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必须坚持的重要战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先富论文,西部论文,战略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东部沿海发展战略到西部大开发，我们遵循的是两项至关重要的战略思想，一项是区域推进战略思想，另一项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思想。这两项战略思想的统一，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47页。）邓小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理论支撑和政策支撑。我们认为，这一理论和政策支撑对西部大开发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西部大开发也必须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有重点、有步骤地加以推进，决不能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撒了“胡椒面”。
一、东部经验的启示
不少人以为，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是12个省市全面整体推进取得的。实际上，沿海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但各省市之间有先后的差别，各省市内部也实行的是重点带动一般、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
从东部全局来看，沿海发展战略走的是一条由点到线到面的道路。先从东南部的广东、福建两省建设特区开始，之后，开放沿海14个城市，到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开放浦东，才逐步扩大到全部东部省市。这种区域推进情况从一些数字对比中看得十分清楚：1979～1992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东南沿海的广东为13.26%，福建为11.56%，江苏为11.2%、浙江为12.55%，而北方沿海的辽宁、天津仅为8.12%和7.53%，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上海也仅为7.9%。直至浦东实行开发、开放政策之后，上海的经济增长才跃进至14.9%、14.3%这样空前的高速度。（注：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提供的资料计算。）天津增长达到10%多一点是近几年的事，辽宁至今还未达到两位数。
从东部各个省市区来看，也都是先从一个重点地区开始，逐步扩大到全省。广东省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珠江三角洲，福建省先发展漳（州）厦（门）泉（州）三角区，江苏首先发展苏锡常地区，浙江省先发展杭嘉湖和温州地区，山东省先发展胶东半岛地区。到1994年，由于实行重点推进的政策，仅占广东面积23%、人口31%的珠江三角洲，就创造了占全省70%的GDP，从而使广东有了开发东西两翼和山区的能力；由于集中力量发展苏锡常并带动苏中地区发展的结果，这几个地区创造了占全省79%的GDP，为长期落后的苏北地区的开发创造了重要条件；福建的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五市创造了全省72%的GDP，为开发闽西地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浙江、山东等省也是这种情况。现在这些省市的落后地区，如广东的粤东、粤西，在珠江三角洲的带动和支持下，已经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苏北、浙西、闽西、鲁西南，发展都很快。总结这些省市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珠江三角洲的先行开发，就没有今天广东在全国的领先局面；没有苏南地区的超前推进，就没有今天江苏在全国的地位；没有杭嘉湖和温州地区的率先发展，就没有今天增长速度居全国第一的浙江；没有胶东半岛的带动，就没有今天山东的飞跃；没有厦漳泉三角区的成长，就没有今天福建的非凡的进步。当然也有一些没有起到带动作用、相反发生不利作用的地方。如海口和北海曾作为海南和广西的重点地区加以开发，企图带动全省（区）的发展，但因为陷入了炒作房地产的泥潭，反而对全省（区）带来消极影响。
东部区域推进政策的实施，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第一，让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起来，有利于尽快增大全地区的经济总量，为其他地区的发展创造条件。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均衡发展和平均分配一直起着支配地位作用。在经济建设上，“撒胡椒面”的现象比比皆是，越是穷的地方越要“撒胡椒面”。结果把有限的财力、物力抛向汪洋大海，什么事也办不成。实行地区倾斜政策，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用于有条件较快发展的地方，给予政策扶持，让它先发展起来，表面上看是富了一方，实际上这一方富起来之后，不但带动了其他地区的发展，而且由此产生出来的经济效益和积累能力，比分散投入不知要大多少倍，对整个地区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起着巨大的支撑作用，使国家和地区有能力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第二，让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起来，可以造成经济落差，形成经济势能，带动发展较慢的地区前进。先让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起来，富裕起来，等于在有条件的湖上造了一个大坝，形成了拥有强大发电能力的落差和势能。这种落差就是经济落差，势能就是经济势能。水的落差和势能可以发电，经济的落差和势能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首先让东部沿海的地区发起起来，让一个省内条件较好的地区先发展起来，与内地和省内其他地区形成强劲的经济落差和势能，一方面可以促进一部分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积累和聚集起足以带动其他地区发展的经济实力和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种示范机制、激励机制和传导机制，通过资金、技术、产业、贸易的双向流动，推进内地和省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第三，让被封闭和沉淀的生产要素流动起来，流向发展条件较好和回报率较高的地区，使要素在流动中生财。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向沿海地区流动，高层次的“孔雀”向东南沿海飞去，西部人视为一种流失，不断大声疾呼；而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看，反而是一种使闲置的要素潜力得到发挥的积极行动。过去资本是不流动的，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资本按照客观规律向着利润高的地方流去，西资东流曾出现不可阻挡之势，西部的政府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而对东南沿海来说，却成为一支重要的创造财富的力量。现在又出现东资西进之势，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这种现象已成为西部求之不得、东部也很高兴的事情。因为资本是以增值为目的的，而要增值就必须流动。资本一流动起来，就能成为创造财富的源泉。
二、西部大开发也要实行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的战略
西部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平原丘陵甚少，崇山、峻岭、高原、荒漠占有很大比重，气候差异很大，人口分布极不平衡；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农产品、畜产品等自然资源甚为丰富，但尚未真正开发。经过建国50多年来的建设，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三线”建设，一大批现代工业、国防工业和科研院所，骨干交通和通讯网络，以及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拉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一批中心城市和新兴城市，也迅速建设和成长起来，但所创造的GDP，1998年仅占全国的14%，人均GDP仅为488美元，比全国平均低64%，比东部低1.34倍。这些数字说明，西部虽有所开发，但开发的程度仍然很低，我国贫困人口的80%仍然集中在这里。西部地区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和上游地带，是全国的生态屏障区域；有占全国80%以上的少数民族住在这里，是我国的民族聚居区；有绵延一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疆，是重要的国际交往和国防安全区。
在这些情况下进行西部大开发，特别是与东部对比下进行大开发，是全面推进好呢？还是从最贫困的地方开始好呢？或者是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先富裕开始好呢？这对西部各省市区来说，都是颇费思量的问题。
全面推进，作为理性思考，谁都会认为是正确的。但实际做起来，西部各省市区都希望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使本省有一个大的发展，每个省市区内的市地县也都在做同样的文章。即使确定了重点，执行起来也会引发种种矛盾，受到多数非重点地区、特别是困难地区的反对。西部普遍贫困，普遍贫困就会要求均衡发展、平均分配，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切实防止“一哄而起”、“全面开花”和“撒胡椒面”的现象发生。
从最贫困的地方开始，这是过去许多地方采取的做法。打富济贫更是常见的事。实际执行的结果，贫困地方没有发展起来，较发达的地方也被拖累得难以发展。西部贫困地方多，脱贫的任务重，是必须要重视的。但贫困地区一般都是边远山区和荒漠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困难，发展条件很差，对其他地区的发展很难起到带动作用。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把扶贫问题和带动全地区发展的问题分别开来。带动全地区发展的突破口，要选择在发展条件好的地方，集中财力、物力使其尽快成长，对周边地区发挥辐射和吸引作用。对贫困地区则应另辟途径、另筹资金给予扶持，决不能以后者代替前者。
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先富裕起来，是全国采取的战略，也是东部各省市区选择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不是也适用于西部大开发呢？有些人认为，邓小平的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理论是针对东西部关系来讲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西部大开发的根本目标是缩小东西之间的差距，而不应当在西部再区分什么先发展、后发展，再区别什么先富裕、后富裕。因为西部在总体上是不发达地区，是人民生活很不富裕的地区，在这样一个地区的开发上再区分先后，必然会进一步拉大东西之间的差距和西部内部的差距，因而是不可取的。我们认为，邓小平的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理论是非均衡发展论，是重点发展论，是适用于任何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西部总体上不发达、不富裕，这是事实；但在西部存在相对发达、相对富裕的地区也是事实；地区之间存在发展条件好与不好的差别也是事实。在西部大开发中，结合西部的实际，把有限的资金投向最能够带动区域发展的地区和产业上，在一定时间内，可能会拉大西部内部地区间的差距，但正如东部地区那样，西部的经济总量则会得到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增长了，后进地区的发展就会得到有力的经济支撑。
1.关于重点区域的选择
第一，把西部10个省市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重点应选在西部的两个前沿地带：一是西部与中东部接壤的前沿地带，具体来说，就是西北的陕西，西南的重庆和四川。二是西部与国际接壤的前沿地带，具体来说，就是与西亚诸国接壤，并通向欧洲、俄罗斯等国家的新疆；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接壤，并通向东南亚、南亚诸国的云南。
陕西、重庆和四川，是西部与全国接壤的前沿。1998年，人口占西部的53%，GDP占西部的55%，粮食产最占西部的56%，工业总产值占西部的58%。西部的机械、电子、航空、航天、核工业、冶金、电力、煤炭、化工、汽车、摩托车等工业，都集中在这里；这里也是全国水能、煤炭、天然气、钡、钛等资源储量最大的地区。西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部集中在这3个省市，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三省市还是西部的交通通讯枢纽，与中西部有便捷的陆空水路和通讯联系。这三省市也有大片落后地区，如陕北、川西、川北、渝东等，仍然有繁重的脱贫任务。让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各种资源富集、主要经济指标均占西部50%以上，并具有区位优势的西部前沿地区先发展、先富裕，从富民的角度讲，就解决了一半以上人口的富裕问题，对西部其地地区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对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将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新疆和云南是我国陆地边疆中与邻国接壤最多的省份，也是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物产丰富、物种繁多的省份。从连云港到新疆阿拉山口的欧亚大陆桥，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倡导拟建的新加坡到昆明的铁路，将把新疆和西亚、俄罗斯、欧洲，把云南和东南亚、南亚连接起来，形成中国通向欧亚大陆的陆上通道。在西部在大开发中，让这两个具有国际交往区位优势的省区先发展，先富裕，对于发展与邻国的经贸合作，加强睦邻友好关系，保障国防安全，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从发挥经济增长极的作用来考察，重点应放在各省市区的中心城市上。这些中心城市是中央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还有一些是新兴的中等城市。西部各省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这些中心城市而取得的。这些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学上称为经济增长极。增长极产生聚集效益，通过扩散效应带动相邻地区的发展。西部地域辽阔，城市化率很低，形成的增长极很少，增长极的强度差别也较大。在西部大开发，首先应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现有的增长极——中心城市上来，使其发展壮大，通过其辐射力和吸引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构造新的城市，提高城市化率，培育新的增长极。
第三，以增长极为核心，以其辐射范围为半径，构筑经济增长中心。现在全国有三个大的经济增长中心，即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增长中心；以广州、深圳为两极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中心；以天津、大连、青岛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增长中心。这三个经济增长中心，都是一个密集的城市群，而且是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构成的宝塔型的城市网络体系，并由密布的交通、通讯、商贸、信息、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网把城市群连接在一起，并覆盖了广大农村，形成强大的聚集效应和扩张能力。西部还没有这样的中心，但有条件培育出区域性经济增长中心。以成都为核心，包括绵阳、德阳、眉山、乐山等市在内的成都平原经济区，以重庆、成都为两极的成渝经济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区，都是城市和城镇密集区，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很好的发展前景，应重点加以培育。
2.关于重点产业的选择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从西部总体情况出发，国家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西部大开发的首位，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具体项目的选择上，必须把当前和长远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分别轻重缓急，有序上马，切不可一哄而上，造成不良后果。现在有些高速公路，建成后汽车流量很少，预期流量也少，亏损严重，而且把沿线农民隔之路外，损害了农民做路边生意的利益。有些地方盲目建设机场，可以预期的航班和客流量都很少，将会造成一通航就亏损的局面。据说这些项目都是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二，资源开发和发展加工工业问题。西部是我国自然资源的富集区，许多地方是尚未开采的处女地。但在资源开发上，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西部单纯进行资源开发、东进行加工制造的分工格局，把开发和加工结合起来。尽量把资源加工成成品、半成品，把资源加工附加值的部分和大部分留给西部。计划进行的“西气东输”工程，我们认为仍然是过去东西部分工的老办法。通过4200公里的管道把气输往东部作为民用和原料加工。西部得到的只是采气的部分税收，大部分税收和利润收归中央企业，加工收益全部留给了东部，西部还是处于“第三世界”的地位。这种做法应该改变。
第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采用实用技术的问题。从总体上看，西部的技术和产业水平都比东部落后许多。对大部分地区和人民群众来说，主要还是推广实用技术，淘汰落后技术，改变小生产和粗放式甚至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尽快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创造使用先进技术的基本条件。但不能忽视的是，西部许多中心城市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密集，有“三线”建设时期建立起来的高科技军事工业，特别是西安、成都、重庆、绵阳等城市都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能力。西部必须充分发挥这些城市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业，与东部并驾齐驱。东部地区已进入再创新优势的阶段，主要特征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西部特别是西安、重庆、成都等条件具备的地区，如果不能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上与东部同时前进，西部产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从而与东部的差距，必然会越来越大。
第四，西部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由于西部处于全国生态屏障的重要区位，国家首先赋予西部大开发以生态环境建设的任务。生态工程虽然会给西部带来环境效益和某些产业利益和企业利益，但从总体上看，是为全国做贡献的。如何处理生态环境建设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两者也是不矛盾的，关键在于合理的政策。一是要把生态环境工程建成富民工程，要注意产业化、企业化、市场化、科学化。宁夏把治沙作为产业来发展，种植中草药并实现企业化经营，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四川在退耕还林中利用公司制经营与发展林业产业相结合，预期也可获得较好的回报。这些做法都值得总结和推广。二是要有合理的补偿政策。生态环境建设无疑要牺牲一些当地群众的利益。为了使群众积极参加这项工程，国家不仅应该给予足够的补偿，而且要使群众在生态建设中不断增加收入。否则，很难持久。现在天然林禁伐政策、退耕还林还草政策，都不足以弥补给当地群众带来的损失，而且看不到预期收入的前景。不久前，云南对天然林禁伐地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返贫人口达数百万，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不在政策上加以解决，乱砍乱伐问题又会发生。
三、从一部分富裕走向共同富裕
西部大开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使西部人民富裕起来。大开发的基本政策是富民政策。如果没有人民的富裕，西部大开发就没有动力和基础，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大开发的定伟设想。我们提出西部大开发也要实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先富裕的政策，正是实现西部大开发富民目标的根本途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先富裕，并非不重视其他地区的发展和富裕。在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发展的同时，还要做好面上的工作。
第一，要在西部大开发中，打好扶贫攻坚战，稳定解决温饱问题。西部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0%，是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扶贫资金要大幅度地向西部倾斜，增加扶贫的投入力度。西部贫困人口的特点是高度分散，不少地方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因此，西部扶贫必然从实际出发，采取特殊的措施和政策。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区，要适当集中；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要有计划地实行移民开发。
第二，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西部地区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83%，高出全国平均13个百分点。西部人民的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富裕。因此，西部大开发中要特别重视农村、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西部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地区土地贫瘠、雨量稀少、耕作技术落后，农产品产量低、品质差，一些地方还处在原始耕作阶段，农民收入很低。为此，要从改善农业的自然条件和提高农业的耕作技术入手，提高农业收益，进而提高农民收入。一些东部、中部已经解决的问题，如土壤改良、水利灌溉、改进耕作技术、培育适合于西部特点的良种等问题，都应提上西部农业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要从西部各省市区的实际出发，发展西部的特色农业。如新疆的棉花、水果，云南的花卉、四川的药材等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第三，要提高西部地区人民享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及基本社会保障。在我国，西部居民特别是农民享有的水平很低；享有的水平低，人的文化、思想、科技、身体等素质就低，经济社会就难有良好的发展，而且代代循环，难以走出贫穷甚至愚昧落后的困境。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状况是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应当通过西部自身的发展来解决。我们只同意前一半的观点，不赞成后一半的结论。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是全社会都应享有的，让西部人民享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是全国人民的事情，不仅是西部的事情。因此，国家必须集中适当的财力、物力，提高西部人民的享有水平，发达地区也应在这些方面给予积极的扶持。
第四，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和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职工和农民的收入。在这方面国家要有政策扶持，一些全国统一实行的政策，在西部实施要有一定的弹性。
第五，国家和地方政策在西部增投资、上项目、出政策，都要使广大城乡居民得到更多的实惠。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地方建筑材料工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给予粮食、现金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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