情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在大数据技术的具体应用中，应用方式包括以下方面：
上述实证研究提示我们，对高原创、高新颖的研究工作，弥补同行评议“守旧、不客观、短时”局限性的可能改进之策有以下几点。
（1）不使用通常的同行评议，或引入一定程度的“外行评议”。将市场经济中的“反垄断法”、司法中的“民众陪审团”制度进行某种改造，都可能形成新的评审机制，以期绕过同行专家“旧知识”的局限性，从而促进科技重大创新。
教育学家杜威说，学校首要责任是给孩子提供一个简化的环境，以排除社会环境中丑陋现象对儿童的影响。面对社会功利化的竞争环境，家庭和学校更应当正确引导孩子的竞争意识。儿童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健全，对于竞争概念的判断不清晰，所谓的竞争意识也是我们强加给孩子的，如果因为“比较”、因为“竞争”，他们心里容不下比自己强的伙伴，这算不算一种心理缺失？
美学属于哲学。从哲学、一般艺术学和书法学三者结合的高度上去研究书法，这是一个正途，尤其是对书法本质这样的本体性问题更应重视哲学化的问题。从创作技法、经验的探讨，在积累中升上去、玄上去，是非常关键的。马正平先生于1995年指出：“写作哲学是写作文化的核心。”“从思维学、心理学、表达学的角度，是不能最终探求写作的奥秘的。”［2］472
（2）采用公开性的数轮对话式评审。如各种开放同行评议机制。
（3）引入历史检验的某些特征来提高同行评议的性能。如2019年3月Richard N.Zare提出的“同行评议责任制 peerinformed review”（Richard N.Zare，2019）。
正是认识到同行评议体系的无效和不公平，荷兰、美国、英国近年都进行了“经费平均分配”之类的新尝试（张章，2017；李江，2017）。2011年《Nature》“Fund people not projects”一文里也建议了平均主义、随机资助、自动的影响指数、科学公民身份、业绩评估、宽松项目等研究经费分配的可能模式。
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科技评价方法。正确地认识同行评议正反两方面的特性，更加合理地使用同行评议，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杨正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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